鄒幸彤是大律師，卻與主流律師圈子格格不入。她平日仍習慣穿那些印有社運口號的簡單 T-shirt，書架、書檯被大部頭文件夾堆滿，她埋首在那，常常工作至凌晨，在公司會議室地板上舖好露營用的氣墊，裹一張毯子，就這樣睡到天明。
「我想堂堂正正咁做人。我想可以挺直腰板，講所有我想講嘅嘢、做所有我想做嘅事。但而家呢個社會就係，你做呢啲嘢，你要付代價。咁我想試，呢啲代價，真係付唔起咩？」
——鄒幸彤
「如果每個公眾活動佢都拉妳一次，擔唔擔心？」警署外，媒體長槍短炮，有記者問道。
「咁即管放馬過來咯。」鄒幸彤笑著回答。
這是 2021 年 6 月 5 日，鄒幸彤被扣留了 33 小時，剛從警署步出。拘捕的原因，是她早前在 Facebook 發貼文表示，自己將以個人身份在六四當晚進入維園，點燭悼念。
這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八十後青年，近月開始為港人所熟悉。普通人知道她是支聯會的副主席，在國安法下仍堅持悼念六四，卻未必了解她過去在中國大陸做維權工作有近十年，直到 2019 年再也無法踏足大陸。而這段經歷，讓她成為了一名行動者（activist）——她作為大律師為國安法被告辯護、在媒體前就政治案件發聲，作為支聯會副主席公開稱要進入維園悼念，這一切行動的背後，都是過往大陸維權工作的經驗，指引她做出與一般港人不同的判斷和行動策略，而非僅僅是一些網民留言的「送頭」。
這些判斷和行動背後，也有時勢。過去，除了一年一度的六四晚會，鄒幸彤很少站在幕前；如今，港區國安法實施近一年，香港公民社會數十年來生養出的社運領袖，相繼入獄、或被還押候審。浪潮推著每一個人重新尋找位置，鄒幸彤選擇「補位」，在社交媒體上、新聞鏡頭前，她決定寸土不讓。
她說，想要守住香港民主運動陣地的決心，來自所有在監獄裏的朋友，要為他們「守住檔口」，也來自於自己一直以來的原則：「我想揀一條路出來試下，係咪真係可以在極權下守護到自己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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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傻的想法」：為朋友做正確的事
儘管接受了眾多媒體訪問，要談論自己，鄒幸彤仍有點不好意思。她說自己不懂講故事，每回答一個問題，總是報以靦腆的笑容。
鄒幸彤出生在一個中產家庭，在童年、青少年的時代，她總是愛跑愛跳、愛周圍認識朋友，中學時參加定向越野的校隊，周遊列國比賽，母親說，她是一個「孩子王」。
這個後來高級程度會考（A-Level）獲得「5A」的尖子生，回憶起小時候，又不好意思地笑起來：「咁講好似好自大，但我覺得自細比較聰明⋯⋯」說的是自己在升小學之前，會用積木來自學乘數，「好鍾意研究呢啲嘢。」
在讀大學以前，鄒幸彤其實經歷了政權移交、2003 年七一大遊行，可能因為年紀還小、又顧著跑山跑海，這些本土社會事件，都沒有在她的政治思考裏留下太多烙印；反而，從小學開始母親帶幸彤去六四維園燭光晚會，「有人為理想顯出生命」，這喚起了她原始的正義感，成了她生命的原點之一。每次去完晚會，第二日返學時，那種傷心總是久久仍未散去。
直到上了大學，她才真正開始深入了解六四。在劍橋讀書，她選的是地球科學。頭一兩年，每逢那天，她就在自己的房間裏點蠟燭，看支聯會的晚會現場直播，一個人悼念六四。隔壁房間的學生聽到她房間傳出聲音，不明所以。
她開始瀏覽更多政治討論，又跑去認識不同團體，一齊舉辦講座、放映紀錄片。2003 年是中國的「維權元年」，公民社會正在生長，她希望自己可以善用「信息差」，將能夠從香港獲得的資源，展示給外面的人看，例如艾曉明的紀錄片。她甚至也做新疆、西藏的議題，找來在英國當地流亡的維吾爾人、藏族人辦活動。
她坦承，一開始就像當年不少港人一樣，有種優越感，「覺得呢件事我哋唔講，冇人識講，尤其應該講畀國內朋友聽。」後來，她有了更深刻的羈絆和思考。
因為參加不同的運動，她接觸很多流亡英國的民運人士。例如一位曾經的八九民運領袖，失去自己原有的生活，可到了英國他仍然堅持寫文章。還有一位維吾爾醫生，因為站出來指出核試輻射的問題，再也不能回到家鄉，維吾爾醫生曾告訴鄒幸彤，他很想念家人，可是媽媽、子女不理解他，政府又把他講成恐怖份子。
「因為那些事，成個人生改變。⋯⋯過到英國，人生地不熟，有人做地盤工，成世人的軌道改變了，有的人真的毀了、頹了，有些仍在努力，想繼續貢獻個運動。」鄒幸彤說，成為朋友後，她很想幫手「做點事」。
她再三說起那位流亡的八九民運人士，「不知怎說，感覺他背起了自己死難的同學，繼續向前走。」即使在英國影響力很小，那位朋友仍然「死砌爛砌」，這份韌性和堅持，在鄒幸彤心裏紮了根。
「或者事情根本不是以效果來看，而是覺得件事是對的，要做的，就做咯。」她說，「那種很傻的想法，都幾影響我。」
她模糊感受到，自己想做民主運動、民族關係相關的事情，但完全不知如何可成為謀生的職業。猶豫之際，她升讀博士，卻一心撲在中國人權的議題上。
2008 年，由於汶川地震，中國政府停掉了鄒幸彤參與的一個科研項目，那是需要在青海、西藏的高原上收集數據的研究。她曾在拉薩見識過荷槍實彈的警隊，又曾在藏族的餐廳被老闆拉去參觀他們家懸掛的達賴喇嘛像，這一切教她對中國的民族關係有更親身的感受，卻在政府一聲令下，窗口就此關上。
「搞什麼科研呢，你搞不掂人的制度，你都唔駛搞呢啲嘢。」抱著這種覺悟，2010 年，她中止了自己的博士之路，僅拿著 MPhil 的學位回港。
她說這像跳下崖底，「不知有沒有出路，但跳了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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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工議題打滾，做一個「左膠」和謙卑的人
2010 年，她回港到支聯會「打雜」。擺街站、搬搬抬抬，什麼都做，還幫他們寫了一個英文網站。她很想可以到大陸生活，深入參與人權工作。幸運地，一個在支聯會認識的朋友介紹了工作給她，到內地 NGO「中國勞動透視」，做勞工維權運動。
從那年開始，她在國內到處跑，上去一段時間，又返港一段時間，如此反覆。近至深圳、惠州、廣州、佛山，遠至重慶、雄安，都留下她的足跡。
她做很多工傷、職業病賠償案件，機構內不少同事都是工友出身，包括一些像她一樣來自香港的人。那麼，工作是教工友們如何索償嗎？鄒幸彤笑著認真糾正，「我哋從來不說『教』他們做什麼，而是 facilitate 他們去做想做的事。」
他們幫需要索償的工友搭建平台、獲取各方資源，例如媒體、律師，「但那個動力要來自於他們。做嘢的是我們，會出來講嘢的是工友。」她說，工作最大的主題是 empowerment（賦權）。
在她經歷的中國大陸維權模式裏，她發現，即使需要打官司，但主導權從來不在律師，反而是維權機構和工友告訴律師，事情應該怎做。也就是說，在一開始，內地律師未有打勞工案的經驗，「似乎是我們在 train 律師做勞工案。」
全職投身「中國勞工透視」的 5 年，奠定了她「左膠」的價值觀，但她覺得更重要是，自己從中學會了「謙卑」。
她認為不是自己在幫工友，而是工友們在幫她。機構有個工作多年的前輩，是香港人，工友出身，哥哥因工傷不幸離世，他從此做了一世的勞工維權工作。他讀書不多，但經驗令鄒幸彤覺得望塵莫及，總是想出很多妙計。還有其他大陸的工友，教曉她如何寫文件、程序怎麼摸索，「維權那種巧妙的位置在哪，有些生活經驗的東西，是你讀多少書都學唔到。」她讚嘆。
她一直同時走兩條路線：在大陸做勞工維權，在香港幫支聯會做關注政治良心犯工作。2015 年，感受到內地打壓公民社會力度越發強勁，她知道，兩條路無法同時行下去，必須有所取捨。
那時候，她已經同時在香港讀完了三年法律、一年法學專業證書，那本是為了更好地分析大陸法律環境出現的問題而讀的，卻也同時讓她獲得了一個自由身位的可能性：做大律師，不再被機構綑綁，可以自由來往中港兩地，同時做勞工和支聯會工作。
於是，她決定回港做大律師，申請了張耀良做她的師父。張耀良是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員，如今還是 47 人案戴耀廷的辯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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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與梁天琦辯論，到與本土派合作
談起律師圈子那種摸著紅酒杯高談闊論的「上流社會」生活，鄒幸彤說自己是「格格不入」。她平日仍習慣穿那些印有社運口號的簡單 T-shirt，書架、書檯被大部頭文件夾堆滿，她埋首在那，常常工作至凌晨，在公司會議室地板上舖好露營用的氣墊，裹一張毯子，就這樣睡到天明。
交往數年，她的男友、中國維權人士野渡說，和鄒幸彤通電話時，她都在公司加班。「我知道佢啲案不少都是人權方面，好多時報酬相當微薄，甚至連報酬都冇，但佢都會好搏命去做。所以佢成日都好好攰好唔夠瞓。」
鄒幸彤同時繼續參與支聯會工作，當上常委、副主席。在她回港的 2015 年，正值雨傘運動結束、本土派崛起的年代，支聯會備受批評，不少年輕人不屑支聯會「大中華膠」的身份定位，以及每年六四燭光晚會的「行禮如儀」。
鄒幸彤那時最關注的，卻並非這些與身份認同有關的批評，而是支聯會有否切實支援到中國內地的民主運動，同時能否把內地的經驗帶回香港。
「六四不止停留在八九年，⋯⋯這是一個活的運動。」鄒幸彤希望為支聯會帶來更多內地連結，真正接壤中國公民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
她又嘗試讓香港社會更多了解中國的維權事件，例如發起「傘步者」行動，把內地支持傘運而遭受壓迫的人士印在明信片上，到六四晚會派發給市民；又如與流動共學合辦活動，分享新釀六四啤酒，聲援成都的陳兵等人因製作「銘記八酒六四」白酒被控尋釁滋事。
不過，這些行動獲得的關注，似乎都比不上年輕人對支聯會的批評風潮，也追不上本土思潮下，年輕人希望與中國切割的想法。
2016 年 5 月，鄒幸彤應自由亞洲電台邀請，與本土派領袖梁天琦做了一場網上對談。鄒幸彤說，他們最大的分歧，就是關於身份政治的問題。梁天琦在對談裏表示，國族身份的建立，對建國是很重要的一環。
直到今日，鄒幸彤仍反對用身份政治推動社會運動。
「用身份來推動運動的方式，是危險的。你基於的不是普世對人類的原則，而是你我他的劃分，而這些劃分其實可能好隨機，沒有必然的原則：為什麼我是香港人？咁啱我喺度出世。」
她感覺，多年在中國大陸做人權工作，令她更明白，身份政治，正是中共統治所使用的工具。
「佢用呢種民族身分，分化漢人、維吾爾人，香港人、台灣人。你自己族群咁做，當權者就落得清閒，族群之間打餐死。我覺得用這種方式推動運動，有少少中了它的圈套。」
她與本土派維持著這種原則性的分歧。2020 年八月底，當 12 個香港青年在海上被中國海警截獲、送回深圳羈押，一場兵分兩路的營救行動開始了：內地人權律師接下這案件，從各地飛到深圳，要求會見當事人，而香港的社運人士組織當事人的家屬向媒體發聲，造成輿論壓力。這當中，鄒幸彤是一個連結兩地的關鍵點。
在 12 港人的營救行動裏，鄒幸彤發現，由於本土派政治人物鄒家成的參與，本土派第一次真正接觸到做內地維權議題的大陸人，尤其是大陸人權律師。
鄒家成不止一次在 Facebook 公開發文，感謝中國人權律師，並呼籲香港人關注這個群體所受到的打壓。一些本土派青年領袖也意識到，中國的人權律師，可以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同伴。
「終於做到我多年想做的事！」鄒幸彤不無興奮，「我哋不斷做咁多行動，都是希望大家從一個『人』的角度去理解他們（內地做人權議題人士）。」
「因為政權的打壓，反而連結咗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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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地經驗判斷今日香港：主戰場不在法庭，而在公眾
12 港人案裏，內地人權律師的行動，也給了鄒幸彤更多啟發。
儘管在過去，透過一些與社運有關的案件，她早已開始思考香港司法制度在不民主的社會所存在的問題；但港區國安法實施，尤其去到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她成了鄒家成的辯護律師，她確認，香港的法庭已經被政權用作政治打壓的工具。
在目睹馬拉松式連續四日的保釋申請聆訊之後，鄒幸彤感到很大壓力，認為自己負有責任，向社會、法律界指出，這個案件已不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
「國安法本身是一套有問題的規則。香港的問題在於，我哋仲當呢啲 case 是一個正常的法律案件來處理。去到一個位，你要改一改 mind set。」
以 12 港人案為例，代表其中一名港人的內地人權律師盧思位，在奔赴深圳鹽田收押所被拒見當事人之後，他多次撰文指出司法程序不公，在香港多家媒體發表。鄒幸彤說，這其實是一種策略，人權律師公開發聲，讓當事人的處境被社會看見，造成輿論壓力。
「盧思位的做法，走完正規程序，（向當局）寫完所有申訴、投訴，但寫的內容不是重點，他在外面講的內容、如何向公眾解釋，才是重點。主戰場不在法庭，而在公眾。」
她解釋，內地人權律師會與公民社會合作，利用記者、公眾壓力，做 campaign。「有些事律師知道可以講，有些事則由其他人去講，背後的溝通好重要。」
在香港的法律界傳統，因為專業操守，接手案件後，司法程序在進行，律師不會受訪、向外界發表評論。
然而，在國安法案件裏，「如果你用一個好 narrow 的專業操守，只對客人負責，不對公眾利益負責，那你的選擇就會是不出聲。但如果你考慮公共影響，明白不讓當事人見律師是一種 trend，給壓力律師也是一種 trend，那這種事是否要曝光出來，才有解決的辦法？你身處那個位置，你有冇責任行動？」
她肉緊香港人未有覺悟：「內地律師知道一些案件不會有公正判決，他用其他方法。但我哋而家，當事人不講，家屬不講，互相不溝通，又不當一個 campaign 去做，大家仍然兜去法律技術上。」
國安法提高保釋門檻、律政司可撤銷陪審團、法官由特首指定，「現在的問題是，政權把法庭當戰場，而你不去應戰。」
為鄒家成在 47 人案申請保釋時，鄒幸彤在法庭上發表了一番與眾不同、討論法律與政治的陳詞。她指出，案件的結果，可能消滅香港所有政治反對派的聲音，又說法治的核心，是用法律限制權力的濫用，而非協助權力侵害民主價值。
「法庭被動放在風口浪尖的位置，但法庭在作出決定時，要考慮對香港人權法治的影響。」
這番陳詞後，鄒幸彤感受到來自業內的壓力，甚於在支聯會發表演說。
「我呢種觀點係好少數，同我背景有關，肯定不是主流。這種方法，甚至可能是要被前輩罵死的，哈哈。」她笑了起來。
庭外，她又成了少數接受媒體訪問的國安法案件代表律師。
「評論一些正在進行的案件，是大忌，評論你自己有份處理的案件，更加是大忌。在法庭講政治，又是另一個大忌，咁我做晒⋯⋯」
對她而言，做 activist 的身份，是先於法律人。「必要時，律師呢個身份是可以拋棄，但 activist 的身份是我成世人的身份。Activist 不是職業，是 life mission：想要 make a change。」
* * *
被鎖起的維園：別恐懼，活在真實裏
鄒幸彤的心在大陸維權工作。計畫順利的話，她本來想更加退居幕後，更自由往返兩地，甚至在大陸長住，也可與男友野渡團聚。
可是，2019 年初，她過關被攔截，從此無法再回大陸。此後，反修例運動爆發、國安法通過，香港公民社會一沉百踩，隨著支聯會李卓人、何俊仁等人相繼入獄，鄒幸彤前面沒人了，她決心補上。
她開始以支聯會副主席身份接受無窮無盡的訪問，總有前輩勸說她要保護自己，到最後，她只是默默按掉一些來電。
她收穫了一個戰友，名叫陳皓桓，是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人。國安法實施後，團體紛紛退出民陣，原本的召集人岑子杰有案在身被還押，陳皓桓接任，被媒體稱為「一人秘書處」。
鄒幸彤從這個九十後的年輕人身上，感受到一種氣味相投：
「有少少同病相憐，即個個都唔肯去，但覺得唔可以放棄、一走了之，要死頂住。一方面好無奈，一方面又是自己選擇的戇鳩位置，預咗拋個身出去，那種不管不顧的感受。」
她無法放棄支聯會，因為這個組織是為數不多關注中國民運的香港組織，累積了三十多年的人脈、資源、聲譽，在追求兩地民主的鄒幸彤眼中，這是要保護的陣地。
在陳皓桓因 2020 年十一遊行案上庭之前，鄒幸彤常與他和一些朋友約飲酒，想在最後的自由時光裏，留下快樂回憶。陳皓桓好幾次對鄒幸彤說，自己想不認罪，以此延長審訊時間，拖到六四，陪她一齊到維園悼念。
在陳皓桓上庭前某天，他們又約了在朋友家唱 K。他們二人合唱了《國際歌》，討論一番此歌對彼此的重要性，惹得身邊朋友們大笑。酒酣耳熱，鄒幸彤說起自己的六四計畫，彼時已有風聲，警方不會批准支聯會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
「咁遮無人陪你去維園？唔得，我一定要去。」陳皓桓再次說，他想不認罪。
鄒幸彤當然再次反對，她告訴陳皓桓，六四不是他的責任，不要因此而失去了認罪扣減刑期。「我叫他不要傻。」鄒幸彤哭了起來。
「一方面你唔想他這樣，一方面你又好明白他的心情。」
5 月 18 日，陳皓桓保釋被拒，即時還押。從法院走到添美道，看著雨傘、反修例運動曾人頭湧湧的街，如今水馬圍得嚴實，孤單感襲上心頭，鄒幸彤掉了眼淚。
為了獄中好友，也為了自己多年來的信念，她不想退讓。儘管支聯會表明六四不會到維園，5 月 29 日，鄒幸彤在 Facebook 發貼文，宣布自己將以個人身份，「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點起燭光。」
6 月 4 日清晨七時許，鄒幸彤剛走出辦公樓不久，四名便衣上前，拘捕了她。帶上車後，便衣才告訴她，是用《公安條例》作出拘捕，附上的證據，正是她的那篇 Facebook 貼文。
這天她最終無法到維園了。在她被扣留期間，維園也被警方鎖成了鐵籠。然而，數以千計的市民湧到維園外圍、湧到銅鑼灣旺角各處的大街小巷，打開電話燈或點燃燭光，流水式行走，如此悼念六四。
從警署出來後，鄒幸彤感覺，「大家拿著燭光上街，這種抗爭意志，才是真正傳承了八九民運的精神。」
在她看來，這一天，六四與香港本土民主運動，再次展現出雙向的關係：香港運動保護了六四的記憶，而六四的精神，也滋養了香港的運動。
她總愛用《六國論》「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來說明委屈並不能求存的道理。她仍會繼續寫文章，該發聲的時候就直言。她希望幫助香港人克服恐懼，因此「攞自己出來試下，係咪真係可以喺香港搵返力量出來。」
「我希望傳達到，面對強權，不是只有退讓這種方法，而是可以不卑不亢，去堅守自己的陣地。不是有權力就大晒，人性的尊嚴的價值，是可以強過這些強權。就算你被困入監獄，你都可以保留這些東西，而這些東西才是一個社會運動裏真正的力量。」
她說，雖然很老套，但自己想「活在真實裏」。
「我想堂堂正正咁做人。我想可以挺直腰板，講所有我想講嘅嘢、做所有我想做嘅事。但而家呢個社會就是，你做呢啲嘢，你要付代價。咁我想試咯，呢啲代價，真係付唔起咩？」
「我想揀一條路出來試下，係咪真係可以在極權下守護到自己的尊嚴。」
在劍橋的歲月，她崇拜哈維爾，有劇團四處表演哈維爾寫的劇，她便追著去。2011 年，哈維爾逝世，鄒幸彤很難過，第一個跑到捷克駐港總領事館獻花，職員拿出簽名簿給她簽名。後來，在她名字後面，第二個簽名的，是野渡。那時他們還未熟絡。
究底，對她而言，這一切信念和行動，或許源於小時候的六四晚會，激發天性，貫穿年月：「好原始、簡單，見到不公義的事，你想改變。」
文 / 楊子琪
攝 / Nasha Chan, Fred Cheung
——立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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