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陶斯亮（流年岁月）顯然沒意識到，她這枝「禿筆」「無足輕重」地留下一篇「極權主義話語」佳作，諸如國慶夜、梟雄、天安門城樓、十分威風、緊張的透不過起來等等，烘托出罕見的「奇理斯瑪」氛圍，甚至還「意外」的釀出一樁陰謀，令她的「邱叔叔」身陷死獄（林彪死黨），要她等五十五年後才有澄清的機會，「終脫黑鍋」，這大概在「红色贵族」圈子裡也不多見。她寫的是1966年的事情，不久這個梟雄就躲到「西方的一個山洞」裡，去籌劃文化大革命了，我有機緣去過這個山洞。】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跟夏駿再次合作，給中央電視臺製作《河殤》續集《五四》，在春雪江南之際，依次拜謁安慶陳獨秀墓、績溪胡適故居、紹興蔡元培故居，然後驅車西行去湖南。我們要拍攝「五四」巨靈、革命梟雄的遺址。南昌五十天寫毛澤東，可謂閱盡當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歲月，也似乎見識了最高端那個殘酷政治的「廬山真面目」，而這一切，都來自「五四」。
王魯湘從北京趕到長沙來會我們，再一同去湘潭。途中，我們特意繞道去寧鄉劉少奇的故鄉花明樓，那裡剛剛落成一座他的紀念館。那紀念館規模之大、裝潢之華麗，令我們吃驚，自然那是當地政府刻意要做的對他冤屈的一種補償，但我想若非文革，以劉少奇的謹慎，他絕不允許家鄉這麼幹的。相比之下，紀念館近旁，他的故居如劫後餘灰，保持了舊時的簡樸淨潔。據說，為劉少奇平反那天晚上，花明樓鄉親們在這故居前，舉行了二十年來第一次聚會，如醉如狂。
1989年春，我為《文匯》月刊寫的第二篇電視札記〈世紀末回眸〉，敘述了這次韶山之行（該作刊登在1989年5月號，我還是封面人物，但過一個月就是大屠殺，那張封面照片幾近我的通緝令照片了）：
『甯鄉緊挨韶山，僅一山之隔。趕到韶山已近傍晚，夏駿執意要拍落日，魯湘指點趕快攀上東山。待大夥兒氣喘噓噓登到山頂亭子時，太陽已經沉落到韶峰背後。惋惜之餘，大夥兒忽然發現，高峻的韶峰在西邊，韶山沖是根本不可能拍到日出的；過去電影、照片裡常見的「韶山日出」，其實都是日落！……
忽見一塊岩石上鐫刻著一首詩：
從來仙境稱韶峰，筆削三山折天空；
天下靈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龍。
魯湘用張紙片抄下這幾句時說：「韶山果然不同尋常，看來，早就有人相信它藏龍臥虎。」他從小在湖南長大，曾兩次來此「朝山」，對如今韶山的冷清，頗為感慨。我也談到，韶山給人的感覺，同花明樓有一股說不出的差異。魯湘笑了：
「你看對面的韶峰，兀然聳起，有多俊秀。上屋場毛澤東的故居，正背靠這座山峰，面朝山沖出口，這在堪輿學上是典型的『蛟龍出水』。你再看故居前面那兩個池塘，恰好是龍的兩顆眼珠。毛澤東好看風水。他出生的地方確也有古人所謂的帝王之氣，同花明樓的一馬平川完全不同。」
這番話贏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年去韶山，真不虛此行：我們竟打聽出一個神秘的去處。
『上屋場故居西邊的山巒中，有一滴水洞，即毛澤東1966年夏天從武昌給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說的那個「西方的一個山洞」。那是毛澤東在韶山的一座行宮。從韶山這邊去要繞好幾個道，然後走上一條極不引人注意的土路，七拐八拐，在一條山沖的盡頭掩藏著這座極為豪華的別墅。過去這個地方是連韶山的鄉親們都渾然不知的。
滴水洞又名龍虎山。緊靠岩壁的一溜建築物同廬山廬林一號別墅風格相似，都有寬大的迴廊，明亮的大窗戶。主人的房間有六大間，分別按會客室、辦公室、臥室佈置成完全相同的兩套，不知是何緣故。辦公室裡照例配備著毛澤東喜歡的寬大躺椅。……——〈世紀末回眸〉』
這個「山洞」，或可說是掀起「文革」妖風的那個巢穴，前文引高華考證毛澤東文革前夕「失蹤九個月」，即一度在此洞中籌畫文革。此洞的來由，據說是1959年6月毛澤東第一次回到韶山，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毛吩咐周小舟為他在家鄉「修幾間茅屋」。但周小舟未及施工，便在廬山會議上遭殃。第二年，接任的張平化於大饑荒歲月中抽調專人專款，集中施工，稱為「二O三工程」，把滴水洞圍成禁區。後來毛又授意增添防原子彈設施，按防八級地震建造。其後又調來部隊，在別墅後面修建了長100米的防空洞。洞的一側有防震室、指揮室等軍事設施。滴水洞的造價是天文數字，而毛一共只住過十一天。1989年我們參觀這個滴水洞時，還有一個小發現，我也寫在〈世紀末回眸〉裡：
『在那滴水洞我還看到這樣一首帶有奇里斯瑪時代痕跡的留言詩：
韶樂已停尚有村，
群林始染弔英魂；
巍然勳業兼文采，
功過千秋有定論。
1989年中國尚在「毛神話」餘暉中，我甚至不便直接寫出此詩出自誰人。如今經過二十多年，回頭去查採訪筆記，原來落款是胡繩 ，日期為1983年11月14日。這是有針對性的，因為鄧小平1981年搞了一個《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定性文革為「內亂」、毛澤東犯有「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的錯誤。
我的筆記裡還錄了另外幾則「留言」，如薄一波、熊復等，皆口號型的，略去；倒是鄧力群留的八個字，簡潔而情感難抑：
音容宛在，偉業永存
這才是一群原湯原味的「毛派」。
『我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裡看到本世紀初，楊昌濟 在日記中對青年毛澤東的一則描繪：
「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於致富，富則往湘鄉買田。風俗純樸，煙賭甚希，渠之父亦先務農，現業轉販……外家為湘鄉人，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那時，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從楊昌濟學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極巧，此書恰是蔡元培從德國翻譯過來的），曾在書上做了一萬兩千多字的批語，可見，此書對他影響之大。——〈世紀末回眸〉』
在毛澤東那一萬兩千多字的批語中，有莫名而癲狂的一句，近來常被人引用：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這原不過是毛澤東懷才不遇的一句牢騷，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遠的清末廣西僻壤那位洪秀全，如出一轍；但我在這裡，引它來做一新解：新中國最高權力者，卻是一個最卑劣者。此意即為「光棍式人物」（余英時語）竊得神器，則天下塗炭。「高」「卑」二字皆涵蓋也。
——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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