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历史上最恶劣的极权国家
长期以来，由于身负二战的历史罪责，日本在对中国的外交上卑躬屈膝，在西方盟国中是最软弱的一个环节。即便在中国武汉肺炎病毒肆虐世界、日本亦深受其害的当下，日本媒体也普遍对中国忍气吞声，对习近平政权日渐纳粹化和中国人权状况倒退到文革之后最低点的事实保持沉默。宫崎正弘是极少数敢于在中国议题上说真话的日本评论家，他在《新冠后，中国与世界的最终战争》一书中对中国发出了最尖锐和最深刻的批判，堪称暮鼓晨钟，值得亚洲各国乃至欧美国家重视。
邓小平伪装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在对中国外交上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将中国当做"正常国家"来看待。其实，中国比俄罗斯、北韩、叙利亚、古巴、缅甸等西方深恶痛绝的独裁国家更加"不正常"。宫崎正弘指出，美国自尼克松执政以来，其外交的基本思维，是发展和维持基辛格式的秩序，政治目标在维持现状。这种似是而非的"均势理论"，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开始崩解。中国经过四十年的"韬光养晦"，终于"野蛮崛起"，不仅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而且企图取而代之。亚洲和中东的乱局，中国都是重要源头，用宫崎正弘的话来说就是："从亚洲、中东到非洲各国，并不存在西方国家所描绘的'秩序'，中国是混沌的支配者，它可能在政治、军事上带来激烈的'地壳变动'。"
若中国不是"正常国家"，它究竟是怎样的国家呢？宫崎正弘引用已故捷克异议人士和前总统哈维尔的话说，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哈维尔晚年积极推动刘晓波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抱病冒着满天风雪，赴中国驻捷克使馆递交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呼吁书，却被中国使馆上演空城计，粗鲁地拒之于门外。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对极权主义的定义，宛如为今天的中国量身定做："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劳工阶级在劳工当家的名目下被奴役；把丧失个人地位，说成是人类的最终解放；剥夺人民取得新闻的管道，却成为保障人民的新闻自由。……掌权者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他们捏造统计资料，利用无孔不入又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佯装不迫害任何人，假装什么都不怕。"
尼克松晚年哀叹其对华政策制造了"科学怪人"，作为尼克松"大脑"的基辛格却仍然"廉颇老矣，还能加餐"，继续在中国发大财。美国前驻台代表司徒文(William Stanton)撰文评论基辛格等人，细数从基辛格以下的美国高官，退休后开设顾问公司，牵线中国关系，生意兴隆数十年，于今不绝。基辛格作为跨国政商关系祖师爷的地位历久不衰。直到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强有力的中国政策领导下，美国才逐渐摆脱"基辛格主义"的束缚。
台湾学者吴介民分析说，基辛格等人不是不了解中国的真相，而是刻意忽视。原因有三：首先，基辛格这样的"全球战略家"只在乎中国在国际体系权力均衡中的位置，而不管中国国内政治情况。第二，他们不在乎中国的内政与人权状况，也不管中共政权对少数民族、对香港、对台湾的压迫。第三，基辛格这类人为中共的国家暴力行为辩护，多少采取了中国立场的视角，把中国的行为合理化。
台湾学者陈弱水也指出，养虎为患的大都是所谓的"中国通"。基辛格的长期副手、基辛格顾问公司前副主席芮效俭（Stapleton Roy）就是此类"中国通"之一。芮效俭至今还回护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香港和新疆的作为。芮效俭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国务院没有了解中国的人。基辛格和芮效俭由于在中国的利益太大，便多少采取中国立场的视角——反之，不站在中国的立场，就变成"不了解中国"。但他们真的"了解中国"吗？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没有进步，只有退步
宫崎正弘在书中对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史做了新的梳理和思考——为什么西方文明社会一直觉得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个想法是出于对中国的误读。那么，西方为何会误读中国？宫崎正弘认为，当年美国罗斯福政府的亲中反日政策是错误的，该政策诱发了太平洋战争。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美国媒体和传教士，对中国抱有一厢情愿的同情和好感。比如，美国作家、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在其代表作《大地》中，将中国农民塑造成美善的儒家道德伦理的化身，将中国农村描述成虽贫瘠却优美淳朴的桃花源，此类著作严重误导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
与此同时，那些揭露中国真相的报道和著述却被打压和消音。宫崎正弘特别介绍了美国外交官拉尔夫·汤森在二战前撰写的《坠入黑暗之路：揭露中国之实》一书。该书有专门的章节记载抗战前夕福州霍乱肆虐的状况，作者亲眼看到有个像是挑夫模样的人，突然痛苦挣扎倒地，如果不是他的朋友在旁边，他就会死在路上。当地家家户户都有人死去，举行丧葬的队伍络绎不绝，挖掘坟墓的人忙不过来。但上海的报纸却报道说死者并不多。在处理疫情时，中国政府官员的冷漠和残酷程度让人无法忽视。此种情形，不正在二零二零年的中国武汉再度重演了吗？
霍乱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是因为中国的卫生状况极差。汤森写道，中国人在家中养猪，所以住家等于养猪场。他们毫不在意动物进出住家，弄脏家中。家中挖个洞就是垃圾集中处，那里混杂了家畜的排泄物，跟不知从哪里流过来的不明污泥等，十分脏乱。他们基本上不会主动清扫，四周充满恶臭，难以呼吸。他看到，满身肮脏的猪进到当地人家中，一边赶着苍蝇，一边找东西吃。他的结论是："中国人的住家环境跟街道，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肮脏。"
然而，讲出事实的汤森，却被罗斯福政府免职进而遭到监禁。但是，最终中国并没有领美国的情，反倒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改造成反美基地，在韩半岛与美国展开血战。近四十年来，中国得益于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全球化体系，却将美国视为最大的敌人，处心积虑要将美国拉下马。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看上去光辉灿烂，包括高铁、共享单车、网购、移动支付在内的所谓"新四大发明"傲视全球。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一直努力推行的"新农村"政策，将农民迁入高楼，农家有了抽水马桶，人与猪不再同室而居，似乎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善。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现代化并不能掩饰中国政府草菅人命、九成以上"低端人口"草间求活的真相。如果用中国外长王毅的话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好不好，要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那么，真相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比猪更幸福。数年前，中国的新闻网站网易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在一万一千两百七十一份答卷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回答说："下辈子不愿意再当中国人！"更有人直率地回答："即使变成猪，也不想再成为中国人。"网易对此结果大惊失色，受到中宣部的警告，赶紧停止相关后续报道。不过，这些说真话的中国人，倒是应了我的一本书的书名——《今生不做中国人》。
亡羊补牢：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宫崎正弘发现，中国在武汉肺炎病毒造成全球危机这一事件中的表现，与在中国常常发生的一幕场景相似：在中国，小偷在逃跑时，会大叫："有小偷！"然后自己也装作在帮忙追小偷。这就是所谓的"做贼的喊捉贼"，藉此将犯行转嫁到他人身上，自己则伺机逃跑。中国明明是世界的麻烦和祸害，却装扮成世界的救星，以质量低劣的口罩和疫苗来要挟、收买其他国家，毫无国格可言。宫崎正弘批评说："厚颜无耻的中国，可以说是笑里藏刀。中国表示'全世界应该感谢中国迅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做法就是一个典型的'趁火打劫'，就像强盗出售偷来的物品给受害者一样。经过这次疫情，世界又再一次体认到中国人的拿手绝活——趁乱贩卖假货。"
预防武汉肺炎病毒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保持社交距离，宫崎正弘受此启发，提出世界各国都要跟中国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其实也就是我在《大脱钩》一书中指出的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与中国脱钩，将中国打回铁幕后面，让中国现出妖怪的原型。
那么，从现在起与中国保持社交距离，还来得及吗？宫崎正弘认为，要从根本上达成"中国制造只是一个选项"的供应链根本性大改革，也就是不再受"红色供应链"的主宰，至少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制药、医疗用品生产大国。过去欧美国家纷纷投资、援助中国开发，仅二零一八年以来，在欧美医疗相关、医学、生物科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留学的中国人，有多达二十五万学成归国。如今，美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抗生素、百分之七十的退烧与止痛药、百分之四十作为防止血栓形成药物的肝素等，都得依赖中国。由此，中国掌握了医药——这个西方诸国的致命弱点，作为与各国谈判交涉的筹码。
中国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菁英群体的统战、收买、影响，让昔日的苏联亦望尘莫及。任教于加拿大的学者沈荣钦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加拿大几乎沦为中国的半个殖民地的事实：Halifax国际安全论坛是总部位于华府的国际战略论坛，目的在促成民主国家的战略合作，主要资金来自加国政府，以及北约等机构。根据美国媒体报导，二零二零年底，该机构决定将"约翰·麦肯公共服务领导奖"颁给蔡英文，以表彰台湾政府在抗疫中的优秀表现。然而，亲中的自由党特鲁多政府得知后，对该机构施压，威胁若颁奖给蔡英文，将不再提供经费支持。
特鲁多政府的亲中，并非他一人的倾向，其内阁中多位高官跟中国都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例如，前外长沈潘（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曾在伦敦向中国银行借得两笔为期三十年的房贷，首间公寓为六十八万三千加币，第二间公寓为一百一十万加币。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不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而是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国有银行。中共政权正是通过这类方式牢牢将西方国家的高官握在手中。
中共的统战无孔不入，加拿大记者文达峰在《大熊猫的利爪》一书中揭露，对于加拿大政商各界名流来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其说是一种荣耀，毋宁说是一种职务，"顺从此种控制的所得到的奖赏很丰厚，包括地位、情报与金钱"。但若拒绝执行"中国之友"的任务，"豪华晚宴的邀请卡不再寄来，拨给中国重要官员的电话会接不通，学者学术声望所仰赖的信息来源中断"——谁愿意承担如此严重后果？
加拿大如此，日本亦如此。曾在美军特种部队服役的战地记者麦克尔·严在《情报战的真相》一书中指出："中国散布各种信息类型的'病毒'。"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却对中国不设防，任由中国长驱直入。此前，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外交官坠入中国国安系统设计的美人计，不愿背叛祖国，只得自杀身亡，日本社会却并未警醒。宫崎正弘指出，尽管疫情还在泛滥，尽管中国咄咄逼人，众多日本企业仍然倾向维持与中国的合作，甚至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和经营。很多日资企业的驻华高管、工程师，自觉不自觉地将日本的核心技术泄露给中国，已然危及日本的国家安全。他点名批评以丰田、日产为代表的企业群，是典型的亲中派。而外务省是另一个亲中势力的大本营，即便中国刻意策动反日游行示威，对日本在中国的商业设施打砸抢，外务省仍赔笑充当熊猫拥抱者。对此，宫崎正弘警告说："这等于陷入与二战前极雷同的状况，想必接下来也将加速迈向悲惨结局。"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但亡羊之后，仍然不愿补牢，就是自取灭亡。
日本应当彻底"脱亚入美"
武汉肺炎病毒终将有过去的那一天，但这一波灾难尚未过去，中国俨然以亚洲乃至世界的共主自居。美国则遭受沉重打击、国力下降。面对此一国际新局面，日本是继续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乃至对中国俯首称臣，还是更紧密地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奋力对抗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中国？
早在三十年前，宫崎正弘即认为日本企业前往中国发展是错的，警告此举可能重蹈当年满洲政策的覆辙，却被财政界与外交界耻笑。当初，他出版了《中国向各国泼洒剧毒，最终只能自生自灭》的专著，昔日书中所预测的情势，现在都是进行式。此时此刻，人们才惊呼他是先知、是预言家，但其实他只是说出基本常识而已。
日本可以从历史中寻求经验与教训。宫崎正弘特别提及日本政治人物、在一九五六年短暂出任首相的石桥湛山的有关论述。他不赞同石桥湛山的很多政治观点，但认同其提出的放弃经略亚洲大陆的"小日本主义"。
一九一四年，在日本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青岛攻击德国驻军之际，石桥湛山在一篇名为《绝对不能领有青岛》的社论中表示："被我军占领的青岛要怎么处置较好呢？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这次的战争，不管德国赢或输，我国向德国开战，把德国从山东赶走，这是我国外交第一个失败。如果我国取代德国，领有青岛，这会是另一个失败。其结果会让我国民为了扩张军备负担更加沉重。"
一九二一年，石桥湛山任《东洋经济新报》董事，并发表《大日本主义的幻想》，呼吁日本放弃在亚洲大陆的殖民地。他提出的"小日本主义"的核心是放弃满洲。日本在取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战胜利后，萌发了经营满洲、对抗俄国的念头。而石桥湛山用"小日本主义"来反对拓展生存空间、扩军备战的思潮，他以大量的统计资料来证明，拥有殖民地在经济上没有价值，"大日本主义"是饮鸩止渴。然而，他的"小日本主义"和"满洲放弃论"在二战之前并未被日本主流社会所接受。结果，日本投入巨大的国力在亚洲大陆扩张，却落得个战败且险些亡国的灾难性结局。
宫崎正弘认为，晚近数十年来日本投资中国，跟当年日本企图军事征服中国一样，必败无疑。日本应当趁早撤出中国市场，放弃在中国与极权政府合作、奴役奴隶劳工的做法。这样做，日本既是自保，也是重视人权、展开人权外交的第一步。宫崎正弘甚至认为前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不够强硬，过去八十多年来，日本为了弥补战争罪责，在资金、技术、文化等各个方面帮助中国，对中国已经是仁至义尽，但极权主义的中国绝对不可能与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和平共处。所以，对于高速奔向"自我毁灭"之路的中国，日本唯有与之保持社交距离，才能确保不至于成为中国崩坏时的牺牲品。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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