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四怪》，黄樾著，199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延安四怪：王实味，塞克，萧军，冼星海。
这四个人一致的地方是脾气都怪，文艺家们可能脾气都有点怪；他们如此的脾气、个性，在延安整风不允许个性的大环境中，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冼星海在延安整风前已经离开延安去了苏联，没有冲击到。可王实味竟然为此送了命，塞克与萧军也经此运动沉寂下去。冼星海这样有个性的若在，能躲过运动？好在冼星海后来死在苏联，也就此躲过了中共以后无数次运动。
冼星海的"怪"，本书中好像没有写到他与周围人相处不好，看其它资料好像也没有发现他难与人相处。冼星海的专业能力在中国现代音乐家中似也属于上乘，因为现代中国音乐家能够创作大型歌剧和交响乐的屈指可数。而冼星海，能。
王实味、塞克、萧军无论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还是各就他们自己的专业——翻译、诗歌戏剧和小说，都不能算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他们在延安整风之后的实际生活都是灰色的、悲剧的。
所以，我主要想谈谈这三位。
民国时期文人思想基本左倾，乃至激进。民间也是充斥不满牢骚。确实，在从一个二千多年的帝制专制社会一下子转型到民主宪政社会，没那么容易，会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还有内忧外患，那就让所有人不满意的地方太多了。
我们说，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改变，然而政治制度的改变也不可能使转型一蹴而就，即使在外部环境良好的情况下，要改变一个具有二千多年帝制专制浓厚传统的国家，三十八年（只有宪政民主表面政治制度的民国在大陆只有三十八年）时间也是不够的。
然而虽然有那么多人不满，因为各种不成熟的原因，对于左翼激进的精神市场需求仍然是极有限的。
譬如，左翼激进文学市场只能容得鲁迅一个大师。夏衍、茅盾等水平并不低的作家，尚不能依靠此而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萧军这样的三四流作家，哪怕鲁迅再怎么照拂、提拔，依靠卖文一日三餐必定不能。
戏剧界，能够凭此维持体面生活左翼戏剧家好像只有田汉一人。塞克依靠一二短诗虽能红极一时，但长此依凭此吃饭是不现实的。就是依靠演戏，也不能有保证长期演出合约，吃饭仍成问题。
翻译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市场本来就不大。王实味虽然译笔不错并熟稔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毕竟他不是马克思主义作品翻译第一人。市场既小，名气不大，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作品也不多。即使王实味本人没有托派思想倾向，要解决吃饭问题，他也必须包容并蓄，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各派理论作品，而不仅仅是斯大林主义作品。
如此窘困下的王、塞、萧三人，及还有许多流落在上海和其它地方的左翼激进的小知识分子，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和平的转型年代，必定会被转型社会中不断增长的资本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工商社会所吸收，会有不断增长的现代工商企业的各种管理人员的岗位、各种现代公务员、各式自由职业乃至各种小业主、创业者，等着他们。他们也能得到发挥自己作用的岗位安身立命，获得稍微体面的生活。
然而，动乱，尤其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使左翼激进分子能够轻易的跑到了左翼激进大本营延安。延安愿意把这众多的小知识分子养起来。
可即使是延安，即使是宗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也不需要那么多马克思经典作品，何况延安掌权者宗奉的是坚决排斥托派的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没有那么多外国作品需要翻译。
至于那些本领不大的小文青们的不怎么高明的文艺作品，在延安同样不会有多少市场的。
延安之所以愿意养这些小知识分子，自有其原因。
现代极权主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有极强的现代组织能力和组织技术。它需要把能够集中起来的所有资源集中起来，以便夺取政权保护政权。
延安把到延安的绝大部分小知识分子训练充作组织的干部，以迅猛的扩大组织。那些依然十分钟情自己文艺生活的左翼激进文青，依然不愿意离开自我欣赏的小文艺家们，组织有时也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是组织要求他们是当组织的宣传工具，宣传没有争论的绝对正确的观点和思想。
因为现代极权主义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拥有现代的无孔不入的宣传手段和技术。
延安既有钱能养活大批左翼激进文青，解决他们现实的物质生活，又有完整的比小文青们更完备更有说服力的左翼激进思想，还有严密的无处不在的并带有强制的组织和组织力量，于是，绝大部分到延安的左翼激进的小知识分子都能尽量克服自己的个性，融入到组织的队伍里去了。
王实味、塞克、萧军既不能脱离、跳出左翼激进圈子，又要保持个人的个性（文艺家、理论家、科学家及一切知识分子理应有自己的个性，否则就无所谓知识，无所谓学习，无所谓思考，更无所谓创造），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这个圈子里的命运必然尴尬，甚至悲惨。
站在那个框框里看王塞萧，他们是冤枉的。然而跳出那个框框，他们为社会又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或许，他们多少有一点为虎作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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