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東風喚不回
——为《我是记者—六四印记》一书而作
曾慧燕
1989年六四事件30周年，歷史的傷口難以愈合，但我慶幸自己的熱血仍在沸騰，熱情仍在燃燒，熱心仍未冷卻，真的是傷心痛心不死心呀！
六四事件不但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軌跡，也改變了我後半生的命運。
1980年代中期，我在香港新聞事業達到巔峰。一來有感"高處不勝寒"，一時的光輝不代表永遠；二來為了一圓我少時失學的讀書夢；三來個人感情正在遭受重創，需要療傷止血。我決定急流勇退，赴美進修英文再讀學位。
1989年4月25日，美中學者在舊金山（港譯三藩市）舉行紀念五四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七十年代》月刊總編輯李怡，約我專訪與會的中國電影導演吳天明和劇作家吳祖光，兩篇專訪先後在該刊發表。其時任職聯合報系美加新聞中心（辦公室設在紐約世界日報）主任的台灣名報人張作錦，看了上述兩篇專訪，大加贊賞，便叫美加新聞中心副主任孟玄(曾任世界日報副總編輯）打聽作者是誰？有意「網羅」加入美加新聞中心。但我當時一心想學成後返香港工作，便謝絕了。
誰知命運弄人。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學生示威遊行，我從"四、二六"人民日報發表殺氣騰騰的社論激化當局與學生的矛盾開始，即日以繼夜密切注視事態發展。
當六四槍聲響起，我在電視報刊上耳聞目睹血腥屠殺的鏡頭和鋪天蓋地的血與火的報導，心碎夢醒，情不自禁失聲痛哭，那一頭曾經引以為傲的烏黑發亮的頭髪，一夜之間白了頭，此時我才相信春秋時代名將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急白頭髪的傳說。
我多次說過，我可以原諒自中共建政以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對我一家祖孫三代的迫害，但無法接受一個號稱「人民軍隊愛人民」的政權，用坦克機槍濫殺無辜的暴行。一如王丹所言：即使学生有错，但政府有罪！
六四事件第三天（1989年6月7日），孟玄再度來電舊事重提，希望我重新考慮接受聘請。
當時海外民運風起風湧，聯合報系屬下的美國世界日報、歐洲日報大量報導相關新聞，我自認為可以從中發揮作用，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作崇，我略為猶豫就答應了。
最初我加入聯合報本意是過渡性質，打算待到局勢平靜就辭職重返香港報界。沒想到後來因採訪認識時任北京《新觀察》雜誌編委的艾端午，當時其主編戈揚正在舊金山出席五四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艾端午輪值，負責簽發了報導四二七北京高校學生大遊行的當期雜誌。
六四後，北京新觀察與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一刊一報均被指為"煽動動亂"，勒令停刊。艾端午通過"黃雀行動"營救流亡法國，不久應美國保護記者協會邀請來美。
我的老長官張作錦叫我打電話約請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戈揚餐敘。沒想到這通電話又一次改變了我後半生的命運，歷史有偶然也有必然。那天恰巧戈揚外出買報紙，接電話的是艾端午，後來他成了我的丈夫，接著我們有了兒子。
由於台灣聯合報系與北美世界日報一家親，新聞互通，我服務聯合報期間，新聞也同時在美加各地世報刊出。由於駐地在紐約，往往近水樓台，得以率先採訪許多被通緝的八九民運人士和學運領袖，包括21名名列通緝名單中的李録、柴玲、封從德、吾爾開希、劉剛、張伯笠、熊焱、王有才、王超華、王丹、梁二（梁擎暾）、周鋒鎖、鄭旭光、馬少方及王治新等；他們後来人生際遇各有不同，21人中有15位目前在國外，以美國居多；鄭旭光六四後三度繫獄，今年初剛抵美，是最遲出國的一位。另有五人仍在大陸，包括仍在獄中的馬少方，張志清則下落不明。
其他我採訪的相關重要人物，還有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負責人項小吉、沈彤和為柴玲起草絕食宣言的詩人白夢、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副主席常勁等;還有因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的"頭面人物"、"長鬍子的黑手"等，包括陳一諮、方勵之、李淑嫻、嚴家祺 、蘇紹智、王軍濤，蘇曉康、阮志明、王若水、王若望等；另外還有天安門"絕食四君子"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我還透過長途電話，採訪六四死難者遺屬群體代表人物、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等。
我在採訪中秉持客觀公正的原則，不偏不倚如實報道，為歷史作見證，贏得民運人士和學運領袖的信任和友誼。例如柴玲在獲救後在飛往法國途中，誤把中國時報特派員江素惠當作法國大使館人員,之後"中時"獨家發表柴玲、封從德夫婦成功逃亡法國的消息，轟動一時。但因此引起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不滿，誤會柴玲違反諾言接受媒體採訪。柴玲此後成了驚弓之鳥，對記者心存戒心，不欲再接受任何媒體採訪，但我的真誠打動了她，最後獲得信任，接受我的獨家專訪。我生子時她仍是學生身份，卻給我寄來200元支票紅包，我領下她的心意但沒兌換。
我和數名學運領袖,由於採訪關係,最後結下終生不渝的友情，在他們人生最重要時刻，都讓我分享其快樂和榮耀，包括柴玲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國際關係學院碩士學位，我是唯一獲邀參加畢業典禮的記者。
劉曉波在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時候，我也是全世界媒體唯一及時訪問到其太太劉霞的記者。
李録1996年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同時獲得經濟學學士、工商管理學碩士和法學博士三個學位，邀請我參加他的畢業典禮；2000年他在洛杉磯和南京大學學妹李節結婚（後離異），邀請我參加婚禮。2012年3月27日 ，李錄獲哥倫比亞學院約翰‧傑伊傑出校友成就獎（John Jay Award），專程自洛杉磯飛來紐約領獎，也邀請我為座上客。如今他的喜瑪拉雅公司已搬到西雅圖，他已是四個孩子（三女一子）的父親，每年聖誕節，我仍然收到他的聖誕卡。
2008年6月，王丹獲哈佛大學歷史及東亞語言博士學位，他在紐約的朋友為他舉行慶祝會；2019年2月23日，朋友們又在紐約為他舉辦50歲慶生會，他都邀請我出席。
2006年王軍濤獲哥倫比亞大政治學博士學位，我獲邀參加了慶祝會。
北京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熊焱，1992年來美，先後獲得英美文學學士學位、聖約神學院(Covenant) 神學碩士學位。1994年加入美國陸軍，2002年通過"按立"儀式，正式成為牧師。2004年在南卡部隊駐地成為軍隊牧師，邀請我赴南卡军营觀禮。2009年他獲麻州高敦神學院博士學位。.....
每年六四，我都至少採寫一篇報導，30年如一日堅持不懈，為各大媒體轉載引用，較有影響力的包括《"六四"15周年，離平反還有多遠？》（2004年6月）、《「六四綠卡」大軍 特殊移民群體 》（2004）、《六四"絕食四君子" 劉曉波的懺悔》（2005）、《天安門三壯士悲慘命運始末》(2006） 、《"六四"21名通緝學生今何在？》（2009）、巜六四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的歷史見證》(2007/6) 、《柴玲與卡瑪的天安門之爭》（2010/6/13）、《尋訪六四受難者 見證人血饅頭》（2012-09-21 ）、《方勵之遺孀專訪 : 我們問心無愧》（2016）等。這些文章如結集成書，足夠出版一本數十萬字的「六四專集」。
我對自己說，只要六四一天不平反，就不會停止手中筆，不為什麼，只是為了內心的平靜，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為了將文章當成一束潔白的花朵，敬獻在死難者靈前。
除了上述原因，也許還有學者胡少江所說的理由：「最大的悲哀莫過於看到如此多的國人，正在努力地試圖忘掉這個日子(六四)。隨著歲月走遠，這種悲哀愈加地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無論人們將忘卻的藉口編織得何等的美麗或高尚，我都無法理解，也都不會原諒。」於我而言，或許是可以寬恕，但絕不忘卻！
提到六四，最痛心的是當年吃了六四人血饅頭的至少八萬中國留學生學者及其數以十萬計的父母子女等直系親屬，享受了布希總統任內通過的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得以不費吹灰之力獲得綠卡，卻不飲水思源，不少人對六四死難者落井下石，甚至支持"鎮壓有理"。.....
試問：如果真的是"鎭壓有理"，為何中國政府主要當事人包括楊尚昆、李鵬、陳希同等，都紛紛推卸責任，不敢邀功？千秋功罪，歷史早有公論，用不著後人評說了！
盡管30年過去，六四平反似乎遙遙無期，但我仍深信"子規夜半猶啼血 ，不信東風喚不回！"尤其重要的是，我們活著的每一個有良知正義感的人，都要為歷史做見證，都要共同努力"不容青史盡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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