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中国向何处去？——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图为作者严家祺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距今一百年了，今天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国内政治状况又回到为了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发现，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老是摆脱不了它的古老传统——秦、汉、唐、宋、元、明、清，王朝不断兴起，又不断衰落。现在轮到“中共一党专政的王朝”了。在中国走向共和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被提了出来，海内外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在思考、在讨论，中国会不会发生“二次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的变化

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进行了工业革命和空前规模的城市化，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变成了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中国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在奥运、世界博览会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掩盖下，中国多数人的贫穷状况，依然如故。在一百年的巨变中，政治领域中的专制统治在共产党统治下变本加厉，“党天下”的“新帝制”代替了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旧帝制”。现在的中国，“共和国”早已名存实亡，而且成了“警察国家”，人民权利更加不受保障。

中国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日益现代化，但“政治现代化”完全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社会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上专制独裁的矛盾愈来愈严重。专制独裁造成的社会病态和社会溃败日趋恶化。

一百年前，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一百年後，专制腐败的共产党王朝走上了大清王朝的老路，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面对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维权运动和人民抗议，用尽了各种残酷的暴力镇压，正在中国大地上引发一场新的革命性巨变。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的时候，愈来愈多的人感觉到，这场革命性的巨变，有着与“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标——废除帝制、走向共和，可以称之为“二次辛亥革命”。

一场未来的革命，无法精确预测革命爆发的时间。这场将在二十一世纪爆发的革命，既有与“一次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标，又有不同于“一次辛亥革命”的新特征。这场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不是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战争，不是推翻“家天下”的王朝。这场革命，是废除新帝制、走向新共和、建设新资本主义的革命。

  中国不是共和国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造成政权更迭的大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和传统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粉碎了辛亥革命的全部成果，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和新的“帝制”，造成了台海两岸的数十年的分裂。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成果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共产党革命却“重建帝制、废除共和”。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不是共和国》（香港《明报》和《中国时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这篇文章中说，对很多国家来说，专制政体早已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人们总认为，只要推翻了皇帝或国王，专制制度也就不再存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名义上的皇帝或国王，即使号称“人民共和国”，专制制度仍可能存在。共和国不容许任何人成为名义上的或实际上的帝王，不容许国家的最高权力终身由一人掌握。蒋介石带有“国民党王朝”帝王的色彩，毛泽东、邓小平完完全全是“共产党王朝”的帝王。

辛亥革命的第二个成果是“开放党禁、设立议院”，共产党革命却建立了“一党专政”、设立了名为“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由共产党控制的、完全不能表达人民意愿的“表决机器”。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成果是“开放报禁、新闻自由”，共产党革命却建立了严厉的“新闻管制”，在电脑普及的今天，实行严密的网路封锁。

在大清王朝末期，人们要求制定宪法、要求设立议院、要求自由组党、要求废除帝制。辛亥革命後，废除了大清王朝的帝制，开始有了宪法，有了国会，有了选举，有了政党，但辛亥一百年後人们普遍认识到，宪法、国会、选举、政党统统丧失了原有意义，旧帝制没有了，中国却建立了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新帝制”。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是“一家的天下”，那么，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则是“一党的天下”，是披着“共和”外衣的现代“王朝”和现代“帝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共产党革命全部吞食了。

           拒绝政治改革的後果    

      

中共王朝的改革開放，是大清王朝在十九世纪“洋务运动”的现代版。“洋务运动”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破产，引发了光绪帝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不同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主动作过两次政治改革。一是一九八二年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任最多一次；二是一九八七年趙紫陽領導下擬定了《政治改革總體方案》，這一方案得到鄧小平的認可，寫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政治報告。赵紫阳政治改革方案因“六四大屠杀”而被尘封。“六四大屠杀”後，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一个拒绝政治改革、以暴力统治的“警察国家”。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變化的規律是：“大事件、大變革；中事件、中變革；小事件、小變革；沒事件、不變革。”“文化大革命”引发“改革开放”，“六四大屠杀”後，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开始资本主义化。如果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引发了戊戌维新，那么，可以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迫使慈禧太后实行新政。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一九0八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即九年後召开国会、推行宪政。清王朝末年，要求政治改革的请愿运动风起云涌。一九一0年，立宪派发动了要求“迅速召开国会”的四次大请愿。就像今天的维权运动一样，清末的请愿运动采取了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毫无越轨行为，但清政府把请愿人士视为“革党会匪”，不是押解请愿人士回籍，就是加以拘捕流放。

今日中国，把“稳定”看得高于一切。“稳定”只是“维护专制统治”的代名词。愚蠢的中国统治者不知道“稳定”有“动态稳定”和“塔顶稳定”之分。“自由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造就“动态稳定”，对“上访人士”的截访，对维权人士、民主党人、法轮功的打压，与清末押解“请愿人士”回籍和对革命党人的镇压，如出一辙，在造就“塔顶稳定”的同时，引发革命。

       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标

     一次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废除帝制、走向共和。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废除新帝制、走向新共和、建设新资本主义。

     “旧帝制”的表现形式是“家天下”，“新帝制”的表现形式是“党天下”。废除新帝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

     “旧共和”是辛亥革命建立的不牢固的“共和”，“新共和”是“联邦共和”。走向新共和，就是要实现台海两岸统一，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成新的、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联邦制是两岸统一的最好选择。

     “新共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新资本主义”，即有明确“社会目标”的新资本主义。

维权、上访、政治改革的道路一经堵塞，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就剩下军事政变和革命。军事政变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局势更坏，但军事政变可以造成突变，当一批有理想的军人掌握政变主导权时，军事政变就带有革命的性质。在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无望的情况下，只有革命才能把一个国家引向光明。在大清王朝末年，请愿运动的失败和其后清王朝成立“皇族内阁”等一系列事件，使立宪派对清王朝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绝望，纷纷转向革命。于是，爆发了辛亥革命。

今日中共主要领导人，既没有毛泽东、邓小平气魄和能力，也没有胡耀邦、赵紫阳的爱心和智慧，就像清王朝“亡国”的摄政王载沣一样，意志力薄弱、智商低下、判断力不强、外交和国际金融知识贫乏，与外国首脑在一起时像“机器人”一般。一次次该作为时“不作为”、一件件僵化而愚蠢的决定，正在为中国出现第二次辛亥革命准备条件。

辛亥革命後，在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後一年，在中华民国的国会选举中，当国民党能以多数党组织“内阁”时，将要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人宋教仁遭到了暗杀。在这时，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战争都会动摇幼弱的中华民国宪政基础。当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主张“法律倒袁”的时候，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动摇了宪政，为袁世凯後的军阀割据开辟了道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二次革命”，不是孙中山式的“二次革命”，而是继承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革”中国专制政治的“命”。如果说，第一次辛亥革命“革”掉了大清专制王朝的“命”，那么，可以说，第二次辛亥革命将“革”掉“一党专政王朝”的“命”——走向新的、名副其实的共和。

“六四”一声枪响，把马克思主义送出了中国。中国名义仍称为社会主义，实际上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二次辛亥革命不会去改变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方向，而只有完善资本主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共产党就有必要“正名”。当共产党的改革派在革命压力下主动地改变一党专政体制时，二次辛亥革命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式的“光荣革命”。

              建立民主政治

中国从秦始皇以来，在政治制度上存在两大弊端：一是专制独裁，二是中央集权。由于这两大弊端，从秦始皇以来，中国一直有两大“循环”，一是“王朝循环”，二是“分合循环”。所谓“分合循环”，就是“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北洋军阀时代”以及今天“台海两岸两个政权”都属于“分合循环”的“分”的状态。在二十世纪，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後，中国似乎进入了“共和时代”。然而，专制主义的阴魂不散，袁世凯、张勋、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充满帝王思想。今天的共产党政权是继“大清王朝”後的又一个“王朝”。“大清王朝”的政权在“爱新觉罗”一家一姓中更迭，是“家天下”的“王朝”，而蒋介石国民党王朝和共产党王朝则是“党天下”的“王朝”。

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样，当王朝发生最高权力更迭、中央权力衰落时，中国各种“分离势力”就会抬头。从根本上打断中国两大循环、并使中国走上长期稳定发展的办法是：用“民主制”打断“王朝循环”，用“联邦制”融化“分离势力”，最终打断“分合循环”。

这里讲的“民主制”是指一种“国家制度”。民主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所有问题。对一个政党、企业或一个社团来说，因组建目的不同，可以实行从独裁到民主的各种不同制度。大海航行的舵手，不能靠民主产生，而政府的产生，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所谓“先‘党内民主’，後‘社会民主’”，是一种糊涂观念。在民主政治下，党政是分离的，“党”不能在“国家”和政府之上，“执政党”是取得并掌握政府行政权的党。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高行政权必须集中，这同“议会民主”可以并存，而“议会民主”，与“一党专政”、“党在国上”是绝不相容的。

二次革命不同于一次革命，一次革命让清帝退位就算完成。二次革命不是更换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而是要从根本上革掉“党在国上”的体制，实现组党自由，把“一党专政”变为“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建立两党或多党制的、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最终结束“王朝循环”是二次革命的第一目标。

        用联邦制统一中国

废除帝制，就是走向共和。“新共和”的“新”，一是名副其实和坚如磐石，二是“联邦共和”，就是要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统一。中国统一的前提是中国大陆开始民主化。一个专制的大陆，有可能武力统一中国，但不可能用和平方式与民主的台湾统一。当中国大陆有了言论自由和组党自由後，这时，才可能召开两岸、包括西藏、新疆流亡者代表在内的制宪会议，建立民主共和的“联邦中国”，使“联邦宪法”能成为人权的根本保障。

联邦制是“中央集权”和“分裂割据”的对立物。中国的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实行联邦制，将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西藏、新疆、内蒙、香港、澳门以及所有其他省区可以在“联邦中国宪法”允许的条件下制定各自的“宪法”或“基本法”，联邦中国将进一步促进地区自主地、多样化的发展，将解除“中央集权”给各民族、各地区的束缚，使各民族、各地区能够充分发展各自的特点，而经济上高度融合。民主、法治、富强、文明、统一而保持民族、地区的多样性就是“联邦中国”的特点。“联邦中国”的建立，将最终结束二千年来中国的两大循环——王朝循环和分裂统一循环。

    建设有“社会目标”的“新资本主义”

今日中国名义上还称为“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比欧美十九世纪旧式的、落后的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带有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这可以称为“专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私人财产不受保障的“资本主义”，这种“主义”，少数特权者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凭借政治权力和裙带关系攫取大量财富，同时“国家”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凭借政治权力随意掠夺人们通过劳动得来的财富。“专制资本主义”由于“权力介入市场”，是一种缺乏公平竞争的“权力裙带资本主义”。

今日中国产生这种扭曲的资本主义，其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只要专制政治不消除，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会扭曲，就只能是“专制资本主义”。在这种“专制资本主义”下，社会变得愈来愈病态和溃败，在歌舞升平掩盖下的是一个个“悲惨世界”。

今日中国还需要把“正名”提上日程。中国明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要说自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明明是“专制独裁”，还要说自己是“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明明把毛泽东时代的全部政策倒了过来，还要把毛泽东放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中心，这种“名不副实”、“名实背离”，就是中国不讲是非、没有正义、“假冒伪劣”、“欺瞒诈骗”泛滥成灾的总根源。

民主不是经济制度。二次辛亥革命的第三个具体目标涉及社会经济制度，要全面改善今日中国旧式的、落后的“资本主义”。中国在革除专制灾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要避免走上今日西方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道路，需要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新资本主义，即有明确“社会目标”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的前提是“市场透明化”，除了少数“金融寡头”外，现代金融市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愈来愈不透明了，成了充满金融迷雾和金融欺诈的“雾市场”。“金融寡头资本主义”是一种用信息迷雾扭曲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由于中国没有对外开放资本市场，西方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对中国来说，“市场”主要是被“权力”分割，资本主义尚处在原始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要解除专制政治对它的束缚。

“旧资本主义”是在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的同时追逐“最大利润”对主义，“国力增大”是“旧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一般来说，“旧资本主义”并没有“社会建设的长远目标”。“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受社会主义影响发展起来的、改良的资本主义，把一些“社会福利计划”纳入了资本主义中去。“社会福利计划”有好的目标，但降低了人们储蓄的兴趣、导致“超前消费”无限扩大，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因之一。中国要建立的“新资本主义”不是走“福利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建立有明确“社会建设目标”又同时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的“新资本主义”。

“新资本主义”有三项要素：一是保障私有财产权，禁止和杜绝人类史上的“三大掠夺”——战争暴力掠夺、凭借国家政治权力的掠夺和金融欺诈掠夺。

二是把“社会目标”——全社会的建设工程、环境保护、社区建设、儿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保护、民族团结与尽力满足“个人偏好”结合起来。

三是“民主的资本主义”，是全球合作的、共同发展的资本主义。

   民主大门要用“革命”来打开

世界历史用大量的事实表明，在专制制度的土地上，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但民主的大门需要用革命来打开。在英国，没有克伦威尔的革命和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就不能打开英国民主的大门。在法国，在一七八九年革命後，经历了波旁王朝、七月王朝和路易·波拿巴王朝的复辟和几次革命，法国民主的大门才打开。在专制制度的土地上，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总要经过若干次较量，民主政治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中国辛亥革命後一百年的历史，同样是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历史。

袁世凯、毛泽东和“六四大屠杀”後的“江胡时代”，是辛亥革命後专制主义猖狂的三个时代。

猖狂的高峰一过，迎来的就是衰败。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成了辛亥革命後的又一次“权力和财产”的大转移，共产党革命剥夺了国民党权贵在大陆的财富、剥夺了许许多多勤劳致富的人的财富。而最近二十年的“江胡时代”，少数权贵家族利用政治权力掠夺了亿万财富。中国的高速增长是建筑在大量消耗中国资源、破坏环境和榨取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官场腐败、两极分化、司法黑暗、摧残人权、环境污染已愈来愈严重。慈禧太后当年还用“预备立宪”来推迟革命，而今日中国，维权运动、示威抗议此起彼伏，遍布中国。专制政权只能靠军队和警察来对付人民，企图把人民中的任何不满用暴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中国今日的专制政权已经把人民视为敌人。

革命并不总是与“饥寒交迫的奴隶”连在一起，那是农民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许多革命是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在缺乏“制度化”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不是少数人煽动起来的，革命是一种社会变革的需要。恩格斯就说过：“任何地方发生社会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革命与改革的区别在于，改革是有当政者从上而下进行的，革命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需要从下而上的推动，革命是一场根本变革。激烈的革命将排除当政者，温和的革命往往借助于原来当政者的影响和力量，上下结合，实行变革。辛亥革命前的从上而下的改革，要保留君主、皇室及其他封建残余，而革命要求坚决清除这些东西。在今天，“单方向的”改革不可能改变“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体制，而二次革命要彻底革除“党在国上”、“一党专政”，要把“政治局凌驾在政府之上”的体制、要把“党政不分”、把受操纵控制的选举、把军队警察和公检法中的党委统统扫进垃圾箱。

当共产党自己关上了政治改革的大门或搞骗人的假改革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现在的中国，正在蕴藏着一场大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首先是为了发扬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

               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每到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现在中国又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头，愈来愈多的人卷入政治、关心政治。中国向何处去？现在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如何解决中国愈来愈严重的官场腐败和司法腐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今天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能部分回到毛泽东时代吗？民主有东西方之分吗？实行民主会给中国造成大动乱吗？“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是什么关系？是坚持一党专政，还是实行两党或多党政治？两岸统一能在“一国两制”下实现吗？未来中国是坚持中央集权，还是实行联邦制？实行联邦制会使中国分裂解体吗？这些争论、辩论，在大转变的关头，往往会导致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坚持一党专政的人说，民主就是有东西方之分。中国只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当中国愈来愈远离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的时候，所谓的“社会主义”也愈来愈黯然失色。今天的中国，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带有较多公有制残余的资本主义”。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私人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专制与民主，是两种对立的国家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既可以实行专制统治，也可以建立民主政治。今天的中国，就是“专制资本主义”——“典型的专制主义”加上“不典型的、旧式资本主义”。十九世纪法国是资本主义大发展时代，在建立民主制度前，法国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专制资本主义”。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宣称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实行的是“法西斯专制资本主义”。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权力不受制约，人民的权利不受保障。而民主政治，不僅是議會政治，而且是程序政治、政黨政治、責任政治、多元化社會的政治。民主要解決的是各級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如何按民意定期地和平更迭的問題。愈是多元化程度高的民主社會，愈難形成固定的、長期的政治分裂。民主要造就国家长期的、动态稳定。

美国的金融风暴不是民主造成的，一些亚非拉民主国家的落后现象，也不是民主造成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社会制度”。民主不是田园诗，但没有民主，人民就没有政治权利，动乱政变就会层出不穷，国家就没有长期的动态稳定。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权力制衡的具体方式，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而民主的实质，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民主需要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能健康成长，民主使人民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充分保障、使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限制，但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将是新型民主，中国可以采取新的权力制衡方式，不容政府权力侵害人民权利，同时保证政府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国家发展问题上强而有力。

在中国要不要实行联邦制问题上，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二次革命的具体目标之一是建立“联邦制”。反对联邦制的人会说，中国实行联邦制，会与苏联一样，导致分裂和解体，联邦制会使中国大卸八块。

联邦制与民主一样，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国家制度。联邦制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可以分为“单一制”、“复合制”两种形式。复合制国家又可以分为“联邦”和“邦联”。在“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中央政府授予的。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超过联邦制下‘州’的种种权力”，但《基本法》第二条明文规定，这些权力都是由北京的“全国人大”授予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单一制”国家的“一国两制”。 联邦制是联邦整体与组成联邦的各个部分（邦、省或特别行政区）的一种分权关系。在联邦制下，组成联邦的“成员邦”（或称“州”、“省”、“区”），其权力来自宪法，中央政府本身不能单方面改变宪法。在联邦制下，成员邦、州的权力不受中央政府立法机关的支配。

在当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的国家结构，是典型的联邦制。德国、印度虽然也称“联邦”，但中央政府有非常大的权力，有人称它为“准联邦制”。

邦联不同于联邦。邦联是几个独立国家为了军事、经济等原因组成的国家联合。一般来说，邦联没有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统一的军队、赋税、预算、国籍等。邦联不是国际交往的主体，而组成邦联的成员则是主权国家。邦联和联邦的重要区别在于，邦联是多国联合，邦联政府或机构并不对人民直接行使权力，而联邦是一个国家，联邦中央政府与成员邦政府都直接对人民行使权力。

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一种可行模式是“邦联式联邦”，这是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制”。在这种联邦制下，台湾、西藏、香港等作为“成员邦”与联邦的关系将不同于上海、湖北、云南等省市与联邦的关系，将有更多的“自主权”。

建立“联邦中国”的构想，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前后，联邦制思想就传入中国。孙中山曾提出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想法。一九一一年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使最早期的中华民国带有“联邦制”的某些特征。北洋军阀时期的“联省自治”运动也促进了“联邦制”思想的传播。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也是联邦制的拥护者。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使联邦制思想在中国重新抬头。二00八年发表的《0八宪章》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这是“联邦制”思想在中国再次抬头的最突出、最明显的标志。

苏联解体的根源是苏联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苏维埃”不是“国家”的名称，苏维埃联盟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联盟，苏联“一党专政”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联邦制的美国、联邦制的加拿大、联邦制的印度、联邦制的瑞士都没有解体。中国东西部经济、台海两岸经济的融合，将使民主的联邦的中国成为坚如磐石的统一国家。

    “二次辛亥革命”是“和平革命”

革命有暴力革命与和平革命之分。历史上许多革命是暴力革命，一六八八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当代许多革命都是非暴力革命。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全国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太平天国和毛泽东式大规模的农民暴力革命不再可能。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革命会愈来愈不同于以往的革命。这场革命，不需要地道战、巷战，不需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不需要地下工作、秘密串连，而需要依靠网路、依靠手机、依靠电视、依靠各种媒体的配合，这是一场广泛动员公民力量的革命、一场转变全国人心——包括共产党人、政府官员、军人和警察的人心的革命。

一百年前为结束大清王朝的革命已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是在清王朝的改革陷入困境，一次一次全国请愿、抗争後、清王朝统治者自信心日趋低落，一九一一年“皇族内阁”的成立更使清王朝失去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就像在大风中的“沙雕”一样，迅速被吹散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暴力最少的一场革命。中共王朝外表由于奥运、世博和电视上的节日欢庆，而显得煦丽灿烂，但官场腐败和社会溃败使中共统治者同样失去了自信心。资本主义周期的规律开始在中国起作用，一旦有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或者经济泡沫突然破灭，中共“一党专政”就会像烈日下的“冰雕”一样，将迅速融化。为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王朝的二次革命，将是一场和平革命。

清王朝的历代帝王都是专制独裁者，也是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光绪皇帝在变法维新时，就成了专制独裁体制维护者慈禧太后的敌人。然而，在清王朝行将灭亡之际，爱新觉罗·溥仪和袁世凯在革命当头没有成为“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在民国初期，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成了“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

和平革命只有一个敌人：专制独裁体制或一党专政体制的维护者。

和平革命是上下推动的全面变革。

和平革命是最大限度团结、包容各种力量的革命。

和平革命是网路革命。

和平革命是传播普世价值的革命。

和平革命是为结束专制的、有明确目标、依靠网络联系起来的公民力量的革命。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夕。中国的政治气温只要提高一度，“冰雕”就要融化。中国的革命将会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或严重的突发事件而突然爆发。电脑、手机、电视、广播的普及，将使革命立即发生。

为了实现二次辛亥革命的三大目标，

中国需要公民力量的广泛动员，需要共产党改革派与专制派的决裂，与中国人民一起积极参与革除中国专制政体的伟大变革，为中国民主的光明前途奋斗。

中国需要各民族的大团结，需要西藏流亡者和国内藏族同胞、国内外新疆的维吾尔同胞、在维护中国统一和联邦制的基础上，在发展民族团结友好的基础上，共同地妥善地解决西藏、新疆存在的各种问题。

中国需要台湾的民进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合作，与大陆人民一起，为结束大陆的一党专政、为台湾建设更好的政党政治、为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两岸统一而共同努力。

中国需要使“维权运动”合法化，把“维权运动”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推动力量，为维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自由而共同努力，需要为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严重迫害而伸张正义。

中国需要的是和平革命——广泛动员“公民力量”、非暴力的、上下推动的全面变革。

中國是所有有不同信仰、觀點的人的中國，是藏人、維吾爾族人、蒙古族人、漢人和五十六個民族的中國。對中國人，不因他們的信仰、觀點不同而打擊、排斥他們。善待“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受難者、停止迫害維權運動和法輪功修煉者、釋放因信仰、觀點不同而監禁的人們、讓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回到中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

       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

中国对电视、网路和媒体的严密控制，使人们难于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国。当海峡两岸“两个中国”正在“邦联化”时，中国大陆正在分裂为“两国中国”，一个是经济增长和竭尽奢华的中国，另一个是由冤民灾民访民组成的“悲惨世界”的中国。和平革命将把另一个中国放到光天化日下，和平革命将消除“两个中国”的对立、并把它们统一为“新资本主义、新共和、联邦制的中国”；和平革命是一场大变革，是全民动员、上下结合来共同革除阻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的大变革。

为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废除辛亥革命後产生的“新帝制”，为了中国崛起而有利于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为驱除专制、恢复共和、保障人权、建立联邦、为改善中国今日原始落后的资本主义、建设二十一世纪的新资本主义而共同奋斗！

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秦、汉、唐、宋、元、明、清、国、共的“王朝循环”行将结束，“联邦共和”也将最终结束“分合循环”。经过和平革命建立的联邦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岁月中，将成为民主、自由、富强、文明、充满地区多样性和创造力的中国，一个维护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中国。到那时，全世界会发现，超越宗教的儒家文明将成为连接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犹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最好桥梁。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民主化是对二十一世纪全球和平和发展的最大的贡献。

（附记：这篇文章在今年1月7日E-mail给一家刊物，因嫌太长，要求压缩一半。1月28日E-mail給香港《前哨》月刊，3月1日全文发表。由于写作时间关系，未涉及现在北非伊斯兰国家的大变革。）

寒山：随心所欲的独裁者们的“个人魅力”

图为卡扎菲与穆巴拉克（右）

2011-03-03

利比亚政局最近的演变使得独裁者卡扎菲的名字重新回到国际政治新闻的头条位置。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代表之前，卡扎菲的利比亚曾经是这个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后来遭到美国飞机的轰炸，又看到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在海外战争中被美国轻易打败，卡扎菲才收敛了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对于中国人来说，卡扎菲这个名字除了和独裁统治或者恐怖主义有关联外，其实更多地应该和毛泽东相关。卡扎菲和毛泽东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统治者，都是无视现代社会起码的行为规范随心所欲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但在专制主义文化的宣传下，他们那些怪诞的行为和举止却成了所谓“个人魅力”，甚至“美德”，被他们的崇拜者津津乐道。　

卡扎菲曾经是苏联在冷战中反美的盟友，原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库兹涅佐夫曾经说：“同卡扎菲这样反复无常的阿拉伯人打交道，没有超人的幽默感是万万不行的”。库兹涅佐夫说这番话是有原因的，因为苏联人见多了卡扎菲的怪僻。

1978 年卡扎菲在事先没有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突然乘专机飞往苏联，遭到苏联空军的拦截，幸亏飞行员看清楚是利比亚客机，没有开火。熟睡中的库兹涅佐夫被叫醒，询问 利比亚驻莫斯科大使馆后才知道这是卡扎菲的专机，他突然心血来潮要去莫斯科紧急会见勃列日涅夫。库兹涅佐夫与外交部北非司和中东司的负责人来到机场后还是深更半夜，但谁都不知道卡扎菲有什么紧急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飞机降落后，一名利比亚官员大喊“卡扎菲主席到了”，接著又问“勃列日涅夫兄弟”来了没 有。苏联翻译告诉他苏联外 交部官员受勃列日涅夫委托前来迎接，并送卡扎菲主席去国宾馆，苏联领导人要到白天才能会见客人。利比亚人听了这话后立刻关上了机门，让苏联官员在寒风中等了两个小时后又忽然飞走了。

事后，苏联空军领导人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询问此事，葛罗米柯苦笑著说：“不要激动，我的同志。与变幻无常的卡扎菲打交道，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遇到。所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两种东西是您的必备品，苏联的武器和个人的幽默感。”　

类似这样的事还多次发生在卡扎菲和一些非洲国家，尤其是那些被他认为是自己“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例如埃及的萨达特。时间长了，这些领导人也就见怪不怪了。有一次他事先不告诉萨达特就突然飞到开罗，住进国宾馆后不见萨达特来，又马上飞走，弄得埃及人无所适从。

根据中国驻利比亚大使的回忆，卡扎菲当上领袖后“一直保持著他独特的生活习惯。他喜欢住帐篷，喝骆驼奶。”即便到国外访问，只要条件允许，也要在飞机上装帐 篷和几头母骆驼为他挤奶。在利比亚他有很多保密的帐篷点，这些帐篷内部其实完全是现代化的，由彩电，冰箱，沙发，地毯，手机，组合音响，外面还要拴上几头 骆驼，让住在里面的卡扎菲听到骆驼的咆哮，享受传统的拜都因文化和现代西方社会相结合的乐趣。

卡扎菲有很多阿拉伯美女组成的保镖，这也为 他平添了“个人魅力”。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这些美女保镖一下车就拼命往前冲，强占“有利地形”，丝毫不把主人放在眼里，给中方造成很大的麻烦。但卡扎菲却 每到一处就告诉他的主人，这些美女保镖代表了他所提倡的“妇女解放”和“妇女参政”。

卡扎菲的这些“花絮”其实并不是小事。它们告诉人们一个现代社会的独裁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特权和欲望随心所欲地扩展到何种程度。毛泽东行事的怪诞，对饮食男女的奇特胃口和贪婪，他的那些难以计数的“女友”，无不让人们想起今天的卡扎菲。

——RFA

曹长青：伤人的言论要不要保护？

2011-03-03

如果一种言行对别人构成情感伤害，尤其是在葬礼上，讽刺挖苦甚至诅咒死者和其家人，这够不够成“故意伤害”罪？要不要告到法院，寻求法律惩罚？

就这个问题在美国引起官司，打了五年，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昨天（2日）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作出了裁决，成为今天美国各大报的头版重要新闻，和电视新闻的主要评论，因为它涉及到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则。
 
案子的原由是：一名美国士兵在伊拉克战场牺牲了，家人为他举行了葬礼。但在葬礼的路旁，一个浸信教会的信徒们，举牌示威。他们的标语是：美国被诅咒！上帝痛恨同性恋！该教会认为，由于美国容忍同性恋，容忍天主教徒离婚，所以上帝惩罚美国。
 
这个士兵的父亲等家人，认为这是严重的伤害，他们的家人死了（而且是为国捐躯），大家都正沉浸在痛苦之中。但有人竟然在葬礼附近举着那些诅咒的牌子，这不仅太不近人情事理，而是有意在伤口上撒盐，是恶性攻击。那个战死的士兵和他的家人都不是同性恋。
 
士兵的父亲等，把这个教会告上法庭，索赔一千万美元。在巴尔的摩地方法庭审理时，陪审员一致同意，要教会如此赔偿。最后主审法官把惩罚金减至五百万，判决教会败诉。
 
这个教会不服，把案子打到了联邦第四上诉法庭，结果联邦法庭推翻了地方法庭的裁决，以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判决士兵家属们败诉。
 
士兵家属不服，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结果，九名大法官以八比一的悬殊比例裁决，士兵家属败诉，教会无罪。
 
最 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多数派）的裁决书中说，“言论是相当有力量的，它能刺激行为，能让人流泪——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或者像这个案子一样，给人带来巨大 的痛苦。”但是，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对痛苦的反应不能是惩罚言论者。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道 路：保护那些在公众议题上甚至有伤害性的言论，来确保对议题的公开辩论不被窒息。”
 
那些示威教徒们的行为当然是恶劣透顶的，他们的恶意 伤人之语令人愤怒。别说那个士兵不是同性恋，是同性恋也完全有参军为国捐躯的权利。在人家的葬礼上说诅咒的话，无疑给死者家属等造成加倍的痛苦和心理伤 害。这个教会只有11个成员，几乎都是教会牧师的亲属，他们对能开车抵达的所有士兵葬礼，都举行示威（哪儿的葬礼都去，已举行过600多场），打着上帝的 名义诅咒美国，诅咒这些为国捐躯的战士。保守派的福克斯电视节目主持人欧莱利（Bill O'Reilly）等痛斥说，这些人是“疯子、白痴”。很多教会人员也反感甚至痛恨这些人的离谱、疯狂行为。

但是，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裁决他们无罪时具体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教会抗议的问题，是公众关心的议题（matters of public concern）。虽然词语不够文雅，但他们强调的这个问题，涉及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政治和道德行为，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尤其军中同性恋行为、天主教神父丑闻等，都是公共话题。
 
第二，教会和士兵家属之间，不是私人间的恩怨。
 
第三，教会的示威人员，有权利在那个地方抗议。因他们举牌的地方，距葬礼地点有一千尺（即跟葬礼地点有足够的距离），他们的抗议没有暴力行为，并是在遵照警方规定和守法情况下进行的。
 
美 国最高法院目前的九名大法官，按其理念，五名是保守派，四名是自由派。但这次的裁决，完全打破了左右。四名自由派法官全都支持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裁 决意见。反而是上届美国总统布什提名的两个（另一个即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保守派大法官之一的阿利托（Samuel Alito）这次意见分歧，是八比一中的唯一反对者。他在反对意见书中说：如果想有一个公共议题能够公开、充满活力辩论的社会，就不能允许对无辜受害者的 野蛮（攻击），它是不必要的。我们支持自由、开放的辩论，但这不是给恶毒的言论攻击的通行证。美国保守派人气很旺的前副总统候选人、前阿拉斯加州长佩林也 在推特上说，最高法院的判决缺乏常识。
 
而一贯对捍卫言论自由更不妥协的自由派大法官中的布雷耶（Stephen Breyer）虽然赞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但却另写了意见书指出，其它形式的言论，包括电视和网络上（即博客）的言论等，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即不会 得到这么宽容的裁决。一般来说，是保守派的大法官会有类似言论。
 
美国人对言论自由的重视，还可以从各大报对此案的反应看出。本来像 《纽约时报》等左翼报纸，向来都比较支持同性恋者权益，很多时候对教会等甚至不屑。这次，这些大报却都一致支持大法官的多数裁决。在案子裁决前，“新闻自 由记者协会”（RCFP） 和《纽约时报》等21个美国知名的新闻团体，还联署了声明，支持这个教会（言论权利）。

但是，在美国保守派媒 体内部，围绕这个案子，却有相当的争论。被称为“有线电视之王”的全美政论节目收视率最高的福克斯电视主持人欧莱利就强烈反对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认为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他在昨晚的节目上跟福克斯新闻女主播凯莉（Megyn kelly）辩论，强调那个士兵不是“公众人物”（一般美国判案，相当区别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如是公众人物打诽谤官司等，则很困难赢），而是普通人，他已 去世，并是为国牺牲，那些教会信徒那样诅咒，根本不是正常言论表达，而是有意伤人，属诽谤中伤。欧莱利很有辩才，他主持的节目，几乎都是他绝对主导。而这次却明显辩不过凯莉，因为形象清新亮丽的凯莉不仅也具有很强的节目主持能力，并拥有法学博士，对法律领域的新闻有很专业的评论报道能力。她对同事欧莱利毫 无退让，针锋相对反驳说，一，这是最高法院八比一的裁决，是绝对多数；二，这个教会不是要跟那个士兵及家属过不去，而是要表达反同性恋，而同性恋问题是公共议题。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不管多么刺耳，多么令人讨厌，都不应该由法律制裁。凯莉并质问欧莱利是不是支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但 欧莱利还是坚持己见，谈到伊拉克的美国官兵时很动感情，最后表示，他要支付那个士兵家属打官司的钱。

两位福克斯王牌的唇枪舌剑，反映了美国内部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但就像这场辩论一样，力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者，最后占上风，就是因为他们更有道理。

美国是“案例法”，主要靠法院的案例来给今后同类案件提供裁决标准。所以说，美国最有权力的人不是总统，而是那九个大法官，他们的裁决，就是最终判决，一言九鼎，成为美国今后这类案件的法律标准。这次案子的裁决，被视为美国保护言论自由的又一个里程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黄翔：专制葬礼与太阳风暴――动“民主”手术、治“专制”癌症

（图）左起：黄翔、吾爱尤敢、秋潇雨兰、费大卫（David Fyock）

【新世纪特稿2011年3月2日】中共是"专制独裁"的玩家，不仅玩的是"党文化"、 而且是一党独霸的"党天下"。独家玩了六十多年，至今手不收、心不愧、脸不红！

天下是众生的天下，要"玩"大家玩！这么长时间， 威权政治代代相传，十几亿人至今只能默立一旁甘为"睁眼瞎"、纹丝不动形同"木疙瘩"？！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种权利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同他'玩'到底！"
这里凸显的是一个现代人的"玩"字。特补充一段如下：
不用枪、不用炮，人海起浪花涌潮；专制特权如病毒，自由民主是疗方……

今北京两会"揭幕"，不应仍然玩的是以"巡逻武警"为" 空话和谎言"维稳、维安！理应是全民"拍案而起"以群体"维权行动"发言！！！


从无人逃脱的"生死大限"谈起

八十岁的费大卫（David Fyock）先生新近辞世，这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也是一位" 中国问题"专家。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仪式上，不仅有他的家眷子女参与、也包括亲戚朋友和乡居邻里。
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丧仪，竟涌现出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人。这些陌生者以生者的名义特地赶来为死者送别。其目的却仅仅是出于对"已逝生命"的珍视。一个生命"消失在群体"中、人类群体为"一个消逝的生命"而惋惜。

红尘众生、生死有命。小至蚁民、大至权贵，谁也无从脱逃大限。 无论你无奈于底层挣扎，还是高蹈于权势之巅？！时限到了，走人！哪怕你"一手遮天黑、万众踩脚下"！

往生的费大卫是个基督徒，躺在美国式的精致的棺盒中。 在近前行注目礼者的眼中，仿佛他只是安宁地睡去，面目祥和、栩栩如生。
追悼会由当地牧师主持，费大卫的一子三女和许多朋友都一一上台讲了话。夫人为台湾原住民、女诗人吾爱尤敢，特别朗诵一首在生命尽头"坐看云起"的抒情诗、为相守终生的伴侣送行。出身在中国的咪咪女士，却来自印度尼西亚，上台为逝者演奏了一曲《不了情》，此曲为费大卫生前与夫人吾爱尤敢"岁暮之恋"中最爱。
咪咪的二胡演奏可以说常人中独一无二，不仅中国人、在场的美国人也特喜欢。

这是位来自民间的"二胡的李清照"。"两根琴弦泪光闪闪"。 凄凄、惨惨、戚戚。

讲话的子女和回忆费大卫的朋友言谈幽默风趣， 仿佛不是置身丧葬场境而是日常生活中。在场的人象中国人听相声似的不时嘻笑、甚至哄堂爆发大笑，这在中国绝无仅有。
生有形、死无影。美国人活出一份潇洒和超脱，仿佛费大卫还没有走，依然生活在人群中间，仅管是肃穆的祭奠、却不乏轻松的说笑。

一个生命的远逝，形同一位生者的远行。

东西两半球人文彼此相异相通

无论生前或死后，美国人嘻嘻哈哈、中国人哭哭啼啼。 这里的哲学是：投生在这个星球、死后赴另一世界，或天堂、或地狱；或神国、或魔境。形无踪影、灵魂永存。物质不灭、生命不死，只是转换了另一种隐形存在形态或方式。

主持丧仪的牧师，播道的声音平静却震聋发聩："凡事都有定期、 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这使我想起，西方的基督教人文与东方人文相异亦相通。想起存在有明灭、生命有生死、一党有盛衰、一国有兴亡。万物生有定时、死有定时。个人如此。政党如此。朝代如此。我们星球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终极运势也不例外。

我与秋潇雨兰最后一个同费大卫话别，费大卫静卧一旁， 仿佛竖着双耳在倾听我与秋潇雨兰说些什么？。此时，我不由想起费大卫生前我客居于他与吾爱尤敢的康宁庄园，在"泉屋"大厅中进行书画艺术创作的的日子。那是一个一个冬天的夜晚和白昼，他总要先前为我燃起一炉柴火。此刻，那炉中交叉的原木仿佛仍然未灭，焚烧的不是火光而是阳光，它曾温暖我的昔日，也温暖我当下的心身。
秋潇雨兰同费大卫夫妇三个女儿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兰"字，成了他们的"干女儿"，同这几个外交官、教授、移民官员形同姐妹，却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在同费大卫话别中，我们都有同一的情感、深心有说不完的话。我说到美国人生前死后都平等，人与人之间政治上无"阶级歧视"、权利上无人为划分的"出身成份"和社会等级，哪怕是总统、执政党，也没有谁在社会党派中"一党独大"、在人类群体中享有"毛泽东式"的特权？！成为强权偶象和现代帝王！
美国人"嘻嘻哈哈"、人与人生活于祥和与喜乐。中国人"哭哭啼啼"，活着，挣扎于以往的"阶级斗争"；死了，曾有多少人尸骨无存、"死无葬身之地"。
纵使置身于亲人的葬礼，生离死别的悲痛中，中国人总是禁不住泪流满面、亲友哭哭啼啼，还请人来嚎淘大哭一场为逝者送终。少有人在哀伤中能象美国人一样，生者面对死者，自觉不自觉地口中流出谑语、脸上荡出笑意。
不同民族、不同水土间，孕育的是不同的文化与文化，天生的是不同的性情与性情。

生如度假、死如退休，阳世冥间都是走一遭。 费大卫死后同别人一样，得以配给一方墓地和阳光。送葬的人群散开在缓坡上，阳光下的墓地一片安详，大片墓碑林立，却无恐怖与阴森之感。几个小女孩挣脱母亲拉址，手持鲜花活蹦乱跳。仿佛欲呼唤费大卫回到红尘阳光下，仿佛想给他松开的手中递上一束人世的鲜花。

我在太阳地里向吾爱尤敢说，费大卫走后我感觉她只是消瘦了些， 却仿佛看去比以前更年轻、精神更蓬勃。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从"生"中失去了什么，而是从"死"中发现了什么。今天的葬礼是个"经典的葬礼"，对她而言，葬礼就是另外一种"婚礼"、是阳光之恋。面对生与死，不给人以悲怆、而给人以超越。
吾爱尤敢伫立墓地时空中，没有同"有形的费大卫"两情终结，却与"无形的费大卫"在天地中"新婚"。揭开今生超感觉的"生死如一"之秘境，明白"光亮是可见的黑暗、死亡是另一种生存"。

"毛尸入棺"而"专制尸体"未"下葬"

由眼前一个普通人的葬礼，不由想起中共最老的专制者毛泽东。 一个"以流血的鞭子尺度精神自由的空间"者。"他死了，他的头顶上，太阳照样辉煌地照耀，万万千千的星球照样运转，地球并没有停止不动。在广漠的宇宙世界中，象死去一片树叶子、象消失一声鸟音、象掉落一粒微尘。"
他生前的遗体入棺了、而身后的专制却没有下葬。中国专制主义的葬礼，从毛泽东开始，在新的专制承传者中延续。而今日，在全球"花朵革命"中正拉开埋葬新老专制独裁者的历史大幕！在"骤发的太阳风"的肆虐中，在"人类文明转型"的潮动中！
毛泽东，这个生前曾驾驭十几亿人的身心的人，曾以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折腾得十几亿人死去活来，让数不清的人死于非命、黑压压地大片无端从阳光中消失。
正是这个专制暴君，生前主宰一国一族的命脉，留给后世的"遗产"唯有血淋淋的记忆。呼吸已停止、心脏不跳动、却虎死不倒威，死后仍然占有一座名为"毛泽东纪念堂"的整个大建筑和晴光中的天安门广场！生前死后都不放弃独霸红尘皇权的野心和欲望！

毛泽东1957年所谓"反右运动"中使出"引蛇出洞"的"阳谋" ，承继衍生为当下:海内外包括传媒在内默契配合的花朵革命中"诱捕"和"维稳"的诡异的"阴招"！！！

中国人在以往的岁月，喉咙被卡住、嘴巴被堵塞、 真实的史实被杜撰和改写。时至今日，为维护一己权利起而抗争的"异议"或"维权"者，面对的仍然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暴力和血腥！
人们今天面对的不仅是公开的打压，也同时遭遇稍不警觉就陷身阴招的险恶！
政客和盲众中，仍然还有人认同并自觉不不自觉地为延续陈腐的专制，力挺"文革"、倡导唱"红歌"、读毛氏"红宝书"！
而人类的生命不是"沉浮于血海"和"焚毁于烈焰"，人生的大背景理应是浩渺的蓝天白云。不是一"党"史实和意识形态的灌输、贩卖和推销，翻手为云和复手为雨的暴力与谎言，而是天宇和大地无穷奥秘的变幻和追踪。活着，不是为一张党票。"万寿无疆"不属于独裁者，理当属于人类身心为之追求的浩瀚的解放和自由。
古人芸："君子群而不党"。"小人结党营私"。纵使出于公心、公德组党、甘为社会公仆，也理应在不同党派中多党平坐、互为兼容、而不是一党专权。

全球化为专制集体送葬的时代

个人有生死、政党有盛衰、国家有兴亡。 全球已进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最后的专制主义"集体大送葬的时代！中国和整个世界已进入以"非暴力形式"玩"革命"的时代！中共已经"玩"了六十多年了，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种权利"都玩光了，至今心不悔、手不歇。他们以专制的形式玩的是对社会"权力和财富"的特殊占有，玩的"党禁报禁"、"网络监控"、"书刊审查"和赤裸裸地封杀"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玩的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玩的是执法违法"践踏人权"、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上访者任意剥夺人身自由、实施血腥的打压和监禁，玩的是不公"圈地占地"和受害者求诉无门的"拆迁"，玩的"房价、物价"疯涨、"医疗费昂贵"、赤贫者"看病难"，玩的是无"人民公仆"家庭背景者"就业无望"和"升迁不公"、"底层求职者"竞争不过"官二代"、"平民经商者"为"国进民退"的"权贵资本"所吞噬……
始于"万死难赦"的毛泽东、传之于"权二代"、"权三代"、"权四代"乃至延续至今的"专制"特权阶层，玩的是全社会"贫富悬殊"、"官民对立"、备受政治打压和社会歧视的已不仅仅是昔日的"黑五类"一类的命定低人一等者……六十多年了，"一党独裁"玩够了，早该让全民享受"众生平等"了，"每一种权力都被都强占去"，十几亿人必同专制特权者"玩到底"！

中国人务实，古人不逢饥荒不揭竿而起，今人面对诸多现实问题" 官逼民反"！
今日的某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是一些在"非暴力革命"中玩"消解革命"者，这些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直言面对，只求在变革途程中"夹缝中求存"！他们少有象自己"未经扭曲"的先人一样敢"玩"，如"怀抱古筝弹一曲"者稽康似的"视死如归"，如阮藉一样"活着，率意驾车天空下，啸声痛译沉寂，自由辗出血径！"
时代进展到今日，现代社会巨变中，必庄严肃穆地向专制"老玩家"公正地讨回一个"玩"字，玩出思想和精神"巍然独存"的人生高姿态，玩出誓死"为权利而抗争"的合法性！今天的"革命"就是"行动的人群"瞬间汇聚为一体，玩的是如花的"自由"的摇滚乐！玩的是微笑的"民主"的霹雳舞！玩的是合法的行动和群体的抗争！
东西方精神疗方不一样，排毒的效果却无别。输入的是有益身心的"自由民主"良方，排出社会肌体的是"专制独裁的病毒"！

生命日崩中喷发的"太阳风暴"

地球上、人群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日球， 十几亿中国人就是十几亿轮太阳。喷涌"精神岩浆"和跳动"心灵火焰"人类血肉生命的群体遍布大地！！！

毛泽东颐指气使的文革年代，唯有他是人类群体中的"超级红太阳" ！而千百万生灵"血肉生命的太阳"枯竭而发黑！！！

一代又一代、一轮又一轮，多少蒸腾的生命的日球曾经静默、 曾经凝止、曾经在专制暴君胯下暗淡无光！时候到了，万千生命的日球跃跃欲试、正骤然升腾、运转和发光！

升腾于意想不到的任何一个瞬间！运转于无可预测的任何一个空间！

爆发出无可回避的威慑和影响"地球人" 血肉与精神生命生态环境的"太阳风暴"！
在这个意义上，日球群集爆炸出的正是今日为索回自身人权者"非暴力行动"的光焰！正是新旧文明转型中迸撞的异彩！专制社会的总体格局因此而崩塌！地球上的"专制独裁者"在惶恐不安中，必葬身于急遽喷发的"人类精神天宇"绚丽的日崩中！！！

值此中国大陆一年一度"玩"两会之际， 专制政体本身制造的万千社会弊端，理应有自知之明面对！当下的中国最迫切急需的是什么？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最后的克制中，请"玩点真格的"，而不是继续"玩"的"大批武警巡逻"、为一个已经超越"全民忍耐和接受"极限的"体制"维安！！！


2011年2月28日首稿
2011年3月2日定稿

杨建利：关切刘霞，救助中国人权受害者

自去年12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结束后，我一直设法联络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作为此次颁奖活动有关事务的受托人，我需要就自己所做的工作向刘霞作一通报，向她和晓波转达世界各地朋友的问候，也就自己的工作存在的不足向刘霞表达歉意。但是，在中国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刘霞与外界完全隔绝，我无法与刘霞取得任何联系。其间不断有各种消息传来，但是其真实性无法得到证实，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在当今信息时代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近日，日本媒体NHK报道了刘霞突然现身网络、与朋友联络的新闻，经多方核实，可以断定刘霞于本月17日曾与外界取得联络，在短暂的通话和文字交流中，刘霞称自去年10月20日起与外界失去联系后，没有和刘晓波见过一面，一直受到严密监控，家人也全数成为政府手里的人质，因为遭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目前她的精神濒于崩溃。

茫茫几个月来，这一唯一核实的信息，却也是最令我悲愤的信息。在继续囚禁世界上唯一一个系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同时，中国政府完全罔顾法律和世界文明准则，粗暴地将其家人也置于长期的脱离社会生活与外界断绝最基本的交流的软禁之中。我深深为刘霞的境况担忧。刘霞没有违反中国的任何法律，也没有从事异议活动，她之所以遭受这样的迫害，仅仅因为她是刘晓波的妻子。这让我们看到，野蛮落后的株连仍是中国专制政治的特色，对这种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行为，我们必须予以谴责，并采取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于刘霞和刘晓波的救援活动。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展开新一波严酷的政治打压。近日，陈卫、冉云飞、华春辉等人被刑拘，古川、滕彪、江天勇、唐吉田、丁茅等人被抓、与外界失去联系，一位名叫梁海怡的网友也因为转帖一则网文被刑拘――需要我们关注和救援的人权受害者的名单正继续拉长，这是一场自由与专制的较量，这个较量是艰难的，但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失去信心。

在得知有关消息后，我陆续与一些民主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媒体联系，希望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再次聚焦，从而降低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人权迫害的可能。针对中国政府加大人权迫害力度的做法，我们需要放大抗议的声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政府在做什么，从而以人类良心的力量对中国政府说不。我知道，所有反抗专制的公民是心心相通的，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会感受到这些声音的存在。这是黑夜中的星火，给我们以相互扶持的温暖和勇气。

(201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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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让记忆抵抗

我深信，汉字的起点是忍辱负仇者在暗夜的刻划――他们在坚硬的龟甲青简上用石刀铁笔记录深埋于心的余痛。那些卜辞爻言中暗藏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祷告，以至于信史成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在这些痛史面前，恶霸被千古追诉而令来者警悟，善良无辜得以表彰，得以列队于苍天下昭雪沉冤。

一

昆德拉曾经在小说中感叹――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

此即谓，人类本质上是善于忘怀的动物。伤痛抑或仇恨，都容易被时光所风化；尤其当作恶者易妆登坛，化血污为油彩粉墨之后，曾经的呻吟抽泣竟可能变声为娱乐的淫浪。就像那些此刻正沉醉于某歌中的某些人，他们似乎也在怀旧，但他们已不再记得那些恐怖旋律下的人性践踏；在温饱的余年，支离破碎的青春被重新缝补成一道轻薄肤浅的抒情诗――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

我只是这一堕落时潮中的反动者而已―― 在狂飙盲进的岁月里逆向而行，固执纠结在洪荒之初的草莽上，乃因这个盛装的时代如此可疑，美轮美奂的华表下一切显得那么鬼祟。我企图返回其纪元的元点去打量这一切的来历，努力在琴箫和谐的假唱中窥探其本该知耻的原罪。曾经有学者谓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圣贤强调知耻近乎勇。然则当世的荣光，是连耻亦不被确认的；仿佛诸恶不曾，骨血狼藉之后一切都万劫不复了。

于是，我深信，汉字的起点是忍辱负仇者在暗夜的刻划――他们在坚硬的龟甲青简上用石刀铁笔记录深埋于心的余痛。那些卜辞爻言中暗藏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祷告，以至于信史成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在这些痛史面前，恶霸被千古追诉而令来者警悟，善良无辜得以表彰，得以列队于苍天下昭雪沉冤。

二

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会有个起点。就像每一幅泼墨写意的巨画，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笔一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冬夜，我总是倦依墙角，面对着钢条密布的窗户，独自追索着自己人生的起点。某市监舍赫然坐落在闹市之中，自由人间的灯火，还能在那些玻璃窗上闪耀出恍若隔世的温暖。

那时，家父刚刚去世，狱警带着我千里奔丧，他亲眼目睹了囚首蓬面的我，却面对着党旗覆盖下的父亲向几百吊客叩首答谢。面对众多官民，我哽咽致祭曰――这里躺着我的父亲，多年前，他怀抱理想投身革命，至死保持着他那一代党人的朴素理想和本色，两袖清风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这样一些凡人的基本正直和高尚，在越来越成为稀有品质的今天，我相信父亲可以俯仰无愧地坦然辞别这个世界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怎样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让我知道良知和荣誉高于一切功名利禄。

在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短暂而死神又是这样权威， 一个好人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好而得以长寿。大地掩埋了所有的善恶是非，父亲平静地走到了道路的尽头。在岁月长河中，所有的悲哀和创伤都会被时间抹平。如果没有记忆和历史，一切都将显得虚无。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家族历史。父亲留给我们的遗嘱中说，希望将骨灰洒向面前这朝夕与共的清江，希望流水能送他归去。我知道这条江将远远地经过他旧居的门前青山，然后流向长江大海。父亲的游魂将消散于这波涛不息的水面上，如果我不为他记录的话，他的毁家灭门之痛，将从此遁入时代的黑洞――在那个忘川里，一切都被漂淡了。

于是，我开始检讨历史， 我必须从被遮蔽的往事中找到一代人的苦衷。

三

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雨果这一说法，仅仅针对的是文学。事实上，文学在历史面前其实是苍白的。文学因其虚构的特征，似乎弱化了苦难的严肃性和沉重。在我们的土地上，历史，从其诞生之初，肩负的就是文史哲乃至宗教的使命。

一个人的生与死，并非华丽的文学所能概括，其生存背景才是历史的领土。每个人都将最终消逝，无论早夭或者寿终。但是留下墓碑的永远只是少数，而一望无涯的孤坟却如遍地荆棘般刺疼我们的眼睛。更可悲的则是填沟转壑的无名之死，连骨殖都未曾开出花来。

命运予我寒薄，而立未几则已亲长尽逝，使我得以在泪干眼枯之后， 平静地检索他们隐忍平生的坎�。我将父系和母系家族的跌宕，置于二十世纪之大背景下考察时，我惊秫地发现，一切都像在劫难逃般的宿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战争政争与党争――这也几乎是中国多数世家的相似命途；家族往事之戏剧化，并不更悲于整个华族的酸辛。

整整几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杀与幻灭，都在现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没无闻了。如果没有民间私史的刊刻流布，则无数歌泣生动的先人，仿佛从未经过斯世。而那些割头戮颈惨绝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盖而为来世淡忘。

窃以为，不长记性的民族是可耻的。 当海量无辜的死亡连姓名都无存之时，美与善变得毫无意义，恶行也都被提前原谅。善恶即便难以在当世分享奖惩，原则上应该被历史鉴定荣耻。否则，恶无忌惮，辄善亦不被鼓励矣。那这样的民族，又何德何能进化于世界？

四

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怜的，如我的父系巴人土家族――其历史徒余传说。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民族，则是可恨的，盖因它在退化人类的品质。没有文字的语言，绝对无法永久流传。不能真实纪事的文字，则丧失其造字之初令鬼神夜哭的尊严属性。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当这种外壳被歪曲甚或阉割时，思想则必然萎缩，族性亦将愈加猥琐。

三千年以来，华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记忆， 此乃为天地存心也。司马迁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这一切，其根本价值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长歌当哭，温故知新，纪史的内在动机是要抵抗遗忘和歪曲。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都不仅仅是由官修正史所构成――在那里，太多的秘辛被曲意掩藏和改写。我在我的阅读里发现，更为滑稽的是祖国的古史，都似乎要比当代史清晰，有无数前人的野史笔记在那里佐证。然而今天，一个家族的亲历都往往变得扑朔迷离，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编年大事纪，其中竟然充斥了无数虚构与抹杀。

于是，我想藉由对过往亲友的命运检索， 来揭示上个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一斑。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这些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的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

事实上，这样刻骨铭心的家史，不独吾家特具。我经常在酒肆邂逅的野老遗民口中，知悉更多系骨裂肉的惨痛。大地深雪，埋葬了太多无辜。竹帛难罄的遗事，荒芜在黄土垄上。这样的复述，于我并非艰难，只须秉承天良，便足以还原那些破碎的陶片。

五

历史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实际等同于一姓子孙对家谱族书的珍重― ―其本质乃在对父系血缘的崇仰。崇父意识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厘清来历的暗怀渴望驱策我们要探索、书写和研读甲卜金籀，以穷通生命的源流去向。

作为党人一员的家父，平生兢兢，临渊履薄守口如瓶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他身前，我竟然基本不知其来历。他很好地与他所在的组织一起合谋，扼杀了自己的记忆；以至于我这个儿子，都无从问脉他深怀不露的苦痛。

也许是因为他寥寥的遗言――要我为祖父将那抛尸的天坑盖上――我才开始去追索当年的灭门惨剧。他似乎还能想象，盖掉一个天坑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但他未能想到的是，我开始揭开另一个历史天坑的秘密，这才是真正浩大且远未竣工的作业。拙著《地主之殇》便是我对父系历史的勘察，在那里我发现了当年几百万生灵莫名涂炭的枯骨。

偏远乡村一个农夫之家的悲欢， 在亚细亚从来对应着京畿某个独夫的喜怒。个体的生活史自古便是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构件，虽谓以蠡测海，却也足见其沧桑咸腥。无论史学意义，抑或社会学价值，皆不输于那些假言涂鸦的鸿篇巨制。

六

人生之短相对历史之长，无法不令人顿生虚无。在漫长的史前和史后，个体的生死际遇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人类何以要如此在意历史呢？

如果世界真是无神的，生命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人类潜意识里畏惧的并非身体的死亡，而是对恍惚没有来过此世充满了隐忧。于是，我们有了史官文化以及对历史的拜祭――因为历史的存在，才可能让过往的生灵，复活在人类的共同记忆里。

就像我祖父的横死，曾经的暴尸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 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他被用来证明恶世的传说并非虚拟，用于警醒来者不要让恶重复。也因此，他卑微的生命才在帝王将相的起居注之外，走进了自己真正的永恒。

我的写作本质上传承的正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伟大传统，是历朝历代那些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在枭首流放的长路上排队仍不肯掷笔的先烈们，遗传了我们以史证伪的渴望和冲动。想想当年那些夜雨孤灯下的荒江野老，斧钺相加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这才是这个民族真正可歌可泣的品质。尽管这一品质也在寒酷的现代，在血液里稀释；但是它依旧还能在苍凉乱云的天空，耀如星灯般召唤代复一代的苦吟血书者。

―― 作者博客 2011-03-02

杨继绳：鲜血使人猛醒

    我从来没有为别人的书写过序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一我算不得什么名人，二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记者。可是当谭合成的长篇历史实录《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摆在面前时，我决定破例为它作序，因为在《血》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据谭先生说，《血》的初稿写于24年前的1986年，由于工作关系，谭合成有缘接触到发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十县市的文革大屠杀的大量机密资料，并将之实录在案；同时也因为这场命运的遭遇而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轨迹也因之发生改变。此后，作者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事，核实、订正、补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与原稿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十余年来，作者一直通过各种努力，试图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真相公诸于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
    这篇长达五十万言的历史实录，是用实录实证的方法写成的，让事实说话。谭合成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但他的研究方法却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400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关键人物。正因为有如此翔实的资料作为铺垫，作者下笔倒也干脆利索，少见颇费踌躇的痕迹。作者以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经历为依据，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场，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在道县大屠杀中，有九千多无辜者死于非命，其惨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对人性的缺陷和社会的黑洞可谓所见颇多，但书中的内容依然让我十分震撼，大量细节不忍卒读，而这些细节又因为不经中间环节直接出自亲历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仅是揭开了一个被千方百计包裹的民族脓疮，更是切开了一个机体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触角直抵“伟大革命”的本质。道县大屠杀怎么发生的、何以会发生、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本书始终在探求的一个主题。根子早已深埋，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大量史料表明，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端的偶然事件，它不会因为某个偶发事件、某个人和某一群人的作为而引发。文革中，全国出现了多起与道县大屠杀类似或者不类似的杀人事件。仅以首都北京为例，公元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从时间看比道县大屠杀还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样惊心动魄。深入揭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真相，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将责任推给后人。更不能让后人因为我们的失忆而受到欺骗。
    朱厚泽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本唤醒人们记忆的书，可以作为试金石，它在中国的命运将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血》由于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实录而呈现庞杂斑驳的原生态，内涵因此更加丰富。书中不但有大量被杀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也有大量杀人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还有既非被杀者也非杀人者却被卷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这种多角度的描述，不仅使普通读者对道县惨案以全方位、多侧面的了解，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
    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而和毛泽东对应的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会。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它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通过这“四个垄断”，政权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
    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一部分人（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许更多）被定为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资及其家属），通过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这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贱民是阶级斗争的靶子，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那些不是政治贱民的人们，也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垄断的受害者。他们只能知道政权让他们知道的，只能相信政权让他们相信的。他们是政治愚民。政治愚民也处于恐惧之中，一不小心他们也会成为政治贱民。由于无知和恐惧，政权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而背后操纵的是政治权力。谭合成的《血》中记录了一位处遗工作组负责人与一名杀人凶手的一段对话，该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这种专制土壤培育出来的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闻之令人魂飞魄散。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员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恶史。这样的“文革史”也介绍了知识分子受害，却没有指出迫害知识分子的主使者是官员。文革初期被迫害知识分子是被官员们“抛”出来的。有了被“抛”出来的样板，有了政权确立的政治标准，大批知识分子随之受害。《血》向我们揭示了文革的另一个侧面，也许是更为重要、更为真实的侧面：普通百姓的受害。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层面。
    文革前，官僚集团主宰着中国，官僚们依照等级享受着特权。工人、农民在名义上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权利；他们经济上被剥夺，虽然有着最低的保障，但一贫如洗。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只要有人号召，就会起来“砸烂”这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也对这个制度不满意，他也想改变它。关于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义思想，也可能是乌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恶除他以外的官僚主义，也可能是害怕权力的失落。毛泽东希望“砸烂”这个制度，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多年造神运动造就的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加上老百姓对官僚们的憎恨，毛泽东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官僚们受到应有的或不应有的打击，官僚体制一时土崩瓦解。没有官僚制度，社会就出现混乱。毛泽东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么“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来就不是有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用来收拾乱局。国家不能长期处于无秩序的状态。社会的需要，官僚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们让步，原来的官僚体制逐渐恢复原态。一旦受过冲击的官僚们重新回到权力宝座，原来响应号召造反的人们，就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冲着老百姓来的。而“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只不过是毛泽东和恢复旧秩序的官僚们的较量。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时有沉浮，“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些官僚得势，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势。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势者的对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文革中流传的这首民谣正反映了老百姓的处境。
    十年文革结束，三十年改革开放。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官僚体制。还是官僚主宰着中国，官僚是中国的主人；还是下级对上级依附，下级对上级效忠。改革以后的官僚体制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处：官僚们掌握的财富更多，他们的享受远远超过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们除了继续享受特权以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以前的官僚还用理想的旗帜来掩盖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帜作掩护，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的“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官僚们占有的“蛋糕”最大份额和最甜美部分，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们只能分享官僚们的剩余。政治上，老百姓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连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灵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剥去。这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制度。它虽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极权制度，但与民主制度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不可能有社会公正，也不可能有和谐。
    鲜血不会创造神话，但鲜血会使人震惊，会使人猛醒。猛醒的人们推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政治贱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开始觉悟。解放的政治贱民，觉悟了的政治愚民将会用新的努力，将官僚为主体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改造为民有、民享、民治的宪政民主制度。
    这就是重唤历史记忆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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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茉莉花革命加速中国的变革

路透社图片报道：2月27日（周日）警察在上海闹市中心抓人

网络图片：2月27日（周日）据说是上海市中心一处街景：响应茉莉花行动的散步行人摩肩接踵

谁也没有想到，网络上的一条信息竟然能够引起中国当局如此强烈的反应。一场新型的革命就这样不期而遇地在中国开始了。中国当局对"茉莉花行动"的强烈反应，让世界看到了恰恰是中共当局自己对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并无信心。当权者自己很清楚，中国民众既有革命的理由，也有革命的冲动，因此，不能对"茉莉花行动"掉以轻心。


当然，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不会像突尼斯和埃及的茉莉花革命那样一蹴而就，而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茉莉花革命正在改变世界，也将改变中国。


不到三年前，即将举办北京奥运的中国的当权者还是信心满满，他们看到，全世界都在向崛起的中国表示谦恭，连西方人也低下了高昂的头颅。五星红旗不仅在伦敦和巴黎的广场，也在洛杉矶和悉尼的闹市挥舞。尽管国内危机重重，胡锦涛还是忍不住要过一把"扬眉吐气"的瘾，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不高兴"。一时间，西方竟有人议论，如何应对"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那一天。


在这样的国际氛围下，中国的权力精英无意进行任何真正的变革，他们一面更疯狂地瓜分中国的财富，一面更加无所顾忌地迫害中国的维权人士。中国的进步人士，承受着空前的政治和心理压力。他们看到，中国沉渣泛起，陈腐的政治文化再次得势，若没有一种强大的外力来推动，中国社会将面临长期溃败的黯淡前景。但是，外力从何而来呢？连一些美国政客，都在鼓吹"美中共治"世界了，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还能指望任何外部力量的支持吗？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表明，这个古老帝国缺乏内在的变革活力。只有在极其强大的外力刺激下，其内部才会发生真正的变革。而中国内部的变革一旦发生，就极其血腥，极不理性。因此，尽管20世纪中国发生过两次大革命，但中国人至今仍不得自由。用几千万人头换来江山的中共，完全背弃了"解放人民"的初衷，反而把当年的革命经历作为反人民反革命的经验资源。20世纪的两次中国革命，成就了世界上最严密，最老练丶最强大的专制政权。这无疑带来了一种普遍的悲观和绥靖情绪。

在短短数周的时间里，茉莉花革命就改变了这个格局。阿拉伯革命在全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的革命时代，对中国的内部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在道义上，阿拉伯革命明确了21世纪的这样一个全球准则，镇压和平示威的中国模式，也就是"天安门广场"模式是不可接受的。任何国家的当局以此种方式镇压本国人民，国际社会有权进行干涉。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制裁利比亚，中国在世界的道义压力下，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道义压力下，不得不投了赞成票。

在对外经济方面，中国与独裁政权发展经济合作的方针遭到了空前的挫折。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损失可能高达几十亿美元，这个教训将对中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革命模式，茉莉花革命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博弈更是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新的革命模式，颠覆了中国当局赖以维稳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只要当局能在第一时间扑灭第一个火星，只要控制住少数活跃人士的自由，就可以阻止全国性群体事件全面爆发。2.20事件表明，借助于网络技术，革命者能够以零成本连续发动全国性的抗议行动，甚至不采取任何行动，也能消耗政府的大量维稳资源。这个新的革命模式，从根本上扭转了革命一方的资源劣势，从而改变了游戏规则。这意味着只要中国当局继续忽悠百姓而不进行真的变革，革命派就能够以很低的成本，以比较安全的方式持续地组织全国性的和平抗议行动。

习近平在2.23日在讲话中强调，要"做好群众工作"，说明他看到了这个重大变化。不过，一个高度腐败的政权能够"做好群众工作"来阻止革命，保住自己吗？恐怕习近平自己也不相信能创造这个"中国奇迹"。他应该看到，茉莉花革命的大潮正在迫使中国加速变革，而这种新的革命模式，对于提高中国变革过程的理性，也带来了可能和希望。

――RFA

洪哲胜：茉莉花革命和公民社会运动：一个催生民主，一个生产民主

茉莉花革命可以促变、使变、催生出民主；但是，社会现状──它的势力分配现状和它的总的品质──则决定着怎么变革，采取怎样的政治游戏规则，规范着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也就是决定着新诞生的民主是怎样的民主。　　　　　　

★茉莉花革命：不生产民主，而催生民主


茉莉花革命神奇地给出了令人着迷的、实现民主的契机，但是，它不必一定能够给出质优的民主，甚至也有可能给出负值的 民主（这里把民主看成具有负值、零点、以及正值的轴）。也就是说，它是民主的产婆，仅仅可能催生民主，让生产成为可能，让生产比较顺利；它远不是孕妇，不 会生产，也没有生产。


★茉莉花革命：不取代群众启蒙


有人看到某些国家的群众一旦发起茉莉花革命，专政者不是立马溜去外国，就是在短时间的挣扎之后妥协退场，就觉得有了 茉莉花革命模式，老式的群众启蒙、群众组织、有计划的革命发动等等，就显得不再需要了。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参见武振荣：《茉莉花革命缕析》，《独立 评论》2011-02-24 19:23〕
生孩子，不仅希望婴儿得以诞生，而且希望诞生的婴儿健全、健康、而且会哭。因此，有一个神奇的产婆，当然不错，因 为，她可以很好地让孕妇生出婴儿；但是，一个神奇的产婆并不能保证婴儿的品质，不能保证生出的婴儿健全、健康、而且会哭。因此，如果人们不仅仅关切生产， 而且更加关切生产出来的婴儿，那么，照顾孕妇，让孕妇健康、安心、愉快等等，无疑还是绝对有必要的。


★茉莉花革命：“成功”之后的游戏规则咋来


好，茉莉花革命“成功”（有引号）了，专政者或者溜出去了，或者趴下来了，从此，大家可以自由地言说，并且自由地争 取、决定新的游戏规则了。这时，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会被严重考虑、会被国家议会接受呢？就像无产阶级不可能一旦夺得政权就象天使那么纯洁、理性、而且大公无 私地为全民的利益去奋斗，为了茉莉花革命冒险游行示威而终于“赢得政权”的大众，他们也不可能一旦夺得政权就像天使那么纯洁、理性、而且大公无私为全民的 利益去奋斗。何况，现状仅仅是：他们的国家失去了从前的专政者；而非是：他们已经实际上拥有了国家政权。他们的国家里面，各色各样的政治势力无不虎视眈 眈、磨刀霍霍地要利用这个“转机”让新的游戏规则有利自己。


★茉莉花革命：“成功”之后“民主化”问题


因此，一个意见，不会仅仅因为它好，就自然地会被国家的议会所接受。它的会不会被接受，就由此刻自由了的各个势力在 议场上的自由卖力较劲的输赢做出抉择。弱势群体的利益会不会在新的游戏规则里面受到重视，就看所有这些弱势群体的素质和实力啦。如果大众的公民意识不够 高、公民能力不够好、公民组织不够强，一句话，如果大众的公民力量不够大，那么，茉莉花革命虽然“成功”，这事却未必和大众的出头天、和他们的是否能够真 正当家并确实做主有关。于是，一场由大众发起的茉莉花革命所引发的所谓的“民主化”，就有可能成为了方绍伟所说的“民主的最大敌人”。〔参见：方绍伟： 《为什么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民主化？》，《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1-02-22 15:55；《独立评论》2011-02-23 22:12〕


★“民主化”不是民主的敌人


把“民主化”埋怨为“民主的敌人”，是不对的。
首先，当专政者的苛政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已经到了大众可以通过一场茉莉花革命让他就不得不溜走或者趴下的境况，那 么，用“民主化”来取代固有的独裁、专政，就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一般而言，新的“民主”的游戏规则，未必优异、未必及格，可能没有象茉莉花革命鼓吹者所宣 传的那么美妙，它大抵还是一个进步。在这里，把“民主化”说成“民主的敌人”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关键在于公民素质和公民力量


其次，这里的问题出在“现状”的公民素质不够好、公民力量不够大，因此，人们应该得到的教训乃是：在茉莉花革命的发 动有着高机率的当前，要使得茉莉花革命更容易发生，而且效果更佳，人们应该着重地特意推动公民社会运动，让民主运动借用公民运动来一方面扩展自己的势力， 另一方面提升整个社会的公民素质和公民力量。这样的工作可以制造茉莉花革命被大众启动的氛围，提高茉莉花革命的机率，同时，使得当茉莉花革命给出变革机会 时，民主势力有着较大的实力站在前台，和其它势力周旋竞争，让新的游戏规则有着较大的机率和较大的部分倾向大众的民主。


★旗帜：《零八宪章》；道路：公民运动


《零八宪章》几乎是个常识性的民主道路选择，中国民主运动不妨随时丰富它、更新它，让它永葆青春。高举《零八宪 章》，走着它所吁求的公民运动道路，不管发生的是没有明确发起人或者有着明确发动群体的茉莉花革命、还是传统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都可以自信地迈向真正当 家、确实做主的道路。如果能够在民主运动势力崛起的时候，争取让中共妥协、主动改用《零八宪章》之类的新的游戏规则，那么，中国应可避免一场大乱；否则， 正如温家宝所云，中共就是自讨苦吃，让自己走上一条死路啦！
2011年2月25日


——民主中国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874

胡平：中国政府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是反人类罪

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举行紧急会议，经过一整天的密集磋商之后，一致通过了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第1970号决议（见图）。

制裁内容包括4个方面：1、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2、禁止卡扎菲和家人以及16名亲信出国旅行，3、冻结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4、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镇压平民的行动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可以说，这一制裁案几乎动用了除开军事介入之外的所有制裁手段。

在会上辩论议案时，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声泪俱下，恳求各国代表投票支持制裁，特别要求把卡扎菲政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他的发言止住了中国代表所谓“不干涉内政”的论点，成为辩论的转折。

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代表，请求外国政府联合起来制裁惩处自己国家的政府，并且一见到各国同意制裁，立即流下感激的热泪。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1970号决议的伟大意义在于，正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所说：“它史无前例地迅速和一致决定，将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

不消说，这一点正是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点。本来在这次会议上，其他国家早就表示同意了，唯有中国代表迟迟不表态，因为中南海就半天拿不定主意。众所周知，现在利比亚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1989年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一点，卡扎菲自己就一再强调。卡扎菲两次电视讲话，都以中国政府在1989年出动军队坦克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为例，为自己镇压利比亚平民的行为作辩护。

这就使中国政府陷入极大的困境：如果它不投赞成票，那等于把自己和卡扎菲捆在一起推上被告席，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如果投赞成票，那等于从理论上承认了1989年天安门屠杀是反人类罪，应该被追究责任。

中国政府是最后一个投票的。出于无奈，它不得不投下赞成票。在表决之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作解释性发言，说：“考虑到利比亚当前极为特殊的情况和阿拉伯及非洲国家的关切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刚刚通过的第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2月28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署名文章（注）指出，阿拉伯人的觉醒可能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在它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和大家一道，立下了一条明确的规矩，那就是，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民众是犯罪行为，政府的领导人可能也应该被追究责任。

不错，中国政府投票同意联合国第1970号决议，并不等于它已经承认了六四屠杀的罪行，也不等于今后它就不再会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平民。我注意到，国内官方媒体在提到第1970号决议时，只说了3项制裁，即，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有意隐瞒了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这一项。可见，中国政府还在欺骗中国人民。这表明它还无意改恶从善。但是那毕竟也说明了，中国政府自己也知道，在道义上，在法理上，它无法否认，它不得不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本国平民是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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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ibyan tremors will be felt as far away as China;The Arab awakening could profoundly affect policy in Beijing and London, and herald a new dawn for the EU. by Bill Emmott, Times (London); Pg. 23; Feb,28,2011.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