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日星期一

曾慧燕:熊焱 烽火战地军牧情

从「天安门的孩子」到成为美军牧师(Chaplain),到为开赴伊拉克战场或战死沙场的美军士兵主持宗教祷告仪式,提供宗教道德和心理咨询等,平生富传奇色彩的熊焱,已经从军14年,担任军牧也五年半,经历战火洗礼,与炮弹擦身而过。


长得一副娃娃脸的熊焱,已有14年从军经验,并当了五年半美军牧师。(曾慧燕摄)


目前军阶为上尉的熊焱,7月刚结束在南韩的海外服役,随即进入南卡军事学院受训五个月,到12月18日训练结束后,可望升至少校,然后将派驻亚拉巴马州一所专门训练直升机飞行员的军事航空学校做牧师。明年1月,可望获得麻州高敦神学院教牧博士学位。

2004年3月至2005年3月,熊焱随第一装甲师第四旅驻扎在离伊拉克巴格达40多英里的CampTaji,曾「差点被炮弹炸得飞上天」。2007年3月至2008年7月,他在南韩服役一年零三个月,充分领略南韩文化和风土人情,对南韩人的团结互助留下深刻印象。

熊焱返美后,与妻子钱立筠及儿子天枢、女儿天璇一家四口从西雅图自行驾车前往南卡报到,途经纽约。他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畅谈五年半的军牧生涯、伊拉克战地见闻及派驻南韩的心得感受等。

下一目标 西点军校

熊焱的下一个目标是到纽约西点军校做牧师。西点军校是美国第一所军事学校,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军事学院之 一,曾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以及中国黄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熊焱自投笔从戎成为军牧后,一直渴望能进入西点军校, 由于该校规定牧师资格必须是少校以上军阶,熊焱以此为奋门目标之一,现在可说「胜利在望」。

每年所在部队指挥官的评语是决定一个军人升迁的关键。指挥官评价熊焱在南韩期间的表现说:「在本人25年军事生涯中,熊焱是我所见过最好的牧师。」

熊焱凭什么获得这么高的评价?他说凭的是全心全意的服务,与全体官兵上下「打成一片」。在任军牧的日子里,无论环境多艰苦,他既有喜乐之心,也常怀谦卑之心。他的讲道也颇受官兵欢迎。

自从1989年熊焱作为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一员,与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在北京人大会堂针锋相对令人印象深刻后,19年来他发表大大小小的演说、讲道不下数百次,每次总有人说他讲得好。他谦称,「我讲得好的奥秘,就是众人的鼓励,鼓励越多,信心越大。」

另外,已经40出头的熊焱,仍是一副Baby face(娃娃脸),任何人看到他都说像20来岁。他认为「年轻的最大秘密」,也是因别人的夸奖鼓励和「这世界充满了神奇的爱」。

谈到做牧师的感受,他说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事业;既是学问,也是艺术;既是生活,也是享受;既是理想,也是使命。美国的教会很尊重牧师,军中更不例外,即使在战场上,牧师也不要背枪背弹药,还有专职助手保卫。军牧所到之处,战士们都很尊敬。

他说,在南韩做军牧比在美国忙碌得多,工作量比平时多一倍,要服务六、七百名士兵。与伊拉克相比,南韩有和 平的环境和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但由于外界诱惑大,士兵犯错机率也相对的大。同时由于士兵与家人长期分离,带来很多家庭、婚姻问题。他非常爱他的官兵,竭 尽所能为他们服务。

回顾军旅生涯,熊焱说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决定,是于1994年2月2日加入美国陆军(US Army),那一年他已28岁,从中国大陆来美才一年半,便由一介书生变成军人。他当时参军是由于面临生存和语言压力,以「大龄青年」之身和不服输的个 性,「那里困难攻那里」,下决心先学好英文。

熊焱在德州一个空军基地语言学校受训四个月后,再到南卡最大的军训基地Fort Jackson受训两个月,然后再到印第安纳州Fort Benjamin受训两个月,共八个月军训(一般美国士兵只须受训四个月左右),然后被分配到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第一军第22人事营。

在八个月的艰苦军训中,他一天病也没生过。他说,原来人在重大压力下有两种可能,要么承受不起垮掉,要么越 压越硬。军训结束后,他在第一军又服役了11个月,好几次一到周末就感冒了,嗓子疼,流鼻涕,全身肌肉疼,有时还咳嗽,绝对感冒的症状。可每次量体温,总 是正常,没有高烧。这样的经历多了后,尤其是每到星期一穿上大皮靴、军装,天亮前跨出家门去军营时,就有一种把困难压在脚下的快感。

他深有体会地说,其实身体上的软弱无力、感冒的症状,咬咬牙还可以对付过去。就是发高烧,以现代医药水平,三、五天也就会消退。

可是人生还有许多重大场合,挣扎、搏斗、诱惑、冲突、危机等等,却是要咬紧牙才可以过去,有时甚至过不去。 熊焱说:「当体内的几股『真气』互斗时,我杜撰出的一句『将军感冒不发烧』,就经常在我口中转来转去,一方面真是这样的处境,同时还是多少次经历过人生各 个重要关卡的心路历程写照。如来美国,踏进美国军营,重返大学校园,修读神学院,随军出征伊拉克、南韩等。」

关心生者 荣耀死者

熊焱于2004年3月1日出征伊拉克,3月7日到达科威特驻地,这是美军开赴伊拉克战场或回国休假的中转站。3月22日从科威特北上伊拉克。

他说,随军牧师的主要职责是关心照顾本部队的战士,给他们提供宗教服务及心理辅导,死者需要安息,受伤的灵魂需要安慰,生者需要爱和持续不断的鼓励。同时也要关心到军中非军职人员及随军的民工,以及当地人民等。而在重大军事行动前夕,为战士祷告,乃是军牧职责和权柄。

美军中90%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宗教有流于形式的现象,但在人生的重大场合,这个国家的人总是仰望一个更高的力量和主宰──上帝。对一支相信上帝的部队来说,正如卡内基所写:「没有一个在战壕里的人是不祷告的。」

熊焱说,在军中,牧师、医师(包括牙医)和律师是军中的特种部门,属于专业领域,是军中学校不能自己培养的,要从社会招聘。因此,这些专业人才的年龄可以放宽到40岁。

天主教的神父因极缺,可以放宽到50岁。美国的牧师、医师和律师要受四年大学教育,然后再接受几年专业研究生教育,并通过考试才能获得执照。

牧师在军中又与律师、医生不同,具双重身分,一方面是宗教事务的专职人员,同时也是所在部队(如营、旅、师 等)的参谋军官,故要参加各种军事会议,对所在单位的军事活动有所了解。因为,牧师既然是做人的工作,必须了解战士们在做什么,不像医生和律师,只要做好 专业范围内的工作,就是最大贡献了。

熊焱指出,美军牧师有三大类工作:关心生者,安慰伤者,荣耀死者;还要协调处理军队地方的关系。在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要了解他们的礼仪,同时要处理俘虏问题等等。牧师像地方教会的牧师一样,要调解家庭、婚姻、疲劳及官兵关系等问题。

他说,不带枪是军中牧师另一特点,上级会为牧师预备一位带枪的警卫,以保护其安全。根据日内瓦国际条约,军 牧若是被俘虏,不能视为俘虏,其职责和权力仍在。在监狱、集中营或羁押中心,军牧可以自由走动,继续在战俘中做关怀工作。来到战地,牧师成为最忙的人之 一,因为平时在驻地,战士们各有家庭,现在住在一起,远离家人,滋生不少问题。牧师的战地辅导,比平时多很多,十分辛苦和疲劳。

军队纪律严明,各司其职,各有其岗位。熊焱性喜冒险,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想去,纵使枪林弹雨仍兴趣浓厚。而且,以身作则在他脑子里根深柢固,「不然,站在讲台上讲道,怎会有力量呢?」

不过,熊焱也明白要顾全大局、遵守规则的道理。美军从建军开始就讲求以法治军,不是以牺牲为目的,职责大于英雄主义。因此,有时会出现一种状况,战士出发执行任务前,牧师为他们祷告,但越是危险的任务,军牧愈不能去。「人在后方,心中总有一种遗憾。」

金戈铁马 采菊东篱

熊焱说,人就是这样,过惯舒适安逸的生活后,就想过「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生活,待到紧张激烈的生活教人难以为继时,却又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

在美国生活的人,打电话、上网、吃饭是最方便的事。但在伊拉克,做任何事情都要排长队,如打电话、上网,等 候一小时仍轮不到,而且是背着几十磅的装备站在太阳底下,没有耐心的人要急出病来。就拿吃饭来说,往往排队足有100米长,中午气温高达华氏100多度。 陆军战士穿防弹背心,戴钢盔,背步枪或机关枪;海军陆战队战士除携带武器外,穿迷彩装,带软军帽等,真教人吃不消。

最初熊焱抱怨这里什么都要等,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但有位在1991年就驻守此地的军官告诉他,他们刚来时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子不说,连食堂、浴室、电话、计算机、商店甚至厕所都没有。相对而言,现在「已经是天堂一般的生活了」。

熊焱好奇追问,没有厕所,如何方便?他告诉他的方法,使他大吃一惊,「那完全和毛泽东躲在延安窑洞里去后山拉屎的方法一模一样,就地用铁铲制作厕所」。

过不多久,有天他七小时坐在车内,身穿防弹背心,头带钢盔,腰酸背痛、头疼脖子疼、大腿、小腿肚疼、眼睛耳 朵疼;而且身上、车下是几寸厚的尘土,又是全身披挂,「即使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了,何况是肉身。」这时他才突然明白,为什么许多土兵等两、三小时打电话没有 怨言。因为与坐在车里、爬在战壕里比起来,排队等吃饭,就像在纽约街上排队买冰淇淋看电影一样享受。

熊焱军队的驻地,是典型的沙漠天气,白天炎热,晚上寒风刺骨。许多时候,军用睡袋大派用场。这种睡袋有三层,第一层为薄一点的羽绒;第二层为厚的羽绒;第三层为防水的尼龙胶层。「如果三层都用上,那应该是睡在冰天雪地里也可以御寒。」

有段时间,熊焱晚上睡在帐篷内,由于不隔音,帐篷外的发动机24小时轰炸不停,必须习惯长期在太阳强光的照射下,以及周围发电机的巨大轰鸣声。

他曾随同参与Convoy(指从一地押送军用物资或军事人员去另一个地方。敌人进攻、埋伏、袭击往往针对这 种情况。许多伤亡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牧师职责虽然不要求和战士一同去战斗,但随军牧师因为要做人的工作,有很大自由到任何一个岗位视察、问候,只要 有战士出现的地方,就可以到那里。这大大满足了熊焱的好奇心。

他说,作为牧师,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若有伤亡,要安慰、看望他们,为他们祷告。同时炮火会给战士们带来心理负担,需要及时排解。「更重要的是,牧师是战士们尊敬和信赖的人,只有与他们一起流血流汗,讲的话他们才会听,才能令人信服。」

他说,置身在士兵当中,常常有心满意足之感。他们总是礼貌待他,「不仅因为我是牧师,是军官,更因为我总是和他们打成一片。」

熊焱说,军队有很严格的纪律,战士需要汇报的事情,必须一级一级向上报,不可越级。这是军队传统和纪律,唯有军牧例外,任何一级战士可以直接来找牧师,牧师可以直接与任何一个战士交谈,也可直接去见各级指挥官。

根据战场规则,作战时,牧师应在车队中间,并要严格遵守国际条约和美国陆军军牧军团的严格规定,不得以军牧身分开枪。熊焱曾以军牧身分坐在指挥车内「体验」战斗。「开火时,车内声音很大,子弹壳退下来,打在钢盔上,崩崩崩响,在车内乱飞。……」

震天巨响 有惊无险

2004年5月25日,熊焱到伊拉克才两个多月,「差点被炸飞上了天」。当天中午,27Main Support Baltalion营遭遇炮击,一死八伤,心理治疗医师Maj. L腿部也受伤。当天晚餐后,熊焱去看望在SSA工作的战士,因为中午的炮弹落在离他们工作很近的地方,虽然没有伤亡,也会造成一定心理影响。牧师的职责中 有一项任务,要在24小时内与当事人交谈,及时排解心结。

晚上熊焱睡得正香,「呯呯呯」!有人敲门,是他的警卫员火急叫醒他,「Sir!赶快穿上防弹衣,钻到屋外面的掩体去。」熊焱在掩体里还有闲情抬头仰望星空,北斗七星映入眼帘,第一星天枢、第二星天璇,熊焱分别用来为子女命名。

正在浮想联翩,突然传话机响起,几辆军车闪着红灯开来,他才知道刚才两发炮弹落在他睡觉的房间20米处,一 枚落在洗脸、洗澡的车屋,当时有三名战士正在洗澡;另一枚落在一战士的屋角,幸亏都没有爆炸,否则周围的人非死即伤。当时熊焱正在睡觉,两枚炸弹若同时爆 炸,数以万计的碎铁片向四面八方飞溅开去,致命之处小米大一粒即可送命。2MSB营一名下士被炮弹碎片击中,不治身亡。

熊焱以日记形式记下这名士兵之死:

Beau Ramsey Beaulieu,1983年8月11日生于缅因州,2002年6月20日参加陆军,2003年3月作为通信兵分配到27MSB,同年12月与他的高中同 学结婚,2004年3月派驻伊拉克,才两个月就为国捐躯。…令人慨叹生命何其短暂,新婚妻子情何以堪。

另一次也是险象环生。2004年6月6日早上7点多,因为是星期天,他还在睡梦中,忽闻世界末日般震天巨 响,他住的车屋激烈摇晃,墙上没有贴牢的地图也掉下来了。听声音炸弹好像就在窗外,平时震天巨响总还在一百米之遥,当天的炸弹声响却有平时十倍之甚。他连 忙坐起,头一个念头竟是「完了」!凭感觉和经验,以这么巨响来判断,「下一个或第三个不是炸在我的肚子,就是在我的屁股上。」

正在此时,第二声巨响又传来了,声音更大,力量更足,车屋摇晃得更厉害。他的心一惊,心中想了一句平时早就 想好的话:「主啊!耶稣基督,请接收我的灵魂。」第三秒钟熊焱已经抓住头盔和摸到防弹背心,躲到窗外掩护体。「说真的,当我听到第二声巨响时,已是心惊肉 跳。」天上的浓烟滚滚飘来,传话机陆续传来的消息显示,是残余的伊拉克恐怖分子使用自杀式汽车炸弹,高速向营门开去,造成三死五伤。

他说,美军士兵随时都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美军在伊拉克的生活条件与美国本土有很大差距。伊拉克气温高达华氏110度 (摄氏54度),容易紧张、疲劳,还要穿五、六十磅重的防弹衣,加上全副武装,很容易中暑。有时还要半夜爬起来到掩体里躲炮火。

作为军中牧师,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任何人上战场,心跳都加快。如凌晨3点出去执行任务,指挥官就要报告24 小时内官兵死伤、地雷分布情况等。行动时有坦克开路、机关枪子弹要上膛、直升机护航,指挥官下令战士们要随时准备作战。这时牧师就要祷告,稳定战士们的情 绪。「当我祷告时,战士说,指挥官让我们紧张;你一祷告,我们就轻松了。」

熊焱说,在美国,人们过着相当优裕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世俗化。好莱坞的电影,大型屏幕电视里丰富多彩的节 目,数不尽的流行音乐,都教人们应接不暇。伊拉克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环境,人的体力和精力在与大自然恶劣环境搏斗下,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很容易感到个人力 量多么有限。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种是使人更加心灰意冷、意志下沉,离精神的世界更远,更不易相信「上帝与人同在」的恩典。另一种情况是突然省 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生在世如同沙漠中短暂的帐篷一样,从而有种精神觉醒。

熊焱所在部队是陆军装甲师,不像海军陆战队那样直接拚杀,但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周至少工作六天。美国是专业化军队,每个人工作不同,基本作息时间是上午9点像上班一样干活。如果执行任务,一般是凌晨3点,因为是敌人最疲惫的时候。

士兵们周末休息一天。虽然缺少娱乐活动,但现在科技发达,有DVD、计算机消磨时光。熊焱说,派驻伊拉克的美国士兵们,几乎人人都看了几百部电影。

此外,还可以上网看各种消息,可以透过视频看家人,如熊焱上网时就跟太太、儿子讲话、看女儿弹钢琴等。

在伊拉克期间,熊焱主持了殉难士兵的追悼会、并经历130度华氏高温、三更半夜起床躲炮弹、穿防弹衣等, 「觉得自己有幽默感了,应付苦难的能力也增强,更愿意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且每个士兵都作出不同程度的牺牲,比如生命、身体,还有其他看得见看不见的东 西。」他认为机会难得,置身其中,参与其事,很有满足感。

他喜欢《荒漠甘泉》里的一句话,在他进入陆军时就把它记下来,并贴在大盖帽里:「我只要学会了等待希望,我的力量就达到了高峰。」

熊焱将在伊拉克的战地见闻,以日记方式写了160多篇文章,并从中抽取精华结集出版《将军感冒不发烧》一书,「以纪念人生中那段难以忘怀的炮火连天的生活」。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他写文章的桌子,便是把钢盔摘下来放在膝盖上。

魂牵梦萦 神州故土

熊焱原为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1992年抵美,先攻读英美文学,再读神学,1994年加入美国陆军,2003年成为军牧。

他的妻子钱立筠当初为了支持他从头念大学,毅然以大龄从军,训练结束后成为优秀女军人,创下夫妇双双从军的佳话。

熊焱说,现在是他身体和精神素质最好的时候,作为一个「天安门的孩子」,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魂牵梦萦的中国。(2008年08月20日,星期三)


华裔美军牧师熊焱将在伊拉克的战场见闻,以日记方式写成《将军感感冒不发烧》一书。

(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8年8月3日)

魏巍: 江泽民眼中“最可恶的人”(周郎)

就 在极度劳民伤财、糜费公帑无算的奥运会行将闭幕之际的8月24日晚7时18分,曾创作文艺通 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中国着名散文家、小说家魏巍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301医院去世,享年88岁。出生于河南郑州的魏巍此人,应该算是“不屑隐瞒自己 观点”的那一种老共产党人,尤其是在邓小平自称的改革开放之后, 老作家对国内背离毛泽东的既定路线、盛行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以及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极其不满,认为这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按理说,资本主 义从未在中国统治过,又何来的复辟}。魏巍晚年的激烈行为,不但展现出自身的胆量与勇气,也成为不少老一辈共产党人、被人称为”老左派”的领军人物。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已届七旬的魏巍又不甘寂寞,临危受命,受当时邓力群委托,创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原教旨杂志《中流》,并在创刊号上写 下一篇《写在汩罗江畔》,宣称要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战斗到底,要同真正的无产阶级同仇敌忾,同生同死。他在曾在多种场合上振臂呐 喊, 口诛笔伐,不但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还公开站出来挑战中国领导人奉行的现行政治路线,维护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迅速沦丧的工农大众。对于社会上的 四处蔓延的贪腐现象,老作家痛心疾首,写下了《谁是最可恨的人》,剑锋直指贪官污吏及其丑陋行为。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世界共产主义日趋衰微,奄奄一息,可魏巍却写下《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深度剖析修正主义的七大特征,向现代修正主义开战,并坚信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到了江泽民“三个代表”出笼后,在一片颂扬声中,魏巍又大唱反调,认为“三个代表”是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坚决反对将资本家入党的 思想写入党章。尽管中共一以贯之的路线就是“左比右好”,让广大追随者也觉得“宁左勿右”,不过,对于魏巍这样的“老左派”折腾的太厉害了,他们的背后又 是广大的老党员和基本工农,所以江泽民脸上也挂不住了,悍然查封了《中流》杂志以及姊妹杂志《真理的追求》。两个左派杂志遭到自家人的查封,这在中共的历 史上,亦属首次。

就在查封《中流》之后,江泽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开大会,一开讲就刹不车了,对魏巍的怒气也就不打一处来,说你们的副院长魏巍不是老作家老革命吗,以前写过 《谁是最可爱的人》,歌颂志愿军,后来反腐败,写过《谁是最可恨的人》,也算是有正义感!可他后来思想跟不上形势了,公然反对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跟 中央唱反调。依我看,如果说要写《谁是最可恶的人》的话,那就是他!(大意)

其实,对老江来说,他的这番讲话也不过就是临场发挥的即兴之辞,也没想把魏巍这个“老革命”怎么着。可在中国,就有那么一帮子“吹喇叭、抬轿子、捧臭脚” 投其所好的阿谀奉迎之徒,一看总书记都动了怒了,那魏巍还不就成了反对“三个代表”现行犯了。散会后,就以“治病”为由,将魏巍“软禁”在医院里面,限制 人身自由、进行跟踪、窃听等政治迫害达四个月之久,并剥夺了他副院长的待遇如专车等。四月之后,有人看不过去了,找到江泽民提起此事,说魏巍只是对“三个 代表”不理解,但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的,何至如此?江表示,我只是在会上说说而已,下边人怎能这样干呢,马上指示恢复了魏巍的正常生活。

魏巍生平中的这一段轶事,官方自然是隐而不发的,国内左派的网站“乌有之乡”,倒是隐隐绰绰地提到了这桩公案,说魏巍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遭受到四 个月的政治迫害,但这迫害何人所为,因何而起,却是语焉不详。笔者曾听一老者述及此事,故记载之。真正详细的故事情节,恐怕还要生动,还要发人寻味。一个 有着七千多万人的大党,不仅把阶级敌人视为不共戴天的仇寇,就连自家人对党的路线表现出的不理解与不追随,包括对魏巍这样颇有影响的“左派”人物,其处置 手腕也同样是冷酷无情的。


作家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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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7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胡平:Massacre(屠杀)与Miracle(奇迹)

    今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被誉为中国奇迹。问题是,中国奇迹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六四。 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中国奇迹。没有Massacre,就没有Miracle。众所周知,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 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产生了三种后果:

    1、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2、它导致了共产党革命与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而如今它的经济改革却是改掉 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因此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 一旦共产党自己就在带头走资本主义,带头当资产阶级,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呢?

    3、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提出价格双轨制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官商官倒等经济腐败现象,激起人们的广泛不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九民运。我们知道,八九民运有两大目标,一是要自由要民主,一是反官商官倒反腐败。可以想见,如果八九民运 获得成功,中国的政治将会更开放,像价格双轨制一类政策必将被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必将在民主监督和公共参与的前提下更公正地深入发展。简言之,中国将 走上和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类似的道路。

    八九民运导致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一大批中共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镇压抗议者。因为他们良知未泯。他们知道他们过去搞的革命和共产 都是错的,他们知道共产党给人民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他们内心有愧,深感对不起人民。同时,他们也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 用暴力。在《民主与市场》一书里,普沃斯基讲到为什么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没有用武力镇压民运时指出:"最有意义的是,官僚对保卫手中的权力无话可说。 ""到1989年,官僚们已经不相信他们的宣言了。人因为有信仰才会不宽容与他们对立的人。当握有扳机的人完全无话可说时,他们怎么扣得动呢?"但邓小平 却是例外。邓小平早就不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了,但是他仍然作出了镇压的决定。

    六四屠杀改变了中国的方向。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此走上歧途。在六四后的起初一两年间,中共当局惊魂未定,再次提出"反和平演变"的口号,妄图恢复昔 日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不但要从政治上反对资本主义,还要从经济上反对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一度陷于停顿。但邓小平1992年南巡提出要加快改革步伐,不问 姓社姓资,因为邓小平清楚地意识到六四屠杀已经发生,维护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剩下赤裸裸的暴力,要把那块早被砸得粉粹的社会主义招牌修修补补,粉刷一新, 再高高地挂起来,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于是,在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重新启动。由于在这时,党内的和民间的民主力量都遭到沉重打击,统治 集团肆无忌惮,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改革的旗号下化公为私,中国的经济改革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种改革是进行 不下去的,因为它必将遭到人民的有力反对。比方说,如果八九民运不失败,如果独立工会不被取缔,政府怎么可能一声令下,就让几千万工人都下岗失业呢?如果 八九民运不失败,共产党就算没下台,起码也会受到有力的监督与制衡,哪里还能公开抢劫人民的财产呢?

    但是,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后中国进行的权贵私有化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无疑是最无耻、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最容易成功 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遵循民主程序,实行全民私有化,把公共资产分 给每一个人,这就导致了资产的极度零碎化,严重影响了现实经济的运作。因此前苏联和东欧全民私有化的改革方式一度造成了经济的滑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资产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少数人成为资本家,现代化资本主义生产才运作起来,经济才恢复起来。六四屠杀彻底剥夺人民的发言权,中国的私有化正因为没有民众的参 与和监督,就变成少数官员直截了当地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官员一下子成为资本家,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再加上高压政策造成一种相当稳定的投资环境,吸引了 大量的外资。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而在专制高压下,中国的劳工被禁止组织自己的独立工会,无法捍卫自己的权益,所以被压制得更廉价。还有高科技的不断 引入,全球化下的贸易以及对资源的大量开发,于是就造成了所谓的"经济奇迹"。

    六四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极度不公正乃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普通老百姓都不是不明白。1996年中国的《读书》杂志登过一篇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 山西老农民的话。他在提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时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 初?"三年前湖南长沙一位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上写道:计划经济效率低,是应该改革,要改革难免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 产党搞起来的。凭什么你们共产党不付代价却要我们付代价?凭什么你们书记厂长就变成了资本家,而我们工人就被赶下岗了呢?

    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中国的这种"经济奇迹"是建立在专制暴力的保护之下,是建立在最大的不公正的基础之上。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化平民之私 产为所谓全民之公产,现在,共产党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民的公产化为他们自己的私产。这样造成的财富分配格局,根本不具有合法性。广大人民是不会认可, 不会接受的。中国模式造成的中国奇迹,唯有靠暴力才能维持,所以这种经济发展非但不会导向自由民主,反而会成为自由民主的极大阻碍。一方面,中共当局把中 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当作资本,为其一党专制作辩护,对自由民主更蔑视更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不意识到,如果中国实行自由民主,大部分官员将会 面临着经济上被清算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对自由民主更敌视更恐惧。


中共向人类主流文明的挑战



    不少人想,既然中共领导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它完全可以更自信,在政治上更开放些嘛。我上面的分析已经 证明这种推论是错误的。中共深知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屠杀、暴力、抢劫和腐败之上。如果说今天的中共变得更自信了,那�是对它那套镇压与抢劫手段更自信, 而这恰恰意味着对人权民主与政治开放更不自信更心虚。这次它用严打严控等公然违反人权的方式办奥运,既有向人类主流文明挑战的意味。同时也透露出它的内在 虚弱。毕竟,人民是决不会甘心被压制被掠夺的。关键问题是,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不具有合法性。今日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严重,现行制度内我化 解这些矛盾与冲突。近几个月来频频爆发的群体抗暴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民间的愤愤之声,还仅仅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北京奥运的举行,使中国更加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们可以说,在今后一、二十年,中国问题都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人口 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为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小小的地球村。中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有尽早结束中共一 党专政,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才有保证。

艾未未:杨佳,走好

(2008-09-01 15:43:40)


起初,人们还期待证据,现在不要了。

起初,人们还希望讨一个说法,现在不需要了。

起初,人们还信任法律,道义,公平,现都不需要了。

因为有你们的存在,这一切都不再需要了。你们的存在就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切的荒诞的不合理的愚蠢的最确凿证据。不是吗?

欺凌最弱小的,哄骗最善良的,在九月的阳光中,像个贼一样。当着人民的面撒谎,羞辱,监禁,藏匿,秘密审判一个无助的孤儿寡母。怎么说你们呢,不要脸。

如果说,杨佳在事件之初被人们认为是鲁莽冲动的,今天可以说,杨佳的行为是清白的,明晰的,理智的。

像所有的勇士一样,是你的敌人最终成就了你。

人们会记住你的这几句话,

有些羞辱,如果要背一辈子,我宁愿犯法。

凡事总是要有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苏占军:非常非常非常……地妖

杨佳干的蠢事儿很多人没胆子去干,但有过他那样的想法或者冲动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不说别人、就说我吧,十年前就极其肮脏的语言辱骂过警察,多亏当 时是在电话里骂,如果面对面,难免动起手来。一动手,后果指不定什么样儿呢。放现在,肯定不再那样冲动了,能忍就忍,能躲就躲,顶多打打官司而已;总之, 不能把自己小命搭上,这是原则;小小命儿要没了,一切全玩儿完。我要认识杨佳,肯定会这么劝他。但凭杨佳的身世和性格,即便劝,恐怕也难以奏效。

政府是人,是法律上虚拟的人,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与人交往,也得遵守人伦常理。上面那番准备奉劝杨佳的话,倒可以送给政府听听。比如对政府建议说,要 公开审判啦,要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啦,要仔细检讨构成杨佳犯罪动机的原因啦,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其实社会舆论已经几乎一边倒地送给了政府,但政府表现得既 不理智,也不理性,不劝还好,人们一劝,他们倒来了劲了:先是把杨佳的妈妈给弄没了,后又在辩护律师的问题上做些手脚;到了庭审阶段,楞是搞了个除了警察 谁也别想进去旁听的“公开”审判来----比杨佳还固执。

杨佳自称“非常地妖”,一听这名字够吓人的,但与其博客的风格倒是很相似。看他的博客:画面上一轮明月当空,照耀着一尊坟茔,坟头上长满荒草,周围有几棵 小树,一派凄凉景象,似乎这一切预示着他的命运及归宿----这不是“非常地妖”么?整个画面阴森森的,比张艺谋导演的孔子三千弟子跪拜念经的阴森效果强 多了,确实“非常地妖”。如果把固执程度当作“妖”的尺度衡量一下儿的话,比杨佳还要固执的政府,只能被称作“非常非常非常...地妖”了。“非常地妖” 今天被宣判死刑,然而,如果不剖析、不揭示犯罪动机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社会道德法庭对“非常非常非常...地妖”早已所作出的宣判,无疑也是正 确的了。

“非常地妖”博客首页截图

张艺谋孔子弟子三千跪拜念经图

附录:

二审应该无罪

被告木易人圭袭警案定于9月1日宣判。如果不出意外,被告将被判有罪。假设被告以人们所关注的事实作为理由提起上诉,二审该作如何判决?透过对本案 一审开庭审理情况只言片语的报道及此前已被公众知晓的事实,我觉得应判被告木易人圭无罪。得出这个结论倒不是对法院有什么偏见或者对被告木易人圭有什么好 感,而是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公开原则及被告有权获得辩护之原则,就应该是这个结果。当然,依据同样的事实和法律,不同的裁判者完全可以做出 不同的判决来。

我杜撰了一个二审刑事裁定书,这是我的一厢情愿。违反法定程序、违反法定原则,如果不以宣告被告无罪来作为对控方的惩罚,中国人权保障将永无进步。但愿这个案子是中国的辛普森案。

刑事裁定书(杜撰且胡说八道版,与法院无关)

......(此前略)本院认为:公开审判及被告依法获得辩护,是《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两个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该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获得辩护。”之所以将公开审判、被告依法获得辩护作为基本原则,是因为 这些原则乃为世界各国所公认,非如此不足以保障人权及公正审理。《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第217A(III)号决议通过并颁 布)第十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第十一条 第(一)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联合 国大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200A(XXI)号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现已生效。我国已经签署,但未批准加入) 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 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由於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 需要时,或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上述国际通行的人权 标准及原则,亦规定于我国《宪法》之中。我国《宪法》在其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另有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有权获得辩 护。”可见,公开审判及被告依法获得辩护,乃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公认之基本人权及基本诉讼权利。

查原审刑事侦查、起诉及审判活动,与上述两个原则多有不合。现分述如下:

关于公开审判。一审于8月26日下午一点半开庭,之前数小时才公布这一时间,显已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应提前三日公告开庭日期之规定。该案已为社会广泛关 注,一审法院仅提前数小时公告开庭,而公开审理旁听席位又为案件被害人所在机关人员全部占据,显然,一审法院在公开披露开庭讯息之前,已提前告知特定机关 人员前来旁听,以填满旁听空间,致使社会公众在客观上失去了旁听本案庭审的机会,公开审判完全落空。如此“公开”不是公开,实与秘密审判无异。

关于辩护。被告之父为其聘请了北京律师,但该律师遭警方及控方百般阻挠,致使该律师会见被告不能。经查原审卷宗,原审之辩护人先获被告之母委托,后获被告 确认。而被告之母在委托辩护之时,已被报失踪,至今仍杳无音信、查无下落。此外,北京律师在获得被告之父委托北上之后,一审律师却南下找到被告之母,而今 被告之母何在?一审律师守口如瓶,拒绝透露。既然被告之母失踪,被告之母何能委托?再者,被告倘若知悉其母业已失踪、无法为其办理委托,定知其中有诈,岂 能确认一审律师为其辩护?种种证据表明,一审律师乃为控方排斥北京律师后的刻意安排,意在配合控方指控被告有罪,该辩护行为已违反被告之根本利益。因本案 为可能判处无期以上刑罚之案件,按照程序,被告获得实质上的辩护为公正庭审所不可或缺;而徒有虚名之辩护,不是辩护。

据此可以得出判断:原审未经公开审理,且被告未依法获得必须的辩护。在此情形下对被告进行审判,严重违反诉讼原则及诉讼程序。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 水岭;没有程序的正义,就没有实体的正义;正义要实现,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以上三句为法谚)。一审罔顾公开审判原则及被告辩护原则,如果本院对 此熟视无睹,仍去维持对被告有罪之判决,即意味《宪法》、《刑事诉讼法》所确立之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形同虚设。诉讼原则乃为贯彻整个诉讼活动始终之规则,除 有法定例外情形,不得僭越;而本案之案情,并无该等例外情形出现。有鉴于此,本院无需再对控方据以指控上诉人杀人之事实予以甄别、确认,否则,二审程序将 是舍本逐末。上诉人上诉有理,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条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一、撤销(2008)沪二中邢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书;

二、被告木易人圭无罪。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自作出之日起立即生效。

(作者博客http://suzhanjun.blog.sohu.com/)

胡平:中共为何又推出惠藏政策?

中新社拉萨8月11日电,国务院日前下发《关于近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要求国家相关部委、相关援藏省市、中央企业贯彻执行,这是 2007年中央政府出台若干惠藏政策后,中央赋予西藏的又一项特殊政策。西藏决策层在传达贯彻这一系列惠藏政策时认为,这些政策的含金量很高,是中央在特殊时期给予西藏的特殊关怀、重视和支持。

我们知道,中共当局在为其西藏政策辩护时,总是要强调它多年来给予西藏的巨大的财政支持。据说,按人头算,藏人得到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是最高的。于是有些汉人批评藏人说:我们给你们那么多钱,你们还要闹事,真是忘恩负义。然而藏人却反驳道:我们没找你们要钱,是你们自己要给的。这就怪了,既然人家藏人并没有找中共当局伸手要钱,为什么中共当局还要一再地推出惠藏政策呢?

上述报道的标题无意间泄露天机。标题说:"中央政府再出惠藏政策 强调加强维护稳定能力"。原来,中共给予西藏大量的物质优惠,并不是为了满足藏人的物质要求,而是为了维护那里的政局稳定,为了维护中共在西藏的统治。

说来也是,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数占90%以上,中共最高领导层全是汉人。他们怎么会偏偏对藏人那么优待呢?不合情理嘛。凡事不合常情常 理,必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若说中共最偏爱藏人,那显然不是事实。众所周知,拉萨城遍地兵营,是全国军警力量最强的城市之一。可见,中共对藏人最不放心。问 题就在这里:正因为中共知道它在西藏的统治最不稳,所以它要对藏人实行更严厉的政治压迫;与此同时,中共也知道它不能一味地采取政治高压,为了淡化、软化 和分化藏人的反抗,它还需要对藏人实行大量的物质收买。西藏决策层说,现在是"特殊时期"。所谓"特殊时期",就是指今年3月西藏事件以来中共对藏人的政治压迫特别严厉,因此也就特别需要给予更多的物质优惠。这就是说,中共在此时再次推出"惠藏"政策,与其说是为了满足藏人的福利,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 统治。

很多少数民族人士批评中共实行民族歧视,实行大汉族主义,但也有不少汉族人士批评中共实行反向的民族歧视,实行小汉族主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应该说,中共确实没有实行民族歧视,没有实行大汉族主义。尽管在中共统治集团中汉人占绝对多数,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对汉人有任何优待。英国思想家穆勒早就指 出:在有些实行专制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其专制政府"或许尽管出自其中的一个民族,但对它本身的权力比对民族感情感到有更大的兴趣",它就会"不给任何一个 民族以特权,并且不加分别地从所有这些民族中挑选他的傀儡"。中共专制正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又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人会产生民族压迫的感觉呢?这是因为,他们那里本来没有共产党,没闹过共产革命,他们是被中共"解放"的,而中共 又基本上是一个汉人的政治集团,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把中共政权看成是外来政权,把中共专制的压迫看成是异族的民族压迫。另外,有些少数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因此具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民族主义勃然复兴的今天,中共发现它已经没有了可以笼络少数民族的精神资源,因为它现在所 鼓吹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汉族主义,什么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什么儒家传统,这些都属于汉族。中共越是鼓吹这种名曰中华民族实为汉族的民族主义,必然越是刺激 人家的民族主义,越是刺激其他少数民族的疏离感和分离意识,这就越是使中共产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猜忌,同时也就越是强化了少数民族的被歧视被压迫 的感觉。

也有不少汉族朋友抱怨中共实行反向民族歧视实行"小汉族主义"。例如大学收生,少数民族考生的录取线常常要比汉族低一些。在有些地方,汉人和少数 民族的人发生冲突纠纷,政府常常不肯得罪少数民族,往往作出偏袒少数民族的判决。有些异族通婚的家庭的子女,在既可以报汉族也可以报某少数民族的情况下, 常常是自愿报少数民族,因为少数民族身份可以获得某些优待,如此等等。但严格说来,这也不是反向民族歧视或小汉族主义。正像我上面讲到的那样,中共在这些 事情上对少数民族施以小恩小惠,恰恰是因为它在政治上对少数民族很不放心,格外管制防范,因而采取的一种补充。这就是西方人说的胡罗卜加大棒,古人说的剿 抚并举。在这里,政治高压是第一位的。假如说在过去,中共对少数民族实行某种优待政策,多少还包含着"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提携帮助的意思;那么到了今天,尤其是在对待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问题上,中共的优待已经不是优待。那无非是大棒后的胡罗卜,剿后的抚而已。

看到中共又推出惠藏政策,有人感慨道:"还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过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藏人"闹事"主要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自治自主。如果中共真的是要善待藏人,它就应该尊重藏人的意愿,让藏人自治。这才是正理。

北京之春2008年9月号

【人物访谈】朱健国:京奥浮夸,秀才有责

──专访「鸟巢」创意设计者艾未未

收留四十只流浪猫

敲开北京五元桥下的"艾未未工作园"绿色大铁门,手机时间显示:
2008年8月21日14时42分。其时艾未未设计的"鸟巢"正在不远处隆重举行京奥田径赛。艾未未拒绝去观赛,一如他拒绝参加京奥开幕式。艾未未真怪,既以举世无双的"鸟巢"创意为京奥帮忙,又以"艾未未博客"猛批京奥浮夸风——艾未未悲哀京奥"体现了一个闭关锁国,缺少自信,异常迂腐的体制。你(中共)根本不能和世界说同一种语言。"因艾未未是"鸟巢"创意设计者,其对京奥的系列批评令全世界刻骨铭心,犹如威力无穷的导弹震荡历史,让京奥组委会深感:"成也艾未未,败也艾未未"。

From 人物
图为朱健国与艾未未(右)

"艾未未工作园"实为正方形,估摸有一千平方左右,大门居右角连甬道,左角立一间小平房工作室,右底角连贯两间大平房工作室,左底角独立一栋二层家居楼,围墙房屋皆青砖青藤,园中央显要之地是青草、荷花、奇石和杨柳;中央一棵大杨柳树上有一硕大鸟窝,随着光线明暗变化,或"大隐隐于朝",或"如日中天",让人猜想,莫非艾未未为京奥设计"鸟巢",其灵感就来自这家园中的鸟窝?再看到满园悠哉游哉的各色大猫——园里共收留了四十只流浪猫和七只流浪狗,艾未未堪称"流浪猫狗之友":在"艾未未工作园"中,流浪动物的数量在同一时间中永远多于十来个员工和客人、主人,其彩色毛须要远胜于几个"洋打工"的金发黄毛。
如此生态,不可能不深刻地影响主人的精神状态。
生活于一个真实的鸟窝之下——小小鸟巢极具"安全、温馨、母爱、自然、健康"韵味,相伴于众多流浪动物之中——流浪动物比流动民工更渴望公平公正法治,这或许是艾未未博客中有许多质朴真话和对弱势群体深沉关注的直接来源?

艾青预言成真

一个人的出生年代是其个性发展的基石。艾未未生于反右之灾。
著名右派诗人艾青对爱子的拳拳期待,可能是对艾未未深具人文关怀的一种血缘促进。艾未未母亲高瑛(艾青第三任妻子)在《我与艾青》一书中回忆,1957年5月,艾未未在北京出生时,艾青说:"这个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作品,也许是一个杰作!"为给自己的第五个孩子起个好名, 艾青闭上眼睛翻辞海,睁眼一看,是个"威"字。自叹: "(知识分子)有什么好威风的?"便从"威"字四声中找出"未"字,说"就叫'未未'吧。现实太残酷了,叫他爱未来去。 "
尽管艾未未矢口否认父亲对他有大影响,今日看来,
艾青预言可谓神机妙算——艾未未今年五十有一了,仍然没法在中国真正享受到民主自由,只有等待未来;艾未未不是"等待戈多"般空等空谈,而是以建设性努力与依法抗争加速未来的早到—— 一面热情为京奥贡献鸟巢等建设性创意,一面严厉监督批评京奥的浮夸风、专制风,这真是一种"爱未来"的共生追求——对专制者也并非一概拒绝,对自己心爱的"鸟巢"成为浮夸风的表演场所也毫不留情面地揭露——艾青预言艾未未将是自己六个子女中的"杰作",可谓心想事成,名符其实。今天能像艾青一样抨击时弊,深抒愤懑的,艾青六个子女中,只有艾未未。

"看不见真相不交流"

自2005年11月"新浪"邀请艾未未开博,
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访者就成为艾未未的主要工作,"艾未未工作室"似乎由艺术展览设计、文化建筑设计扩容为"采访工作园"。艾未未坦承,"(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访谈,(来访者)一半是反华媒体,另一半白痴。"
此次我算是亲炙了这一景观。
因远在深圳,曾想与艾未未电话访谈。但艾未未说他从不接受"
电话采访"。来京相见,才明白他何以从不接受"电话采访",即使是当面访谈,你若一面采访,一面给他拍照,他也必停下来,无法说话——艾未未只能在与采访者没有任何干扰的直面时才能说话,他特别喜欢访谈双方眼睛对视着倾吐。
这种"看不见真相不交流"的方式,让艾未未采访者只能苦苦等待。
我在"艾未未工作园"待了两小时,有一个小时花在等候——旁观比我先到的一家电视台采访,期间有人一拍照,艾未未就恳求停下,他无法在有第三者照相下进行访谈。
等到艾未未请我进入客厅访谈时,其女秘书又不断前来报告,
又有加拿大、德国的两家杂志着急采访,艾未未只得无情地推到明天,后来又有申报采访的,艾未未干脆一口拒绝了。
然而我们访谈到半小时,有几个金发洋贵宾闯进来了,
艾未未也让他们一边候着。这让我有一种如在酒楼吃饭时,一旁有人站着等座的压迫感,只得匆匆结束。此时方体会,我一到机场,艾未未电话请我快过来一同出去吃饭,意在那样可从容多谈一些时间。可惜由于在机场遇到麻烦,迟到两小时,失去了最佳访谈良机。
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此明白了艾未未有个"
看不见真相不交流"言论准则。也知道,如今艾未未生活在一种"天天以接待访谈为主"的特殊生态中。这是一种既有成功感,又让人疲惫的生态。

他关心他的思想能否整体问世

访谈开始,艾未未就问能否全文发表——
他关心他的思想能否整体问世。这可以理解,每一个被访者都不想浪费时间说些不能发表的话。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个有许多"白痴媒体"的国度,艾未未的担心不是多余。我向艾未未承诺,会在有的媒体全文发表,但有些纸媒因篇幅限制,可能有所删节,但决不肢解破坏原意。
以下就遵守承诺发表几段原汁访谈实录。

我(现在)没遇到任何不方便和麻烦

朱:以"中国特色"惯例,有些敏感言论有时虽然侥幸出笼了,
但接着会有些麻烦。你关于京奥的尖锐直言,已引起海内外强烈的关注和反响,大家都很赞同,也很敬佩。这种评价对你目前来讲,带来什么不方便或麻烦?
艾:我(现在)没遇到任何不方便和麻烦。
很多人都问我这方面的问题,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出,我们确实来自于一个很旧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带着很多的猜测和判断。实际上很不适用的,至少在我身上。因为我确实对政府的很多策划作出了(批评),我认为也是蛮激烈的批评。但是呢,我的用意也很明显,我是从来不掩饰自己观点的一个人,我不认为我看到了一件事情,我应该对它有什么需要掩饰的,没这种必要。很多人就问:那么为什么你没有受到处置,那我认为这首先是政府的一个进步,(政府)在我这个个体上,有对言论自由的一种尊重。在这点上,我也很尊重它们。我觉得现在社会是需要互相尊重的。尽管批评和争论始终存在,但是尊重仍然是需要的。在这方面我没有异议。

对京奥的尖锐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政府的尊重

朱:那就是说,
你认为你对京奥的尖锐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政府的尊重?
艾:当然了,当然了。我如果不尊重一个社会,
或者一种我的被批评者,我都不会提出这种批评。
朱:鲁迅说过,最大轻蔑是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许多人批评政府,
是对政府的关心和医治。否则,根本就不尿你。但让人困惑的是,同样有些人也用你这样的类似方式,在对政府提出这样一些充满期望的批评和质疑。可这种批评的命运多半是,第一,它出不来,享受不了你这种"由你去"的优惠;第二,即使出来之后,也会遇到一些麻烦,有关部门会请去"喝茶",会监听其电话邮箱,甚至设法让其失业,让其家人失业……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艾:第一,我不能为他人的处境作出解释。
因为我并不了解他人怎么批评或者受到了怎样的待遇,虽然我听到过很多。但是,如果任何人因为自由的言论,和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志受到任何体制的处置,对我来说,那都是不可容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都是对于人类共同尊严的一个侵犯。

它(京奥)是一次非常失败的表演

朱:能不能用一句比较明了简洁的话,表述你对京奥"体育盛会"
的评价?
艾:我觉得社会的不同利益体都会对它(京奥)有不同的评价。
我的评价完全建立在一个独立的、一个从事艺术的、这么一个五十岁的人,在北京居住的这么一个人的这么一个看法——我认为:(北京)奥运会本身对中国的进步和改革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它邀请国际的这种所谓的大家庭 。
奥运会来到中国,能够进一步的检验交流一些共有的价值、价值观,
或者说增强这种了解和信任。但是从中国现在目前做的方式上看呢,我觉得仍然没有走出过去的那种套路,使这个(北京)奥运会仍然陷入了一种缺乏自信,缺少处理国际事务时所需要的更加完善和完备的这种(多元)信息方式,在这方面的这种缺失,造成了很多令人很难以想象的痛苦。这种痛苦,我觉得无论对于中国的国民本身还是对于国际社会,都是一个损失。
朱:对京奥开幕式,
现在很多人在批评它有很多非真实性的信息和谎言,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艾:我觉得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从本质上讲,
是一个脱离了现实基础,缺少社会理想,内容的形式都是虚假浮夸的一种堆砌。无论是它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还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理解,包括所谓的对未来的展望,都是空的和没有含义的。它(京奥)是一次非常失败的表演。它沿袭了中国这种政治宣传的传统文化和手法。

张艺谋只是一种"臣妾文化"的代言人

朱:京奥开幕式失败的主要责任,是由张艺谋来负,
还是由另外的人来负?
艾:我觉得张艺谋……我觉得不应该是张艺谋的个人的责任,
张艺谋只是一种"臣妾文化"的代言人。他既不具有真正文化上的这种价值,也不具有这种能力。他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我觉得这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问题。中国文化跟这个时期执政的政府,跟全民的状态都有关。包括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特别)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朱: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倒要承担"臣妾文化"主要的责任?
艾: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
朱:只是说相近张艺谋的那种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
艾:也不是。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
朱: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责任?也就是说中国的"秀才"
都有责任?
艾:当然了。一个国家的文化,
它的表达当然跟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关。
朱:那是否包括你在内呢?
艾:包括每一个。我说的是所有的,包括每一个。
朱:那肯定也包括着你在内了?
艾:我可能还不算知识分子。
朱:你觉得你还不算知识分子?你太谦虚了!
朱:对于刘翔"退赛",你怎么看?
艾:我对这些具体的事件,实在是兴趣不大。因为这里面,
在中国的这种操作当中都有着很多复杂的层面。可是这些归根到底,它都是在一个大的文化政治背景下的一个很小的事件。
朱:京奥结束之后,你觉得它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留下什么样的遗产?
艾:
我觉得北京奥运会仍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某种象征的含义。它标志着一个社会,从一个传统的封闭性社会,区域性的价值体系走向了一个(普世方向),不管是情愿不情愿,走向一个全球化的信息交流和更加依赖性的这么一个结构。

对《争鸣》、《动向》等香港媒体的印象

朱:最后问一个小问题,你对香港的自由媒体,比如说像《争鸣》、
《动向》等等其它一些媒体,是什么印象?
艾:我基本上没有看过。我只知道,它们是……
好像是属于比较反共的媒体。
朱:这种"反共"在你来讲,是应当包容还是应该完全地排斥,
还是什么?
艾:我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任何思考、
任何思想都需要得到一种事实的检验的年代。所以说,不管任何反对意识形态,或者反对某种政治利益,或者是什么的言语,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朱:能不能问问你的家庭状态?
艾:特别不希望问到。
朱:谢谢你在百忙之中给我说了许多真心话。

难忘的"强暴者雕像"

离开"艾未未工作园"时,
我又望了一眼右底角工作室中柜上的一尊"强暴者雕像"—— 一个蒙面悍匪,右手举着手枪,将一个美丽少女压在桌上以"后进宫"方式强奸……这显然是艾未未喜爱的艺术作品之一,它将无数专制暴行与谎言浓缩其中,让人震撼不已。
什么时候,中国人不需要这种"强暴者雕像"来控诉与提醒?
我没有问艾未未,估计他也不一定能说出准确时间。
艾未未作品:强暴者 (朱健国摄)

2008年 8月25日 于深圳 早叫庐

(原载《争鸣》杂志2008年9月号)

刘军宁:宪法是防范谁的?

——兼论为何公民的义务不能写入宪法

宪法教科书中对宪法分类多种多样,有刚性宪法、柔性宪法之分;成文宪法、不成文宪法之分;钦定宪法、民定宪法之分;也有资产阶级宪法、社会主义宪法之分等 等。若要我来对宪法进行分类,我看世界上的宪法只有两大类:一类宪法是人民束缚统治者的锁链,另一类宪法是统治者束缚人民的锁链。

在宪政国家,宪法是人民束缚统治者的锁链。在专制国家,宪法是统治者束缚人民的锁链。在宪政国家,宪法是人民的大法,是人民用来束缚政府权力和统治者的大 法。在专制国家,宪法是国家的大法,是统治者的大法,是统治者用国家机器束缚人民的大法。那么,区分这两类的宪法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要看,宪法把权利授 予给谁,把义务强加给谁。要看宪法是防范谁的,其矛头是对准谁的。

在作为人民束缚统治者的锁链的宪法中,包含的是一部政府必须奉为圣明的《权利法案》。在作为统治者束缚人民的工具的宪法中,零星的、残缺不全的权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取《权利法案》而代之的是未冠名的\"义务法案\"。所以,公民的义务是否入宪是区分这两类宪法的关键。

在宪政之下,宪法是针对政府、国家、公共权力的。在实行宪政的国家,所有宪法只适用于政府,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宪法的任务之一是创立和保护独立于政府的 市民社会,使私人和民间组织获得自由。通过普通的立法来推动个人和私人领域、市民社会的活动。如果公民有什么义务的话就是负责任地行使自己的自由。宪法是 公法,其矛头只能对着政府。在人类的文明历程中,只是到了宪政时代,人类社会才首次有了专门针对政府权力和统治者的特殊法律,这就是宪法。在宪政日益成为 世界潮流、人类的政治的发展方向的今天,如果把宪法的矛头重新对准公民个人,这无疑是回到了前宪政时代,而且常常是回到秦始皇时代。不信,你看看1975 年的中国宪法,那是一部宣称要从上对下进行全面专政的宪法。

那么,把宪法作为规定公民义务的场所有什么危险呢?宪政的宗旨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的自由。宪政之下宪法也应当符合这一宗旨。在宪法中罗列很多义务 会改变宪法作为保护权利的文件的性质,宪法的目的既然是确立有限政府,其矛头当然是针对国家的。如果在宪法中大量规定公民的义务,其结果必然是调转了宪法 的矛头,把它对准了公民,而不是本应对准的政府和掌权者。这样的宪法便是反宪政之道而行之的宪法。

在规定公民义务的宪法中,人们会看到种种义务条款,如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公 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 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 为,等等。这类义务条款把宪法变成了公民对国家的无条件的义务的陈列室。这些义务条款出现在宪法中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类条文的出现扭曲了宪 政之下宪法的本来目的与功能。

宪法的目的是避免国家走向专制,宪法是落实国家与政府承担对公民的义务的地方。宪法约束的对象是国家与政府的权力及掌握这些权力的人,而不是用来约束一个 国家的主权者:人民。宪法列举公民的义务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开辟了一个先例:宪法有权限制人们的权利和自由。这恰恰是反宪政的根本宗 旨而行之。

说宪法不应该给公民规定义务,并不是在主张公民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公民不应该承担任何义务。公民应该承担义务,但是这些义务只能从公民所享受的自由与权 利中产生,不存在任何独立于权利与自由之外的自在的义务。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是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义务,是要求人民承担的对统治者的义务。这类的义务越 多,给公民剩下的自由就越少。因此,在宪法中也不存在权利与义务平衡的问题。宪法中应该把对公民的义务的规定尽可能降至最低限度,而且所规定的任务只能直 接派生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在宪法中加入公民义务的动机也可能是担心公民不清楚自己的责任。但是,这类义务条款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如果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为统治者以\"危害 国家安全\"的名义惩罚那些要自由争权利的人提供法律上的借口。通过这类义务条款,宪法就变成了国家束缚人民的最高级的锁链,把宪法变成了否行宪政的工 具。

如果人民希望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代表在议会中立法,如制定规范普通人行为的刑法、民法、婚姻法、赔偿法等,如制定禁止在公共场所吸 烟的法令等。如果一个国家有健全的法治,即使不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义务,也无碍这些义务的履行;如果一个国家的法治阙如,在宪法中列举再多的义务也是枉 然。例如偷税现象,绝对不会因为宪法中有纳税义务的条款就自动消失。

一些宪法一方面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如私有财产权、人身权利、结社权、迁徙权等闪烁其辞,另一方面对公民义务的规定却不厌其详。这样的宪法一方面授予 国家与政府干预私人生活方式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把各种义务左一道右一道地绑在公民身上。所以,要想辨别宪法是束缚谁的锁链,看看宪法中所嵌入 的是权利法案还是义务法案就一目了然了。
宪法是为了防范谁的?其矛头应该针对谁?这是立宪法、行宪政过程中永远值得追问的问题。

李锐: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 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 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 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 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 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 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 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 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 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 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 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 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 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 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 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 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 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 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 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 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 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 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 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 “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 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 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 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1951 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由于报刊上已有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泽东撰写 的《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列出这些文章题目、报刊和作者名字),痛斥这种赞扬,将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变为政治批判运动,称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 徒”。接着10月23日,在政协会议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 一。”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 造工作”,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从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动遗迹”。于是“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抗美 援朝战争,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以致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专家都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指责自己的文章。自咎曾 “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过”。例如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摆脱此劫。同批判《武训传》类似的,借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 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等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内战期间,胡风一直被认为是“党外进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件, 标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 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除胡风夫妇入狱外,在全国清查“胡风分 子”,逮捕上百人,涉及两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 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随后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在以前运动中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为“肃 反”对象。当年我曾对“反胡风”持过怀疑态度,跟同事们谈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挨批斗被开除党籍,这是“罪证”中的一条。
  
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 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表示他愿意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训,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实行比以 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
  
可是这一年在波兰(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还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可见印象之深)。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于是,“早春天 气”悄然消失,一场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大悲剧“反右派”开幕了。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是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说法 就不同了。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 的:“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 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 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书,第273页)
  
在当年举国党化教育即阶级教育的形势下,这种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 的社会成分;这也就为开展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列为“臭老九”了!
  
1956 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波匈事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显然这是以此作为避免发生 波匈事件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整风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毛在全会中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即将匈牙利那样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称为 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让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 的。”
  
这里他说的是:“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接着说的“每一学校设一个关卡”,发动学生批评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岂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可见,毛泽东是 这样计划开展整风运动的,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
  
1957 年1月,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 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张 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50页)为了鼓励大家鸣放,讲心里话,一个月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讲话四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动)。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 意见。从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讲了多次类似的话,并批评多数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 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
  
以上这些引用和说明,有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说什么“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当年广大知识界以为整风运动真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 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没想到却来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早已在毛的设计安排中。1957年 6月8日,毛在一份党内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 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争正式启动的发令枪。它说得很明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是一回事。期间并没有发生“整风”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
  
反右派斗争又是一场整肃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运动。已经有研究着作指出:当年毛泽东一再加以谴责的“章罗同盟”,其实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苏共二十大后所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气之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民盟表现出了参与国是的空前积 极性,他们两人为主的民盟成员,提出许多善意的、可行的改善党的领导的意见。谁能料到这正是触怒毛泽东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人民日报》当时以醒目 的大字提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反右派斗争中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其意图可以追溯到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1947年初在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我听到分局负责人欧阳钦 (杨清)作报告讲过,“七大”时毛泽东在口头报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 很明白,他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收有毛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几次讲话,其中并没有欧阳 钦传达的原话,却也找到了一些可资印证的材料。
  
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 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 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加强领导。”(第274 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那么,到了“将来”,即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时候,民盟的“壮大”对“我们”就必然是有 害的了。
  
毛泽东文集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 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 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们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 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 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 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第306页)
  
民主同盟确实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的团体。他们有怎样的政治主张呢?请注意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 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 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第318-319页)毛心中十分清楚,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双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就把这两种民主的区分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 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第386页)当年章伯钧、罗隆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章伯钧在检讨中还表示,他所向往的是比苏联多一 点的民主制度。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可以分析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确已预示中共同民盟的最终分手是必不可免的。关于以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为下一个敌人的字 句,在两年之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终于出现了:“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 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这个指示中有这样 两段话是毛泽东审稿时加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 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 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到反右派斗争爆发,在这十年里,党就是照此指示处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的。开始是一步一步地或一个一个地抛弃,例 如张东荪、周鲸文等等。到了1957年,出现了“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章罗同盟”就成了黑云乱翻的罪魁祸首。于是就不再采用 “一个一个”的手工业方式,而改用机械化施工,用推土机将民盟夷为平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的民盟,自然就不再是有独立政见的政党了。
  
关于革命胜利之后,下一个打击敌人是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还可以找到旁证材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有《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 大林的电报全文》,向斯大林通报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 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 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57 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 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 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内,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 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 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 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 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 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今 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 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 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着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 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 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 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 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我国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 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 啊!


《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Achilles' Heel:国际奥委会的北京盛宴

世人瞩目已久的北京奥运会终于闭幕了。但在这场盛宴中获利最大的,恐怕并不是主办方——中国政府,而是国际奥委会(IOC)。

在 赛场上,中国如愿以偿成为金牌榜上的第一名。但是在赛场外,奥运会营造的浮华表象不仅没有掩盖长期恶政造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反而让中国的各类深层 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伴随奥运会得以暴露。底层弱势民众的激愤,国际社会对新闻自由、人权、西藏等议题的批评,都成为中国当局的败笔。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中国当局不但获利甚少,而且失利很多。但反观国际奥委会,不仅没有任何损失,反而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当国际社会纷纷就人权、新闻自 由、西藏等批评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却能坦然支持中国当局。奥运开幕前,IOC就在外界有关中国的网络审查、抗议活动、空气污染甚至将奥运主办权 授予北京是否明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辩解,还同意中国屏蔽一些网站。在闭幕式上,罗格又盛赞北京奥运会是“真正的无与伦比”。

IOC为 何置国际社会的批评于不顾而力挺中国当局?这当然是和北京奥运会为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官方数据显示,本届奥运会共耗资430亿美元,其它方面花 费的人财物更难以尽数,而此前一届雅典奥运会仅花销150亿美元。但IOC并没有为奥运会掏出一分一厘,反而还通过赞助商和转播商们获得大量经济收益。据 统计,IOC从12家合作伙伴公司获得的现金以及产品和服务等现金等价物(value-in-kind)共计达8.66亿美元,而转播权收入则更为庞大。 奥运会简直就是一部不需主人投入任何成本的印钞机器。

当初IOC把主办权交给北京之时,已经预料到北京奥运会将会获得成功,因为中国的 威权政权及其志在必得的心理是最好的保障。尽管这样也充满着经济投入、政治、人权、安全等方面的风险,但这些都是由中国承担的。即便国际社会会有批评和不 满,但那针对的都是中国政府,并不是IOC。自己不需要投入什么资源,光靠主办方就能办一届高投入的奥运会,还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IOC能不乐意呢?

IOC前任主席萨马兰奇先生不仅跟邓亚萍等人关系良好,还多次支持中国申办、主办奥运会。精明的萨氏如此关爱中国,当时也是有着现实的经济 利益的。只要翻开萨氏的人生简历,我们就能发现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正是在他的指挥下,奥运会从一个只有业余运动员参加的赛事变成了一个充斥着职业 运动员、大量吸取经济利益的商业机器。在奥运商业化的潮流下,中国只是一座商业金矿而已。中国巨大的人口、快速增长的经济、举国体育机制等等,都保证了北 京奥运会可以为IOC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IOC一再呼吁不要将奥运政治化,却从来没有要求不要将奥运商业化,这是因为政治一般都会将 奥运幻像破坏,影响IOC的经济利益。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和84年洛杉矶奥运会都饱受政治抵制之苦,影响了IOC的经济收益。IOC决计不能让这样的历 史重演。为了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IOC和有关的利益方还处心积虑地将奥运会塑造出一个“和平”的高尚形象,信誓旦旦地提出奥运期间休战。

全 世界从来没有任何一项活动把自己提到道德上的制高点,声称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作为单项运动大杂烩的奥运会却是个例外。但奇怪的是,奥运会却一直存在一 个纪念战争的竞赛项目——马拉松。而且,在某些时候,奥运会成为掩饰战争的帮凶。1936年,德国纳粹政权就是利用柏林奥运会粉饰和平,掩饰其为发动战争 而采取的行动,导致其他国家放松了对纳粹德国的警惕。

尽管IOC官方没有设立金牌榜或奖牌榜,但实际上却默认了各国自行按照国别设立的 金牌榜或奖牌榜。古代奥运会是为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较量而设立的,而现在奥运会则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较量的,所以这也让人怀疑:奥运会的初衷是不是为了通过 躯体的竞技来达到国家较量的目的。所以,无论是纳粹德国、冷战时期的美苏,还是社会主义中国,都希望通过自己获得的金牌数或奖牌数去证明自己的强大。从这 一点来说,奥运会只是一场没有武器的战争而已,同样弥漫着现实利益和民族主义情绪,在道德上并不比战争更高尚。

在道德上如此“崇高”的 奥运会应该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吧?非也,“奥林匹克”只是IOC的私产。只有IOC才对“奥林匹克”拥有知识产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没有。中国甚 至还在2002年以国务院法规形式制定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成为中国迄今为止最为特殊的特别法。各地的工商等部门还配合奥组委,到处打击盗用“奥 林匹克”标志的违法行为。

如果这些法律行动只是出于保护“奥林匹克”品牌,倒也合情合理,但这却是为了保护IOC的经济利益。IOC是 非政府、非盈利的国际组织,却操办商业化运行的奥运会,并从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这又陷入了一个法理悖论之中。为“奥林匹克”品牌投入资源的不是品牌所有 者IOC,而是各个主办方和赞助方。虽然能盈利的主办者很少,并且要承担很多的风险,但IOC却稳赚不赔,赞助和转播权收入等经济产出主要进了IOC的腰 包。

跟在奥运商业化之后光临IOC的,就是独裁和腐败问题了。萨马兰奇先生汲取西班牙老乡、大独裁者佛朗哥的经验,稳坐IOC主席职位 长达21年,简直就是世界体育界的大独裁者。他在内期间推行的体育职业化和奥运商业化养肥了国际体育界的一群贵族。申奥已经成为权力寻租的重要环节。 2000年,美国盐湖城申奥贿选丑闻被曝光,6名IOC委员被开除,4名主动辞职。但是,IOC的运作和财务至今依旧不透明。2008年的IOC大会没有 向记者开放,IOC的财务报告也没有出现在其官方网站上。没有外人知道IOC怎么分配他们在北京得到的大红包。

北京奥运会应该算IOC迄今为止最为丰盛的一顿餐宴了。但是,中国人民又从这顿包含着他们血汗的盛宴中分到了什么呢?他们在餐桌底下鼓掌欢庆,为自己能够进入这间举办宴会的房间而兴奋不已,但酒足饭饱的却是IOC。(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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