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 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 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 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 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 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 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 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 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 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 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 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 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 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 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 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 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 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 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 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 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 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 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 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 “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 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 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 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1951 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由于报刊上已有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泽东撰写 的《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列出这些文章题目、报刊和作者名字），痛斥这种赞扬，将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变为政治批判运动，称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 徒”。接着10月23日，在政协会议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 一。”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 造工作”，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从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动遗迹”。于是“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抗美 援朝战争，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以致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专家都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指责自己的文章。自咎曾 “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过”。例如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摆脱此劫。同批判《武训传》类似的，借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 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等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内战期间，胡风一直被认为是“党外进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件， 标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 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除胡风夫妇入狱外，在全国清查“胡风分 子”，逮捕上百人，涉及两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 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随后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在以前运动中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为“肃 反”对象。当年我曾对“反胡风”持过怀疑态度，跟同事们谈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挨批斗被开除党籍，这是“罪证”中的一条。
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 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表示他愿意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训，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实行比以 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
可是这一年在波兰（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还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可见印象之深）。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于是，“早春天 气”悄然消失，一场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大悲剧“反右派”开幕了。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是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说法 就不同了。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 的：“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 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 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书，第273页）
在当年举国党化教育即阶级教育的形势下，这种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 的社会成分；这也就为开展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列为“臭老九”了！
1956 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波匈事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显然这是以此作为避免发生 波匈事件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整风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毛在全会中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即将匈牙利那样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称为 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让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 的。”
这里他说的是：“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接着说的“每一学校设一个关卡”，发动学生批评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岂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可见，毛泽东是 这样计划开展整风运动的，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
1957 年1月，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 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张 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50页）为了鼓励大家鸣放，讲心里话，一个月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讲话四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动）。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 意见。从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讲了多次类似的话，并批评多数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 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
以上这些引用和说明，有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说什么“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当年广大知识界以为整风运动真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 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没想到却来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早已在毛的设计安排中。1957年 6月8日，毛在一份党内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 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争正式启动的发令枪。它说得很明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是一回事。期间并没有发生“整风”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
反右派斗争又是一场整肃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运动。已经有研究着作指出：当年毛泽东一再加以谴责的“章罗同盟”，其实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苏共二十大后所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气之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民盟表现出了参与国是的空前积 极性，他们两人为主的民盟成员，提出许多善意的、可行的改善党的领导的意见。谁能料到这正是触怒毛泽东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人民日报》当时以醒目 的大字提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反右派斗争中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其意图可以追溯到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1947年初在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我听到分局负责人欧阳钦 （杨清）作报告讲过，“七大”时毛泽东在口头报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 很明白，他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收有毛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几次讲话，其中并没有欧阳 钦传达的原话，却也找到了一些可资印证的材料。
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 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 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加强领导。”（第274 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那么，到了“将来”，即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时候，民盟的“壮大”对“我们”就必然是有 害的了。
毛泽东文集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 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 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们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 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 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 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第306页）
民主同盟确实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的团体。他们有怎样的政治主张呢？请注意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 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 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第318－319页）毛心中十分清楚，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双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就把这两种民主的区分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 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第386页）当年章伯钧、罗隆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章伯钧在检讨中还表示，他所向往的是比苏联多一 点的民主制度。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可以分析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确已预示中共同民盟的最终分手是必不可免的。关于以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为下一个敌人的字 句，在两年之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终于出现了：“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 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这个指示中有这样 两段话是毛泽东审稿时加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 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 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到反右派斗争爆发，在这十年里，党就是照此指示处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的。开始是一步一步地或一个一个地抛弃，例 如张东荪、周鲸文等等。到了1957年，出现了“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章罗同盟”就成了黑云乱翻的罪魁祸首。于是就不再采用 “一个一个”的手工业方式，而改用机械化施工，用推土机将民盟夷为平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的民盟，自然就不再是有独立政见的政党了。
关于革命胜利之后，下一个打击敌人是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还可以找到旁证材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有《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 大林的电报全文》，向斯大林通报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 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 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57 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 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 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内，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 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 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 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 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 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今 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 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 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着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 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 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 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 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我国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 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 啊！
《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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