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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鐘主編從微信轉我一篇《老顧的聊天記錄》，並說「溫元凱這篇講話，句句有道理。但和他三十年前的話大同小異——全世界的大學都沒有黨委領導⋯⋯一句話就夠了！」所以三十年前的「青年導師」不是吃乾飯的，我就不重提是哪四位了，這裡單說溫元凱，以及八十年代我的感覺，和自己青澀的記憶，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隔著一場大屠殺，我們解讀不了八十年代。】
温元凯在35岁被评为中国科技大学量子化学教授，1977年暑假他建议邓小平停止大学推荐，恢复高考。他也是导致胡耀邦、赵紫阳下台的1987-1989两次学潮中的"精英"，与方励之齐名。出境跑美国后，他在华尔街做职业金融家，没有赚到钱，于是沉寂多年。最近，80多岁的他耐不住寂寞，屡屡发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真。以下是温元凯近期的演讲摘要:
今天，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在世界20名以后，不要说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连自己的台湾也比不过，要不是人口多、体量大，是没人看得起的。"中国威胁"不是因为你的强大，而是你不按规则出牌，例如，不管是对内对外的承诺，基本上都没有兑现。还有全球都知道你的假冒伪劣产品和有毒有害的食品等等问题。
现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排不进世界前40名。要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23所教会大学以及清华、北大、燕京，都是世界一流大学，与哈佛、柏林、剑桥是经常互换学生的。陈寅恪先生、季羡林先生都是当年的互换生。维纳创立控制论，是在清华大学交换教授期间完成的。现在呢？没法与人家对话。这也是许晨阳等世界第一流学者回国几年又出国的原因。没有一流的学术环境，一流的学者不但十分孤独，还处处受到排斥甚至打压。
七十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世界级的实验室、学派和学术大师，还非常缺乏世界性的超级跨国公司。中国政府是井底之蛙，对自己极差的创新氛围至今缺乏足够认识，只知道盲目自信，其实是夜郎自大。
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昔日中央领导人向我提出过的问题，只是我当时的回答还不够好，今天，我可以回答的比较好。
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5%，但是美国人消耗了全世界25%的资源，美国掌控了全世界60%的金融。还有一个数据，我相信大家从来不会在中国任何一张报纸、出版物、政府文件上看到，那是我计算出来的——美国掌控了全世界70%的高端人才。
我有一个讲演非常受欢迎，讲了十年，叫诺贝尔奖是怎样炼成的。我收集了1901年到2017年全世界的相关资料，期间共出了618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总结出了"诺贝尔奖的五大规律"，也叫"诺贝尔之子黄金五条"。
第一个规律，诺贝尔奖是窝生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这是老百姓都懂的浅显道理。美国、德国、英国3个国家占了全世界诺贝尔奖的90%以上，美国占了二战以后全世界诺贝尔奖的70%以上。就是说，今天世界上得诺贝尔奖的70%是在美国上班的，是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只有1个是在本国产生的，她就是屠呦呦老人。
中国今天不是很有钱吗？不是有的时候也挺骚包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在3万亿的外汇储备中，拿出个300亿来请100个诺贝尔奖得主到中国工作，这件事情可行不可行？每人3亿，那些搞理论工作的也不要3亿，几千万就可以。来干什么？来当大学校长。他们至少比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更有权威吧？来当研究所的所长，至少中国科学院近100个研究所没有得诺贝尔奖的当所长，让他们来创办新的大学、新的研究所。只有诺贝尔爸爸，才能生出诺贝尔儿子，这个道理还用得着问吗？中国每年拿出7000亿美元支援国外，却舍不得拿出区区300亿聘请国外最著名的科学家来华培养人才，我至死都不明白。
当然，问题也来了，如果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了我们的大学校长，那我们的党委书记怎么办？谁说了算呢？党的领导咋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国外所有大学都没有"党的领导"，但这并不是说国外大学的教师学生没有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是完全私人化的东西，不能由官方强行灌输。
第二个规律，大学是诺贝尔奖的摇篮。世界排名前20的大学，占诺贝尔奖的90%以上。第一名是哈佛大学，151个诺贝尔奖；第二名哥伦比亚大学，101个诺贝尔奖；第三名剑桥大学，91个诺贝尔奖；第四名芝加哥大学，89个诺贝尔奖；第五名麻省理工大学，87个诺贝尔奖，等等。大学的生命是学术，政治挂帅培养不出学术人才。不讲政治、一心一意搞学术的中国大学一个也没有。
第三个规律，诺贝尔实验室。著名大学都有著名实验室。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9个诺贝尔奖。中国华为算很牛了，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钱。任正非是非常重视研发人才，但这只是实用技术之研究，有功利目的，与为了学术而研究，还有遥远的距离。德国最古老的格林科大学，出了45个诺贝尔奖。丹麦算个小国吧，4.3万km²，比台湾略大，有600多万人口，就是上海一个区的人口，但是出了一个伟大的原子物理学家玻尔，他的哥本哈根实验室，出了12个诺贝尔奖得主。
第四个规律，阶梯效应。诺贝尔奖30%是师徒相传，具有非常明显的"阶梯效应"，传承最长的有5代人。中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反右、文革极左思潮，把大学和研究所搞了个天翻地覆，让牛头马面掌权，很多著名的教授甚至自杀身亡，能有5代传承吗？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中国政府都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简直糊涂透顶。
第五个规律，基础教育扎实。犹太人占诺贝尔奖35%，可是，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0.1%。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100项发明，从1900年到1928年中国一项也没有。1900年到1928年中国人在做什么？"革命"与"动乱"。1928年到1957年出了1项，60年代前半部分好一点，出了3项；1963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陈中伟世界首创断手再植；1964年，袁隆平发现杂交水稻；1965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王应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但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到现在，中国就再也没出过一项被称得上伟大发明的科学。一个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比不上丹麦，更不能与以色列相比。主要是基础教育不行，从小不许孩子"独立思考"，还不开逻辑课和哲学课，结果把孩子从小就教傻了。
有人统计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请注意，不是科学家，而是发明家。从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开始算，2000多年中国只能排进去一个人，那就是1000多年前东汉的太监蔡伦发明的造纸。近500年，近200年，近100年，近70年，近40年，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排到这张表上去。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伟大的发明家，谈什么创新？睁开眼睛看到的所有现代文明，都是西方发现的。所以说老实话，这几张表该贴到中国的科技部长的家门口！该贴到教育部长的走廊里！该贴到每一个大中小学的画廊里！中国政府黑了良心，没有良知，把钱全用在愚化奴化教育上，不愿意启发孩子的怀疑精神，有罪啊！
看看最新的世界最好的20名大学，美国占了16所，英国占了3所。中国的清华大学排49名，北大排72名，浙大排125名，上海交大排137名，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流名校，排到前50名的只有一个。你牛什么牛？
我是个蛮喜欢看电影的人，我发现美国人拍了很多科幻片，而国内电视上最喜欢放的是帝王片，为秦始皇、汉武帝、康熙、乾隆歌功颂德。这就是中美文化的不同，美国人喜欢科幻创新，美国的科技大佬都是科幻迷，中国人喜欢研究的就是权力斗争，怎么勾心斗角，怎么拉邦结派，怎么整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值得反思的问题。
我盼望我的国家好，我的民族好。可是，中国政府糊涂透顶，冥顽不化。就只操心一件事情：权力的拥有与权力的维护，以保证他们的奢侈享受。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央指示有关的医疗部门，争取让省部级以上高官都活到150岁左右，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做法，需要移植多少器官？这不就是把老百姓当做国家器官，根据需要开发这些"人矿"。如此做法，不要说老百姓了，就是那些体制内的中、下层官员和大量公务员，能心平气和的看待这种做法？至于别的一切事情，中共的高层认为全都无足轻重。所以所谓的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的就是一个"梦"！一枕黄粱的美梦！
二、八十年代肤浅嗎？
八十年代可以有各种解读，官方称为「改革开放时代」，知识分子称为「启蒙时代」，西方称为「中国崛起的时代」，老百姓则有民谣曰：
五十年代人帮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人哄人，
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
九十年代见人就「宰」人。
若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的心情去看那个十年，你会觉得那时的政治、文化皆如过眼烟云，强人、党阀、政客、明星、精英都是「各领风骚没几天」，留下一笔糊涂帐就没影儿了，誓如「四大青年导师」（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金观涛）而今安在？「小平你好」不到十年就变成了「小平你好狠」，但「十五的月亮」却可以从云南老山前线的战壕，一直唱到天安门绝食营地；探索电影从「第三代导演」一骨碌滚到了「第六代」；总书记也罢黜了两任；文学就更是眼花缭乱，流派纷纭，名家辈出，到九十年代民间戏噱「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点心」的时候，《伤痕》作者跑到拉斯维加斯当赌桌发牌员，而王朔已经出全集了……你能找到的八十年代标记都是古董，一个十年就稀里糊涂过去了，但落脚的那一年终于是血肉横飞。
这个十年的横越，对于个人，比如我自己来说，有点象身体被甚么庞然大物洞穿了，如一列快车风驰电掣突过，把我象纸人儿似的扔在原地飘荡，某种被碾压、被裹挟的感觉，同「文革十年」的无知狂热不大一样。
如今隔着快二十年去找我自己，当初那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结婚一年便有了儿子，却在家里呆不住，跑到洛阳龙门，去同一个石窟讲解员静静的聊卢舍那大佛和武则天，如能按下性子来，或许可以在奉天寺和盛唐盘桓几年；但魂儿总是被外面的世界钩走，在这个大陆发疯要现代化的门槛上，六朝故都和石雕都黯然失色了。
八十年代初，我靠龙门石窟的稿子赚了一个报告文学奖，领了奖顺道回杭州，在一个春雨朦胧的暮色里，打着伞逛进儿时熟稔的湿漉漉的鹅卵石小巷，竟是说不出的惆怅，连西湖也没游，就扭头回了中原。
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原人，也许因此对这个单调、贫瘠、压抑的平原流域很敏感，苦难听得心里发颤、耳朵生茧子，却又纳闷人们老实沉默得象石头，于是去找那压在下面的底蕴，不久竟找到那条大河，开始走进我生命里黄色蔚蓝色交织的一个混沌期。
我同河官、工程师、泥沙专家们聊黄河的时候，或者一个人蹲在豫西某个峡谷里，瞪着这条浆河象一大块一大块铁汁一样沉重的流体缓缓滑过的时候，不会想到甚么「文化热」、东西方文明，以及把共产党连同老祖宗一道鞭笞；傅莉在郑州安静的养儿子，我们也都不会料到日后的风暴。
中原是一个闭塞的腹地，从思潮到服装，都比北京慢一个节拍，比港风台雨熏染的南方就更是土得掉渣儿。在京穗两地风气大开的诱惑之下，我有某种被淹没在古老磨道里的恐惧，这可能才是创作的内在冲动。
你的动机只有你最清楚，可是你总爱听别人诸如评论家把你的动机解释得很高尚、纯洁才心安理得，如同后来别人给我冠以「忧患意识」之类的高帽子，其实全不相干。
八九年春天学生在天安门一闹起来，我曾躲到上海几天，偶遇福建一位作家，据说有神算之功，她就说我，你这个人写东西，为甚么总要把标题起得那么不吉利，甚么「殇」呀「祭」呀，你要有难喽！不管神算是真假，却让她说中了。
不过，八十年代的浮躁、西化、反传统，确还带着深入骨髓的理想主义，只不过这种理想主义是五十年代的假平均、假美好﹙如上面民谣里「五十年代人帮人」那一句﹚孕育的，又在「文革」十年被彻底恶质化了的，毛泽东一个人的乌托邦，因动乱的丧乱而散落成无数人的乌托邦碎片，一同八十年代泛起的消费、娱乐文化相遇，便凭空升华了道德感。
我也跑到豫南灾区的小泥棚里、跑到庐山的云雾里，去寻找五十年代大饥荒留下的痕迹；一九八八年春天我躲在江西师范大学外籍教师招待所，以平均每天两万字的速度写《「乌托邦」祭》，偶然到校园里透口气时，迎面遇到无数的大学生，也不会想到他们不久就会闹学潮，而比他们再晚一两年进校的，将会是「可以说不」的另一代。世代或年代这种概念，很奇妙的把自然繁衍的生物性纽带，斩断为或是意识形态或是文化、社会性的不同裂块，每一个下一代、或下一个十年永远是陌生的。
还有那个时代的情感，愤世嫉俗是最时髦的。大概一个文革十年，生灵涂炭，冤魂遍地，使得接下来的八十年代非得成为一个出气、泄愤的年代，可是媒体都在党的手里，老百姓只有指望那些记者、作家、导演们替他们出气，于是耍笔杆儿的在八十年代比歌星、影星红得还要快，大家赛着揭共产党的疮疤，邓小平于是要「反自由化」。
舞文弄墨者比较悲哀的地方在于，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你替他们把气出得差不多了，他们就要看肥皂剧、听调侃、唱卡拉OK、「玩得心跳」了。所以，八十年代把伤痕、改革、寻根、意识流等等样式都「玩」了一遍之后，摇滚和「痞子」就崛起了，八八年冬天的一个全国青年文学大会上，分组讨论的时候，京中文学批评家们对会议的话题毫无兴趣，都在交头接耳感叹最近冒出来的一个怪才王朔，还都争着发言大加赞赏，忽然，席间角落里站出一个小伙子来，往中间一戳，说道：
「我就是王朔，我那些玩意儿纯属开开心，瞧你们当一回事的，别玩儿蛋去了！」
顿时全场哑然。
八十年代轰轰烈烈，却很肤浅。同六十七十年代的黑暗、暴虐、惨无人道相比，它是明朗而又有点盼头的一个十年，共产党想用电视机、洗衣机换回合法性，老百姓则看着电视上的欧美很眼馋，气出够了就想要那个现代文明，从吃到说都想随便，哪里是这个体制喂得起的？两厢终于厮杀起来，死了一些学生娃娃之后，又都回头去怪知识分子出了馊主意。于是，货真价实的西方物质主义伴随着九十年代降临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便注定要被消解掉了。
从世代的角度来说，我是共和国那一代，红卫兵那一代，上山下乡那一代，也是八十年代「文化热」那一代，这一代人到了九十年代很得意，从政从商，在朝的至少是司局长，在野的也能混个「大款」，不过到了九十年代末，快要被淘汰了。
我则在八十年代就被淘汰。
三、「五一四」廣場斡旋記
閻明复仙逝時，就給了我「再回」廣場的機緣，當年他就是趙紫陽的代表，中共體制內拒絕鎮壓學運的開明派，辦法是勸說絕食學生撤離廣場，令鄧小平屠殺理由消失，卻遭到拒絕；拒絕者是絕食總指揮部，柴玲、李錄、封從德、張伯笠這幾個總指揮——歷史是記賬的，中國沉淪、腐敗到今天這個地步，啟動的第一推手，是實施大屠殺的鄧小平，然而拒絕撤離的學生領袖們，給了鄧屠夫動手的理由，所以他們的名字也被歷史記住了，將來如何算帳，讓我們就交給歷史好了。
一九八九年春，北京已是沸沸騰騰，《文匯報》忽然給我一個「文學新人獎」，還特意派《文匯》月刊編輯嵇偉，專程來北京接我飛滬領獎。我跟她4月22日坐晚班飛機去上海，27日我自己坐京滬特快返回北京。這個獎是由包括柯靈、王蒙、陸文夫等老作家，和王元化、張光年、唐達成等文藝負責人組成的23位評委投票選出的，我之獲獎，也許跟《文匯報》選刊《烏托邦祭》有關。
四月下旬的上海，受北京天安門學運的激勵，滬上各大學也風起雲湧，摩拳擦掌。我跟嵇偉來滬，本有出來躲一躲的意思，也很擔心到上海曝光，反被學生們拉去演講。誰料嵇偉領我和施叔青去看望王若望 時，坐公共汽車快到站了，她吆喝了一聲：「蘇曉康，這一站下車了啊。」車上有一群大概是學生，立刻四周搜尋叫嚷起來：「哪個蘇曉康？河殤那個蘇曉康嗎？他怎麽會在上海？」這可麻煩了，一下車他們就把我們團團圍住。嵇偉死命地把我從人群中拽出來，再拉上施叔青，飛快逃離。我是第一次見王若望（1918—2001），在他家裡也第一次遇到寫《人啊，人！》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1938—1996）。
抵達上海那兩天，我就猶豫著何時回北京。若想躲過那場大危機，無非再到蘇南去轉悠它一個月。4月25日夜裡，往北京家中給傅莉打了個電話，她說：「囘家吧，北京看上去能消停一下了，趙紫陽出來安撫學生，好像挺管用的。」………
沖著傅莉那句話，兩天後我回到北京；中午一出火車站，正趕上著名的「四二七」大遊行。那個火燒火燎的大革命陣勢啊！我只有心裡暗暗叫苦。接下來勢態幻變詭譎莫測，學生娃娃一副死磕摸樣，老頭子們也寸步不讓，中間的玩家們興奮極了。我這廂自是明白前面已經惹下的《河殤》大禍，會叫我們「吃不了兜著走」，卻已難脫身。以下的〈「五一四」廣場斡旋記〉，摘自1990年春法國學者程映湘、高達樂夫婦所作的訪談記錄。
程：你現在進入運動本身了。
蘇：五月十四日是個禮拜天，戈巴契夫第二天就要到北京。前一天，五月十三日，學生突然進駐廣場絕食起來。情勢非常緊張。閻明復已經開始勸說學生，請他們把廣場讓出來，別影響國事活動，但勸不動啦。他就找戴晴來幫忙。戴晴就找了十一個知識份子：李澤厚、劉再復、李洪林、于浩成、溫元凱、包遵信、嚴家其、蘇煒、李陀、麥天樞、我，連她自己，一共十二個人，先到《光明日報》，開個座談會。一開頭大家都強烈批評政府，也討論怎麼辦，知識份子應該做點什麼。當時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還出來跟我們說，胡啟立已經有指示，你們今天在這裡的討論，《光明日版》明天全文發表。其實後來並沒有發表，只發了一個消息。
正在討論的當中，統戰部用車送來一個高自聯常委到會上，叫王超華，是個女研究生。她跟我們講，這次學生絕食沒有經過高自聯，所以高自聯指揮不了他們。但是現在情況非常緊急，她已經得到消息，今天晚上一定會武力清場，北京市委已經把清場的軍警和各種防爆器材都準備好了，今天晚上學生肯定要流血。她說，我們高自聯完全被動了，因為幾個主要常委王丹、吾爾開希，都主張絕食，帶了人去廣場參加絕食了，我們沒有辦法了，她邊說邊哭，我們失去控制了，沒有辦法了，希望你們出面去勸勸學生。
她一說完，我們這些人就吵作一團。嚴家其說，我們沒有辦法去廣場，政府一點也不讓步，我們怎麼勸得動學生？但是溫元凱和李澤厚說，這種時候，我們應該去，一定要去勸，否則怎麼行呢？李澤厚特別強調：這是我們知識份子的責任嘛！我當時也不主張去廣場，因為政府太不像話了，我們沒有一點兒前提能勸動學生。後來大家達成一致意見，還是去，先起草了一個緊急聲明，由我當場寫的，是要拿到廣場上去宣讀的。聲明無非是說兩頭話：一面呼籲政府跟學生對話、承認學生組織的合法性、絕對不允許動用暴力；一面呼籲學生要理智清醒、不要讓人挑起事端、暫時撤出廣場。
當時大家也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去有沒有作用？是不是先請幾位廣場學生過來談談，廣場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情形？學生情緒怎麼樣？這樣，又把我們十二個人送到中央信訪辦公室，就是專門接待上訪的……。
程：信訪辦公室在天安門附近嗎？
蘇：好像在永定門火車站一帶。然後從廣場接了十幾個學生過來，他們不是絕食的，而是維護廣場秩序的糾察隊學生。我們問他們，應該在廣場呆下去，還是應該撤離？他們都說應該撤離。我們問，廣場上的學生們心裡怎麼想的？他們說，也想撤，但是撤不下來，很怪。我們又問，那麼我們去能不能起作用？他們分析了一下之後，說你們這些人去，一定能說服學生。
好，大家就決定去了。到了廣場，不是每個人都講話，好像只有溫元凱和我，講了幾句，大同小異，一是肯定學運前期，你們取得很大勝利，靠的是理性精神；二是現在局勢非常複雜，提醒學生不要被保守派利用，要懂得這個分寸……。我們把話已經說到這個份兒上了，當時學生中很多人鼓掌，好像大家都同意這種分析。
接下來，由戴晴出面宣佈一個妥協方案。可是戴晴這個人呢，她說了一個事先根本沒有跟我們其他人商量過的方案，她的妥協方案是什麼呢？她說：「就這會兒，讓趙紫陽，或者李鵬，到廣場來，就在這裡，對同學們說一句：你們是愛國的！或者說一句：你們辛苦了！就說一句話，讓他們離開，然後同學們就撤離，這樣行不行？」
說老實話，當時聽戴晴這麼一說，我都懵了！妳怎麼不跟我們商量一下，就把我們十一個人拉到這裡來做戲？我猜呢，她這個方案，是跟閻明復反覆商量過的，或者是她出的主意，然後閻明復跑去找中央書記處的頭頭們，趙紫陽、李鵬、姚依林、喬石、胡啟立，一個一個找，結果就是大家同意，只能到廣場來說這麼兩句話中的一句。共產黨都蠢到了這種地步！——「你們是愛國的」，這句話報紙上一直在說嘛。
戴晴這麼一講，學生當然不幹了。封從德馬上站起來念絕食誓詞，廣場的氣氛一下子就扭轉過去了。我們離開那裡，回到統戰部，我又同李鐵映 吵了一架。
程：為什麼吵呢？
蘇：我們回到統戰部時，閻明復、李鐵映還在那裡跟學生代表對話談判嘛。他們兩個人在那邊結束後，過來看我們，向我們表示感謝，進來後打招呼、打官腔，劉再復就站起來，對他們說：為什麼中央這個時候就不能作點讓步呢？為什麼非要定學生是「動亂」呢？明明不是「動亂」嘛，你們也看得清清楚楚，為什麼要這樣呢？
李鐵映聽了，臉一板說，中央做事情哪能這麼隨隨便便的呀！就不能隨便改嘛，要改也要有個過程。瞧他那一副訓人的口氣，劉再復起碼要比他年長幾歲呀。本來我們已經很累了，學生又不肯聽我們的，心裡很難受，眼看事情要鬧砸了，我很洩氣地坐在那裡，一看李鐵映這麼訓劉再復，我呼一下蹦起來說：李鐵映同志，你們作出「動亂」這個決定，為什麼這麼快？你們經過什麼仔細考慮了嗎？經過什麼討論了嗎？我的意思是，你這個「動亂」的決定，難道不是隨隨便便、很草率的嗎？
他嘟囔了一句什麼，然後態度緩和了一點，打個哈哈。我又說：每次都是這樣，為什麼一定要犯錯誤犯到底呢？為什麼一定要到沒法收拾了才肯罷休呢？再承認錯誤、檢討，再來給人家平反、給人家昭雪，造成極大的損失，現在為什麼不能主動一點呢？李鐵映接下來說，啊，咱們今天不說啦，你們也都累了，我們也很累，咱們今天都去休息吧！
這天就算結束了。然後閰明復派車送戴晴和我回家。一上車，我們倆又吵起來，我說戴晴妳怎麼也不跟我們其他人商量一下妳的方案？我們是應該去廣場勸學生，但也不能這麼個勸法呀。戴晴說，就這麼個方案，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爭取來的。蘇曉康，我告訴你，如果我們不能使雙方妥協的話，你我兩人都得進監獄！
程：她也說準了！可見她對上層，比你們這些人的了解深刻得多。
果然，「六四」槍響，戴晴進了秦城監獄，我則在「通緝犯」罪名籠罩下，潛伏逃亡一百天，然後是漫長的海外流亡生涯。
——摘自【屠龙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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