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純鈎：美參議院開香港人權聽證會，放棄道義責任不符美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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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召開了一次「香港民主與人權現況——中共司法接管五年後」聽證會，邀請四位長期關注香港人權狀況的政治活動家出席，其中一位為香港人。

聽證會主要集中在國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條對香港異議人士的打壓﹑司法與法律制度崩壞﹑跨國鎮壓行動﹑商界與美企考慮撤資等議題。幾乎每一位證人與與會議員，都一再提及黎智英，他對香港民主人權的貢獻，以及他被不人道對待的惡劣處境。

四位證人提供的證詞，基本上都是每個香港人感同身受的內容，與會議員們的反應，也顯見他們對中共踐踏基本法﹑破壞香港原有法治基礎的惡行，都有充份掌握。參議院只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國際輿論進一步了解中共在香港倒行逆施的罪惡。

美國國會與政府在香港人權問題上立場不太一致，國會幾乎是一面倒地讉責中共，政府則將香港人權問題置於與中共經濟利益的交易之下。國務卿盧比奧在參議院議員任內，曾多次為香港人發聲，因此被中共制裁，但他就任國務卿後，已經沒有呢支歌仔唱。順便一提，早前王毅與盧比奧會談，無視他被制裁的身份，一面不願取消制裁，一面又不得不和他打交道，這種不要臉的事，也只有中共才做得出來。

黎智英成為參議院聽證會的一個主要話題，因為他是香港人反抗中共暴政的一面旗幟。中共長期將他單獨囚禁在一間沒有窗口的幽暗囚室中，這種非人性的暴行，不但違背聯合國人權宣言，也違背香港普通法的法治傳統。

雖然美國國會議員多次仗義執言，但黎智英的處境並未得到改善，因為特朗普的外交路線，放棄美國傳統的道義責任，放棄美國在世界民主陣營中的領導角色，因此美國政府並不能在支持香港人反抗中共的鬥爭中發揮實質的作用。

問題基於人權議題在美國的外交路線中佔什麼地位。中共一貫使用人質外交手段，扣押民主人士，以便隨時與美國作交易。只要美國施加更大壓力，提出更有效的交換條件，中共便有可能就範。美國歴屆政府與中共打交道，曾經拯救了不少中國民運人士離開中國，包括王軍濤﹑王丹﹑陳光誠等人。

當下美中正為關稅問題交涉，中共有求於美國的事情很多，在地緣政治方面中共也處於弱勢，美國利用手中的牌施加壓力，至少改善香港民主人士在囚禁中的處境，那是有可能的，問題只是美國政府肯不肯做。

特朗普曾將中國比喻為桌面，香港只是筆尖，可見香港在他心目中是沒有地位的。特朗普基於美國第一的主體思想，以「利害行先，道義靠邊」的原則執行外交政策，他不會為香港人的民主人權付出什麼代價，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很難對他抱什麼期望。

但只問利害不問是非的外交，是不是為美國帶來最大的回報呢？事實證明並非如此。特朗普上台伊始，為取悅普京，強迫烏克蘭放棄烏東，放棄加入北約，以此勸誘普京走上談判桌，但特朗普誤判了普京與中共，也誤判了烏克蘭與歐洲國家的抵抗決心，結果俄烏和談非但落空，反而特朗普被普京玩了半年，最終自已失去耐性。現在他又回過頭來賣武器給烏克蘭，對普京先提出五十天限期，現又改為兩周，但誰能保證兩周後，他不會再被普京玩下去？

當初為優待普京，特朗普不但出賣烏克蘭，而且得罪了歐洲國家，以至美國在北約的地位也產生動搖。現在美國政府又回到特朗普上台之初的原點，與北約合作，打擊俄國，等於走了大半年彎路，對美國自己有損無益。

美國希望在亞太地區對抗中共，但如果美國失去西方民主國家的擁戴，他的戰略謀劃將得不到普遍支持，那對他的世界地位，明顯地有長遠傷害。

在中俄朝伊四個邪惡軸心為害世界的今日，民主國家如果不能同心同德，脅力對抗邪惡，那就只會提供內部缺口，讓中俄朝伊上下其手。如果特朗普一上台，就以道義立場挺烏壓俄，與北約國家同心脅力，那烏克蘭也不必多遭受半年來的攻擊，俄國實力耗盡，俄烏戰爭也會早日結束。不講道義只講利害，未必帶來實質的好處，反而傷害長遠的利益。

美國政府如果要支持香港人的民主抗爭，當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發揮美國的影響力，推動黎智英競逐諾貝爾和平獎；比如以公佈中共紅二代在美國的黑錢為要挾，要求改善香港民主囚徒們的處境；比如支持和援助流亡海外的香港人，進一步整合為具戰鬥力的反共團體；再比如放棄打壓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讓他們為揭露中共罪惡，發揮更大作用。

特朗普政府以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被中共滲透為理由，扼殺她們的生存，這是典型的因噎廢食。如果這兩個新聞機構曾經做過一些不符美國利益的事，那應該深入揭露，撤換有關負責人，改變報道方針，裁減部份失職員工，同時保留和加強這兩個機構，更好地發揮對抗專制統治的作用。如今反其道而行，關停兩機構，只是志在取悅習近平而已。

當然，參議院的香港人權聽證會仍有其不可抹煞的作用，它會喚起美國公眾的警覺，明白中共對世界民主潮流的敵意，進而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對中共採取更針鋒相對的對策。雖然參議院用心良苦，但短期內難以發揮實質作用。香港的事還是要靠我們自己，我們還是想一想如何更好地整合自己更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