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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史傳這位日耳曼「鐵血宰相」揶揄李鴻章「只会打内战」，中堂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最终他还得背「丧权辱国」的黑锅，然而李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餘，遂辦洋務建「世界第八大海軍」，甲午一戰而覆滅，又叫「飲冰室主人」拎出一個「亡國滅種」，鑄成中國近代激進思潮，此機緣再令阿芙樂爾一聲炮響，將馬列異教送入中華，邊緣人集團竊得神器，饥荒文革鬧到崩潰邊緣，旋即「韜光養晦」大獲全勝，此際才讀懂「陸權海權」，迅即弯道超车、跳海，军舰下饺子般开进太平洋，这股子「東升西降」的淵藪，敢情在德意志「鐵血」這裡，而俾斯麥的國王威廉二世還有「黃禍」驚呼，如今果然成真，歐美皆恐懼「中國崛起」，到此方知當年習近平的教父遲浩田艳羡纳粹德国成就、要走「德国道路」的淵藪，竟也在此。】
Otto von Bismarck photographed in military uniform in 1892 at the age of 77. Bismarck was a Prussian statesman who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European affairs from the 1860s until 1890. He served as Minister President of Prussia (1862–1890), Chancellor of the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1867–1871), and later Chancellor of the German Empire (1871–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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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那一天——甲午戰敗的影響
從1987年的一個夏夜開始，錢鋼鬼使神差地追尋起李鴻章的蹤跡來："我在寫《海葬》。我在寫100年前的變革。"
他告訴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尋找當年李鴻章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杳無蹤影，"100年了。什麽東西都會面目全非。"
但他卻意外地发現了李中堂的故居賢良寺，就在這座古寺的東面，正興建一座大飯店，那地皮就是當年海軍衙門的舊址。
『說不清心里是一種什麽滋味，我們仰望著海軍衙門——一百年後的「王府飯店」，只見這座即將竣工的摩天大樓，在探照燈的照射下，通體閃著銀光，巍然聳入夜空。桔黃色的巨大起重機上，寫著三個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組。"
1988年，不吉祥的龍年，中國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夥兒都在罵物價、罵官倒、罵腐敗。上校錢鋼卻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國第一盞電燈在紫禁城里被點亮了。1888年。光緒皇帝即將「大婚」，「親政」。1888年。康有為呈「上清帝第一書」，未達光緒。
1888年。頤和園正加緊施工。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距離它的悲劇性的大覆滅還有六年；整整100年後，我為它寫《海葬》。」』——《龍年的悲愴》
《海葬》可謂《河殤》的姐妹篇。但更有意義的是，它寫的正是物質層面變革的悲劇，而這種悲劇100年後恰在中國重演。歷史似乎開玩笑式地在作圓圈遊戲。
錢鋼很早就悟到了這一點。記得大約三年前，他就告訴我他正沈浸在晚清歷史之中。那時我還處在"問題報告文學"的興奮期，壓根兒想象不出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從故紙堆里掘出什麽"寶"來。但我深信他的那種"不趕浪頭、坐得住冷板凳"的厲害。
我去邀錢鋼一道來寫《五四》這部片子時，他正在為《海葬》作最後的修訂。洋洋十數萬言已經寫出，他卻還被兩件或許永遠解不開的歷史迷團所困惑，白凈的臉上滿是愁雲，劈頭問我：
「你相信孫中山曾經冒死去策反李鴻章嗎？今天我們想像得出當時李鴻章雖然拒絕了，卻鼓動孫中山革命，並願為他作後盾嗎？你相信光緒實際上根本沒有給維新黨人下「誅榮（祿）廢後」的密詔嗎？能設想譚酮同居然是編造了一個假上諭去策反袁世凱的嗎？多麽具有魅力的細節啊。歷史永遠是不可思議的………」
是的，譚嗣同和孫中山都曾寄希望於權威人物。李鴻章雖戴著「賣國賊」的帽子卻不是後人所想像的那樣昏聵。袁世凱雖然兩度成為中國變革的關鍵人物，但卻永遠不會是華盛頓式的「新權威」。他們每個人背後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這誠如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所說：
「歷史的必然總是通過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現的……當滿清皇帝的個人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時候，倘若光緒是另一個人，戊成變法未嘗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凱都短壽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將很不一樣。然而即使那樣，在有著數幹年封建重壓而又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上，要邁進工業化社會和實現富強，也仍將百折千回，歷盡艱險，決不會那麽一帆風順，筆直平坦。」
錢鋼三年引而不发，突然向世人托出一個100年前的噩夢，不是比我們筆下的現實改革更意味深長嗎？
二、師夷
1900年西太后召李鴻章上京處理列強議和事，李在南方啟程前會見梁啓超獻策：兩廣獨立建國。李婉拒之曰：「一代人只能幹一代人的事。」李抵京簽辛丑約，二月後死去。
近代晚期，或說清末民初，有無數迷人細節，或可稱痛人時節，會令後人扼腕擊節，其中凝聚於李鴻章一人者頗多，所以李中堂在史上留下巨大身影，褒貶兩級，後人無可望其項背，今世稱李克強為「李中堂」，比附不準。
几年后，我在海外又读到唐德刚教授那部脍炙人口的《晚清七十年》，他也曾将「北洋水师传奇」娓娓道来，写得声情并茂，并对照当今，来了一句点睛：
『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洋务」始于林则徐幕僚魏源的那句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只限科学技术，即坚船利炮。唐德刚界定「邓改革"，不过是一次"洋务重演"，指的正是共产党也只学西方"先进技术"而不动"制度"，"六四"后又开门狂饮外资。
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六千万两、割让台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见光绪"泣曰：'殆不国矣！'"其子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虽然他们父子的问罪，不是责李"议和"，而是责他不肯力争避战，将国家"戏付一掷"。晚清自林则徐禁烟以来，与列强轻启战事而招祸，至甲午重创，始觉亡国灭种，遂成近代激变起点，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戰敗只是政治或制度之敗，將其轉化為思潮或文化，則需要一只如椽大筆，那就要算到梁啟超頭上。只須稍爬疏一下，「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在中國刻骨銘心、百年不泯，其催發戊戌變法求「全變」「速變」、導引「五四」啟蒙救亡於先，遵奉馬列、躬迎專政、聊發共產及「文化革命」狂想於後，激進思潮如水銀瀉地，覆不可收，尋此濫觴，追溯上去，驚駭一世，鼓動群倫者，非粱任公莫屬，而後來在歷史舞台上風流過的人物，有誰不曾被他那令人「攝魂忘疲」、「血沸神銷」的文字觸過「電」，包括毛澤東在內。難道這個邏輯是，新大陸的「細菌戰」之未預期效應，竟在大洋另一端的東亞桑植，誘發了近現代激化思潮，進而導致蘇俄暴力革命元素乘虛而入，將神州浸入血泊？
不过唐德刚说，"同治中兴"这帮科甲正统出身的名臣，都是"槃槃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国共两党之内的高干党官，有几个能和这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然而，难望祖师爷李鸿章之项背的邓小平，因六四而发狠话"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叫它崛起，只差还没造出航空母舰来。
中共的"洋务运动"震惊西方，2005年美国两大通俗新闻周刊先后以封面故事和系列报道推崇之，显示他们接受了这个施行屠杀的独裁专制，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激活了冷战后萎靡不举的西方经济。另一层意义就是，这次"新洋务"成功了——李鸿章的那一次，只引进器物而不触动大清政体，因北洋水师覆亡而被历史否定，导致的一个思想史结论是：一个制度只做经济层面的改革，而不涉及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注定失败。今天中国的"第二次洋务"，难道要修改这个思想史结论了？
唐德刚历数清廷腐败，从满洲八旗"铁杆庄稼"、卖官鬻爵，直说到"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他的结论也是："我们甲午战败（1895年），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原来没有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唐教授辞世前，应该是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可惜我们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二十年来，中共甚至就是靠"腐败"而"起飞"的，拿"同治中兴"跟它相比，要算很廉洁的了，不要说"同治名臣"，不可与中南海的那班工程师们同日而语，连西太后都难望江胡"盛世"之项背也。
他们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令古今中外统统"跌破眼镜"：这个"奇迹"的发生，既不是经由了西方殖民，也不是本土资本主义，而是靠血腥的集权维稳；支撑这个模式的内在逻辑，不是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而是"亡国灭种"的民族耻辱和恐惧。由此观之，甲午国耻在一百多年前，就为中共储备了"崛起"的意识形态能源。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基本上是白忙乎了。
三、把美洲讓給中國人
『一個曾經是西方人的恐懼，如今卻變成我們自己的恐懼。今天你在香港、台灣這些中國人的社會裡，已經可以隱隱約約感到一個龐大的威脅正在逼近，甚至能夠聽到那沉重腳步聲了。這很像文雅的北京人已經聽到了來自蒙古高原的馬蹄聲。』
六四屠殺後，還是我在大陸逃亡的時候，從邊陲某城的小書店裡買了一本諾查丹瑪斯的《大預言》。薄薄的一冊，經不住我半天功夫的饑渴吞嚥。以後帶在身邊隨時讀。「六四」血光之災剛一發生，我便被某種強烈的崩潰感攫住了……也因此，當我最初讀到《黃禍》書稿時，便知道那不相識的作者（王力雄匿名很長時間）和我心心相印，終於讀到全書結尾，中華民族那結局之慘烈，幾度令我掩卷，直讀得一身冷汗。我猜這書作者大概在「六四」前就動筆了，並且作了長時間的醞釀，有一種強烈的崩潰感一直在內心衝擊他，「六四」對他來說不過是一個現實的驗證罷了。後來我有幸為《黃禍》作序，有機會寫出那「崩潰感」其實也埋藏在億萬人的心底，自然也在港台出現了中國人自己的「黃禍」。
「黄祸」概念的缘起，我给王力雄作序中诠释，其发端者是德皇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最担心的是，「二千万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就是我在九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威廉二世在这裡指的是一幅画。列夫．托尔斯泰曾嘲笑这幅画说：「威廉皇帝近来画了一幅画，描绘出所有的欧洲国家持剑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长米迦勒的指示，注视着高坐在远处的佛像」。这幅画由威廉二世亲自用铅笔画出草图，并由一个叫克纳科弗斯的画家完成，然后作为礼物送给沙皇，一时轰动欧洲。
『威廉二世一类的黄祸论者，不过是一些信奉种族生存空间理论的封建霸主。旧普鲁士的现代化水平，当时不比日本高多少。倒是早已进入工业化的英国人看得更深远。有一位名叫戴奥西的英国地理学家，也在嘲笑威廉二世的「黄祸图」时，举出了他让一个日本画家画的一幅「真正的黄祸图」：画面是一个繁忙的工厂，大群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正在西方人的指导下熟练地生产。戴奥西解释这幅画说：「我们就应该热烈地祈求，让天朝永远继续保持昏睡状态──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劳多得，他们有什麽把握来和千百万朴素、驯良、惊人地节俭、聪明、熟练的中国工人相竞争呢？」戴奥西这类黄祸论者，在本世纪初所担心的，正是今日崛起的「工业东亚」。』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生存空间」这个词，在两千年后竟从中国防长的嘴里冒出来——他居然代替了「日本军官」，尽管他率领的绝对不会是「辫子兵」。网传二十年前迟浩田有个讲话，系统地论述「争夺生存空间」、共产党领导中国人「走出去」、用生物武器「清场」美国，等等，当年听上去是比纳粹希特勒还要疯狂的呓语，而今难道被「武汉病毒」蔓延世界证实了吗？
这个讲话，也毫不讳言，甚至艳羡纳粹德国成就、走「德国道路」 ：
『大家知道，希特勒德国也是非常重视对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教育，纳粹党和政府专门组建了「全国宣传指导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世界观学习与教育监察处」、「闻办公室」等多个宣传教育机构，从小学到大学，向全国人民灌输说，日尔曼人是最优秀民族，他们要让人民相信，他们雅利安人的历史使命是要成为「主宰世界」的「地球之王」。德国当时万众一心的凝聚力比我们现在强烈多了。
『但是最后德国惨败了，与它一起的日本也惨败了。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在探求大国兴衰定律的政治局学习会上，在总结德国日本快速发家的经验时，也进行过总结。我们在确定走德国道路复兴中华的同时，决不能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
迟浩田为希特勒总结教训：
『第一，他们一下子树敌太多，没有抓住各个击破的原则；
第二，他们急于求成；
第三，该狠狠出手时他们不狠，以致留下后患。』
迟浩田赤裸裸地詮釋「生存空間」：
『首先是着眼于生存空间问题，这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最大着眼点。上次讲话我提到，争夺基础性生存资源（包括土地、海洋）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会有变化，但不会有本质的变化。我们本来的人均资源就比当年的德国少很多，再加上这二十几年发展经济的恶化作用和气候的急速恶化，我们资源严重耗竭，环境严重恶化，尤其是土地、水源和空气问题，格外严重。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民族的生存，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严重性远远超过当年的德国。』
看來《黃禍》對一個中共軍頭的震撼極大：
『凡到过西方国家的人都能感受到人家的生存空间远远超过我们。他们高速公路旁是大片森林，我们公路旁难得见到几棵树；他们的天空常常是蓝天白云，我们的天空罩着一个黑锅盖；他们的自来水管扭开就能喝，我们连地下水都污染得不过滤就不能喝；他们的大街上没有几个人，他们两三个人就住一栋小楼，我们满街人挤人，几个人挤一间房。多年前有人写过一本书，题目叫《黄祸》，说我国到了人口十三亿的时候，由于我们人人瞄准了美国式生活方式高消耗，有限国土资源承载不了，而导致社会大崩溃。现在我们的人口已经超过这一极限，靠着进口资源来维持。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不重视，我们有个国土资源部，每天都在专注这个问题不放。
『但由于「生存空间」一词与纳粹德国有太多联系，我们所以不便公开多讲，以避免西方想起纳粹德国而助长「中国威胁论」。所以我们在按照何新理论强调「人权就是生存权」时，有意只讲「生存」而不提「空间」，避免使用「生存空间」这个词。从历史来讲，中国所以面临生存空间问题，是由于西方国家抢在东方国家前面发展，所以得以在全世界殖民，从而在生存空间。』
这套观念，我给它起个名字：「共版黄祸」，以区别「德版黄祸」。
这套「共版黄祸」的核心，是「清场美国」——你还别说，德皇威廉二世颇有预见能力，只不過他當年預見的「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如今竟是「中共军头」。而他擔心的欧洲，換成了北美。
迟浩田不在乎「德皇威廉二世」說了什麼，可他被另一個德国人马克思洗了脑之後，竟異常狡黠：
『用非常手段把美国「清场」，才能把中国人民带领过去。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而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用什么非常手段才能把美国「清场」呢？飞机大炮导弹军舰之类的常规武器不行，核武器之类的高破坏性武器也不行，我们不会傻得真要用核武器与美国同归于尽，虽然我们高喊为了台湾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只有非破坏性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才能把美国完好地保留下来。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生物武器层出不穷。当然我们也没有闲着，这些年来我们抢时间掌握了这类杀手锏，我们已经有能力达到突然把美国「清场」的目的。小平同志还健在时，中央就高瞻远瞩地做出了正确决策：不发展航母战斗群，而集中力量搞灭绝敌人人口的杀手锏。』
原來「生物戰」的源頭在這裡，中共的一切都溯源到鄧小平：
『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应该先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劝他们离开美洲而把他们现在生活的土地让给中国人民，或者至少把半个美国让给中国殖民，因为美洲最早是中国人发现的么。但这行得通吗？如果这行不通，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用果断手段在美国「清场」，以迅雷不及掩儿之势把美国这块土地腾出来！我们的历史经验证明，只要我们造成了既成事实，世界上谁都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何况美国这个为首的敌人被消灭了，其它敌人只好向我们低头。
『生物武器是无比残酷的。但是不死美国人就死中国人，如果中国人民被困死在这现有国土上发生社会大崩溃，根据《黄祸》作者的计算，中国人要死掉一大半，八亿多人口！我们这片黄土地在解放初时承载了近五亿人口，现在的公开人口就超过十三亿，这片黄土地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说不定到哪一天，说崩溃就崩溃，人口死掉一大半。
『我们要有两手准备。如果生物武器偷袭成功，中国人民将在对美斗争中付出最小牺牲代价。但是如果不成功或引发美国的核报复，中国恐怕就要遭受损失过半人口的灾难，所以我们要做好大中城市的空防准备。但不管怎样，为了党和国家及民族的前途，我们只能大胆往前走！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不管要作出多大牺牲！人口即使死了过半，还能再生出来，而共产党一旦垮台，就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
今天中国有两种「黄祸」。
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到拥有两个百万亿、再到「大国崛起」，走到今天才用了几年？
据说，迟浩田是习近平的「教父」。
四、一切還是為了台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这是《河殇》解说词的最后一句，我至今可以感觉到它的滚烫。然而大海并没有邀请黄河。"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八十年代只有少数知识精英"崇洋媚外"，大部分成年人还在黄土地上睡眼惺忪，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都绝对没有关于航空母舰、南沙筑岛和"九段线"的想象力。那时中国只有"西洋幻想"而尚无海洋欲望，民间只涌动着一股挣脱封闭、无知、内陆的激情。』
华夏对海洋的陌生，究竟是内陆文明的特质，还是近代百年的「海患」所致，至今纠缠不清，但是八十年代确有一股克服「海洋恐惧」的思潮，如前文提到钱钢的《海葬》，我去邀他一块来写《五四》，而我们皆未逆料晚清「海葬」的悲剧，一百三十年后或可在中国重演，这一次中国虽然「大国崛起」，也能造航母，却依旧是一个满清的老制度。
更深一層是「洋為中用」，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一九九五年台海危機時美國派兩個航母打擊群來巡弋，中共還應急地研發東風－21 D型陸基飛彈「航母殺手」，並引進俄製「基洛級」攻擊潛艦，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駛入太平洋。
有人綜述中共海軍擴張六十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戰略：近岸防禦、近海防禦、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背後支撐的，是國家利益的拓展、成為海洋強國、突破島鏈封鎖，以及走向遠海、建設以航母為中心的遠海戰力，邏輯地由「沿岸海軍」(Brown Navy)、「近海海軍」(Green Navy)，朝向「藍水海軍」(Blue Navy)提升。
其間為保護來自中東的石油供應，不受美國阻撓，從中東海域到南海，建立一系列的港口，被稱為「珍珠鏈戰略」，也有效因應了麻六甲海峽困境(Malacca Dilemma)、抗衡印度洋的美印勢力、進入印度後院、建立遠洋海軍前進基地，激出了「南海衝突」。
這有點像「大煉鋼鐵」那會兒。當代中國，一切都是彎道超車，你說打仗、征服、軍事的事兒，也能彎道嗎？火箭井蓋打不開咋辦？司令員為此自殺嗎？核潛艇機械失靈、缺氧咋辦？
外事口、軍方衡度情勢，斷然沒有決勝的把握，這軍方，首先就是火箭軍嘛，拿台灣，海軍陸軍都使不上。
習性急也有道理，經濟下行了，中國實力開始疲軟，強國快成明日黃花，不只爭朝夕就全黃了！習近平明白，拿不下台灣，他就歇菜，所以他拿國防部長等一班軍頭大出惡氣，然而，更要緊的是向大洋彼岸的美國「強硬」：台灣絕對不能獨立！舊金山的APEC是再好不過的機會。
秦剛失踪、火箭軍副司令吳國華自殺、司令李玉超傳被帶走調查，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太空）的上將中將們皆出事……北京亂了營，外長防长皆失踪，經濟熄火，青年失業嚴重，美中全面對決，北戴河元老們焦急萬分，但是我看這些症狀，都歸結為一個問題：打不打台灣！
現在我們再去回眸「甲午海戰」，當年錢鋼寫的那個《海葬》，才顯示出「歷史感」：中共八十年代的「雪恥思想史」，經過三十年終於道成肉身：習近平從買航母招搖太平洋，到海軍擴張，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以及南洋的菲利賓、印尼，都慌了神，「亞洲四小龍」安在？從海葬到海慟，梳理這個「大國崛起」從思想洗腦到制度建制、軍艦鑄鍛的脈絡，為時已晚嗎？
海之慟，也是海哭，哭那個悲慘亞洲大陸，可不光是中國，往後一直延伸到俄羅斯。
中國在經濟、國際上的耀眼，與其國內、民生、精神上的悲慘相稱嗎？
國家崛起，以剝奪個人而成功，不僅破解了西方「經濟出民主」的預言，也是中共的一種制度創新？
這種保守、頑固價值的維繫，跟傳統、反西化、另一種「西化」馬列的拿來主義、移植沙俄制度等等，是何種脈絡？
到底我們要破解的迷思是，一個前現代大國，可以靠經濟崛起，又獲得升級版集權模式，然後威脅周圍先進合理的制度，乃是二十世紀都未曾出現過的「奇觀」，而且在亞洲大陸出現兩個文化迥異、卻經由暴政、改革、復辟，步步雷同的大國？
當然，症狀是為什麼「普習同構」？後極權的民族主義究竟是什麼？中蘇兩黨兩國，制度同構，雖然文化迥異，更奇異的是，兩者「改革」後產生的新寡頭，從願景到意識形態，依然同構：以民族主義、大一統為合法性及個人政績，一個圖烏克蘭，一個圖台灣，何其相似乃爾！華郵重構普京入侵烏克蘭的縝密計劃，甚至令拜登政府吃驚，並抓住了普京野心的要害：「他步入俄羅斯偉大領導人之列的遺產——即成為恢覆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優勢地位的領導人」，這跟習近平的野心也正好同構：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此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自然而然地成為習近平的終生夙願，由此可以預設，他一定會攻打台灣！當然，這需要從封閉到開放梳理起來。
五、習體制的悖論
A、如何解釋習的愚蠢與中共制度穩定、經濟不墜、民眾馴服？
B、如何解釋歐美已經將中國和中共定為戰略對手，卻不肯或不能切斷跟它的貿易、進口、移民？
C、如何解釋武漢病毒發源地在西方至今成謎而追究意願不強或銷聲匿跡？
一、如何評估中共二十大？怎麼描述和評價「反習派」及其利益、目標和成敗？二十大博弈在中共歷史上的含義是什麼；
二、习近平第三个五年任期內，將實行哪些復辟倒退路線？習將會遭遇什麼樣的抵制和抗拒？市場經濟制度退回社會主義有哪些限制和困境？
三、習近平將繼續推行大國崛起的國際路線，或轉為聯歐制美的機會主義？在國際上已經眾目睽睽之下，習近平還有什麼選擇？中俄聯手之路行得通嗎？
四、如何評估中共操控武漢病毒蔓延全球的戰略意義？這場大瘟疫究竟是強固了中共的全球控制能力，還是相反？怎麼評估習近平在國內以清零政策提升社會控制能力的手法和效果？
五、習近平拋棄了「韜光養晦」策略，他將如何處理鄧小平「少數人先富」的國內政策；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最終會走向徹底否定鄧小平和改革開放嗎？
六、習近平向毛澤東的「均貧富」靠攏，也要重啟文革路線，如何預測習近平的左轉能走多遠？
七、習近平修憲修黨章以謀取終身制，為什麼在黨內能夠成功？他的反腐集權手段，為什麼能夠輕易擊敗中共自鄧小平以來實現的分權機制？六四屠殺以後停頓的中共政治改革，是否為習近平的崛起創造了前提？
八、習近平當皇帝的現實政治操作，跟中國傳統崇拜皇權、官本位氾濫，以及中國文化逆來順受、歲月靜好的價值取向有何關聯？中共對疆藏港台的奴役霸凌擴張，與中國人的「大一統」觀念是何種邏輯？
九、中共以民族主義取代馬列主義作意識形態，既洗腦國內民眾，也作為擴張的言論武器，如何破解中文話語中的民族主義？
十、近十幾年中共大外宣猖獗，在中美、經濟貿易、國際關係、東亞台海等諸方面，產生了嚴重的認知差異，如何有效籌劃認知戰，成為一項迫切需要，如何在議題、媒體、網絡等方面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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