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新聞寫作與編輯工作上，得到一個頗讓人沮喪、也很殘酷的結論：只要是和香港有關的文章，點閱率都不會太好。我和一位來自香港的資深新聞人談到這個體會，她有點無奈地回答：「是啊！對一個不會改變的結果，讀者幹嘛再去花時間關注？」
2014年波瀾壯闊的雨傘運動、2019年激越悲壯的反送中運動，台灣民眾守著網路等待運動最新發展訊息、許多人也透過網路協作對香港的運動提供各種後援。
2020年6月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港區《國安法》，香港進人國安法時代，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港人奔逃離散。之前震天價響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剎時消聲，「中國香港」取代了「特區香港」──歷史就此終結了嗎？
台灣有群人不放棄追索香港
香港不再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但台灣學界近年來卻越來越關注香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組織了香港主題研究小組，成立了香港研究資料庫；2023年底還召開了一場「當香港研究走向全球」的大型國際研討會，展現了要讓台灣成了全球香港問題研究重鎮的企圖心。
2025年「台灣香港研究學會」也成立了，定期舉辦座與研討會；此外，讀書共和國集團的左岸出版社近年來也持續出版有關香港研究的書籍，最近一本《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就是由中研院社會學所香港主題研究小組和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共同策畫，由中研院社會所兩位學者梁啟智與吳介民主編。
台灣學界為什麼要關心香港？吳介民的回答是，「嘗試連結上全球香港尋求延續自由民主火種的社群，串起一條跨地域知識網絡」。曾經在傘運、反送中時刻關心過香港的台灣民眾應會關切：國安法時代的香港社會是一灘死水嗎？離散全球的「民主火種」能重新點燃香港的生機嗎？而憂心中國對台灣日趨強烈威脅的一般台灣民眾更想知道：到底中國「收復」香港的經驗，對此時此刻的台灣有什麼啟示？《巨浪後》這本書提供了讀者很多解答以及進一步思考的線索。
必須對中國的香港計畫進行深入剖析
吳介民在序論中指出，這本書提出三組議題：一、香港對中國發展是否具有價值？中國如何看待這塊「新回歸」的領土與人民？二、國安體制劇烈破壞了香港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它們是否在短期內難以重生？中國帝國計畫是否會遭遇抵抗，而讓香港民主運動重啟？三、如何發現、詮釋國安法時代的抵抗運動。
用中研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玉潔的說法，國安法時代的香港就是「雙重國安」體制，也就是2020年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港區《國安法》，以及2024年香港立法會依《基本法》23條訂立的《國安條例》，兩者並行管制。
關心香港議題的人都知道《基本法》23條在近二十年來香港抗爭史上的重要意義。23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2003年香港特首董建華企圖依23條進行有關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等罪行的立法，結果引發七月一日50萬人大遊行，這是香港史上首次有十萬人以上的群眾活動。
這場活動主辦者是「民間人權 陣線」（民陣）。港區《國安法》通過後，這個組織也已在2021年8月宣佈解散。民陣其實是個由近50個政治團體、力團體形成的鬆散組織，但它為十麼能動員50萬上街頭？中研院社會所客座研究員陳健民指出，社會運動本質是流動的，並不一定需要正式的組織結構，行動者網絡更重要。這種「微觀動員」、「關係取向」動員能發揮巨大作用。「網路時代」興起後， 網路動員更成為社運主要動員方式，「網路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這個概念應用在香港的處境十分貼切，從2003年七一大遊行到2014的傘運都適用。
回到「雙重國安」體制，陳玉潔提出一個問題：「雙重國安」體制顛覆了香港自1970年代在自由主義下發展的「法治」（rule of law），「一向被視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為何如此脆弱？」她的答案是：「缺乏民主基礎的法律改革極為脆弱。……獨裁者得以輕易拆解法治，掏空法律的規範性意義，將其轉變為工具性的『法制』（rule by law）」。
雙重國安下的港人韌性
即使在「雙重國安」體制下，香港公民社會仍然展現出民主韌性（resilience），海外離散的香港社群也企圖保存香港精神，把維多利亞公圍六四燭光晚會和香港過去幾年的抗爭歷史結合，將燭光晚會儀式在海外離散港人社群重現傳承。
從香港新聞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李立峰的調查，可以瞭解在民主倒退下的香港，個人與組織如何展現韌性、進行調適，以因應「雙重國安」體制下的「軟管控」。對於經歷過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台灣人而言，書中描述的港人此刻因應「軟管控」展現的韌性會心有戚戚焉。李立峰一位受訪者說：
國安法下的香港就像一個黑暗大海裡的孤島，島上都有人在耕耘，但他們彼此看不到對方，需要偶而有船經過，發出亮光，讓島上的人看到彼此，船經過後，大家又各自默默地工作。
鄭祖邦等作者都強調獨立書店在「雙重國安」體制下的社區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販售敏感書籍、辦理各式公眾活動，試圖在國安法的灰色間隙中維持或保留市民一個公共與開放的空間。」對照此刻，7月16日起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開幕，逾770間展商參與，但一些獨立書店被拒絕參展。位於深水埗的獵人書店就聯合14間獨立書店和獨立出版社舉辦民間書展。許多民眾積極支持獨立書店，獵人書店外面出現排隊等著進去的蜿蜒人龍。
回到這本書設定的第一個問題：香港對中國發展是否具有價值？中國如何看待這塊「新回歸」的領土與人民？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教授孔誥烽指出，很多自由派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中國蛻變成以私營部門主導的完全開放經濟體，香港做為商品和資本轉口港的角色也將終結。但是「中共顯然無意取消資本控制和對國企的優惠待遇」，因為中共認為「通過國有銀行控制信貸流和通過壟斷國企操控經濟，是維持政權的基礎」。而香港依然是連結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和世界自由貿易體系的樞紐。
國安法時代，中國與外國資本都流出香港，但是遭到美國抵制、無法用美金結匯的俄國、伊朗、真主黨企業的資金卻流入香港以規避西方制裁，這些來自「邪惡軸心」的錢填補了流向新加坡等地的資金。未來香港還會不會是中國離岸金融中心？孔誥烽認為，這取決於北京對香港的政策以及美中對的發展。
那麼香港經驗對台灣到底有什麼啟示？
中國對港台以收復主義、全球能力來貫徹其計畫
吳介民指出，中國同時用國土收復主義（irredentism）和全球主義來對待香港和台灣。前者就是藉由聲索它認定的「失土」擴張到具有戰略價值的區域；後者則是利用邊疆與周邊以及全球的經濟能力促成中國本體現代化；例如利用香港金融實力和台灣的製造業實力。而國土收復主義和全球主義邏輯又受到帝國專制統治邏輯和地緣政治邏輯兩者形塑。依帝國專制統治邏輯是不會允許轄下領土享有民主，那會危及統治正當性；至於地緣政治邏輯，目前主要就是美中對抗。
香港和台灣都遭遇「中國難題」，也就是中國帝國想收復「失土」，在民族主義驅動下不斷向外擴張，進而讓美國開始質疑中國想搞「修正主義」（revisionism）改變目前的世界政治秩序。「中國難題就是中華帝國重建過程帶給世界的危機與挑戰。」
中國用國土收復邏輯否定香港、台灣的主體性，又藉全球主義邏輯利用港、台來獲取經濟利益、進行現代化，這個矛盾是港台社會群起抵抗中國的根本動力。
吳介民還指出，帝國有其行事曆，「一旦被畫入帝國行事曆，都是不祥之兆。當它與中國的政治關係被寫成協議……前景都不容樂觀。」例如香港1997回歸就是一例。「對北京，帝國行事曆如同一架可以活用的政治鳥籠，它試圖鎖定國土歸復框架，不讓時間的涓流侵蝕帝國的牢籠。這是香港蒙難對台灣和周邊國家最大的啟發。」
最後一段話，也是香港經驗對台灣最大的警示。
作者本名郭宏治，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SUNY-Binghamton 社會學碩士，台大經濟系學士。
書名：《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
編者：梁啟智，吳介民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時間：202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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