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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傅國湧交往源於2001年出版他（和樊百華等）著的《脊梁》，一本評述中國三代知識分子的論集。他在書中描述 三代：五四時出生的老年、1950年前後出生的中年、和八九一代青年。他開出五四人物的年齡名單：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李大釗、劉半農、傅斯年……說「開天闢地」的新文化運動，只有這些二、三十歲的一代年輕人改變了中國歷史，現在21世紀來臨，有三代知識分子並出，我們將從黑暗和恐懼中解放出來。
【溫柔內斂的散文作家
這是二十五年前，33歲的傅國湧寫下的預言。中國知識界狀況應該怎樣評價？恐怕遠遠比回憶一個人的生平困難。不過，我們至少可以指出在中生代活躍的劉曉波和傅國湧兩位。中年早逝的曉波，搏風打浪的貢獻和付出的代價，無與倫比， 獲得國際性的支持和包括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最後，死於官方殘酷的迫害。他對我說「三百年殖民地」的話，只是一個小插曲。他為開放雜誌撰稿99篇，充滿了更多對中共極權專制的批判。
經過六四學運洗禮的傅國湧，則是從青年走向中年，完成他不同於曉波的另一種選擇。沒有投身民運，成為一位研究文史的作家，和那批我稱為「1953世代」的風流群體抬槓，掙得他獨特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這個時段大約是新世紀的四分之一。顯赫人物從習近平（1953）到張藝謀（1950），他們囊括了權力到權利，擁有巨大的國家資源，籠絡一批又一批的精英、痞子和投機者。
傅國湧上陣後，在《隨筆》《書屋》《讀書》等報刊上發表的大量隨筆、雜文，「和體制一丁點關係也沒有」，以一個歷史尋夢者的情思和讀者產生共鳴，選題和材料完全來自史料。他的新書不時送給我們編輯部，記得他2005出版的《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也正是我們雜誌感到興趣的話題……他告訴我：他現在很忙，好些報刊約他寫專欄，他不敢接。
福建給他出「傅國湧歷史隨筆」。我讀了前三輯，從梁啟超到葉公超，全部是非凡人物；1949年私人記錄十四人，則是從一些文化名人的日記、書信等未公開的材料中挖掘出的個人對大變動時代的「體溫、脈搏，淚與笑」，他說，一個時代的歷史，只有官史的國家化記憶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傅國湧被認為是一位溫和而藏鋒的歷史寫作者、在廢墟中尋求真相的人……
傅國湧希盼以悲憫的文史風格， 點起黑暗中一燭光，因為他在大陸一無所有。有些敏感的議題可以另謀出路。他從2002年起和劉曉波、謝泳一道為《開放雜誌》撰稿，到2014年共計125篇，和海外作者同步同軌。例如2006年11月他以〈窯洞皇帝，夢想成真〉為題，不掩毛澤東和丁玲1937年在延安胡說「偏安小朝廷」的醜聞。這顯然是大陸編輯不敢發的稿。
【脫俗平實著《金庸傳》
傅國湧的寫作，《金庸傳》最為成功。被視為品質優良的作品。金庸（1924-2018）在香港是一個神話，一個偶像，一個文化標誌——羅孚說，「香港沒有什麼，除了金庸，只有平庸，金庸不庸。」他幾乎是現代中國的一塊記憶板：從左到右、反共到親共……無往不在，深愛香港又助共謀港。他說：「我一生經歷極複雜、做過活動很多、興趣非常廣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寫一部有趣而真實的傳記。」
沒錯，作家名人，寫金庸者，不計其數。但不是拜倒，就是炒作。我以牧夫筆名1988年寫過一篇〈渣甸山的黃昏：查良鏞的權力、事業和家庭〉，人微言輕。有女作家來問：牧夫是誰呀，沒有人能夠這樣到位寫金庸啊。國湧在金庸傳後記中，引用了這篇文章的話：「金庸在修齊治平的士大夫傳統中，不斷尋求內心的平衡，仍難免常見的弱點，不能自持……」。
他寫金庸，收集大量有關金庸的資料。別無佳途。遵傅斯年所說「史學即史料學」，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傅國湧沒有見過金庸，也不想和金庸聯絡，徵求意見，甚至書出版也不送傳主，他極力迴避金庸的任何影響，他要獨立地客觀地完成他「透過金庸的命運遭遇中，寫出一個時代的起起落落、波詭雲譎。」 尊榮的傳主，對傅國湧的初版很不滿意，指作者從來沒有訪問過他，連篇謊話、閉門造車。
書賣了十年後，國湧出了一個修訂版，刪改十多萬字，但依然不改初衷，評金庸的「三張臉」：文人、商人、大中國主義。他分析金庸小說在香港暢銷不衰，是因為激烈競爭的商業社會，需要趣味和娛樂，金庸多次說過，他的小說不是文學，是無害的娛樂品。小說勾畫了千百個不同人物，供讀者感嘆、消遣、娛樂。1980年代進入大陸，也是一樣，1949年以來，除了黨的宣傳品，沒有獨立文學，通俗文學也沒有，金庸武俠填補了廣大空間。
【 寫出金庸政論的大中國主義
金庸創辦的《明報》已經成為報業翹首，他一手寫武俠、一手寫社評，達到「文人論政」的高峰 ，幾任港督是他的社評讀者，「我與麥理浩、尤德、衛奕信交情都不錯，朋友式的。」文革的反對派、到九七大潮的「既得利益建制派」，學生不滿他偏幫北京而燒《明報》，他無動於衷。傅國湧說，「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使他在京港台之間游刃有餘。」「他身上的大中國情結已深入骨髓。」查良鏞已經將他的大俠精神，如《鹿鼎記》一樣回歸忠君愛國，他筆下的康熙皇帝寄託他的政治理想。而在實際層面，金庸早已有所為有所不為：
早在1960年，中緬邊境談判，金庸社評就是一副中國立場。1962年中國和印度發生邊境武裝衝突，美國務院聲明譴責中國對印度的侵略行為，金庸社評指「美國聲明，是非顛倒」；釣魚島事件，他的中國立場極為清楚，發表〈中國應即派兵上釣魚島〉等系列社評，「傳達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兩岸問題，社評主張統一，反對台獨，不消說。1964年1月法國和中國建交，到2月中尚未與台灣斷交，金庸竟為北京外交部著急，連發三篇社評攻擊法國「正式搞『兩個中國』的陰謀」（此事令人想起金庸1950年上北京向喬冠華求職外交部被拒的事。傳中有詳錄。）1979年，金庸又為遭到全球（除朝鮮外）譴責的鄧小平討伐越南之戰叫好。
中蘇關係，則可以看到金庸除「大中國邊界」外，其他種種兩國交惡的深入分析，可能 一生也未入門。例如1969年的珍寶島之戰，其社評只是稱讚「中共以強硬態度對付北方之熊，是好漢子的行徑。」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的社評，金庸竟說，毛有大功勞：領導中國「堅強不屈地抗禦蘇聯對中國的侵犯。自從開始對蘇聯鬥爭以來，他這堅決反蘇的立場始終沒有絲毫動搖。」——反蘇問題，在中國叫做「反修」。涉及文革浩劫，是中共中央正式「徹底否定」、至今又羞於啟齒的大是非議題。金庸的民族主義、大中國主義與冷戰有關，影響華人亦大。國湧只是點到為止。
【金庸現象之謎
傅國湧費多年之功，寫成這本力壓群英的傳記，再現金庸非凡的一生和他經歷的動盪時代。他打破仰視明星的流行角度，平實的描述了金庸的成功和有爭議的方方面面。這是一本「金庸正傳」，視野超越金學家和武俠迷。金庸2005年1月接受訪問，談到他一生的成就，影響最大的是武俠小說，官方告訴他2004年的銷售量，超過三億冊。而民調的二十世紀「文化偶像」，魯迅第一，他第二。他希望「金庸熱」會永遠繼續下去。……這次發表在文匯報的訪問，已過去了二十年。金庸也於2018年去世。他風調雨順地活了96歲，不愧為一個傑出的世紀人物。
但是從歷史的角度，可以看到金庸留下一個並非私人的問題——那就是他的武俠小說何以會在中國這個多災多難的環境，變成連串的文字狂魔，擁有神奇的吸引力？ 有人質疑 ，金庸是一位世俗的文人，何來如此深奧繁複的武功想像力，如為「俠之大者」郭靖設計神功絕技近百套？而兵器只有弓劍四種！描寫活靈活現，出神入化，迷倒眾生。
回憶金庸武俠小說的創作期在1955—1972，而盛行於七、八十年代。那正是中共意識形態無遠弗屆，洗腦無孔不入的時期……這些巨大的時代、國家背景，又怎樣和金庸及其信眾產生痴迷的鏈接？造成不容否認的歷史現象。
一個多麼不可思議的民族啊。就像金庸1972年寫他終卷之作、韋小寶在康熙御准下帶著七個老婆去隱居時——恰好周恩來正在北京動員80萬人為尼克森總統觀賞長城徹夜掃雪。北京香港，朝野萬里，神韻茫茫。
我們也許只能視傅國湧的《金庸傳》為一塊磚頭，砸向一條受阻的河流，以待後人繼續湧進。
2025-7-25紐約
附：傅国涌 江山与江湖·金庸的世界（老虎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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