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自由权利”论题
文 | 刘擎
摘自：《从惊奇开始》
摘录：伯林看到，在现代（尤其是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就是，以自由为名实施强制，并将强制的结果宣称为“真正的自由”。
我们来讲一讲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论述。伯林对自由的阐述在政治哲学中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我恰好对他的思想做过一点专业研究。伯林对自由的理解与康德是相当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二者是相互抵触的。如果说康德主张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高标准的理性自主，那么伯林强调，自由最基础的意义是一种消极的底线自由，就是确保个人不受外界强制的权利（rights）。康德的自由着眼于人所能够达到的最善的境界，而伯林的自由关切的焦点在于人如何能够防范最坏的处境。
作为权利的自由
西方政治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把自由理解为权利。权利是一个形式结构或者说一个领域，我在这里做什么、想做什么以及实际上做了什么，是我的自由，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完全与他人无关，也不受他人干涉。但这种作为权利的自由，当然有一个严格的限制条件，就是不能对他人造成危害，不能违犯法律。比如，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听音乐，是听歌剧、交响乐，还是听流行歌曲，只要我戴着耳机，不影响别人，这都是我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作为权利的自由，是一个形式结构，给你言行的空间，但不对你的言行做实质性的规定。
当然，对于作为权利的自由，也存在许多争议。它至少有两个经常受到质疑的方面：第一，在社会层面上，如何判定一个人的言行是否危害了他人以及所属的共同体？做出这个判断有时候很容易，有时候非常困难。第二，对于拥有权利的个人，会不会滥用自己的选择自由，会不会自甘堕落，哪怕没有涉及他人？整个人类的政治历史都充满这种争议。比如，在一个宗教社会，你私下信奉另一种不同于主流社会的宗教，这是个人自由的权利吗？这会对社会造成威胁吗？这种“异端邪说”会使你堕落甚至变得邪恶吗？宗教问题如此，道德规范以及意识形态问题也往往如此。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是经久不息的。
“消极自由”vs“积极自由”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看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论述。他在1958年做过一个演讲，叫作《两种自由的概念》，其中区分了所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消极”和“积极”这两个词对应的英文是“negative”和“positive”，也就是否定性和肯定性的意思，或者负面和正面的意思。在最为流行的理解中，消极自由是从“不要什么”这种否定性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说“免除什么”的自由，是“free from”，免除某种不可欲的、不喜欢的障碍或者干涉，这是消极自由。而积极自由是以肯定的、积极的或正面的方式来理解自由，是“得以做什么”的自由，是“free to”，或者能够实现什么的自由。一个是不要什么，一个是达成什么。这是最流行的对伯林的解释，但这种理解过于简单了，也包含着对伯林的一些误解。我们在这里无法进入特别学术性的复杂分析，但可以做些澄清工作。
有人反对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划分，认为所有的自由实际上都兼具消极与积极的面向，都包含着“行动主体”通过克服“障碍”来达成“目标”这三种要素。伯林并不接受这种“三位一体”的自由概念，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消极自由未必需要明确的目标这一要素（比如，真正的“自主”、“做自己的主人”或“自我实现”），可以只要求获得和维持一个相对不受干涉的独立领域、范围或可能性（“可以打开的门”），在其中，主体得以如其所愿地做出实际的和潜在的选择。消极自由意味着拥有足够大的自由领域，但主体未必需要实施行动，其目标也未必是明确的。
因此，两种自由在行动目标上具有非对称性：积极自由要求明确的肯定性目标，而消极自由可以仅仅以否定性的要求来反对干涉（虽然我还不知道我究竟要什么，但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比如，这个房间有一扇门，另一边还有一扇门，我很可能不会去开第二扇门，或者说不知道我是不是要用这扇门。可是你把这扇门给锁上了，这也是对我的自由构成了障碍。
我们来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有一个姐姐，快30岁了还没有男朋友，你们家亲戚都很着急，给她介绍了好几个男生，但她都不满意，亲戚就问：“你这个也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那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呢？”姐姐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不想跟这些男生在一起。”要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让你满意的”这件事很难，但要做一个否定性的判断，要求的就比较少，这就叫否定的和肯定的非对称性。
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消极自由主义者可以是一个弱者。
比如，一个受教育程度不是特别高的人，他的表达能力也不太好，但他只要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他就有机会拒绝。
自由权利可以用来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要有这个机会。说不定哪天家人逼你赶紧结婚，你就可以对他们说，现在别着急，说不定哪天我就有了自己的选择，你要我现在结婚我做不到，我不能给出明确答案。我现在还不能选择这个状态本身，不是你逼迫我结束这个状态的理由。大家明白了吗？
这就是消极自由有意思的一面，你不需要给出肯定的明确的目标，你还是可以处在未定的、犹豫的，甚至有点暧味不清的状态，这个状态并不是使你丧失自由的理由，你在这个状态里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自由。
我们再说回来，不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它们都有“行动主体”和需要克服的“障碍”，我们可以针对这两个要素来辨析它们的差异。在积极自由的概念中，主体常常是二元分裂的：一面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一面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自由不是“屈从”而是克服低级的或非理性的欲望，去实现真正的、高级的或理性的愿望。比如，你打游戏打累了，说我今天不刷牙了，我要睡觉，你以为这是满足了你的低级欲望。但你妈妈告诉你说，你不刷牙，以后牙会疼的，会很麻烦的。什么意思？你是一个孩子，你没有真正认识到什么对你来说是你的利益，你只是被你的短期的、低级的那个欲望给挟持了，给掌控了。爸爸妈妈对于你的作用就是把你从不明智的、非理性的欲望中拔出来。
而在消极自由的概念中，行为者是一个如其所是的“经验自我”（或“现象自我”），自我的愿望或欲求是多样的，彼此之间也可能冲突，但消极自由着眼于实现这些愿望的可能空间，而不去分辨这个愿望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这个自我就是经验自我，就是如你所是的自我，内部可能存在各种张力，而并不关心“实际的（actual)愿望”在道德或哲学意义上是不是“真正的(real)愿望”。
就自由需要免除或摆脱的障碍而言，从积极自由的角度来看，凡是阻碍或限制了“真正的愿望”得以实现的一切因素都是自由的障碍，这可以是主体内部（生理和心理）的缺陷，或其本身能力的缺乏，也可以来自外部（自然的和人为的）。强制未必都是自由的障碍，对虚假的、低级的或非理性的欲望所施加的强制，不仅不是实现自由需要摆脱的障碍，反而有益于实现自由。
对消极自由来说，“障碍”需要满足一些特别限定才称得上对自由构成了障碍。伯林对此做出了四项限定：必须是人所面对的外部的而非其内心的障碍；必须是人为（有意或无意）造成的而不是自然或偶然存在的障碍；不必是对主体行动构成了实际的阻碍，只要剥夺或限制其行动的可能或机会就可算作障碍；被剥夺或严重限制的那些可能性应当是重要的，不仅对行动者的特定偏好而言，而且在其所处的文化社会环境中也被视为重要的。
在伯林所限定的消极自由概念中，许多让人感到“不自由”的状态都与消极自由无关。比如，要戒酒但缺乏坚定的意志力，向往纯洁的宗教生活但沉湎于声色犬马的诱惑，于是处在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之中；想要独立行走但身体有残疾，或者想要成为钢琴家但缺乏特殊的音乐才能。这些障碍都阻碍了我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没有满足“外部性限定”。我要出门散步，但正好遇到大暴雨；或者我想要和恋人随时相聚，但我们身处两地远隔千山万水；我想要周游世界，但没有足够的财富。这些障碍虽然是外部的，却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当然，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会妨碍我们追求美好的生活，或对我们造成严重的挫折，我们甚至会在日常语言中用“不自由”来形容这些挫折的处境。伯林从未否认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真实性，但除非这些障碍是外在的和人为造成的，否则在他看来就都不是与自由尤其不是与政治自由相关的问题。
伯林的意思是说，人类在生活中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挫折，但将所有这些不可欲的挫折状态都视为“不自由”或“缺乏自由”，则会在概念上导致笼统化的混乱。这既无益于我们理解何为自由，也无法帮助我们克服这些挫折。缺乏自由只是各种各样不可欲状态中的一种，它并不是唯一的（有时也不是最重要的）挫折。而只有当我们澄清了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的特定含义，我们才可能理解争取自由意味着什么，也才能更有效地追求自由。澄清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别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在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自由”这个词的。
特别重要的区别在于对强制的看法。禁止或强制你，是压制或剥夺了你的自由吗？从消极自由的角度看大概如此。比如，你很想打游戏，你妈妈不让你打，这很显然是在干涉或者压制你的自由。但是从积极自由的角度来说，就未必如此。比如，你妈妈禁止你打游戏，是为了让你把时间用来做功课，因为你要中考了，如果你进不了好的学校，这会耽误你的一生，而进了好的学校，得到好的工作，是你长远的利益，也是你真正的愿望，所以你妈妈强制你，是为了你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种强制符合你真正的愿望，这是让你自由而不是压制你的自由。所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看，强迫有时不是压制自由，反而是实现自由。
“更为基本和更为日常的”
辨析了两种自由的概念后，对于自由的论述，伯林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观点：第一，两种自由是同等重要的终极价值；第二，两种自由都有可能被扭曲和滥用，但积极自由的滥用更具有欺骗性；第三，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接近自由的原初含义。
首先，伯林是一个多元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生活中存在多种终极性的价值，彼此在原则上没有高低之分，比如平等、自由、正义、仁慈等。所以，他多次阐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是重要的价值，而且在原则上具有同等的价值。但存在一种流行的误解，就是认为伯林偏爱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读过他书的人大多都有这个印象，但这是一个误解。
其次，我们要注意，他所说的这两种自由有同等的价值，指的是这两种自由的本真状态，就其本真状态而言，两种自由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这两种自由也都有其非本真的状态，就是被扭曲和滥用的状态。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可能被扭曲和滥用。比如，你过度放纵自己，打游戏上瘾，就是消极自由的滥用。
你滥用了自己的自由选择权，让自己陷入了失控状态，其实就背离了自由。同样，积极自由也可以被扭曲和滥用，但扭曲的形态特别复杂，它可以造出很多高大上的东西，变成一个魔术，也就是说积极自由的扭曲，非常有欺骗性和伪装性。
比如，你有许多缺点，不爱学习，缺乏上进心，你需要努力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目标不错，这是在追求积极自由，对吗？但是由于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或者性格上的局限，你没有认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没有为此积极努力，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来帮助你——可以和你交流对话，也可以对你做耐心细致的教育说服工作，但如果你还是不为所动，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给你时间去思考和领悟吧。但如果我们特别想帮助你进步，觉得不能让你不思进取，我们是不是可以监督你、强迫你改正缺点呢？特别是，当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要改正什么的时候，如果要强迫你，就有滥用积极自由的嫌疑了。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在强迫你，但这是为你好，表面上剥夺了你的自由，但最终是让你获得更高的自由，或者真正的自由。这种扭曲为什么具有伪装性呢？因为这种操作，在结构上和你妈妈劝你刷牙是一样的，我们的理由是说，你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但这不是你真正的愿望，将来你就会明白，眼前对你做出强制，是为你好，让你实现真正的自由。
你看，积极自由可以诉诸形而上学的理念，一种抽象的自我概念与自我主导的概念，这往往暗示着“人与自身的分裂”，导致人的二元分裂。一面是作为主人的“至高自我”或“更高级的”“真正的”“理想的”自我；一面是需要被统治的“低劣的日常自我”或“更低级的”“经验的”“心理的”自我或者天性。
积极的自由是要让你高级的自我来主导低级的自我。伯林在自己的演讲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批判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就是因为积极自由可以在被完全颠倒的同时仍然保有“自由”的纯真名号，并继续以自由之名犯罪行恶。而相比之下，消极自由造成的危害远不具有那么强的欺骗性，因此更容易被人识破，也从来不缺乏对它的揭露与批判。
最后，除了警告积极自由的滥用更具欺骗性之外，伯林认为，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接近自由“更为基本和更为日常的含义”，或更为原初的含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林的确更偏爱消极自由。在这里，他的根本问题意识是要让自由的概念接地气，最大限度地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质疑像康德那样以那么高大上的方式来界定自由。在伯林看来，康德的那种理性自主的自由，是一种积极自由的极致版本。
真正的自由vs强制
我们知道，“自由”这个名词可以被用来表达如此多样的（个人或群体的）状态、愿望和理想，那么，什么才是它最恰当的含义和用法呢？在伯林的视野中，存在着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人类体验，一种否定性的（消极的）体验——强制，其极端形式就是奴役。作为一种跨文化和跨历史的普遍经验，强制是不可化约的人类苦难，而与此共生的反对强制（“我不愿意！”或“不要强迫我！”）也是普遍存在于所有年代和所有文化中的人类经验。
在伯林看来，在描述意义上，摆脱强制是一种真切和原初性的人性愿望；在规范意义上，它直接关涉个人尊严的基本（底线）价值。如果需要为它命名（做概念化的表达），那么将“自由”这个词留给这种经验和价值是最为恰当贴切的，用他的原话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如若不然，则是某种隐喻。”
将摆脱强制作为自由的原初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将自由（以否定性的方式）界定为“外部人为干涉或强制的缺乏”，就赋予了自由明确而特定的意义。这将有益于避免概念笼统化所造成的理论混乱，同时有助于在实践中辨识“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和伪装欺骗。
伯林当然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可能需要（或应当）向其他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他反复揭露并严厉抵制一种似是而非的修辞术或者一种“概念魔术”——能够将牺牲“转译为”所谓“更高的实现”。他要强调的是，如果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取了安全、秩序或别的什么。必要的牺牲仍然是牺牲，而不能被误作或谎称为获得了“更高的自由”。
伯林从来没有说自由是唯一的价值，也不认为自由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价值。在某些情况下，自由是可以被牺牲掉的。比如，有些时候，秩序的价值具有最高的优先性，在战争时期，在地震、洪水、疫情暴发的时候，牺牲自由来换取秩序，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有些时候，为了平等、民主，也可以牺牲自由，这也是合理的。但是他反对什么呢？反对把牺牲自由谎称为更高的自由。比如，你妈妈叫你去刷牙，让你不要打游戏，去睡觉。你说，妈妈干涉了我的自由。你妈妈应该怎么回应呢？
她应该说，对，这时候需要干涉你的自由，这时候你应该牺牲一点自由，为了你的健康成长，或者为了你的学业和未来的发展。
但如果她跟你绕着说，孩子，这根本不是在牺牲你的自由，这是为了帮你实现更高的自由啊！这就是伯林说的概念魔术！你明白了吗？
伯林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因为幼稚、蒙昧或困于非理性的冲动之中，必须通过强制才能使他免于灾难，那么我们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也依然是强制，而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愿望”一这是他内心“真正的”（虽然未被他自己意识到的）愿望，并进一步将此曲解为他“在本质上”没有受到强制，因此“在本质上”就是自由的。
诸如此类的修辞术，在最极端的扭曲情况下，甚至可以将强暴“阐释”为满足了受害者最深层而隐秘的愿望。伯林看到，在现代（尤其是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就是，以自由为名实施强制，并将强制的结果宣称为“真正的自由”。这些政治灾难在理论上源自种种背离经验世界的自由概念，以及对自由概念的扭曲和操纵，这正是伯林深恶痛绝的“概念的魔术或戏法”。去除这些魔术或戏法的魔力，正是伯林执意要以消极的方式来界定自由的用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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