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尚嘉
20240702
《中国激进思潮的起源与后果》是居美的台湾政治、历史哲学学者林毓生的一本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6月初版）
林先生看到中国一百多年来最重要的事是转型，他提出了创造性多云转化的思想。
他说，''人类学家基尔兹正确地指出：当一个社会发生社会与政治危机，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产生文化危机的时候，那是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第42页）
林先生认为，二十世纪初五四前后，中国正是发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道德等所有领域的全面危机之时，中国亟需一个整体主义的解决办法，于是一个最强势的意识形态就会被接受。
中式马列-毛思适时诞生
在中国出现全面危机之时，在中国迫切需要转型之时，在中国最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时，中式马列主义出现了，它"比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任何其他强势或温和的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右派法西斯主义。渐进的自由主义等等），更能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各种严重问题，提出一整套全盘化的（或整体主义的）解决办法。中共提出的这种办法，对处在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解体的三重危机，与意识形态'真空'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第136页）
"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工业革命后惨遭资产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无产阶级（城市中的工人）产生了极大的'异化'，这一'异化'——根据马克思所信服而实际上是无稽的黑格尔辩证法——辩证地提供给无产阶级'自我意识'或'真正意识'。'自我意识'是现阶段历史进程中理性与道德的化身。它不但能了解历史的规律与进程，并且能够提供共产革命的指南与动力。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带给人类彻底的救赎与解放，而其最终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阻挡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阶级敌人'，那是人类获得自我救赎与解放的障碍，……所以在革命过程中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必须无所不用其极！
既然马克思的那一套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理性的误解与迷信之上——因为理性本身并没有他使用黑格尔辩证法以后所谓无产阶级'自我意识'中的'理性'的本领；那么，列宁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界定，当然是错上加错了。……列宁根据他建立革命组织的需要，却在政治宣传中运用诡辩的伎俩，把这个关键性的环节取消了。结果是：被列宁称作'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不需要是无产阶级，却必须是其领导……（马克思已经在思想上犯了严重谬误；列宁的诡辩，自然是错上加错。然而，谬误深重的马列主义，由于种种原因，却在世界各地迷惑了许多人，并使人类为其谬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18页）
"马克思认为工业革命后城市中的工人是无产阶级。阶级的特性是由经济条件所决定；因此，不是主观或政治需要可加以操纵或转移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本身先是无产阶段（如此才有阶级特性），这样才不自相矛盾，才能讲得通。但，列宁却把具有强烈政治性格的职业革命者——共产党党员——当作'无产阶级先锋队'。列宁思想的政治性特别强。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会自动地到来。那是需要职业革命者的领导才能发生。职业革命者不必需要一定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只要能够'领导'（实际上是驾驭）工人阶级，便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具有无产阶级的特性。这样的马列主义到了毛泽东身上，变得更为主体化与政治化。毛泽东从未做过城市工人，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在取得政权以后，便认为他的主观喜恶与政治需要，均自动地具有马克思根据客观经济条件界定的无产阶级特性（毛泽东在这里，当然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前提）。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恶——他肯定的思想、道德或政治需要（而这些也随时可根据他自己的意思改变）——来界定谁是无产阶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与内在逻辑来看，列宁主义之内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已经有很强的虚幻性与任意性，到了毛泽东身上，更是变本加厉。"（第139-140页）
"主观颠倒成为客观以后，主观的为所欲为。可以解释成为客观进步的铁律。自认是历史过程中'理性与道德'化身的中国共产党，以军事夺取政权以后，与残存的中国传统统治模式与政治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全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统治，乃是中国史上一个新的现象。他与中国传统中专制暴君的统治不同：它的任意性与强制性尤有过之、在许多不同之中，一项突出的的特点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强悍（自行其是）、千禧年式的道德优越感而政治性极强的乌托邦性格。
（这样的乌托邦性格是以毛泽东所承受的五四全盘化反传统主义为背景的。到了文革期间，毛的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文化观不但包括中国的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而且也包括布尔乔亚的西方以及'苏修'；于是，在毛的头脑中，当所有旧的东西都被铲除以后，未来是有无限可能的）。"（第138页）
"强势的意识形态有高度的自我封闭性（越强势的意识形态，其自我封闭性越高），它往往与现代知识隔绝，甚至与常识隔绝。因此受到强度特高的意识形态支持的革命，便往往犯了重大的错误，带来了重大的灾难。这是为了促进进步而形成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吊诡。"（第198页）
从思想意义上来说，现代极权主义创自于列宁主义。
创造性多元转化
林先生是反对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他不认为有整体主义的办法，他提出创造性的多元转化。
林先生认为、"务实的、多元的'创造性转化'的途径，一方面可使我们从'全盘西化'与'新传统主义'之间紧绷着的、僵化的的意识形态论争（或形式主义谬误）中缓和下来（或解放出来），以免重蹈上几代知识分子的覆辙；另一方面，则可使我们站在切实了解繁复的中西传统的基础上与关怀中国未来的前提下，实质地解决中西思想、文化、政治与社会的选择性汇通与接榫的问题。……
"'创造性转化'并不以改造思想为优先，但也不认为思想与文化完全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副产品。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有两点：1，'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导向，并不是一个蓝图。它提供中国文化、思想、政治与社会如何进展的方向。但它本身，并不指导每一项进展的细节步骤。2，这里所谓传统质素的重组与/或改造，不可含有任意性——不是任何传统质素的重组与/或改造都是'创造性转化'。因为它必须符合下列两个条件：a,有利于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建设，以及有利于符合自由与民主原则的文化与思想的发展；b,传统的质素在'创造性转化'中，不但不可丧失它们的纯正性，而且能够更进一步——创造地——落实。"（第46-47页）
过份厚重的帝制专制传统
我很同意林先生的基本观点。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危机全面发酵爆发，曾经的帝制专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儒学（不断改进的儒学，杂以法、道、佛学），表面上看来是"整体主义"的学说。此时，形而下和形而上一起崩溃。
现代先进思想者资中筠曾经说过，经过一百多年志士仁人的努力奋斗，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大约形成了中华思想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西方现代化结合的新的道统和文统。可惜，到了四十年代末，全部被冲垮、摧毁与淹没了。
不是发明中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刘少奇、陈伯达以及毛泽东本人的本事比其他志士仁人大，而是正是在那个时机，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及中共提供了这么一个看似能治百病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制度和社会。而其他所有人的努力奋斗，从来没有弄出一个整体主义的包罗万象的道统和文统。
这一些，林先生在本书中反复强调，讲得已经很清楚了。
我想补充的是，中国传统的帝制专制政治经济制度及相配套思想文化，二千年传统实在太过厚重，不是外来冲击引起近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危机全面爆发，或许还能继续拖下去。
当一种能与之契合的西方的现代的的意识形态此刻出现，必定会在转型中形成相当强的潮流。如果这股潮流能在军事政治上得到加持，那么它冲垮以致淹没其它一切中国志士仁人百多年努力奋斗得来的各种先进的道统和文统，便是很现实了。
中国的帝制专制传统加上现代极权主义，对两者都是升级。中国人熟悉的帝制专制更加专制了、而马列主义-现代极权主义也走到了顶峰。
林先生强烈反对"整体主义"，这世上哪有包治百病的一套理论？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都应该是开放的。因为人们的认识不可能穷尽这世上的全部真理和真相。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哈耶克理论同样不能（现在的简中圈里有些有反思的自由思想者，有点把哈耶克思想推向极端了）。
如今（毛泽东去世至现在），中国大陆陷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全面危机已经显现无疑，四十多年来中国的清醒者仍然在寻找思索中国转型的出路。切记，不会有一整套整体主义的理论来代替中式马列-毛泽东思想的，能够行之有效转型的必定是多元的在各个领域中逐渐显现出来的。
然而，我不同意林先生认为"全盘西化"也是整体主义，也是要不得的。
我以为，中国的帝制专制太强大了，何况其中自由民主宪政的元素因子极少，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扭转帝制专制的势头。
我当然知道，不管中华文化思想能不能够整体转型，中华文化毕竟博大精深，也有精华。即使将来中华文化思想作为整体无法转型，像历史上许多古文明那样毁灭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因子还是会在其他现代文化中流传、延续。如果中华传统在今后五百年里一旦转型成功，那么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必然在现代普世文化思想中继续。那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我为什么仍然坚持现阶段的全盘西化呢？因为，只有"取法乎上"'，才能"仅得其中"，如果不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全盘西化，那么只能"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了。
假设站在马列主义思想立场上，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是对的，必须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传统结合起来。然而仔细想想，王明张闻天的可能更正确。他们认为，必须把马列主义原式原样学过来，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中国传统中中国实践上改进。
同样的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再次发生。那一次是学习苏联军事理论，刘伯承肖克主张把苏联理论全部学过来，在此基础上再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中国的实践来改进改造。可毛泽东彭德怀主张学习中就要批判就要坚持自己的经验和实践。
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离马列主义相去甚远，毛思本质上还是帝制专制，他所有吸取的马列主义-现代极权主义的部分，也只是与帝制专制传统高度契合的部分，加剧和升级了帝制专制。
中国转型或许要五百年
1911年帝制专制第一次被推翻，可事实上此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转型很慢且转得有限，而且在思想先进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在追求一套整体主义的能够解决一切危机的理论甚至意识形态。于是，自由民主宪政很差的试验了三十八年，帝制专制披着一袭现代化西方化的现代极权主义回来了。
我想，现代极权主义虽然强大，但它终究还是要趋于灭亡的，自由民主宪政毕竟是世界潮流。问题是当自由民主宪政在不久的将来第二次来到中国时，会不会再次倒退？1911年至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期间出现了许多国家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然而这其中又有多少国家又倒退了？
我很悲观。中国的帝制专制传统太强大了，我认为中国第二次从自由民主宪政倒退的太有可能、当然，这第二次倒退不一定是现代极权主义。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临终前（二十一世纪初）认为，西方的转型大概用了三百年，中国有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大概只需二百年就够了。当时大陆在各方面的表象的确很好。但是后来事实发展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的转型肯定需要比西方国家更多的时间。
公元四世纪初至六世纪末晋朝瓦解五胡乱中华南北朝。那时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思想全面危机大爆发的时代，也是一个转型时代。到真正完成转型，稳定下来，进入隋唐时代，经过了三百多年。
这一次的转型比南北朝那次深刻多了，难道不需要三百到五百多年甚至七百年？从1840年算起，现在才刚刚过了二百年不到。而且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中国文化作为整体能不能转型过去？不能，就只有消亡！
在我看来，在中国第一次转型失败以后，林先生起码作出了这样的贡献，提出了"创造性的多元的转型"的观念，没有一套包治百病的转型理论。他还提出，要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思想的转型，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现代的民间社会的建立和存在，既是转型的基础也是转型成功、巩固的保障。
林毓生先生1969年就提出了对中国未来导向的"创造性转化"的多元观念雏形。这当然是林先生勤奋学习努力思考的结果，但应该说他是得益可以在获得充分信息和允许鼓励自由思考的环境（台湾、美国）中能够循序学习读书思考。
相比于大陆吾辈，虽然我们今天也有并能够接受林先生的理论，但吾辈需要觅缝穿隙拼命学习，需要更加大胆的独立思考，需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甚至需要付出生活的经历和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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