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冷戰」的底色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衝突，而「新冷戰」的底色，則是亨廷頓預見到的「文明衝突」。當然，亨廷頓不可能預見到「文明衝突」將如何具體展開，不過他看到了文明衝突給西方文明乃至整個人類文明帶來的危險，將超過舊冷戰，也就是超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因為亨廷頓不僅看到了核大戰的威脅，更看到了美國人的價值體系及承載這個價值體系的文化身份，也將遭遇到「文明衝突」的挑戰。
今天，我們正在見證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如何具體展開。最近的一個具體事件，就是「新冷戰」概念的主要代表人物，歷史學家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美國阿斯本創意節（Aspen Ideas Festival）上主持的一場專題討論會。很顯然，「新冷戰」的氛圍，讓這個舊冷戰遺產的影響力得以回升。佛格森主持的專題是，「美國與中國：千鈞一發（US and China: Edging Toward Brink）」。
佛格森請了四個人發言，美國方面是兩個少壯鷹派的代表人物，其中有許多中國人都熟悉的博明（Matt Pottinger），而中國方面，則是許多中國學者熟悉的金刻羽和李稻葵。佛格森把這樣四個人放在一起討論美中關係，說明他認真做了功課。美國的兩個少壯鷹派，對中國、特別是對習近平的抨擊和指責，火藥味十足，並不令人意外。耐人尋味的，是他們的兩個中國對手選擇的應對之策和弦外之音。
中國精英文化自信來自對西方文明弱點的經驗
金刻羽以趕上中國崛起大好時光的世代代表自居，李稻葵則以洞察中國高層的局內人自詡，都以不屑反駁的姿態告訴美國人，所謂中國要與美國爭老大，習近平要打台灣，完全是美國對中國的誤讀，甚至是美國鷹派的刻意蠱惑。也就是說，中國崛起對美國和西方的威脅，純屬虛構和幻覺。佛格森當然不會接受這種論調，但他為甚麼要讓美國人直接看見和聽見代表中國權貴的精英到現場表演？這個問題讓我頗費思考。佛格森顯然不是為了學術交流，也不是為了外交需要。我的理解是，佛格森認為西方人，有必要通過直接接觸和交流，了解當道的中國精英，了解自己的對手。而金刻羽、李稻葵確實是代表了中國與西方文明對抗的真正對手。
我在甚麼意義上這樣說呢？我的依據不是他們是否言之在理，是否誠實，而是他們流露出來的文化自信。這種自信並非來自真才實學，也非來自他們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入探究，在他們的著作中，讀者看不到這些。他們的文化自信，首先是來自他們是中國的「成功人士」，也就說，他們是中國內卷的「人上人」遊戲的贏家。他們的文化自信，還來自對西方文明弱點的直接經驗。基於這種經驗，他們知道西方拿中國沒有辦法，而且，由於中國的崛起，西方人甚至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問題究竟還是不是中國問題也成了問題。因為中國問題如果最後真的成了世界的大麻煩，責任也不應在中國精英，而只能在主導世界秩序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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