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直面失敗，就不能贏得勝利
我在中國的時候，每年的六四紀念日通常是沒有自由的，或被國保軟禁在家，或在國保的陪同下"被旅遊"，只能通過寫文章的方式紀念六四。當我離開中國之後，在自由的美國有了紀念六四的自由，但我參加了一次此類活動之後就不再參加了。因爲，我在此類活動上聽到的永遠是千篇一律的豪言壯語、慷慨激昂，恨不得"壯志飢餐中共肉，笑談渴飲屠夫血"。那一刻，人人都變成了英雄豪傑，彷彿共產黨已經被他們打垮，他們即將打包行李回到中國，"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了。
在"二零二一年六四三十二週年全球網絡視頻紀念大會"上，當年被共產黨歸入六四黑手行列的蘇曉康說了一通與衆人不一樣的、似乎很難聽的話。他指出："三十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義，第一是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二是爲討公道而釐清罪責，三是爲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顯示自己當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責任，其做法無非是曲解歷史、掩蓋真相。"蘇曉康指出，許多人的說詞，還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發了"蘇東波"、屠殺暴露了共產黨的殘暴，後一句幾乎是"兒童話語"。而如果是當年的參與者，至少也五十歲以上了吧。三十年歲月未能喚醒幾人，他們都曾是中國最優秀的學生，卻寧願被私利綁架，到死也不會說一句誠實的話，跟鄧小平一樣油滑。他直接點名對其中的若干人物提出嚴厲的追問："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這輩子何顏以見江東父老？"
蘇曉康認爲，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必須承認六四是一場失敗的民間反對運動。而六四並不必然是失敗的結局，抗爭者在此過程中犯下了種種錯誤。六四的失敗，後果非常嚴重，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六四亡靈至今不得昭雪，長安街血跡未乾，天安門母親至今追討公義不成；第二、中國文明曾有的千載難逢的變革機遇被斷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遠消失， 中國人爲此將付出的代價幾百年後纔看得清楚；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國由一個邪惡制度主導而崛起，以全球化擊敗西方文明，對世界的影響無法估計；第四、中國的崛起讓中華民族付出環境和道德兩大代價，幾代人都無法挽回。
這是我看到的，六四的參與者中極爲罕見的反思與自我反思。當然，此前並非沒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劉曉波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早已有了深刻的懺悔。他嚴厲地自我剖析、究責與悔罪那內心的磨難與激烈拉扯。他毫不留情地揭露知識菁英的怯懦無能，批判學生領袖的爭權與功利。他那通透赤裸、痛苦撕裂的直白描述，刻畫出迄今最翔實、最撼人心絃的一部六四回憶錄與懺悔錄。作家查建英寫道，在所有的六四學運領袖中，可能只有劉曉波寫下了這樣的懺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燈下嚴厲審視，分析自己的複雜動機：道德激情、機會主義、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渴望。"然而，很多六四參與者不僅不願像劉曉波這樣懺悔，而且還撰文對劉曉波發起惡毒的攻擊：他們認爲，這不過是劉曉波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並且是在幫助官方"抹黑"學運領袖和知識精英。
如今，蘇曉康所提出的意見同樣不被接納。很多人給出相當負面的回應，很多人根本就掩耳盜鈴，實在讓人遺憾。不能承認和直面失敗，如何能夠贏得下一次戰鬥的勝利呢？
從"封神榜"到"懺悔錄"
三十多年來，海外紀念六四的活動多多少少淪爲封神榜，很多根本沒有參與過六四的人物也在爭奪話語權；掌握了一定話語權的人，則不斷誇大自己在八九學運和民運中的作用和地位。然後，永遠把自己定格在那個輝煌的歷史時刻，享受那種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美妙感受。
對六四最好的紀念不是各自寫一部封神榜，而是老老實實地寫出各自的懺悔錄，不要讓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成爲廣陵散般的絕響。
六四無疑是一場慘敗。即便是蘇聯、東歐的劇變，也根本不是中國抗爭者的功勞，不能自欺欺人地貪天功爲己有。東歐各國的民主運動從一九五零年代開始就前赴後繼、不絕於縷。而中共的六四屠殺，並沒有讓東歐的獨裁者們望而卻步，東德和羅馬尼亞共產黨的高層都曾第一時間飛到北京來取經，他們未能複製六四屠殺的經驗，乃是因爲這些國家的軍隊和警察已經不聽使喚了。
六四的慘敗，後果確實非常嚴重。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六四是其野蠻崛起的起點。它意識到，在中國，統治合法性不是靠選票和憲法，而是靠暴力和殺戮，其建構天下帝國也要用同樣的手段，所以同樣的暴政和屠殺如今施施然地發生在香港。
其次，對於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來說，對當時的表現的自我反省是必須的。當年，在相當意義上，反對者與反對的對象是精神同構的：學生與軍人唱同一首歌——《血染的風采》、《國際歌》；決策過程是非民主的，鄧小平在家中召集元老會議罷免趙紫陽並決定開槍，而廣場上少數幾個人就可以推翻高自聯關於撤出廣場的決議；學生將污染毛澤東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局，此行爲惡劣跟共產黨如出一轍，迄今爲止，整個過程沒有多少人站出來說清楚。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問題，必須刮骨去毒。
思想史家林毓生在六四屠殺後三個月接受臺灣媒體訪問時就指出，革命的浪漫主義加上中國傳統的"內在超越"精神，使得學生不願妥協。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一個"意圖倫理"爲主導的文化，所以堅持"責任倫理"的人一開始就不佔上風。在西方，民主的落實和發展，得益於獨立於政治的"民間社會"的"基本結構"（如教會、獨立的社團）甚多。意大利學者羅傑若在《歐洲自由主義史》一書中，即藉分析加爾文教派對民主發展的貢獻，指出民間社會與民主的關聯性。但是，受實用觀念左右的中國知識分子多寧願投入政治的改革，很少人有耐心去做促進"民間社會"成長的工作。林毓生的分析和批判，三十年後，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依然是"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第三，六四流亡者羣體在海外三十多年來的表現，整體上說確實不能讓公衆滿意（儘管有少數人做得很好 ）。有一部分人可以說相當惡劣，有人搖身一變，以億萬富豪的身份榮歸中國，成爲中共的座上嘉賓，爲了讓自己的財富倍增，不惜爲虎作倀，與頑強抵抗的天安門母親相比根本就是判若雲泥。他們中的很多人是被香港的黃雀行動救出中國的，三十多年後，香港遭難，香港不少年輕一代反抗者被迫流亡海外，那些受惠於香港、在西方早已事業有成乃至相當富裕的六四一代，卻對香港正在發生的慘劇不聞不問，也沒有捐款成立一個基金會來幫助那些流亡的香港年輕人。且不說現代政治倫理，就是用中國古訓"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來衡量，亦是忘恩負義、自私自利。所以，對他們的質疑和批判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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