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CN / Matters 20211231
（原文发布于2021年10月26日）
【编者按】：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出品，首发于端传媒。
黄雪琴，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女权行动者。曾任职《新快报》、《南都周刊》等国有媒体，后辞职成为独立记者。2018年，她深度参与推动中国#MeToo运动，支持多例个案维权，并发起一系列反性骚扰行动。2019年，她在香港参加反修例游行并实名发表记录文章，因此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被采取强制措施“指定地点监视居住”3个月，原定于当年9月入读港大法学系硕士项目，也因被捕而无法前往。2020年1月17日她被取保候审。2021年秋，黄雪琴获得英国志奋领奖学金支持，原计划于9月20日赴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就读性别与发展学硕士，却再次因被捕而无法成行。
2021年9月19日，黄雪琴同广州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突然遭到广州警方抓捕。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王建兵住处拘捕两人，并疑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主要原因或涉及日常在王建兵家中的朋友聚会。在家属一再要求下，警方不仅拒绝向家属出具通知书，亦拒绝告知两人涉嫌罪名、采取何种强制措施等。另外，警方要求家属对该事件保持沉默，不可与外界沟通，不得接受媒体采访。10月26日，是两人失联第37天，亲友仍未获知两人关押情况（依照中国法律，在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或释放之前，公安机关可以拘留公民最长37天）。
2020年10月，台风要来了。黄雪琴打算拆掉楼下的监控摄像头，看到手机上的恶劣天气预警，感到开心。
距离取保候审已过去半年多，但她的生活没有恢复平静。因为参加、记录香港反修例运动，她被关押了三个月，并且进入了一个国保（负责中国国内安全保卫的警察）定期“访问”的名单。除了应对警察日常骚扰，处理抓捕带来的伤害，还要想办法舒缓给家人造成的压力和创伤。此外，受取保规定限制，她无法公开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经历，这对一个坚持自由发声记者来说，带来的剥夺感和压迫感比常人更甚。
有天黄雪琴下楼遛狗，发现楼梯口的垃圾分类站上多了个摄像头。她走遍了小区其它20个垃圾分类站，确定只有她家楼下有。很明显，这摄像头是为了她而安装的。
黄雪琴决定，要趁台风天把这个摄像头砸掉。
“砸掉”的想法鼓舞了她的朋友们，作为用报导拉开中国#metoo运动的开端的记者，黄雪琴一直坚持透过平和理性的方式来争取社会公义：她做独立调查报告，书写记录社会不公不义，给受害者链接资源进行维权，发起联名诉求，公开演讲和组织培训。朋友们认为黄雪琴的做法一直都很温和，所以当她提出要砸掉摄像头，纷纷表示支持，甚至帮她想了很多砸掉的方式。
台风天来了又走，黄雪琴最后还是选择了一种更“雪琴”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她在每天出门遛狗的时候去摄像头下举牌“非法安装摄像头，要求信息公开”；她唱了首《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还准备去摄像头下读《1984》。国保再次约谈时，她手抄了当时新近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案》给他们，要求他们提供安装摄像头的手续程序、购置费用等。
会面第二天，黄雪琴下楼准备去给摄像头读首诗，一看，摄像头已经被拆了。她在自己的社交帐号上记录了这件事，标签是“#抗争有用”。
做记者履行监督权，“就像呼吸一般自然”
抗争者，这并非黄雪琴原本为自己选择的角色。她曾是国有媒体的一员，相信体制内改良，并为此积极书写，出谋献策。
2010年，大学毕业后，黄雪琴成为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的记者，后又进入《新快报》、《南都周刊》等新锐媒体做调查记者。
2000年到2015年前后，中国大陆媒体经历了辉煌而短暂的舆论监督时期。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核心的南方报业媒体是推动社会改革的传媒主力之一：2003年《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报导参与推动政府废除了实施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同年该报突破当局的新闻封锁，报导了非典疫情在广东省内蔓延的情况，促使当局放开有关疫情的相关信息。2012年，《南都周刊》的《起底王立军》系列文章，更是对中共高级官员的政治斗争进行了深度曝光。
黄雪琴正是抓着这段黄金时代的尾巴进入媒体行业。那时她所在的城市——广州，有着“中国最接近公民社会”状态的美誉。她在每周的“市长接待日”上，记录市民对市长的直接质问。时任广州市长万庆良因为一句“在珠江帝景租房子，每月交租600元”的言论，被媒体批评，一市之长沦为坊间笑谈。彼时的黄雪琴认为，做记者履行监督权，“就像呼吸一般自然”。
黄雪琴开始用手中的笔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期待用报导推动社会改变。她写的关于越南乳猪走私的调查报导，导致该地检疫局两名官员下台；关于深圳自闭症儿童的文章，引来相关人士对该民间机构的支持…… 那时也需要与公权力博弈，与地方干部斗智斗勇，想尽办法拿料，在禁令到来前发稿——这是中国记者一直都要学习的一门功课。
那段记者生涯，黄雪琴快速成长，非常快乐。她还没有被后来经常出现的虚无感困住。至少，作为记者，她还能书写不公，做自己想做的报导。也因此，雪琴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对体制的自我改良抱有信心。他们相信，通过媒体监督，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法律人士推行法治，公民社会发展，这个体制会越来越好。他们没想到，言论紧箍咒正在步步紧逼。
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后，形势急转直下。南方系媒体被纳入强力监管范围。2016年2月，习近平视察中央电视台，明确提出“党媒姓党”，要求新闻报导讲“导向”。此前党报办都市报、市场化媒体空间，逐渐不复存在。
黄雪琴看着媒体的调查部纷纷被撤除或削减人手，她所在的调查部门被改名为“创新部”，人员从十几个变成几个，最后都离开了。体制内舆论空间越来越小，能做的报导越来越少，薪资也大不如前。
肃杀环境下，2015年雪琴从报社辞职，决定做独立记者。独立调查报导仍有些许空间，她把略为敏感的稿子交给互联网平台，遇到审查，平台可以推说这不是自家的记者，无法管控；作者也可以推说自己只是独立记录，不对机构负责。
黄雪琴相信独立记录的重要性。她相信在历史的缝隙中留下些独立记录，未来或许可以对抗国家机器的统一叙事，记录和见证，让个体的记忆不再被轻易抹去、改写。
原来不用依靠一个机构，也能做独立调查
2015年8月，天津港危化品仓库因违规放置危化品引发爆炸，最终造成165人遇难，798人受伤。遇难的人中，有99名是消防员。
那时黄雪琴刚辞了职，在美国游学半年。看到消息，又得知国内同行被拦在现场外，她决定去纽约采访911事件中美国消防员的救援经历和现状，以此对照中国消防员面临的困境。她和国内报纸的编辑讨论完后，立刻定了从西雅图到纽约的火车票。
火车上，她找到相关部门的联络方式，一个个发邮件说明来意，然后再一个个打电话发出采访请求。碰钉子是经常的，受访者反复问她：你是谁？你属于哪个机构？你的采访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过了这么久突然对911感兴趣？雪琴回答一遍，电话转接给另一个部门，同样的问题又问一次，如此反复。
到了纽约，预定的民宿临时出了状况没有办法继续住，她只好拎着行李箱在市政厅、纽约警察局、消防局、咖啡店来回跑。最后，黄雪琴终于找到了受访者，坐在星巴克一口气把稿子写完，已是深夜，她看到放在身边的行李箱，这才想起来，住宿还没有着落。
《“911”14周年，三千余救援者确诊患癌》发出后，立刻登上国内各大媒体头条，同行都祝贺她稿子“火了”，黄雪琴没时间看那些赞美和评论，她在纽约一家洗衣店里，研究着怎么洗积攒了一周的脏衣服。
也是这次差点露宿街头的经历，黄雪琴开始对做一名独立记者有了信心：原来她不用依靠一个机构，也能做独立调查。
之后，黄雪琴去了柬埔寨，走进地雷村，探访曾经的埋雷和排雷战士，了解内战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她去新加坡研究垃圾分类体系，比照调查广州的垃圾分类现状；她跑去越南的监狱和医院，书写被非洲毒贩骗去贩毒并被判终身监禁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女孩的故事。
这些报导之外，让黄雪琴进一步为人熟知的，是她对性暴力案件的独立调查报导和对中国#MeToo运动的推动。
意外成为中国#MeToo运动标志性人物之一
2017年10月，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鼓励女性在用#MeToo标签来公开被侵犯的经历，使人们能认识到性侵犯的普遍性，引发全球#MeToo运动。当时，在新加坡参加亚洲记者奖学金项目的黄雪琴也与众多的记者谈起性骚扰话题，得知，大部分的记者都遭遇过性骚扰，却几乎都保持了沉默。
黄雪琴想知道，媒体行业里性骚扰到底有多严重，为什么时常为弱势群体发声的记者面对自身遭遇的不公却沉默不语？于是她10月回国后立刻发起了《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调查问卷。
彼时，罗茜茜刚刚实名向她的母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纪委举报了十多年前性骚扰自己的导师陈小武，但毫无进展，一筹莫展时，看到黄雪琴发起的调查，立刻联络她说“我要实名举报”。
了解了罗茜茜等幸存者的故事，黄雪琴帮她们收集证据，联系律师，联络媒体进行报导。但传统媒体纷纷表示，舆论空间受限，议题敏感，希望自媒体率先曝光，他们才能跟进报导。
于是，2018年1月1日到1月4日，黄雪琴在自己的公众号连发四篇关于“北航性骚扰事件”的调查文章，包括罗茜茜的实名举报信、多位幸存者的讲述以及图片、音频等证据。1月4日，她还发出了倡议北航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联署信。这次联署得到三千多人的参与。罗茜茜的实名举报微博当天下午就获得了超过三百万的阅读量。北航破例在假期当日回应，声称展开调查，并暂停了陈小武的工作。教育部也发文表示对性骚扰零容忍，并将研究出台校园反性骚扰长效机制。
黄雪琴就这样和罗茜茜一起掀开了中国#MeToo运动的开端——陈小武被惩治之后，有更多高校性骚扰、公益圈性骚扰、媒体界性骚扰的事件被爆出。最高峰的时候，2018年7月，一个月里就爆出23件性骚扰指控。幸存者出来讲述遭遇的性暴力和带来的伤害，同时要求社会作出回应，督促校园/职场出台反性骚扰机制，完善国内反性骚扰法。当时，来自94家高校的8000多名学子参与给母校写倡议信的活动，一度形成反性骚扰风潮。
深圳一高校教师、黄雪琴的好友Charlotte认为，黄雪琴在中国#MeToo运动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用人人可以理解、可以与之产生共鸣的语言讲述这些女性的遭遇，让#MeToo中的每个孤独个体相互联结，她写下的每个故事，都不仅是当事人的故事，也是每位女性的故事。”
黄雪琴却自嘲自己是“矮子里面拔高个儿”。面对性骚扰，其他记者都不敢说、不愿说、不想说，自己才“意外地”成为了#MeToo运动中标志性人物之一。
深度参与#MeToo运动，为幸存者链接律师、心理咨询师和其他社会资源协助维权，报导监督案件进程，原本正常不过的工作，却令黄雪琴很快被敏感化。她供职过的媒体、供稿的平台都发来消息，说“有人在查你”。黄雪琴也开始频繁被警察约谈，要求她停止性骚扰报导，停止“煽动”学生。在高校的学生透露，校领导在一次讲话中，将黄雪琴定义为“校外势力”，要求学生远离她。
官方指责她煽动学生参与行动，连结NGO；审查删除了她大部分的文章，她的人生历程一点点被当局抹除和改写。现在搜索“黄雪琴”的名字，出来的是她被捕的消息，和零星的#MeToo报导，她曾经引以为傲的、带来些许改变的那些文字，那段她最充实的时光，都被这个有效率、强大的审查机器无情地清除了。
她的一位同行、一外国媒体驻中国的记者Anne说，黄雪琴推动中国高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方式“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合作的方式”，告诉校方建立这个机制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是想一起解决性骚扰问题。
彼时高校性骚扰机制的建立还遥遥无期，但Anne说黄雪琴“总是很乐观”。
乐观体现在生活中。雪琴有次和朋友去旅行，半路车坏了，深夜里几个人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大家都沮丧时，雪琴突然叫起来，“啊，你们看，今晚的星星好漂亮啊！”
不能出去读书，就继续做记录和行动
这种乐观延续到了警察开始骚扰她与家人之后。2019年9月本是黄雪琴赴香港大学攻读法律硕士的时间。但在此之前，广东国保因为她发布关于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文章，关押她24小时，没收了她的护照，阻止她留学。
她不是不郁闷，毕竟学校和奖学金也不容易申请。但她随即又想开了，不能出去读书，就继续做记录和行动。然而情况持续恶化。2019年10月17日，黄雪琴在国保的要求下去到警察局，此前他们声称会归还雪琴的护照，却没料到，这是一次诱捕。
一开始，黄雪琴被关押在看守所。起初，她把看守所的日子当作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她倾听她们的故事，还想为她们写书，书名都想好了，就叫《女子监狱A101》。101是她所在的监室。
后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艺术家艾未未也曾被监视居住，他做过一场展览，还原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生活情况。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见不到律师和家属，完全与外人断绝接触。在窄小的空间里，除了不规则的审问，至少有两个人每天24小时站在身边，记录下你的所有动作和表情，伸几次懒腰，吃几口饭，喝几杯水，上厕所、洗澡、睡觉，天天如此。
在如此没有隐私、备受压迫的环境下，雪琴还同情看守人员，她们在她上完厕所后，还要去确定她的大便是软的还是硬的；她们在她睡着时，要记录她翻身的次数。没有人可以交谈，她只能在狭小的房间里散步，一边让自己的思绪飘到远方，她试着想像，小王子后来遇到的玫瑰园中那5000朵玫瑰，每一朵都是什么样，和小王子钟爱的那朵有什么不同。
这种有些浪漫乐观的情绪，似乎在经历过生活摧折的人身上并不多见。黄雪琴说，之所以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际遇，是因为作为记者，她读过、看过、听过、写过太多他人的遭遇：宁为玉碎的林昭，精神独立的陈寅恪，那些奔向广场又回不来的年轻人。
这让黄雪琴得到了安慰和力量。她也剖析，这也可能是一种逃避。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她就会时不时陷入一种“失语”状态。某一段时间，她会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无力做，被一种巨大的虚无和绝望笼罩。
或许2019年是个喘息机会，入学前，黄雪琴在香港大学访学。谁也没料到，反修例运动就在此时爆发了。
“亲身经历了，就不能假装无知”
6月9日，为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100多万香港人走上街头，用和平游行的方式表达反对态度。在社会运动的历史现场，黄雪琴带着要去“发声、参与、见证并记录”的心态，加入了最初的游行。
她跟着人群走，一边在朋友圈发着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却发现相关内容不断被屏蔽删除。香港运动成为敏感度最高的话题。在大陆，一切关于反修例运动的信息都会受到审查，当局开动宣传机器，称抗争者“与境外势力勾结”，用暴力反对一国两制，是“港独”、“暴徒”。
黄雪琴在现场看到这些官方叙事中的“暴徒”是如何有序地参与游行，如何有礼貌地给彼此让路，又如何使用和理非方式表达自己；也看到官方宣传污名化、妖魔化运动后导致的舆论撕裂，她更明白真实记录的重要。视频照片发不出去，她就发文字“七分之一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恶法”。朋友们看到了来问她“香港发生了什么？反对什么恶法？为什么反对？”，她都一一耐心解释。
后来，微博、微信上关于这场抗争的痕迹被抹去，她自己的账号也被禁言，官方媒体只允许“暴徒乱港”一种定论，她感觉这场运动会像30年前北京天安门那场运动一样被国家机器抹除、改写，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涌上来，她要承担起一位记者的责任，要记录下历史的碎片，要尽力还原现场真实的声音，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她实名写下了那篇《记录我的“反送中”大游行》，正是这篇文章直接让她陷入牢狱之灾。
文章发出来的第二天深夜，警察便去到她广州的家里找她的家人，要求黄雪琴“闭嘴”。之后，黄雪琴返回大陆家中当晚，就被抓了。
按照同行Anne的话说，“除了履行作为记者的职责报导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外，她什么都没有做”。
黄雪琴考虑过后果，深思熟虑后，她认为自己做不到不去记录，对她来说，那是记者，尤其是在场的记者的失职。正如《记录我的“反送中”大游行》文章最后所说，“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就不能假装无知，不能放弃记录，不能坐而待毙。黑暗无边，仅剩的一丝真实和亮光，绝对不能拱手相让。”
“一秒钟的黑暗不会让人成为瞎子”——在被关押的黑暗的时间中，也是这句话给了黄雪琴力量。
国家暴力机关对待异见者、行动者一般是先展现“铁拳”和暴力，然后是漫长的关押，教育，转化。对被监禁者而言，最初的恐吓与威胁慢慢失效，后来的敌人，变成了漫长无尽头的时光。
黄雪琴无数次地回忆曾读过的书，去过的地方，遇到过的人，保持让思维的运转。面对长期的转化教育，她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女特务。女特务不像女英雄，永远慷慨激昂，在那种环境里，用本色去应对会很快被消耗。女特务懂得斡旋，她聪明、狡猾，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
但黄雪琴又对这套“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女特务”的方式非常警惕，因为这样就达到了转化教育的目的：让真诚的人变得沉默、逢场作戏、表里不一。她厌恶这种做法，她喜欢坐在草地上和身边的人畅谈。坦诚、真实，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曾经在2020年参与声援黄雪琴的小北，初次见面便觉得她是个特别有原则的人。当时他们分组玩游戏，规则是，如果每组都选择同一个数字，便都可以获得加分，如果其中一组和其它组选的不一样，则选择不一样的组可以加分，其它相同选择的组要扣分。组与组之间可以交谈，以协商或欺骗的方式说服对方，最后哪个组得到最高分，哪个组获胜。
一场游戏中的尔虞我诈开始了。有些组为了胜利而选择拉拢、欺骗。但黄雪琴坚持认为，大家一定要共赢，建立彼此信任的伙伴关系，不能被游戏规则操弄。小北说，雪琴当时非常激动，说到最后甚至哭了出来。
对黄雪琴来说，保持敏感，保持对痛苦和愤怒的感知才能在这个荒谬时代中，做一个更好的记者。
“哪有记者不发声”
取保候审出来后，黄雪琴有时会做噩梦。有一次她梦到自己又被关进监狱，梦里有一位暴君，不知为何暴怒要蒸煮犯人吃，却又觉得犯人太低贱，便煮了一个大臣，吃到手指发现还有戒指遗留在上面，暴君大怒，又要继续吃人。雪琴在梦里又惊又怒，要出去声讨暴君，却被家人捂住嘴，“吃的又不是你，别瞎操心，不准喊”。雪琴惊醒了。她想起被消失的公民记者张展、陈秋实、李泽华。
她不断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自我感动。相比很多人，她的生活没有被毁，她没有遭遇身体酷刑，没有太多的创伤，猫狗双全，有空和朋友去喝小酒。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她依然愿意把精力放在观察和记录这个荒谬时代，以及在时代中挣扎的人。
当然，牢狱之灾在她身上留下痕迹。警察的骚扰和监控仍在继续，她不能离开广州，她害怕自家小狗的叫声，因为每次国保突然来访，她的狗都会狂吠不止。
尽管她被要求不能公开讲述自己在里面的经历，但保释几个月后，黄雪琴终于可以拿起笔写日记，并分享给少数朋友。据她的朋友透露，她日记里清晰记录着，国保如何刺激她，监控她，阻挠她正常工作，通过记录，雪琴一点点找回了自己的力量。
“哪有记者不发声”，这是她写过的文章标题。她坚持着报导和记录，只是只能以匿名的形式发表文章。她采访写作的女性抗争者李翘楚，获得了2021年SOPA“卓越女性议题报道奖”金奖。只是没有想到，她又一次步入了和她们类似的命运。
采访的最后，我问她，你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
她说，是“群魔乱舞”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然地自由地生长，有人做妖孽，有人做斗士，要像一个百草花园，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朵。
我问，那你在其中的角色呢？
她毫不犹豫，“我是那个记录者，我会拿着我的笔、我的镜头把每一朵花如何生长、盛开、凋零都记录下来。”然后她补充了一句，“当然，我自己也要盛开。”
除黄雪琴外，所有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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