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4日星期二

吴祚来:一个人的八九六四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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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又一次回忆。[自由写作]的约稿,使我得以花时间又理了一下整个过程的记忆,是零散的,但对我对历史应该都不无价值。每一个人记录,历史就会立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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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8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我考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文艺学专业,当时住在恭王府,离天安门广场不到20分钟自行车车程。
1988年五四前后我到北京面试,我面试之后,花了半天时间一个人端坐在广场纪念碑石阶上,每下个方向坐半小时,我强烈的印象是,天安门竟这样矮小,甚至有些破落,有点像生产大队的大队部。
我们一代一代人,小学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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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元旦,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歌,我记得有两句诗,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来,这两句诗像谶言一样,惊现在六月初的夜晚。
天空起火了
孩子们快跑
每一个星星都变成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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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4月15日逝世,我们第二天开始听到传言,说他是被气死的,他重视教育,在中央会议上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杨尚昆等军头们要求增加军费,打击排挤胡耀邦,无论传言是否属实,对耀邦的纪念,是必须的。有同学说已有人到广场送花圈了,我们也应该制作花圈,送到广场,表达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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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17号一早就从食堂借来了平板车,集资购买了花圈,一行十多个同学(我们88届只有十一个研究生,还有十多个进修生),把花圈送到纪念碑边摆好,上面写着纪念胡耀邦的挽联,然后就要纪念碑边照相留影。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悲情,说实在的,普通学生对领导人不可能有多么深切的情感,大家去送花圈,也就是表达敬意,还有一份对现实的不满,即,对让胡耀邦下台靠边的境遇不满。一些女同学穿红着绿,照相时也是喜喜乐乐的样子,这一镜头也被有心人记录下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号的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批评所指就是我们这些同学,说我们不严肃,云云。
当我们午间撤离广场时,只见长安街西路大批大学生赶到,他们人多势众,打旗喊口号,我们感受到某种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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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行为也在身边发生,有同学去敲打正在上课的教室门,要求他们停课到广场游行,授课老师不高兴。
有同学看起来积极,但并不参加集体游行,待我们到达广场时,他在旁观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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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副部级单位,而院长多由文化部长兼任,时任文化部长是王蒙,常务副院长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小人物。当时的院领导与研究生部的领导对学生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干预,不支持不反对的样子。一位博士生拿着募捐箱去找院领导募款时,居然也得到了他们的资助。当时的领导们不像现在的单位领导们这样官僚化,对上级脸色㦗若寒蝉。当时的领导们更多一些文人气,尽管口中不说什么,但心里多是支持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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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晚的新华门事件,学生们要进入新华门送花圈,与新华门警卫发生冲突,听说日本的电视台现场通过卫星直播,学生与政府的冲突开始出现流血,并成为国际事件。事情正在一步步升级,每一次冲突都在提升整个社会的关注度与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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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已有通知,不允许到广场,第二天人民大会堂追悼会,广场将被清场。一些学生在广场守夜,4-22日清晨,我与朴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前往广场,中南海北门一线开始有警察封锁不允许进入,有趣的是,警察拦住了我的同学,却让我一个人去了广场。警察为什么让我进入广场呢?让我成为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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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广场,非常多的人,许多学生盘腿坐在广场上,可以看出,许多人是坐了一夜的。由于进入广场的许多通道被警察守住,后来没有出现大规模涌入。广场上比较安静,人们坐等追悼会开始,广播里播放哀乐。
追悼会结束后,参加追悼会的人们三三两两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来,也有从其它门离开。与人民大会堂之间,有大量警察拦住人群。这时出现大量学生簇拥,我看到有女生在痛哭,说,他们不是人,他们不是人,非常痛苦的样子。
我这时才发现,有几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部台阶上,原来他们要递请愿书给总理李鹏。学生们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当时学生们的一是要求知道耀邦逝世的真相,二是反感官倒,三是要求自由民主之类的政治价值。
由于中央对学生抗议与社会情绪的漠视,促使抗议开始升级,学生们悲情弥漫开来,各个学校出现大量的大字报。后来连续多日,我们骑车到人大等学校看墙报,一些是面向社会公众张贴的,大规模的社会化运动因此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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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基本完全停课了。
我们制作巨大的旗帜,白色,上书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每一个同学都在头上系上头巾,上书艺术博士或硕士字样。不断参加游行示威。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去广场,去示威,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五月中旬之后,外地大学生开始涌入北京,我母校学弟们也来了十多个人,我让他们住在研究部二楼球台上桌课上,向其它同学借了棉被之类,住了几天他们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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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的时候外地学生纷纷进京,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与江同学从广场回学院,走到南长街口时,发现几个外地学生在哭,原来是钱用光了。我与江同学把自行车推到一边,就站在街头帮忙求援助,不少北京市民停下自行车,给一元二元,一位母亲骑车上面还带着孩子,她下车后给了五元,相当于一个月工资十分之一左右吧?捐了一把钱,二三十的样子,全部给了天津卫样的几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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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市民真是非常非常友善啊,有学生游行时鞋子丢了,北京母亲让自己孩子脱下鞋子送给学生,送面包送水送方便面送西瓜的更多了,当时听说北京城的小偷们罢偷了,以声援学生,我还看到一车少年人,到广场声援学生,车上横幅是:失足少年挽救失足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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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绝食到绝水,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决绝的政治事件,但当时政府几乎无知觉,当他们谋利益时,国家是他们的,当他们要承担责任时,见不到一个人影,当然,真正参加绝食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多,而最后发展到中戏十一名学生绝水,则是完全冒着生命危险。我当时认识的一位中戏舞台美术系王懋伟就是其中之一,我到广场去看他时,他们一排躺在人民大会堂北边,边上由人员隔开,救护车就在边上,我走近一位医生,他说,我们会保证他们生命安全的,当然,这样的绝水可能会对他们日后身体有重大影响。
当时太阳很大,我坐到附近的一辆车上,这车送西瓜慰问学生的,给我吃西瓜,我没吃,午餐没吃一口。
后来见到这位绝水的王同学,体态完全变了,非常胖大,还好,后来他基本过上了正常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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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研究生部总共十多个同学,十来个进修生,但我们居然有一个高自联对话代表,这位许同学是广东人,多次参加对话,最后一次是在中南海边上吧,学生对话是要求直播的,但官方找各种理由不直播,对话最后一次失败,这位同学回来时痛哭,说他们就是一帮骗子。再后来是电视中看到的吾尔开希与李鹏在人民大会堂的对话,这完全不是对话,吾尔开希不过一名稚气未脱的学生,而李鹏呢,身为国家总理,完全一副无理充硬的形象,保证秋后不算帐,但还是残酷清算,说自己要表明态度,但现在不说。这样的一个人物能混上总理位置,这个国家之无耻蒙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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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南池子那里,一位学生站在那里讲演发传单,说李鹏家的贪污腐败,似乎也说了赵紫阳孩子倒卖彩电,还有邓家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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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民谣:我们大学生,都是武术家,两条细胳膊,打倒大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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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小朋友在中南海南门边上坐一排拍掌:周总理周总理,你的鹏儿不像你,邓妈妈,邓妈妈,快把鹏儿领回家,啪啪啪,给他三个大耳光。
听说李鹏的办公室就在新华门边上,所以能听见外面喊打倒李鹏,非常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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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安徽诗人罗巴专程来参加示威游行,还随身带着喇叭,还有录音,他似乎带着一帮子安徽学生来示威的,同时来我们这儿会友,非常兴奋与激动,但我们有些疲乏了。好几次示威我都没有去了,因为大量时间在广场上,身心有些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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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张博士经常骑自行车来我们这儿看同学,有时会找我下围棋,记得他推着自行车站在我室外对我说,记住,这是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事件,要记下来,这些都将影响历史。
但这次学潮挫伤了中国知识精英与政界改革派,中国历史倒退了一百年。
百姓更加害怕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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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生部制作了一幅巨大的白色幡旗,在广场上格外夺目,但这面巨大的旗帜举起行走非常困难,大风天时更麻烦。我们还每人束一白的或红布条在头上,上面写着艺术博士或艺术硕士,是不是博士硕士都要求随便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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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黑旦的画家,极能侃大山,他曾经在中国美术馆里把参观的日本人游说到住处,买了几幅他的画,他说他是中国天才的艺术家。他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挂标语,鞋子都弄丢了。后来我建议他到广场上为绝食学生现场画画义卖。他借了食堂一架板车,将画具摆上面,直接在板车上画,卖得非常好,钱直接捐给广场学生组织了。晚上的时候他跑回来了,说,实在受不了,被围得水泄不通,假装昏迷,被车送到医院,就跑回来了。
六四之后,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让单位司机把他直接送机场,没有机票却直接上飞机逃亡到韩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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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最壮观的一次游行,我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应该是5月23日),广场上估计有上百万人参加,这次单位同事大量参与,我们在广场上发现了音乐研究所开的一辆货车,上面有音响设备与高音喇叭,同事们举着旗帜,喊着口号,我们几个同学爬上了汽车,我坐在戏剧研究所所长苏国荣先生身边,他一遍一遍高喊口号,他喊累了,把喇叭递给我,说,年轻人,我嗓子不行了,你喊几句吧,这时候,最激烈的口号应该是打倒邓小平,邓小平下台、李鹏下台。
这位苏国荣研究员,官至副局级所长之位,六四之后愤然辞去所长之职,几年后郁郁而终,可谓真正的仁义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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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 ,星期日。与同学骑自行车到广场,广场广播里不断传出情况紧急的消息,一些军车满载军人从各个方向直入北京,听说六里桥有军车,我们商量了一下,立即骑车到了六里桥,当时觉得六里桥挺远的,我们赶到的时候,发现军车已远市民与学生团团围住,士兵们在车上非常无奈,他们有些生气,但也感觉莫名其妙,市民送来西瓜茶水之类,学生们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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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少,尽管政府通过宣布戒严等,不断激怒学生与市民,北京高自联甚至宣布撤离广场,因为有消息传出,强硬派正利用学生长期的示威与占领广场,动用军力清除,为了不给强硬派以口实,所以学生们主动撤离,甚至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还记得,说学生对话时,阎明复在厕所里对吾尔开希说,应该撤离广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北京的学生宣布撤离时,外地学生组成的外高联占据广场,并在喇叭里宣布吾尔开希是叛徒。
这时候,我觉得广场运动有点喜剧色彩了。但悲剧正在酝酿中。
广场上到处是垃圾,广场内的可移动厕所,散发着巨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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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侯德健、刘晓波等四君子在广场办民主大学,侯德健的进驻,使广场形成一次小高潮,但我没有去看这个现场,在我心中,广场运动已经终结了,因为学生运动只能如此了,只能守着广场,只能等着中央高层内斗结束,一切似乎与学生无关,学生与市民们只是呐喊者,只能发出卑微的声音。
接着,就是六三之夜的血腥洗礼。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5/1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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