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如特朗普重返白宫 美对台基本政策框架不会改变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31日表示，如果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对台基本政策框架并不会改变。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片面改变台海现状，这是美国对台政策最重要原则。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中）31日在台北科技大學以「美國台海政策之現狀與未來」為題演講，這場活動由台灣智庫、福和會舉辦。中央社記者李雅雯攝 113年1月31日

（中央社記者李雅雯台北31日電）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今天表示，倘若前美國總統川普重返白宮，對台基本政策框架也不會改變，反對任何一方使用武力片面改變台海現狀，這是美國對台政策最重要原則。

余茂春31日下午在台北科技大學以「美國台海政策之現狀與未來」為題演講。余茂春曾在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擔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

余茂春表示，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在11月總統大選勝出，美國對台基本政策框架不會改變，這是從1950年代韓戰爆發、彼時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時就奠定的，「任何一方不能使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

他直言，反對任何一方使用武力片面改變台海現狀，這是美國對台政策最重要原則，不管是誰擔任美國總統，這件事情都不會被改變。

余茂春提到，川普政府時期美國最重要外交成就是重新界定了中國。中國對於台灣與周邊國家有用武力解決事情訴求，還有打破國際現有秩序、挑戰美國領先地位的戰略意圖，川普重新定義中國在世界地緣政治定位，中國對美國是頭號威脅，對於全世界也是頭號威脅；對付中共，需要建立全球結盟系統。

他認為，台灣政府過去幾年非常成功地將自己納為國際社會成員，沒有將台灣相關議題框限於區域性，也因為如此，對於台灣在應對中共對台各個施壓手段時，「我對台灣充滿了信心」。

對於中共透過利誘方式奪取台灣邦交國以打壓國際生存空間，余茂春建議，台灣可以更加努力地去爭取友好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例如立陶宛、捷克，只要有一個國家跨出了第一步，真的這麼做，後面一定會興起連鎖效應。

余茂春會後接受媒體訪問時再次強調，倘若川普重返白宮，對於現有台美關係不會構成影響。

他指出，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肯定會持續強調台海穩定和平重要性，只是在具體作法上怎麼處理，各個總統各有不同風格。

他推估，若是拜登（Joe Biden）繼續執政，判斷其會傾向與中國不斷地談判；若是川普重返白宮，推測其會採取較制約性手段，要求中共承諾不會武力改變台海現狀，「兩個總統處事方式不一樣，不過中國是美國頭號威脅，這是完全一致的」。（編輯：張淑伶）1130131

RFA【余茂春：不能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狀 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可能改变这点】

哈金：文学、自由与流亡

 不明白播客【EP-083 】20240120

时间轴：
1:00 哈金作为作家的日常
3:46 作家如何说服自己每天坐下来写作
10:35 哈金谈自己作品的目标读者
12:03 哈金谈用非母语写作
15:59 哈金如何看待自己文学与中国的关系
17:32 哈金如何看待自由
20:27 哈金如何看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27:10 哈金如何看待流亡
31:17 哈金如何看待外力对个体的戕害，个人能否避免
35:27 为什么哈金这么多年一直写中国的小说，有没有想过写其他题材
39:05 嘉宾推荐

嘉宾佳句：
你如果是写出一部经典作品，在一个语言能写出一部经典作品，那你就是这个国家级的作家；你如果写出两部经典作品，你就是国际级的，达到诺奖的标准；你要是写出三部经典作品，你就超过诺奖的水平了。

咱们动不动就说什么这个人是汉奸，这个人就是背叛了国家。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看看历史，实际上往往都是国家背叛了个人。往往就是我们没有这么看。一个国家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背叛一个公民，而且对这个公民不需要做任何解释。

实际上在原来的地方格格不入，到另一个地方去，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我觉得。

文字版全文：

袁莉:
[00:00:02]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

上个月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作家哈金老师来纽约现场作客不明白播客。这次对话分上下两场，上半场主要谈哈金的新作《从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也就是上一期播客。下半场，也就是这一期播客我们主要谈了文学、自由和身份。

哈金原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辽宁一个军人家庭，1984年前往美国留学，1989年读博士的时候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六四事件，他从此留在了美国，从事英文写作和教学。哈金是华裔以英文创作的作家中成就最高的人之一。他的小说《等待》Waiting、《好兵》Ocean of Words、《战废品》War Trash 等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奖和海明威奖等大奖。

哈金老师您好，那我们这下半场就是主要谈一谈文学、写作和这个身份的问题。您能先讲一讲您每天的日程安排吗？就比如说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写东西，然后是每天必须要写多少字的那种人呢？还是要必须要坐在那儿坐多少个小时的人呢？

哈金:
[00:01:17]
其实我倒没有规定是每天要写多少字，没那么想过。但是每天得坐在那儿八九个小时吧，十几个小时。

袁莉:
[00:01:28]
十几个小时都坐在那儿，坐在电脑跟前？

哈金:
[00:01:30]
不写作也得坐在那块儿，哪怕看看别的，看看YouTube什么的。一般就是很多是修改，做是必须得做，但一般早晨我就是六七点钟，晚一点七八点钟就起来了，但睡得比较晚。睡的时候一般就是说到十一二点钟或者半夜以后吧。

袁莉:
[00:01:54]
有的人就说，我一天就写750个字，是吧？然后剩下的时间，下午就可以出去散步，出去锻炼身体这样的。您不是这种？

哈金:
[00:02:03]
不是。因为你写750字，这750字可能你根本用不了，这时你的需要、真正的工作是在修改，反反复复不断地修改，所以说那个（字数）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衡量的尺度。

袁莉:
[00:02:17]
那您就比如说，一天写多少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质量，您会觉得，哎，我今天过得挺好的，挺高兴的。

哈金:
[00:02:24]
一般的来说，因为我得教书啊，所以说一般就是休寒假或暑假的时候，我集中精力写，尽量写出一个初稿。这个时候是要是一天能写几页、七八页、十几页，那就非常高兴。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这些没有多大用处。有一个问题就说，就是有大块时间的时候我必须得写出很多东西来，这样的话我教书的话，我可以修改。

袁莉:
[00:02:54]
就教书的期间就修改。

哈金:
[00:02:56]
对啊，因为脑袋不用老想这些事情，你可以坐下来慢慢修改。多多少少也是因为生活的方式、这个职业，各种原因使你想出来比较适合自己的办法。

袁莉:
[00:03:09]
就是写作这个事情还是要全身心地投入才行。

哈金:
[00:03:14]
对。你必须得投入，这是最主要的，必须得投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稿你要是做好，拿出来以后，你可以把它放在心里头。而且要是不错的一个稿子的话，你觉得有信心可以继续做下去，而且能做得更好。这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是孤独的，一个人在做，孤军奋战，所以你必须得有信心，你自己想办法。这是一个找信心的办法，尽量手里有一个初稿在心里头。

袁莉:
[00:03:46]
我们就是有时候写一个一千多字的稿子都会垮掉，都会觉得这稿子我要写吗？写了这有人看吗？呃，您这一写写几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的时刻吗？会吗？

哈金:
[00:04:03]
会，实际上是涉及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跟我的学生说，你一定要有一个伟大的幻觉，就是这本书写出来的话，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袁莉:
[00:04:15]
真的吗？你写每一本书都是这么想吗？

哈金:
[00:04:17]
应该有这种幻觉，但是你写出来写到最后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是你需要一种……就是那种幻觉来使你能够吃苦，做下去，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就是很多作家都是这样，有一种幻觉，你得要相信自己。对，像尼采说的一种great sentiment，就是一种情绪，一种伟大的心绪。

袁莉:
[00:04:41]
那您能讲一下，就是对您影响最深的一部中国小说是什么呢？

哈金:
[00:04:46]
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西游记》，特别喜欢。小男孩都喜欢，你能变成这么些东西，你跟一个女孩儿到哪儿去，她也看不见你。就是这种。

袁莉:
[00:04:58]
是这么想的呀？

哈金:
[00:04:59]
这个心……

袁莉:
[00:05:00]
这个怎么感觉有点creepy？

哈金:
[00:05:05]
这个《西游记》特别对亚洲人的思维与想象影响非常大，而且这个在俄国影响也很大。但是你说就是对写作风格什么影响，那倒不敢……

袁莉:
[00:05:20]
就是《西游记》作为一个小说来说，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好看啊。

哈金:
[00:05:24]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有……现在那些什么穿越那些，很多不都是那个……

袁莉:
[00:05:31]
都从那个地方来的，那倒也是。

哈金:
[00:05:33]
在外国，很多现在的一些科幻什么，很多可以都从那儿来的。但是我不觉得从这个写作风格上（对我）有多大的（影响）。

袁莉:
[00:05:43]
那您觉得中国的小说对您有任何的影响吗？

哈金:
[00:05:47]
或者其实唯一的就是鲁迅，但是鲁迅他没有什么长篇嘛。

袁莉:
[00:05:50]
对，都是短篇。

哈金:
[00:05:5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能读的就是鲁迅，所以他的东西读得多，就是读过之后有一点反胃了。觉得太多了，读的都是（他的）。

袁莉:
[00:06:01]
都是课本，是吧？还要背。

哈金:
[00:06:03]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太太她们觉得太枯燥了。很多人就觉得就没法读，太枯燥了。但是实际上鲁迅还是很伟大的一个作家。但问题就说，你说说他哪部作品就是达到那种，就是说这一部书存在以后，很多作品跟着它来的？它没有……

袁莉:
[00:06:25]
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不像您，像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就是《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你会想到《安娜·卡列尼娜》，是吧？

哈金:
[00:06:32]
对，就是托尔斯泰……海明威那么说，唯一的希望是把托尔斯泰打倒。

袁莉:
[00:06:39]
是的，对。那您怎么看中国小说的传统？或者到底什么是中国小说？因为我自己在四大名著里只喜欢《红楼梦》，那我当然后来也喜欢张爱玲，也喜欢沈从文，是吧？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中国小说的成就不是很大，就是比起中国的古诗词来说。

哈金:
[00:07:02]
对。古诗词呢，没说的，绝对是厉害。而且还一个就是中国最大的诗人，基本他都有一个诗化传统，这诗化当中也是一个很丰富的资源。就是在中国谈到诗歌的传统，那绝对是宏大的。
但是小说我觉得短篇还是不错的，做得还是不错的，但长篇……你看台湾有个诗人杨泽，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毕业（注：实为东亚研究博士毕业）。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说，他说实际上你看看中国从现代文学来看，长篇一直是一个坎，过不去。是有各种各样的长篇，但真正写得好的很少，过不去。是有这个问题。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也是一个外国的记者，美国的记者，Ta采访我。Ta说谈中国，谈中国，我知道毛泽东，我知道周恩来，但是作家我不知道。我就谈了鲁迅。Ta说，鲁迅哪本书你推荐？我没法推荐。因为他不是哪一本书的问题，他是单篇的、短篇小说的问题。就是有这个问题，长篇当中就真正的里程碑性的著作不多，很少。

袁莉:
[00:08:16]
你为什么没有推荐《红楼梦》呢？

哈金:
[00:08:18]
Ta没法读《红楼梦》，怎么读啊？因为太多是在语言当中，你没法读。

袁莉:
[00:08:24]
那里面的词、诗、赋什么的。

哈金:
[00:08:25]
那是纯的，是一种风格上的东西。你像我儿子他们读《红楼梦》，他说没有这么boring的小说，从来没读过这么boring的小说。因为英语翻译过来以后……（袁莉：味道就没了。）没了，就没了。

袁莉:
[00:08:40]
是是。那您觉得就说……我不知道您看不看现在中国现代的这些年轻一代人写的小说，甚至就是说，你看莫言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吧？然后也有一些新生代的一些小说家。我不知道您看不看他们的作品，您觉得就是说中国这样的一个时代，有可能产生出伟大的小说吗？

哈金:
[00:09:06]
不容易。因为那需要一个文化的环境，还有一个需要传统，因为什么事情都不是平地而生的。但也有非常优秀的小说，你像余华，他也写一本《在细雨中呼喊》，那本书很好，不是一般的好。实际上它并不像《活着》或者他那个《许三观卖血记》那样的，靠故事。它是一种风格，你就觉得明显的是整个像交响乐一样的语言，翻译过来也还能觉得那种。就说作品，好的作品还有，但是真正就说是在这文化气氛当中能产生多么伟大的文学，这还是个未知数。而且不光是你作家啊，你一个民族有没有这样的脑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才，那都是个，这都是偶然的。

袁莉:
[00:09:57]
就是我们也会说，就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经历了这个共产党统治时期，对吧？那中国就从来没有出现一部多么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当年苏联还有两个作家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吧？为什么？就是他们还是有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来的传统，是吗？可以这么说吗？

哈金:
[00:10:24]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你看看遗风还在，那绝对的。契诃夫，他们都在。他们有一个宏大的传统，所以说不是平地而生的，它有宏大的传统。

袁莉:
[00:10:36]
那您就是一直都是用英文写中国，可以这么说吗？

哈金:
[00:10:40]
应该这么说吧。

袁莉:
[00:10:41]
嗯，那您的目标读者是谁呢？当然您会说我不考虑，但是您希望是什么样的人？

哈金:
[00:10:48]
因为这个说是有一种英语文学，英语的耳朵。就说你写出句子当中，我心目当中没有具体的读者，但是一个英语的耳朵多少能够听懂，这个心里得有数。这个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就是这种抽象性的读者，这个有，这个心里头有。就说是英语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当中，他们能够明白多少？这个得知道。但是真正的说是什么美国、英国读者，那个都不可靠，不能想那个。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东西。

袁莉:
[00:11:31]
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然后能够感受出来您这里面的这个风格，然后还有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

哈金:
[00:11:40]
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肯定不会写那种标准的英语，标准英语写了出来以后就没有新鲜感了。但是你要不写标准英语，别人看来是外来的舶来品。但是这个舶来品对于他们普通的英语的耳朵，有多少可以接受。这个问题，得有一个度。

袁莉:
[00:12:02]
就是关于用非母语写作的痛苦，你写过一篇The Language of Betrayal，就是里面写这个康拉德以为自己在一两年之内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很吃惊地看着1924年的诺奖授予了一个明显不如他的一个波兰作家。文章里面那个康拉德哀叹说He didn’t realize that he represented no country. 他没有意识到他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哈金：对，是。）您现在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吗，就是一个作家背后必须要站着一个国家？您现在represent……您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这个？

哈金:
[00:12:40]
我肯定不代表任何国家，这是肯定。但康拉德那个问题，我们应该从现在来看，离开这么远来看。就是当年得诺贝尔奖那个人，现在什么都不是。康拉德是这样，是代表波兰人……虽然他没写过一句用波兰语的话，但是波兰人是坚决地认为康拉德是波兰文学、波兰文化的一部分，是他们的骄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更有意义。那是典型的例子，他是用外来语写，他甚至都不写波兰的事情。

袁莉:
[00:13:15]
他写英国的。

哈金:
[00:13:16]
他写海洋啊，写这个。就是他那个东西，波兰文学如果把他收进来，整个文学疆域就扩大了。其实是这种情况。至于他当时确实说了，他说因为叶慈（注：又译为叶芝）——那个爱尔兰诗人——刚得到诺贝尔奖，明年（1924年）应该是他的，但明年就没有他。

袁莉:
[00:13:39]
这个波兰作家是Władysław Reymont瓦迪斯瓦夫·雷蒙特，我从来没听说过，就是得当年的诺奖的这个作家。

哈金:
[00:13:47]
是，现在没有人说他。我们就是说起波兰文学，显克微支啊，什么那些的，都是比他有名、成就大的，多得多了，现在。

袁莉:
[00:13:58]
对。但是就说诺奖还是按国家的，好像。（哈金：也不一定。）也不见得，是吧？

哈金:
[00:14:04]
我觉得它有硬指标，实际上。

袁莉:
[00:14:06]
有硬指标？怎么说？

哈金:
[00:14:07]
对。这么说吧，我觉得我这个说法没错。你如果是写出一部经典作品，在一个语言能写出一部经典作品，那你就是这个国家级的作家；你如果写出两部经典作品，你就是国际级的，达到诺奖的标准；你要是写出三部经典作品，你就超过诺奖的水平了。
其实好多像托尔斯泰、契诃夫、乔伊斯、卡夫卡这些人，根本他们不考虑这些作家。作家他们是不是觉得很灰心？是。但是诺奖就是说，它不是说总是每次都很公正的，但是文学它有自己的标准。我们说Márquez马尔克斯，什么这些作家，什么奈保尔，这些就是两三部书，真正是三部经典的作家很少很少。就我说有硬指标，文学是有硬指标的。从这个引申下去说，你不一定有那个机遇能得诺奖，但是不是说什么人都超不过它那个标准的。

大家好，我是袁莉，你们刚才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一个团队的努力，感谢那些已经积极捐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免费的播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捐助的队伍，让不明白播客能够更持久地陪大家走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支付的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网站 bumingbai.net 的捐赠页面，谢谢大家的支持。

袁莉:
[00:15:21]

那我们谈一下你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你的文学和中国的关系。就比如说您在这个《自由生活》A Free Life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主人公Wu Nan被逼得没有办法，给中国的水灾捐了60美元。他感慨说“要是我们能从血里把故国挤出去就好了”。您有过这种说，我要从血里把故国挤出去（的想法）吗？您觉得自己能做到吗？

哈金:
[00:16:26]
很难做到，很难做到。从理性上，你可以跟那个切断；但真正切断很难，很难很难。

袁莉:
[00:16:38]
您从85年到现在，这都38年……

哈金:
[00:16:42]
是因为过去也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我们作为一个人，你的存在，你的精神面貌，甚至你的趣味，各个方面都跟过去有关系的。你要说我把过去完全给你砍掉，那你把自己给消灭了，这个是一个自杀性的行为，是做不到的。你现在就是怎么能利用过去，把过去成为你自己的能量。
我个人认为生活是一个长长的旅程，就是你的过去不能成为一件大行李，而（应该）成为轻装上阵。过去有用的，你把过去变成食物，变成燃料，这样的话你在旅程当中会走得更远。所以我想是这么个逻辑。但是你要说，我把过去必须踩在脚下，像奈保尔说的，那是疯狂，那根本做不到，我觉得。

袁莉:
[00:17:32]
还有您在自由生活里面还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引用过，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利用自由，自由对你就没有意义。您怎么看自由？我这么问的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面临。

哈金:
[00:17:47]
因为自由是一种心态和精神状态，这个东西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就能适应得了。特别是从大陆环境出来的，咸水鱼和淡水鱼，你一个咸水鱼给你放在淡水里，一个淡水鱼给你放咸水里头，你适应不了的，对不对？自由是很可贵，但另一方面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消受得起的。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袁莉:
[00:18:16]
我问这个话是因为，就是说80年代的时候有一股出国潮，是吧？您是其中的一员。那中国现在又开始出现一股出国潮，我们现在叫“润学”，是吧？您觉得作为在极权社会长大的人，对自由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哈金:
[00:18:33]
往往就是认为自由实际上完全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方式。实际上不是。自由是跟责任、信任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限制都连在一块的。所以说我觉得自由是一种心态，并不是说我想到哪去就到哪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做不到的，那是胡来。

袁莉:
[00:18:59]
就是很多人，就有一些人，他们比如说从中国到了美国来，是吧？就对美国很失望，就说这社会也不自由，然后又很很乱，生活质量也不那么高。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言论上也有很多的约束，是吧？他们就对美国觉得这个并不自由，并不好；所以民主社会，民主这个制度也不好。反正就是这个结论啊，当然就不是说……

哈金:
[00:19:30]
问题是我们都是人，哪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是绝对好的？其实都不是这样，肯定都有悲哀的一面，都有悲剧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问题就说是至少，美国它这民主形式是一种相对好的一些。而且我觉得实际上社会主义没什么可怕的，实际上。像北欧的那些社会主义，那都是很好的民主社会主义，那是很好的一种社会结构。甚至很多人觉得那个比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加拿大就是个例子，我们都觉得加拿大确实是很好的社会。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做啥，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你不可能说，我出去找绝对的自由，那没有这样的自由。没有这样的可能，根本就。

袁莉:
[00:20:27]
就是您在那个2009年，在六四发生20周年前夕，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Exciled to English被流放到英语，这我自己翻译的，可能不太准。就是您在文章里面写到说：对一些中国人来说，我选择英语是一种背叛。但忠诚是双向的，我觉得自己被中国背叛了。这个国家压制了人民，限制艺术的自由。我努力诚实地写出中国的情况，保存其真实历史。结果是我的大部分作品无法在中国出版。
您也曾经在很多地方都讲过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您后来在哈佛有一个演讲，也是讲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忠诚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金:
[00:21:19]
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动不动就说什么这个人是汉奸，这个人就是背叛了国家。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看看历史，实际上往往都是国家背叛了个人。往往就是我们没有这么看。一个国家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背叛一个公民，而且对这个公民不需要做任何解释。有一本书，就是《中国可以说不》，最后结尾就这么说的，国家说是这样，就是这样了。你不要跟我争论，就是这样了。但问题就是，普普通通的公民都有权利问：你国家为什么这样对我？而且你要看一些宪法，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的宪法。明显的就是……因为宪法其实就像是一个合同，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人民、公民，是吧？这两方面都是，互相必须守信才行。但是你看中国，特别近代史、现代史，这国家随随便便的就把个人给背叛了。

袁莉:
[00:22:23]
对呀。土地革命就把你的土地都拿走了。然后强拆，你的房子也就被拆了。

哈金:
[00:22:29]
而且国家现在那个地，就是成了国家的聚宝盆了。这凭什么？而且那问题就说，你一开始这个地，这都是公有的资源，是不是？凭什么一个国家，你国家就一下就给拿走了？问题就是说，有些问题是你自己想，你没法想。你自己想，要问下去的话，那实际上国家是个祸害的根源。

袁莉:
[00:22:54]
国家是祸害的根源。

哈金:
[00:22:56]
对，祸害的根源，就是啊。

袁莉:
[00:22:58]
中国的宪法里面写的，这个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吧？但是什么时候……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啊。

哈金:
[00:23:04]
这个问题就是说，是用了“人民”，但是你看以前那个合同，特别中国跟外国签的合同，中国不叫“公民”，别的国家都是……美国（就叫）公民，（中国）就臣、仆啊。

袁莉:
[00:23:17]
臣仆啊，还不是民，就是subjects。

哈金:
[00:23:20]
对，subjects。所以说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什么，那都是皇帝的subjects。所以他们现在官员还是这种心态，你是臣仆，所以你只能服从。

袁莉:
[00:23:29]
我就是刚才提到，您是2018年在一个哈佛文化沙龙做过一次演讲，就是讲这个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您在演讲里面说：我们这代人在心灵上不断遭受撞击、摧残，甚至是创伤，因为价值系统不断在变，十年一个新系统。比如说当年林彪913事件之后，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自杀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不会犯错误，国家和党永远正确，像神一样英明无误。
实际上现在有一些中国的青年人现在也在……我认为啊，他们在经历一个这种精神上的危机，是吧？就是到2018、19年，甚至到2020年的时候，都是觉得我们国家很厉害，“厉害了我的国”，是吧？就是我们的制度……中国模式比美国的这个模式要好。
我不知道，就是对这些年轻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话说？或者说您能不能说一下，您什么时候意识到国家和个人这个关系是扭曲的，就我们从小长大的这个关系呢，您是怎么来给它做一个这样子的……

哈金:
[00:24:37]
其实你要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加入美国国籍的话，你必须得读宪法嘛，考试嘛。所以那就看出明显就是，那两个合同里面，这面是people，那面是country，这是平等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像美国，不要求你效忠美国，但是你必须忠于宪法，就是这套价值观，你必须得接受，确实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说是，这些年，就是他们新闻中洗脑都认为中国怎么强大呢，实际上大伙很多人，特别是小粉红，他们没意识到在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是举足轻重的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是为什么？刚才吃饭时我就说过，实际上（不管）你（怎么）唱衰美国，从历史来看，在真正的关键时刻，都是美国出来尽量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国政权的稳固，都是美国的介入。如果真正美国衰败了，中国也就完蛋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像今天这些，近几十年也是，苏联要用核武器攻击中国，是美国介入然后保下来。那个以后，那时候美国不叫中国进入最惠国待遇……

袁莉:
[00:25:58]
WTO是吧？

哈金:
[00:25:59]
对，咱们中国怎么能发展起来呢，今天？很多都在节骨眼、关键的时候，实际上是美国的介入。甚至六四之后，对吧。中国完全被那个，中共完全被这个大家给isolated，但是布什他们偷偷在背后又把中国给融入了国际社会。所以在关键点，你看到现在都是美国在前面。其实西方各个列强，你仔细看看，他们其实看不起中国，他们当时认为一开始就是……中国签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天津条约》，跟美国签的。当时西方那些人认为：他们不是平等的，他们不是基督教社会，他们没有权利跟我们平等，他们是野蛮人，没有权利跟我们平等。但是美国它做了这个样子，做了这一步，就好像做了一个标准。
所以说我们带有历史的眼光来看，就中国是一定要当老大，其实都想不到当老大的责任和当老大的那个价钱在后面。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小粉红心碎这个原因就是，今天你看中国不是那么强大的，到处碰壁。

袁莉:
[00:27:10]
今年真的是显现出来了。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你刚才也说Exiled to English，我想讲一下流亡。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吧，就是要面对流亡或者自我流放，是吧？我昨天刚学了一个词，粤语叫“走难”，就是走路的走，难就是……（哈金：就是逃难。）逃难的意思，避难的意思。就是移民去了那个地方也是一个避难的意思，还有他们也要面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对家人的愧疚。我不知道您对于自己，因为就是您从1985年出来以后，中国再也没有让你回去过。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说这个流亡，然后这种在异国再也回不去的这样子一种心态，还有对家人这样子的一些愧疚。您当时是怎么怎么处理的？

哈金:
[00:28:05]
对家人，当时就是我父母那个时候，他们健在的时候吧，我也希望他们能过来。在有一个情况下，其实我母亲也希望能来。但后来她觉得说，我一个侄子也要上大学，她说，我就不去了，但是你帮着我们去付他的学费，这个我们都做了。但是以后父母不在了，关系就不一样了，就没有那种牵挂了，不是原来那种牵挂了。但其实流亡，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从西方还是东方，这都是一个传统。实际上在原来的地方格格不入，到另一个地方去，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我觉得。

袁莉:
[00:28:53]
正常的状态。

哈金:
[00:28:53]
正常的状态。英语可以说displacement，就是给你换到另一个地方。可是我们基本每个人都是要离开家的，是吧？我们都要离开家，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家园，这也是一种逃难吧，走难吧，是吧？所以说这个其实没有啥。苏联那个作家，就是布罗茨基，他就有一个词：the pleasure of exile, the joy of exile，就是那种快乐。

袁莉:
[00:29:28]
流亡的快乐。

哈金:
[00:29:30]
对，那个快乐一般人发现不了。确实是比较少有的一种快乐。

袁莉:
[00:29:36]
是liberated吗？被解放了。

哈金:
[00:29:38]
被解放了，没有人管，你没有人管。但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心态，一种存在的方式。没人管你，没人理你，你完全自由了。

袁莉:
[00:29:47]
但也是很可怕的呀！

哈金:
[00:29:48]
所以我说是消受不起。就是你得对自己负责，这个价钱就是不确定性。因为在中国这个情况就是说，很多人你给Ta自由和确定的生活、稳定的生活（让Ta选），Ta选择稳定的生活，Ta不选择自由。自由就是你自己对自己所有的事情，你都要自己把自己管好。这个很难啊，我们没有那个习惯，根本就。

袁莉:
[00:30:13]
他们叫岁月静好嘛，就是不管外面就是政府怎么折腾，我在家里面关了门，过自己小日子。

哈金:
[00:30:21]
像我们有些人——我记得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跟国内刚出来以后就说，他们说没有地方去汇报思想，他们就。

袁莉:
[00:30:30]
真的吗？

哈金:
[00:30:31]
对啊，我们这代人。

袁莉:
[00:30:33]
80年代的人还这样汇报思想？

哈金:
[00:30:35]
对，他们那时候就问：给谁写信呢？要汇报思想？

袁莉:
[00:30:40]
真的啊？可能他们是需要个心理医生。

哈金:
[00:30:44]
这是很典型的，就是在那个环境长大了，他们需要一种就心理上的保护吧。

袁莉:
[00:30:53]
实际上就是，您觉得就是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太负面，是吧？它可以是一个正面的。

哈金:
[00:30:59]
因为我们说自己是exile啊什么的，但你想想，很多中国人就觉得他们真的有机会离开，换个环境，哪有几个人有那种机会嘛？所以我们也是很幸运的，很幸运的。

袁莉:
[00:31:13]
嗯，对。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的一个写小说的朋友提的。Ta说：感觉您的作品中总是梦魇一一样出现同样的主题。命运既屈从于外力，也屈从于自己。前者像The Crazed的开篇，Yang先生中风，随后他陷入了某种癫狂状态，开始唱红歌、哼样板戏、跳忠字舞，以及反复向毛主席表忠心。其实他文革的时候是个大右派，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东西只是进入了他的血液里，中风把他翻腾出来了。这个后者呢，就是完整地体现在了这个A Free Life《自由生活》里面。您如何看待外力对个体的戕害？一个人的内心是否有可能从中幸存呢？就是如果说外在的戕害是不可避免的话……实际上外在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就比如说去年的这个清零，全中国人民都受到了戕害，对不对？这个是怎么？

哈金:
[00:32:19]
这个问题就是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是内在的，就是我们习惯了把外在的一些邪恶的、不好的因素变成了我们应该存在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外在强烈的压迫和介入，使我们的性情变得扭曲。这都有这方面。但是我写的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对我来说。我也不是想批判谁，也不是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最基本的小说家，你就是要把故事写得有意思，最基本的就是写得有意思。
康拉德当年他跟Madox Ford，一个年轻的作家，他们一块儿写小说。因为康拉德当时英语还是不很牢固的，但是ford帮着写了……他们一块儿写了六本书。但是康拉德他们规定了一个主题，就是英语是intresting的，因此必须有趣。这个很难。把什么东西写得有趣，写好了，意义自然而然会出来的。

袁莉:
[00:33:29]
不用想那么多意义，是吧？

哈金:
[00:33:31]
对，你把故事讲好了，它意义会出来的。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袁莉:
[00:33:36]
回到孙维世，您写她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特别理解，她就是要把对艺术的这样子一个……其实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是一个很纯粹的追求。

哈金:
[00:33:48]
是。这个问题可能跟我慢慢对艺术有理解有关系。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有一次说，你看现在这些人这么吹啊，自己是副国级、正国级，国家级的领导人啊，干部啊。你看中国历史、苏联历史，但是一个托尔斯泰把他们全部都给盖住了。Ta说是，真是。

袁莉:
[00:34:10]
托尔斯泰是您在乎的，他们才不在乎托尔斯泰呢。

哈金:
[00:34:14]
那也不一定。像那个普京，他到哪儿旅游，他总带一本普希金的诗集。因为他心里知道，从他们俄罗斯历史和文化来看，那个比他要重要得多。而且他们确实是。你想，那个索契冬奥会结束的时候，就是五个照片拿出来：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共是五个作家，那就是他们俄罗斯文化的基石。当然他们所谓的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法跟这些人比。因为他们根本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在全世界人心目当中，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的文化。

袁莉:
[00:35:00]
就是很少有这种当权者……就权力很少是不朽的，但是文学和艺术可以是不朽的，是吧？（哈金：是。）好，你们有什么问题？

提问者:
[00:35:12]
哈金老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写中国小说，想没想过写其他的？

袁莉:
[00:35:24]
我重复一下问题：哈金老师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写中国小说？有没有想过写其他题材的小说？

哈金:
[00:35:33]
也想过，也想过。但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孙维世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很好的材料。你要写一部很大的作品，有分量的作品，你需要一个平台，并且这个平台很大、很够，是这个问题。有一些问题，就是咱们刚才在饭桌上说过，你看中国近两百年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在文献当中没有反映，实际上是空白。

袁莉:
[00:36:06]
对，文革都没有，大跃进，是不是？刚才还有您说的那个驻马店那个水库（注：即河南“75·8”水库溃坝事件）的事情，多少多少的……

哈金:
[00:36:17]
20多万人，24万人死了。

袁莉:
[00:36:19]
大跃进几千万人死掉，是吧？夹边沟……你看那个苏联，他们出来了多少关于古拉格的这个。

哈金:
[00:36:27]
对，就是在中国，就是说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空白，有很多很多空白。

袁莉:
[00:36:34]
你不想就写一个……因为从小说的销路来说——我觉得您可能不想这个事——但从小说的销路上，如果您就写美国，这个会不会更受欢迎呢？

哈金:
[00:36:46]
那就看吧，就看一个事，就是什么样的故事，这故事有它的份量。往往美国的故事，你就觉得它格局太小。

袁莉:
[00:36:57]
太light，是吧？对，太轻。中国就是特沉重。

哈金:
[00:37:04]
所以有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东西就无病呻吟，你就觉得。就跟说那个流亡的事情，流亡是用英语说，你big deal，你还lucky compared with the others，你是不是？

袁莉:
[00:37:17]
跟根本没跑出来的，跑不出来的人比，是吧？

哈金:
[00:37:20]
对。所以说一些问题就说是，写美国关键得找到有份量的，我觉得。但怎么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袁莉:
[00:37:29]
那我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哪怕就是中国的一些作家，他们没有什么进步，但是呢，毕竟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00年代，也有一些还不错的作家涌现出来，我还是读中国的这些小说长大的。但是那时候是中国的言论慢慢放开的时代，现在就是言论越收越紧，连大量的字都是需要用汉语拼音来代替的。就是说的话，经常就听不懂。就是这样的环境，对小说家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是自由对小说创作是一个多大的因素呢？

哈金:
[00:38:12]
那当然大伙都觉得，用英语说就是self-conscious，你就变成自己顾前顾后，下笔就是软了，就会有这个问题。不太敢说话，有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从长远看，这个语言慢慢地变得萎缩了。这很重要的。你如果一个国家当中没有几个真正的勇敢的，勇于说话，有精神的那么几个笔杆子，那你这个语言慢慢就完了。T. S. 艾略特就说过，如果每十年当中，一个语言当中不出现一个大诗人，这个语言就是在走下坡。

袁莉:
[00:38:56]
那中美好像岌岌可危，感觉是。

哈金:
[00:39:00]
岌岌可危，是，岌岌可危。有这个问题。

袁莉:
[00:39:03]
那您再推荐一本书吧？

哈金:
[00:39:06]
有一个日本作家叫Endō，他该叫佐藤什么（注：远藤周作）？应该是他写的那个《沉默》。那是一本优秀的小说，非常非常优秀的小说。

袁莉:
[00:39:19]
为什么优秀呢？

哈金:
[00:39:21]
因为他写的是个历史小说，是十七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去日本，有些中西文化的冲撞，特别是基督教遇到一个东方文化的时候，跟你完全不一样，基督教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其实也不适应，但是一个非常令人受到启发的故事。他们拍了电影，英语叫Silence（导演：马丁·斯科塞斯，2016年），你可以看看电影。但是那个小说，就是它那个叙述的……要是写长篇小说，这部长篇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研究它。为什么呢？其实它的角度总在不断地换。整个就是这本书要是认真读下来以后，写长篇的基本技巧就掌握了。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袁莉:
[00:40:21]
好，谢谢，谢谢哈金老师。

哈金:
[00:40:23]
谢谢，谢谢。

袁莉:
[00:40:23]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 end ——

逃离——在这个时代，重读《1984》《动物农场》之外的奥威尔

撰文：杳三

01/24/2024

刚刚过去的1月21日是乔治．奥威尔的忌日，这名作品家喻户晓的作家，已经离开我们70多年。不过，对观察当代中国的人来说，他的作品常常被人提及，用于借喻。一些人用“奥威尔主义”形容中国的专制政权，还有人借《1984》的想像借古鉴今，特别在当下时代，推想未来的社会。不论你喜欢他的文笔与幽默与否，也不能否定其作品分析极权社会的透彻性。

然而，他本人的政见转变过程并不如其作品《1984》《动物农场》一般那么为人熟知。牟宗三说过，“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出息，40岁后你还相信社会主义你就是没见识。”这句话也适用于奥威尔。

奥威尔参与过1936年至39年西班牙内战，但战事未完便选择离开，原因倒不是濒死经历让他了解枪炮无情，而是认为人类不但没法借着暴力实现政治理想，反而只会让人身陷迷雾，看不穿现实是战争作为政治延伸，参与者只会糊里糊涂成为权力游戏的棋子，最后被用完即弃。奥威尔如果没有西班牙内战切身的领悟，不会有后来《动物农场》和《1984》里对政治行动感到徒劳的悲观。

20世纪是将政治理想实践的革命年代。奥威尔早期的作品如《巴黎与伦敦的落魄记》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是以写作介入贫穷现象，切心关注低下阶层遭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况。一如其他革命分子怀着赤子之心，他亦相信人性本善，希望以政治行动推翻旧秩序，创建自由、平等和公义的新社会。

但奥威尔打从西班牙内战被子弹击中濒死，其作品的主调已见转向，《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政治立场觉醒，甚至是抽离群众运动的转折点。历史说不少革命运动起始时，同志们守望相助，愿意牺牲小我，绽放人性的光芒。可是政权到手后，昔日的革命份子反利用人性阴暗面，换成大清洗、大抓捕、煽动告密，以镇压异己，巩固政权。可惜奥威尔没有水晶球，没有我们从当代回望的视角，只能靠惨痛的经历来兑现后来的政治智慧，然后写出《动物农场》。

正如他所强调，“1936年后我所写每一行严肃的字，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并主张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如果说他早期的写实作品是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推动社会变革，那后来的反乌托邦作品就是现实主义者的悲观来告诫理想主义潜在的危险，要不英语词典也不会有“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新词汇，后人也不会有“奥威尔主义”（Orwellism）来形容现代专制政权的统治模式。

然而抽离不是逃离，逃离是转身往相反方向逃跑，抽离只是站得更高更远去观看政治，一方面既不相信政治可创造乌托邦，但同时又不相信人们可以远离政治的矛盾。奥威尔虽然远离政治，但又可说是换个方式和视角，继续去关注人的处境。这点正是奥威尔作品玩味甚浓之处，以及活在极权统治下的处世之道。

理想主义的育成与幻灭

【图略】1937年3月，乔治·奥威尔（后排最高）在西班牙内战前线。(Harry Milton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奥威尔生于当年大英帝国的孟加拉，其父为印度公务员，惟家庭背景没有将他培养成帝国主义仆人。1911年他随父母返回英国入读寄宿学校后，成绩优异获伊顿公学取录，曾经师随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学习。尽管伊顿公学盛产治国人才，惟奥威尔却未跟随其他菁英成为建制成员。他跳过大学的洗礼，直接追随父亲的步伐到英属印度工作，并于1922年成为缅甸的助理地区警司，在不同的乡村驻扎。

警司的身份起初让奥威尔活像模范的帝国仆人，然而从孩童时代起他就想成为作家。他与当地人长期的互动，没有因其白人身份和菁英地位养成当时极普遍的种族心理，反而是洐生出罪恶感，同情和愧疚当地被占领国土的民众，最后意识到英人对统治缅甸是多么违背后者的意愿时，更在小说《缅甸岁月》和自传体小品《猎象记》和《绞刑》讲述对帝国统治的讨厌。

奥威尔在《猎象记》写道，“我已认清帝国主义是桩邪恶的事，下定决心要尽早辞职滚蛋。从理论上来说——那当然是在心底里——我完全站在缅甸人一边，反对他们的压迫者英国人”，而殖民统治的矛盾在于“一旦白人开始变成暴君，他就毁了自己的自由⋯⋯因为正是他的统治使得他一辈子要尽力锁住‘土著’⋯⋯”

1930年代，法西斯崛起浓罩欧洲，奥威尔本着对抗经济的资本主义和政治的帝国主义，积极投身政治运动。他从英国获得独立工党的推荐后，自费远洋到西班牙参与的左派革命，并获编到巴塞罗那马统工党的民兵团。虽然他曾说关于革命这段手段“有太多事我不明白，就某种程度而言甚至不喜欢”，但到西班牙后却又“立即理解这是一种值得争取并捍卫的状态”。

人们在革命初期总相信未来是美好的。奥威尔初来报到备战时形容，“大伙儿相信革命，相信未来，处处弥漫突然实现‘自由平等’的感觉：大伙儿努力活得像个‘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的小齿轮”，并形容民兵团是某种无产阶级，“没有人争名逐利，这里什麽都缺，但无人讲特权、无人逢迎拍马屁。”社会主义的愿景似幻似真。

1936年，乔治·奥威尔站在背景中，民兵守卫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POUM) 位于巴塞罗那的总部。(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Getty)

可是，不久后奥威尔便忆述自己大多时间只参与侦查、站岗等野外任务，几乎没再打仗，反像“某种被动、消极的存在；除了受冻和欠缺睡眠，我没有任何作为，无以回馈我得到的配饷”。然而奥威尔某天清早被敌方狙击手开枪击，子弹穿过喉咙，“置身爆炸中心的感觉⋯⋯我一点都不痛，但冲击猛烈，有点像被电到一样；接着是一股诡异的虚弱感，好像被人揍了一拳后瘫软倒下。”当时他自觉鲜血不断从嘴中溢出，以为必死无疑，但最后发现子弹差一公厘才会打中颈部动脉，经历转院数次后，最后被送到疗养院进行复康疗程。

想不到奥威尔曾经讪笑这场战争总是荒诞地“力求打不中别人”，最后竟然一语成谶。

不过那时内战的气氛已诡谲难测。1937年奥威尔要抵住国民军敌人的攻击，还要面对左翼共和军的政治派系斗争。时任共和国总理卡巴列罗（Francisco Caballero）在斯大林施压下，出手铲除无意听命苏联指挥的左翼组织，于五月时期炮制“巴塞罗那电信大楼事件”，并将罪命嫁祸于马统工党。

最后奥威尔所属政党被禁，很多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不是被捕、被枪毙，就是被失踪，情况如同同年苏联的大清洗。奥威尔因为不想连累妻子，连续多天流连街头，四处逃避追捕，等待英国领事馆和移民局核发离境许可。或许对奥威尔而言，战场的濒死体验并不可怕，最可怕还是电信大楼事件赤裸肮脏的政治权力斗争，让人误以为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现实却是像木偶般无知地被操控着。

对离开西班牙的决定，奥威尔自言“最主要动机还是自私：我实在太渴望逃离这一切了⋯⋯逃离所有会使我联想到西班牙的事物。”回想当初去西班牙，他想向世人报道内战、想要为理想国出一份力，最后不但发现自己沦为政治斗争的棋子，甚至西班牙和英国的左翼媒体，都对内战的真相兴趣阙如，以谎言掩饰亲俄派系清洗和迫害同志的阴谋。

抽离不等同逃避

战后奥威尔已不是当初那天真和理想的作家，而左派“内战中的内战”让他比不少知识份子更早看透共产党的底蕴，并将之与法西斯看齐为一体两面的极权主义。他年少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解药，但这幻想却在西班牙幻灭了。然而，当冷战时期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亦成了他笔下批判的对象，他支持的就只有“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说穿了就是不存在于现实，只存在于其脑海中的理想。

奥威尔由政治行动的“相信者”变成“不相信者”，可见于后期的《动物农场》和《1984》中，他已抽身从外部观看，告别了纪实记者的笔触，并以作家的创作手法，警剔世人任何政治权力都会被滥用的危险。

如同《动物农场》是托寓讥讽1917年俄国共产革命，及至斯大林统治下的历史事件。故事描写一群动物为了崇高的理想，推翻人类主子，以为从此可以当家做主，不会再受蹂躏压榨。但猪首领掌权后又为巩固地位，开始整肃异己，又成为赤裸裸的争权战，让当初拥护推翻人类的动物，再度成了随波逐流、被权力牺牲的工具。这是奥威尔失去憧憬，并成为“不相信者”的作品。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奥威尔的生活亦逐渐远离俗世繁嚣。《动物农场》遭到五家出版社拒绝后，1945年问世后成为畅销书，奥威尔亦靠着本书的版税离开城市，跑到野鹿比人类还要多的苏格兰侏罗岛（Jura Island），在没有行车道的山区买了座房隐居，继续写作，完成时代经典《1984》。这可反映奥威尔无论在作品，或是生活上都采取更抽离群众的态度。

不过抽离不等于漠不关心。虽然旁观者少了份投身置中的激情，却多了份睿智和冷静。《1984》最惊心之处不是教人自由有何宝贵，而是设想政治权力被垄断后，政府“可能”对人民实施极权统治的压迫和景象。“可能”是指共产苏联和纳粹德国皆未进化到如此境地，也难保未来不会有国家能“超越”两者的成就。这本将人被简化成零件的政治寓言，是超越对左派或右派的批判，广义地反对政府权力过分伸延。奥威尔的悲观小说或许矛盾，但矛盾才是真实——个人无法用政治行动改变历史，却又需要政治行动来证明存在和价值，正如《1984》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的人生。

活在极权统治的人不用读奥威尔的小说，也能在日常生活实践“双重思想”，被外力强行篡改记忆，好让自己接受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在这种时代中，有人不接受新语选择离开，选择在异地遥望故乡，有人选择犬儒地笑谈新语，接受“去政治化”的日常。然而奥威尔这位天真的革命份子，转变为隔岸观火的小说家之历程，也说明现实也许教人无力，所以我们只好找个位置远眺政治，既不逃避也不“送人头”，保持初衷睿智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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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輝：馬英九、王志安相似度驚人

 ◎ 胡文輝/ 自由時報【胡怎麼說】20240131

我突然發現︰馬英九和王志安，竟是驚人的相似！

中國旅外網紅王志安在《賀瓏夜夜秀》網路節目上，以歧視言詞和刻意模仿動作，譏諷訕笑身障人士陳俊翰，並語帶奚落、貶低台灣的民主選舉，引發國人強烈反感。

其實，台灣內部也有不少「中國人王志安」，「中國人馬英九」就是其中一個。比較馬英九、王志安過去言論，相似度真的很高。

前總統馬英九（左）和中國旅外網紅王志安（右），竟是驚人的相似！（報社合成／資料照、翻攝自YouTube）

就以中共鷹派常祭出「武統」論威脅恐嚇台灣人民來看，馬英九多次公開指稱「兩岸如開戰，首戰即終戰」、「國軍一天就會投降」、「美軍不會來」等，鼓吹台灣向中共跪降論調。最近，他又補上「相信習近平」，挖空心思就是要抱中舔共、舔習舔到無極限！

王志安假藉到台灣觀光，竟在自由廣場嗆聲，「中國和台灣打起來後，我認為台灣大概率會投降，且在幾天內」，不一定是由台灣政府去談，而是台灣的「愛國人士」組一個社會團體，去跟中國政府談，說我們投降了，不要打了，大家都是中國人……」

王志安所指求降的中國人、愛國人士，馬英九不須對號就入座了，從以上馬王堆（都如垃圾送作堆）的論調來看，簡直就是系出同源的統戰調，內外呼應、裡應外合，都是中共促統協力者。

王志安歧視訕笑身障人士時，主持人群賀瓏和Albee雙雙大笑鼓掌助勢，「呵呵呵」笑聲滿滿邪惡，簡直魔音侵腦。

歧視弱勢、心態不正、手段邪惡，王志安、賀瓏及節目製作等人當場竟視為當然，真是一堆人間垃圾！無獨有偶，馬英九在接見原住民族時，也曾隨口說「我把你們當人看……」。馬、王物以類聚，中國的歸中國，垃圾就送作堆吧！

要問的是︰垃圾級中國網紅，為何在台灣受邀上夜夜秀論政？讓他垃圾話滿天飛？除了夜夜秀就是垃圾級，還會是什麼！

再問︰垃圾網紅上垃圾級夜夜秀，為何吸引一大批人看，豈不是自甘墮落成垃圾堆、垃圾山？

三問︰為何馬英九及徒子徒孫們，外藍內紅還當選立委、議員，繼續為禍台灣？

一個統戰垃圾不足為患，一堆統戰垃圾也還好處理，到處垃圾山泛濫，國家就危險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看不見的奴役：意識形態、話語霸權和中國人的精神枷鎖

IGNATIUS D.H. LEE

當代政治觀念 2023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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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語：你以爲你很自由，其實只是因爲你不知道什麽是不自由。

簡介：本文從齊澤克“人感覺自由是因爲缺乏表達不自由的語言”切入，探討意識形態如何塑造話語霸權，對不管接受還是不接受意識形態的人，構成精神枷鎖。本文重點討論案例有兩個：一個是以“蘇聯笑話”爲代表的幽默諷刺藝術，另一個是中國的“語言改造工程”（linguistic engineering）。隨著探討深入下去，我們發現，話語霸權正在限制和剝奪“表達不自由的語言”，這就像構成了一道看不見的精神枷鎖。

關鍵詞：意識形態、話語霸權、蘇聯笑話、幽默諷刺、語言改造工程、極權主義

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講過一個東德笑話，說有個東德人找了份工作要去西伯利亞，因爲知道蘇聯人會檢查所有往來信件，於是在出發之前，東德人就跟朋友說好：如果我給你寫信用藍墨水，就說明所寫內容是真的；如果用紅墨水就說明是假的。一個月以後，朋友收到了西伯利亞寄來的第一封信，上面用藍墨水寫著：這裡一切都很讚：商店貨物堆得滿滿當當，食品很豐富，住房很寬敞還有供暖，電影院裏能看西方電影，到處都有漂亮女孩等你搭訕——只是唯一缺乏的一件物品就是紅墨水。1

齊澤克的笑話是個典型的“自指悖論”（self-referential paradox），有時也稱爲“説謊者悖論”（liar paradox）：既然約定說藍色墨水所寫都是真的，但是這種真實卻只是基於缺少紅色墨水的原因，也就是説，藍色墨水所寫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但是卻違背了藍色墨水只説真話的約定。

齊澤克想借此表達真相獨立於字面意義上的真實：人感覺自由是因爲缺乏表達不自由的語言，這樣一來，自由本身又成了掩蓋和維繫不自由的手段。齊澤克借用英國作家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的話說，就是：讓奴隸解放思想，就是防止奴隸被解放的最佳手段——教奴隸爲要不要自由發愁，奴隸就得不到自由。2

我們知道，極權政府通常傾向於以解放者姿態登場。以解放來實現奴役、以自由來禁錮自由，是所有極權主義統治的最終歸宿。這從一個角度説明，奴役是由兩種形式構成：其中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爲“受難”，另一種則是更加隱蔽的看不見的奴役。對於前者我們感覺不自由，至於後者，我們處在禁錮中卻渾然不覺。

看不見的奴役，是一種精神枷鎖，本質上恰如齊澤克所説，是由語言匱乏所致。是什麽造成表達不自由的語言出現了匱乏？事實上這種匱乏是由剝奪造成的，極權政府倡導的意識形態是促成剝奪的首要原因。

柏林人看C-54運輸機降落 (1948) | Image: Wikipedia

1. 意識形態是怎樣操作的？

在《統治的模糊性》（The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1999/2015）中，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 Lisa Wedeen 發現，敘利亞專制政府旨在通過大肆推動對時任總統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的個人崇拜，製造服從（compliance）。也就是說，敘利亞政府的統治策略是基於服從而不是基於合法性（legitimacy）：專制政權用强迫民衆參與針對獨裁者的致敬儀式來製造服從，即便參與者和發起者同樣不相信政府的虛假宣傳，服從仍然產生了——服從的具體形式，就是官僚和平民行爲擧止“好像”（“as if”這個概念對 Lisa Wedeen 很重要）表現出對領袖的敬拜。這種“好像”政治（a politics of “as if”）看上去既不理性，又虛僞透頂，但是非常有效地製造了服從，因爲只有言語和行爲上表演服從，才能實現權力實體化（to substantiate rather than legitimate power）。3

在 Lisa Wedeen 看來，意識形態就構造了這種“好像”政治：就算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你也不得不去做。意識形態就是一套在日常生活實踐體現出來的、被情感左右的話語。4

捷克作家、捷克共和國首任總統 Václav Havel 曾以共產主義國家的蔬果店小商販爲例，詳細分析了意識形態是怎麽操作的。一個蔬果店小老闆在自家店櫥窗上貼了一句標語：“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他爲什麽要這麽做呢？這麽做要傳達什麽信息？他對於團結全世界的工人真的有莫大熱忱嗎？Václav Havel 認爲，事實上店主根本就沒有想過這句口號什麽意思，也沒有打算用這句口號表達自身真實想法，但是他不得不這麽做，因爲多年以來其他人一直都這樣做。如果不這樣做，他就要付出代價，甚至還可能被人舉報，政府會懷疑他是否仍然忠於共產主義，麻煩會不斷地纏著他。這句標語貼在櫥窗上就像在說：“我，本店店主，我知道我該做什麽。我依照要求行事，我值得信任并且行爲無可指摘。我服從權力，因此我有權不受騷擾。”5

Václav Havel 將共產主義視爲一種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與古典極權主義不受法令限制地直接執行獨裁者意志不同，後極權主義完全沉迷於將一切都捆綁在統一的秩序中，生活在這種國家的人，被密集的規定、公示、指示、準則、命令和規章條例壓迫得喘不過氣來。個體淪爲了巨大國家機器中一個微不足道的齒輪，其生存意義也就僅限於爲這台機器服務，任何偏離國家機器預定方向的行爲，都會被認定是錯誤、放肆和無政府主義，6 會被當成是對後極權主義制度間接構成政治挑戰，哪怕只是搖滾音樂也不例外。7

後極權主義制度要求服從、統一和紀律，這一點與生命自身尋求多義性、多樣性、自我建構和自我組織以實現自身自由完全違背。在後極權主義制度下，任何逾越行爲都會被視爲是完全否定整個制度。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麽在共產主義國家，任何微不足道的言行都可能被上綱上綫地批鬥。Václav Havel 形象地説道：“後極權主義制度觸及到人們的一舉一動，但它這樣做的時候，戴著意識形態的手套。這就是爲什麽生活在這個制度中到處都是虛僞和謊言……”8

意識形態就是以一套似是而非的（specious）手段，將個體與世界關聯起來。意識形態給人一種認同、尊嚴和道德上的錯覺，同時也讓人輕易就放棄認同、尊嚴和道德。意識形態往往作爲一種超越個體、碾軋個體的宏大目標，承擔著一種特殊的功能：給人一種錯覺，以爲該制度與人性秩序和宇宙秩序處於大和諧之中，這一點對後集權制度受害者和支持者完全一樣。9 這不但可以解釋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們往往本著最崇高的目的和道德追求來實施虐待、迫害和屠殺，還可以解釋從那個社會活過來的人，很多竟然開始懷念起那個時代的道德秩序——這一點對處於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和中國尤其明顯：遺民們不但選擇性遺忘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混亂，反而將之視爲失去的黃金時代。

爲了實現意識形態的崇高目的，後極權主義政府肆無忌憚地製造假象和僞造數據，不但篡改過去，還僞造現實跟誘導未來。後極權主義政府不需要個體相信這些東西，它只要個體行爲表現得好像（as though）他們真的相信這些——這一點與前面 Lisa Wedeen 提出的“好像”政治不謀而合。10

意識形態旨在對個體的人促成權力結構内化，并且還天然就有脫離現實以創造一個表象世界的傾向。因此可以說，意識形態是儀式性的：意識形態的儀式占據了正常政治生活——正常地發表意見、正常地爭論——遭到全盤抹殺後騰出的空間。11 因此，教條式地重複傳達、執行和體現後極權主義政府意志就成了一種製造服從的致敬儀式，這一點與 Lisa Wedeen 的發現也完全吻合。蔬果店老闆在店鋪櫥窗張貼與意識形態相符的標語，就是其中一種致敬儀式。

單就針對個體的影響而言，意識形態製造服從的儀式，還包括自我審查。Lisa Wedeen 在敘利亞研究中提到的一個喜劇情景劇，在很大程度上就説明了這種自我審查：有一個小村子有天接到命令說不許村民給官員拍馬屁，但是這讓村民感到擔驚受怕，因爲如果不給官員拍馬屁，後果難以想象；但是如果拍馬屁，又會受到懲罰——於是村民們想到一個絕妙的主意：主動去警察局投案自首，把自己關進監獄，這樣就不會承擔風險了。可見自我審查也是製造服從的一種形式。12

在後極權主義社會中，意識形態滲透得太深，以至於形成一種壓迫性的社會結構來製造潛規則。比如 Václav Havel 講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時代經歷的一件事情。有一個啤酒廠釀造專家向上級提意見，指出經營管理上的問題影響啤酒廠生產，建議對相關管理人員進行人事變動——但是這個建議立馬就被上升成政治問題，成了政治誹謗和蓄意破壞。領導層不但駁回了建議，反而嚴懲了釀造專家。在Václav Havel 看來，這種戳破真相的行爲，就是破壞了後極權主義社會潛規則，導致釀造專家被剔除出局，變成二等公民，還被當成共產主義敵人對待。13

事實上，這種情況在現在的中國也很常見。除了合法上訪和上訴遭到打壓之外，講真話和揭露真相也被視爲是顛覆活動。因爲這類行爲在後極權主義政府看來，是對意識形態及其游戲規則的破壞：即便不違反法律，但是違反規則，因爲表現出不服從就是對要求無條件服從的體制構成挑戰。當然，這也從一個側面暴露出，後極權主義社會缺乏自我升級、自我更新、自我修復的良性機制。

簡而言之，意識形態可以説是一套馴服機制，通過具體儀式和潛規則來製造服從和打壓不服從。但是意識形態還有一項隱秘功能：製造話語霸權。有時候，這種話語霸權還用公衆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影響輿論和調節民情。也就是説，除了製造服從之外，話語霸權還有意識地引導公衆按照既定的模子思考和判斷。

第三次柏林危機 (1961) | Image: US Army War College

2. 蘇聯笑話和共產主義特色幽默諷刺

最近幾年，簡體中文互聯網社區開始流傳“蘇聯笑話”。參照這類“蘇聯笑話”，中國網民還製作出一系列“中國笑話”，用或隱或顯的手段，針砭時弊。事實上“蘇聯笑話”的源頭可能是蘇聯政府，尤其蘇聯政府内務部曾經有意識地編造和利用“蘇聯笑話”達到宣傳和調控民情之目的。齊澤克也說，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秘密警察部門也負責編造和流傳政治笑話，很多還要公開針對其政權及政要，因爲政治笑話以一種更容易讓政府接受的方式，給平民發泄情緒和緩解沮喪的空間。14

共產主義政權對待幽默諷刺藝術的微妙態度，包藏著鮮明的政治企圖。確切地說，這些語言和圖像藝術被當成意識形態工具，用來塑造話語霸權。話語霸權不止是左右其國民如何思考和判斷，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導和限定反對者（dissidents）。這也是爲什麽 Lisa Wedeen 等研究者發現，即便意識形態的反對者，也成了參與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美國邁阿密大學人類學家 Neringa Klumbytė 於2022年出版的最新研究，進一步分析了蘇聯政府幽默諷刺項目的矛盾特質：雖然這些項目旨在爲蘇聯共產黨意識形態服務并且成功吸引到衆多編輯、藝術家、作家、記者、讀者共同參與，但是也同樣可能削弱蘇聯政府。15

那麽蘇聯政府是怎麽操縱幽默諷刺藝術來達到意識形態宣傳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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