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4日星期一

蘇暁康:摸著石頭過海——近三十年中國面對海洋的窘迫

鄧小平有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是他的「改革開放」思路,我改一個字,用來歸納這三十年中國的一種例外,即它從封閉、落後,走向發達、富裕,卻維持了一黨專制,甚至可以說,中共創造了一種經濟開放條件下的升級版的專制體制。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後來的冷戰之後的一個例外,是一條跟俄國和東歐不同的道路,也是對歐美所提倡的民主體制的一種挑戰。

一、差一點翻船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實行"對外開放",但他並沒有什麽海洋意識,他最大的想象力是"開放沿海城市",在1980年最開始還只敢開放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特區,黨內保守集團陳雲等人還反對他。鄧小平這一步,跟一百四十年前清朝政府被英國軍艦轟開廣東的通商口岸相比,差得並不算太遠。
鄧小平提拔趙紫陽當總理,負責對外開放,而趙紫陽也不過是借鑒"亞洲四小龍"六、七十年代的現成經驗,搞"來料加工",他自己創造了一個說法,"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也就是原料、市場都是外國的,中國只出廉價勞動力,而這正是中國"經濟奇跡"的訣竅,所以有人說,趙紫陽才是"改革總設計師"。
1984年鄧小平膽子大了一點,他讓谷牧一口氣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不出五年發生了天安門屠殺,這個進程就停下來了,執行鄧小平開放政策的趙紫陽下台,鄧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面對"六四"和"六四"以後的蘇聯解體,用了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
這裏發生了幾個問題:
1、今天人們都說,"廉價勞動力"讓中共占了大便宜,是它的"改革紅利",但是中共從那個時候起,必須扔掉"社會主義"和"馬克思"這兩個東西,才能使用"廉價勞動力"。所以鄧小平、趙紫陽"摸著石頭過海",摸到的第一塊石頭,就是資本主義,而且必須配套低工資、低勞保、低人權,以及大量產業工人下崗、失業,才能維持"廉價"優勢。這第一塊石頭,就埋下了日後中國發生貧富迸裂、社會對立、道德滑坡的深刻危機。鄧小平結束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卻制造了另一場新的階級對立。
2、趙紫陽後來在回憶錄裏說,當時陳雲重讀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把他叫去訓話,說"特區"等於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租界",引進外國資本很危險。陳雲看上去很迂腐,可是他當年擔心的,就是今天中共肆無忌憚泛濫的腐敗;但很諷刺的是,最腐敗的集團和階層,正是他們自己的子弟,也就是今天在中國占有了二百個行業的二百個權貴家族,而就是陳雲主張由他們來接共產黨的班。
3、鄧小平最缺乏想象力的地方,是想不到經濟開放必定帶來社會、政治、文化的開放,也必定出現思想活躍、政治異議、示威抗爭。結果不出十年,天安門學潮爆發,中共不僅沒有應對大規模街頭抗議的絲毫經驗,甚至沒有非殺傷性的防暴武器,只好調動野戰軍攻進首都沿街大屠殺。從此這個政權就失去了合法性,必須永遠壓制對它的任何非議,所以很難講,「開放」對中共是一件好事。

二、跳海

六四鎮壓,對中共來說是一個意外,它向西方大開國門、大舉引進外資,瘋狂地把中國變成一座世界大工廠。所以我說它是"跳海"。
到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我發現他的政策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鄧小平忽然說了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因為蘇聯垮掉了,以前它對中國是最大的威脅。那時中國的導彈都對著北方,軍事部署也是對付北方的。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與幾千年的格局沒有什麼大變化﹕威脅來自北方,目光還是對著北方;對東面的太平洋,沒有、也不想有什麼作為。蘇聯垮台,態勢變了,中國的導彈不再對北方了,也開始提出要"走向大洋練兵",想有遠洋海軍,也想去買蘇聯的航空母艦,但蘇聯沒有賣給它。
其實,真實的原因,還是因為六四屠殺,鄧小平對楊尚昆、江澤民說,你們把經濟搞上去,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他們就會忘記天安門;他也對李光耀說過:殺二十萬人,穩定二十年。接替趙紫陽的朱镕基,不惜一切代價加入WTO,又任憑"圈地"賣地、國企"斷奶"私有化,都是為外資進入而"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是更徹底地拋棄"社會主義",教育、醫療、住房三波"商品化",國內老百姓稱為"新三座大山"——民間有諺雲:"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最後落實到中國外匯儲備達658億(2005年),以及三十萬個"身價千萬的富豪",只占總人口的0.023%。
所以鄧小平把中國經濟搞上去,獲益的只是西方國家和中國的極少數人,百分九十的中國老百姓,只能算將將獲得溫飽,而西北地區和閉塞山區依然是窮鄉僻壤;不僅如此,數千萬至上億的農民工進城,形成"北上廣"等幾個畸形都市圈,而廣大農村被拋棄,急劇地荒蕪和破敗,令中國城鄉二元對立更趨惡化。
另外還有一個可怕的代價,就是"世界工廠"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垃圾場,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一的國土被酸雨汙染,四億城市居民生活在重度汙染的霧霾底下;中國出現一個"毛派",喊出了抗戰時期的一個口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鄧小平 "摸著石頭過海",最初想過代價問題嗎?
到了這個時候,中國自然資源的枯竭,才變成它走向海洋、進軍全球的需要。《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王小東,後來又寫了一本《中國不高興》,歸納了幾點:一是,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在國際分工上是"低技術"一端,此種經濟體的科技發展、國家安全皆受制於人,因此中國要使用國家力量向高技術一端轉移,不惜跟美國等發達國家發生沖突;第二,低技術又伴隨高消耗,即環境汙染和資源枯竭,於是"中國崛起"的題中必有之義,就要問鼎這個行星的資源分配:憑什麽美國人均消耗的自然資源,是中國的近百倍?他那個時候還沒想到第三點,即中國過剩產能和資本的出路,那就是後來出現的"一帶一路"戰略。

三、南海與內亞

鄧小平的開放,一開始只有沿海三個小城市,今天走到所謂"一帶一路",涵蓋了60個國家、數萬億美元投資、44億人,世界經濟體量的40%,據說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經濟項目。我不知道,這是中國的一個成功還是歧途?但毫無疑問,它是世界的一個新難題,至少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測,"一帶一路"不僅將使中國向沿途國家"輸出"汙染工業,中國的獨裁政府也將獲得這些國家的肯定,對全球民主化乃是一個挫敗。
"一帶一路"這個巨大的中國野心,受到區域不穩定和各國自身利益的挑戰,是目前議論紛紛的話題。我這裏只想談談中國自身的限制。
首先,中國是一個內陸型國家,華夏民族誕生在黃土高原,在第一個千年裏,不知道海洋是什麽;到唐朝中期才發生一個重大轉變,即文明中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才開始面對太平洋,但是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依舊恐懼海洋,一貫實行禁海政策。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註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撚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左宗棠率軍征西,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中國買辦去向西方人借銀子。中國當時有內陸的麻煩和壓力,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這是中國歷史教訓。
第二,今天中國面臨的麻煩,首先不是它和國際、它和太平洋的關系,而是北京與邊陲的沖突。中國與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統獨矛盾,還有所謂"生存空間"、領土資源的矛盾。但是在中國與香港、台灣之間,只有嚴重的制度矛盾。只要中國不解決獨裁制度問題,它跟這四個邊陲地區的所有矛盾都無法解決。所以,習近平跟清朝一樣,也面臨著他的"回亂"——新疆的抗爭和分離,這正是北京設計"新絲綢之路"的基本動機;而西藏、新疆兩地,囊括中國四分之一領土、大部分礦產和戰略資源。其實上疆藏問題,也就是內亞問題,都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漢族正統性的失敗和地緣政治的緊張,但是北京至今不肯設計一個平等的聯邦制方案。
第三,南海問題。前面提到,九十年代初中國認為,東亞地區在二十一世紀將有高度發展,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東亞經濟要噴薄,中國在東亞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一定要保持與東亞的良好關系,就能贏得改革開放的非常好的機會,當時有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1992年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也強調八個字"韜光養晦,絕不當頭",這是一個明智的政策,但是後來北京沒有處理好台灣問題,將導彈對準這個島國,台灣海峽形勢非常緊張;再後來,又廢除香港"一國兩制"承諾。到習近平上台,對台灣、日本、東海南海,都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勢,拋棄了"韜光養晦"。
宋代以後,中國文明向整個太平洋地區發展,特別是明清以後,開發了南洋。雖然,內陸取向的中國政權一向是禁止海外開拓的,明朝的鄭和七下西洋,也只因為篡位的明成祖要找失蹤的建文帝,但是傳統的中國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成為開發南洋的主要文化力量,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海洋文明。現在南洋諸國的早期歷史,都跟中國的移民、中國的海洋文明有關,那時並沒有中國炮艦的海外殖民,南洋史是一部和平的文明史。這個歷史經驗也很重要。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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