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文革中共高层政治人物的死难者中，田家英最为特别。田的特别一是因为其身份。他是毛泽东最亲近的秘书，既是笔杆子，又是大管家，而且还曾经是毛的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二是在毛的秘书中，他活得最有骨气，最有独立人格，而且死得最有尊严，最有意味。田因为被指为“篡改毛主席著作”而自缢身亡。他自缢于毛泽东的书房之中，时间是1966年5月23日。这个时间点正是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不久。所以他的死应当是以死明志，是对文革极左路线的无言的抗争，值得我们永远表示敬意。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后因母亡被迫辍学到药铺当学徒，遂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抱负走上自学之路。13岁便通读过《资治通鉴》，并以“田家英”为笔名向报刊投稿，渐有文名，被川中人士誉为 “神童”。
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前往延安。首先入陕北公学，翌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期间常有杂文见于《解放日报》，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为毛泽东所欣赏。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因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便让与自己长子同龄的田家英于工作之余担任儿子的国文教员。这一对特殊的师生相处融洽，毛岸英对田家英这位小老师也十分尊重。1948年，26岁的田家英由陈伯达、胡乔木推荐，成为毛泽东的新秘书。
此后，田家英深得毛泽东信任，在毛的身边工作长达18年之久。在毛的身边，他除一直任主席秘书，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他不仅掌管着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用十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起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十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据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在难得的闲暇中，他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往往买回来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
田家英（右排右四）和毛泽东在中央读书会上
田家英夫妇与孩子
田家英很喜爱毛泽东的字。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常以练字作为休息，写自己的诗词，也写古人的诗词。有时一挥笔就写四五张。由于近水楼台，再加上有心，所以田家英收集了不少毛泽东的手迹。来源有向毛泽东索要的练字选剩下的零张；有毛泽东的手稿；也有毛泽东写完不满意，丢弃在纸篓里被捡回来的各种墨迹，比如毛泽东随意写的生活日记等。毛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的手稿，也是田从废纸篓里捡回的。田经常在办公桌上把一张张褶皱的毛泽东的字磨平，有的还拿去装裱，裱出来的字更有立体感，田常常拿出来和爱人董边一起欣赏。在组织编辑《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时，田家英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逐字逐句推敲核对，并征询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使之更加完善。
1959年庐山会议后，田家英一再要求，想到基层工作，一些省委书记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却一直不肯放他走。
上述事实表明，毛对田家英一直信任有加。岂止是信任，而且欣赏！因为有更多的兴趣和性格某些方面的共同处，所以在毛的几大秘书中，田似乎更受毛的垂爱。毛不但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而且在情感方面，似乎都对田有一种亲近感。田对毛也是忠心可鉴，不但崇拜，而且爱戴。田私下提到毛，都称之为“主公”，这样称呼本身说明，他是秉持“以臣事主”的心态，处理与毛之间的关系的。但“崇拜”不等于“迷信”，“忠心”不等于“盲从”， “以臣事主”也不等于“人身依附”，正是在这些方面，田家英有别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表现出了他的可贵的政治品格，同时也因此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田家英长期在毛身边工作，而且目光敏锐，思想活跃，书生意气，所以对毛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否则就不正常了。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路线斗争，在思想上，田和毛逐渐拉开了距离。田敬重毛，视毛为导师、父辈，正因为爱之切，才对毛的一些弱点看得清，并因此忧心忡忡。李锐曾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与田家英的友情最深。据李锐回忆，他们经常与田家英一起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他们谈话时，田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田除谈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一次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等等。
1959年春，面对“大跃进”欲速则不达的恶果，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在大丰镇，田家英看到，“浮夸风”之下，竟有干部说大话“亩产3万斤”。他走家串户，认真调查后，鼓励干部讲老实话，顶住造假的压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以保证老百姓的口粮，因此被农民称为“田青天”。期间，田家英曾说过一句令时人们吃惊的话：“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怀着沉重的心情，田随后上了庐山。他在上山途中和庐山会议期间，曾私下和李锐、胡乔木、周小舟等人对毛有所议论。李锐还忆及田家英说过的一段尖锐的话。田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指秀才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一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田还直言对办“人民公社”持基本否定的意见，并赞同彭德怀的观点。就在庐山会议上，李锐等人会下与田家英的“谈话”被人揭发，李锐遭到了批判。但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田家英才涉险过关，而李锐则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特地给李锐打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据李锐说：“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经过这两件事，田在毛的心里恐怕很难不留下阴影。
但毛与田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1961年初，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派去了浙江农村。在那里，他看到了大饥荒。在各界人士会上，他开口便以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道歉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讲到此，竟泣不成声。有人劝他不要说违反原有政策的话，他却满腔激愤地强调，只能按毛泽东所说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能囿于现行政策和领导人说过的话，对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视而不见！尽管庐山会议的余悸还在，田仍冒着风险上书要求取消公共食堂，毛泽东最终接受了这一意见，并让田家英起草了人民公社的《六十条》。这一文件对扭转农村形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对此也很满意，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刘少奇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他们的家乡，调查了解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及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此次派田家英到自己故乡调查，是寄予厚望的。他亲自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耳提面命，谈笑风生。田家英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上作篇好文章，为中央草拟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政策性文件。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的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本来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倾听了群众的意愿后，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田回京后，由于毛不在北京，便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在这一问题上，主持一线工作的邓小平、陈云，包括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意见也都一致，所以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现出不悦的神情。毛听完后第一句话就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田一时没有作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了毛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为了避免让两个主席之间产生矛盾，他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离开了。但经此事件，毛对田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田在两个主席之间搞投机，江青则大骂田“吃里扒外”。
1965年年底，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并在杭州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等五位秀才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期间，毛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做了评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的评论看似漫不经心，随口而说，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于不经意间暗示自己的真意，是毛的一贯做法。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的田家英不会不了解这一点。但这样点睛的话却在整理纪要时被田删去了，只能说明田对文革路线的抵触。事情披露后，被江青告到了毛泽东处，于是田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于1966年5月被停职反省，并向其下达了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田于22日被组织约谈，当天一夜未睡，翌日于毛泽东书房内自缢，离世时年仅44岁。
田家英于文革发动之初自杀，而且自缢于毛的书房之内，引发了人们的各种猜想，也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1980年，中共中央为田家英平反，并举行追悼会，对他的为人做出了如下评价：“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但田家英的意义应该不仅如此。
原发于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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