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江苏人，1922年生。初中时期开始做抗日地下工作。后在中央大学读外国文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任编译。曾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副处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厂导演、首席责任编辑。“文革”后，任广东电视台台长、北京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
1973年，新华社知名记者李普从广东调到北京，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妻子沈容随迁北京，他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他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其中包括了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与张玉凤，这使得月坛北街五号楼热闹非凡，而李普一家则更是在这里接触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红墙内幕。本文来源于沈容的回忆录《红色记忆》，原题为《热闹的月坛北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单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几经周折，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四层楼。五号楼正对月坛公园的大门，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门过马路就可以在公园里散步。我们有两套房，一套是一间带一个厨房，另一套是两间带一个厨房。有这三间房，我们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打从到北京以后，最难忘、最热闹的可以说就是这月坛北街五号楼了。有了房子，就可以和亲朋好友走动走动，叙叙旧，吃顿饭。那时还不兴上馆子，都在自己家里做几个菜。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朋友们见面，离不开的话题是如何把子女调回来。我们的朋友大都是戴过各种“帽子”、关过“牛棚”而后“解放”的，子女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怎么把子女调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轻人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作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在广东。我们也四处奔走、八方打听调子女的办法。可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听说中央有一个政策：老同志可以调一个子女来京。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们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谁也说不出怎么个调法。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首先考虑的是先调大女儿，还是先调小女儿。书信往返，商量再三，决定先调小的。因为大女儿在广州，还有朋友照应，小女儿远在韶关一个工厂里。接着发愁的是怎么个调法。小女儿在韶关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先是开大吊车，后来说女孩子开大吊车太危险，就让她学会计。好不容易经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轻局要会计，我们就和一轻局联系。一轻局人事部门的人说：“只要韶关方面肯放人，我们就下调令。”于是，我们马上和韶关联系，韶关工厂方面则说：“只要对方下调令，我们就放人。”来来回回联系多次，都是这两句，谁也不说第一句话。真不知道奥妙在哪里。事也凑巧，李普有一个学生在月坛区政府工作，她说可以把户口先调来，再谈工作。经她帮忙，调来了小女儿的户口，这样小女儿就进了一轻局。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户口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那时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没有户口就没有那些票。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落户口更是难如上青天。所以，哪个单位都不愿找这个麻烦。我女儿调来北京，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们。新华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来我们家，打听我们的女儿是怎么调回来的。我告诉她先调户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学生了。因为她说过，她是破例帮了这个忙。田林知道了这个窍门，然而却不知道大门在哪里，还是急得团团转。我认识一个小朋友，在中央电视台当摄影记者。有一天他来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调女儿来京的事告诉了他，因为田林的丈夫和这位记者在同一个单位，彼此都认识。这位朋友想了一下，说：他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但是千万不能让田林夫妇来找他。因为，台里一旦知道，他的饭碗就难保。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田林，并且一再叮属她，千万不要去找那位记者，又把她女儿的姓名、地址告诉了记者。一切顺利，不久孩子也调回来了。谁知田林的丈夫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太高兴了，竟跑到记者的办公室去感谢他。越感谢那位记者越着急，跑到我家来抱怨说怎么搞的，千叮嘱万叮嘱，他还是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一高兴竟什么都忘了。这位记者后来到了美国，也不在乎泄漏这个秘密了。我没有进新华社，调到了北京市广播电台。那时还是“四人帮”的天下，工作了一阵，实在干不下去，就称病在家“泡病号”。像我那样“泡病号”的人当时还不在少数。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坛公园去锻炼身体。有一天，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遇见了原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他住在统战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经过月坛北街。当他知道我们在月坛公园锻炼身体，就自告奋勇每天来教我们打太极拳。有一阵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坛公园跟司徒慧敏学太极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进早餐，海阔天空地聊一阵。司徒的到来，使我们“泡病号”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点色彩。
司徒慧敏
司徒在上个世纪30年代江青当电影演员时，曾当过江青的导演。上海电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点关系的，都在劫难逃，廖沫沙和江青有过某种特殊的关系，沫沙在“文革”一开始就提心吊胆，他很快就在全国大张旗鼓讨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给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触更多，而他竟能幸免，我不知道他有个什么窍门。他为人和善，健谈，见多识广，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懂一点俄文、法文，人们戏称他懂“八国英文”。在共进早餐时，他常常说一些笑话，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讲他曾陪茅盾去苏联，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园。到了公园，游客听说茅盾是中国的一位大作家，围住了他。茅盾即席发表演说。司徒只好给他当翻译。司徒说：“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用语可以对付，而茅盾大讲特讲文学，我没办法，只好茅盾说茅盾的，我说我的，翻来覆去讲中苏友谊，因为我只会说这两句话。”虽然我们一天不落地去公园跟司徒学拳，不记得学了多久，但是始终没有学会。我们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汉口《长江日报》用马铁丁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杂文，这些杂文名噪一时，后来结集出版，洛阳纸贵。这三位朋友是诗人郭小川、后来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铁夫和人民日报副刊主编陈笑雨。我们到北京时，郭小川听从友人的劝告到河南躲了起来。陈小雨在“文革”开始不久自杀了。他是副刊主编，理所当然属于文艺黑线人物。批斗文艺黑线人物，他被拉去陪斗了一场，就自杀了。听说他陪斗以后回到家里又挨家人批斗。红卫兵批斗，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当然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如果自己的亲人也和红卫兵一样，那真是无路可走了。无独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发郭小川，所以，有人叫郭小川赶快躲起来。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儿梅梅来我们家，她说，她在外面听到一些说法，回家说了说，她妈妈马上记下来。梅梅吓坏了，不敢再回家，在我们家吃了晚饭，马上乘火车到河南她爸爸那里去了。
郭小川
这一场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妻子出卖丈夫、妈妈出卖女儿，人们难道真是疯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刚粉碎“四人帮”，他十分兴奋，那时他还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抽烟，烟头点着了床褥，他竟没有发觉，就这样走了。马铁丁中仅剩的一位张铁夫，住在月坛南街，离我家很近，我们经常往来。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有时还住在他家。张铁夫刀工极好，他可以把黄瓜、胡萝卜等蔬菜切得很细，拌成凉菜，真是一绝。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铁夫也搬到万寿路，相距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去年，我们特地买了一盆杜鹃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气，哮喘很厉害。谈到马铁丁那本杂文时，他叹了一口气说：“马铁丁分家了。”这真具有讽刺意味，他说：最早是陈笑雨的妻子把马铁丁杂文集中陈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书；接着，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也抽走了。他说：“剩下的就是我的了。”真不明白，这两位妻子吃错了什么药。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师傅还会腌雪里蕻，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我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逸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贸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长、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也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
空政文工团战士陈惠敏，也叫陈露文，是毛主席舞伴中唯一的干部子女。其父陈玉生曾任新四军东进支队司令员、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参谋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说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要她跳什么舞，就能跳什么舞。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中南海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很久以后，听说这位小姐去了香港。我们住的五号楼的五层楼上那时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
张玉凤陪同毛泽东视察
老太太胖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很结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老大爷闲不住；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呆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点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如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他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夫妇两人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这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叫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
毛泽东与张玉凤等人合影
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与张玉凤完全不同，仰首阔步进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么。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地把电话挂断了。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看中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用意据说是企图在毛泽东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作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使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这里来了。
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女服务员合影。前排右三陈惠敏，右二张玉凤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迈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高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转眼到了1976年，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惊、有乐、有哭、有笑。先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去世，期间还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四人帮”的覆灭。我们的月坛北街五号楼更是热闹非凡。这要从头说起。周恩来在这年的1月8日去世。9号清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哀乐，宣读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我当时还没起床，眼泪止不住流下。接着，听到四邻的哭声。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生病，但是不知详细病情。就在前一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还出席讲话。老伴李普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告诉我：当周恩来到达会场时，与会者长时间地鼓掌，坐在后面的人，竟站在椅子上，要看一眼周恩来。大家都想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看到周恩来了，但是都没想到他竟走得这样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使人们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周恩来的去世，人们的悲痛可想而知。“四人帮”竭力阻止对周恩来的追悼。他们对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时间、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机关自行追悼等等。然而，在周恩来灵柩送往八宝山时，首都民众自发地扶老携幼在刺骨的寒风中挥泪相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在遗体告别时，各单位的名额有严格的限制。我可以去，但我的女儿抗美哭着，死乞白赖也要去。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可以优先。我利用这一条，把抗美带去了。我说，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时，他曾问到过我女儿，所以我要带她去。这是真的。1964年秋，我带领中南五省的小戏到北京演出，请总理看戏。休息时，在休息室里，陈锡联拉着我到总理跟前，向总理介绍说：“总理，我给你介绍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总理见我，笑了，说：“不用你介绍，我早认识她了。”我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过，周恩来直接领导外事组的工作。接着他问到李普以及我女儿的情况。抗美就这样跟着我挤进了遗体告别的行列。
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总理的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这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极不相称，来向遗体告别的人川流不息，拥挤不堪。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灵堂悼念周恩来；要求延长遗体告别的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一月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最后一次露面。接着，报上或明或暗地、由暗到明地点名批判小平了。这更激发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愤恨。这一愤恨终于爆发了。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五号，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借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其实是声讨“四人帮”。人们从四面八方抬着各式各样的花圈、花篮来到天安门。有的花圈硕大无比，要用大卡车运送。花圈上以及广场两边的柏树上挂着无数诗词，拥挤的人群忙碌地抄写诗词。我们附近的年轻人都到天安门去抄写，然后来我们家互相交换，我也忙碌地抄写诗词。四月五号深夜，“四人帮”调动一万民兵、三千公安人员、五营人民解放军殴打和驱散广场上的人群，捣毁了所有的花圈。四月七号，中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人们又陷入无奈的悲痛和愤怒中。不到一个月，七月二十八日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都还在睡梦中，李普首先发现房子、家具晃动。他说，地震了，我们慌忙起床。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打着伞赶紧往月坛公园跑。这时，公园里已挤满了人。等到天亮，我们上楼去吃点东西。从收音机里才知道这是唐山发生了地震，而且余震还在继续。我们急急忙忙跑下楼。
江青与张玉凤
这时，在月坛公园旁边的球场上，张玉凤父母家已由部队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帐篷。我们走进去一看，真够气派。床褥、桌椅板凳都搬下来了，连煤气罐、炉子、厨柜都不缺。张玉凤的妈妈很客气地邀请我们搬进去，我们谢绝了，仍回到月坛公园。不久，新华社北京分社的人到公园里找到了我们，把我们接到了分社搭的防震篷里。分社所有的工作人员连同家属都挤在一个防震篷里，只能像沙丁鱼那样一个挨着一个。我们觉得依靠组织，心里比较踏实。到分社，我们才知道地震在7.8级以上，把整个唐山毁了。天津、北京也有也些房屋倒塌。 这一阵儿，各单位和居委会都在忙着发放防震器材。人们已经无心工作，用各种器材在每一块空地上搭起各式各样的防震篷。群众忙防震，“四人帮”在报纸上忙批邓。天灾人祸一起来了。地震刚过去不久，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这之后，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月坛北街我们家，亲朋好友川流不息。有人说王洪文照了标准像，有人说江青到大寨又如何如何。不记得谁从哪里弄来一本一个外国记者为江青写的《红都女王》，悄悄地大家在传阅。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人们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十月七日，中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题目是《一个奇怪的电话》，抄录如下：
1976年10月7日，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电话铃声响了。是我接的。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是李普同志家吗？”我说：“是的，你是哪位？”“这里是39局。中组部Ｘ部长请李普同志说活。”对方说。39局是中共中央机关总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我马上把电话递给李普。对方与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只听他“哦哦”地听对方说了一阵后说；“我正在请病假。”对方又说了些什么。李普问道“在哪里开？紫光阁？怎么进门？……好，好……我准时到。”电话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因为那时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组部没有直接关系。李普说，这位副部长，态度很客气，请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阁开会。究竟开什么会？真叫人纳闷。要是有关新闻的事，那也应该是新华总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别的事，也会由北京市委找。中组部找，干什么？又不肯说开什么会，只说你来就知道了。我们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时“四人帮”猖獗，我们无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号”，终日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这个奇怪的电话无疑加重了我们的疑虑、惶恐和不安。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随时可能祸从天降。李普说他正请病假，实在是想躲开。但是对方说知道他请了病假。这就躲不开了。就李普的情况而言，“四人帮”似乎还抓不到他什么辫子，但是，在那个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是祸是福，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们草草扒了几口饭，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最后，我对李普说，你先睡睡午觉，我给你看着时间。李普是两点半钟走的。我在家里，像热锅上的蚂蚁，魂不守舍。大约四点来钟，司机老郑回来了，说李普要一点胃药。我问他李普在哪里，他说在分社。我明明知道李普刚去紫光阁，怎么会在分社呢？究竟搞什么名堂？我又问：他回不回来吃饭？老郑说，你们吃吧，不用等他。他显然没有说真话，但是又不像出了什么坏事。拿了药，他匆匆走了。看老郑那样子，我意识到出了什么大事，否则不会对我也要保密。究竟是什么事呢？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出现这样的电话和老郑那样神秘兮兮的样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刚吃过晚饭，家里来了两位亲戚还有一两位朋友。那时很多人“泡病号”彼此串串门，打听打听消息发发牢骚。我们家里发生了那么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说。什么39局、紫光阁开会，对我们这些“泡病号”的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里糊涂捅出去，说不定会给李普惹来大祸。况且，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一无所知。正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李普回来了。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神采奕奕，兴高采烈，顾不上家里来了什么人，只对我说“快，快给我准备一些换洗衣服、牙具、香烟，我马上就要走。”然后，他才同客人们打招呼，一个一个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他干什么，他只说开一个会。我在隔壁屋里帮他清东西，故意拉开嗓门叫道：“你来看看，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进房，我马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能说，严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说：“是好事。”我又追问一句：“好到什么程度？”他说“彻底好，不能再说了。”怪不得他这样兴高采烈。但是，究竟怎么个好法，我还是不清楚，也不好再问了。李普在隔壁房里和客人们周旋一番之后，匆匆走了。我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为什么那么神秘兮兮，匆匆忙忙，而又纪律森严？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打听情况。我找到过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队传达得早，当然，部队也要保密。但是，一经传达，就无密可保了。我这才知道，在我们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前一个晚上，中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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