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

假「民族復興」之名,走帝國殖民舊路

   BY  / CUP 新闻回带

近 10 年間,中國、土耳其、印度等第三世界強權,相繼借「民族復興」之名,挑戰歐洲啟蒙運動承傳的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在國內外進行政治壓迫,但不少西方基進知識分子竟冷眼旁觀。中國現代史與後殖民研究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在臨終遺作「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便批評,西方沈溺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正確,加上對歐美殖民歷史充滿愧疚,以致一再忽視第三世界國家的內部殖民暴行。

年輕時身為學運領袖的土耳其學者德里克,1960 年代開始留學美國鑽研中國革命史,90 年代轉投後殖民和全球化理論研究,成為相關領域的權威。2016 年受邀到台灣進行學術講座,翌年便與世長辭,其台灣講座論文集「殖民之後?」於是成為他的最後遺作。事隔數年,德里克書中的見解不但未有過時,對應當下更是洞若觀火。

當今全球局勢紛亂,多個地緣政局瀕臨戰爭邊緣,可在 30 年前冷戰結束時,沒有太多人預料到今日的亂局。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倒台,全球資本主義被視為最終勝利者,隨著第三世界也陸續透過資本主義取得政治經濟成就,不少輿論相信世界有望在相對平等的關係下共享繁榮。德里克指出,如今我們耳熟能詳的「全球化」概念,正是 90 年代的樂觀氣氛下興起。

對於後冷戰世界的解讀,當時不少基進知識分子採用了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的文化揉雜(hybridity)理論,傾向相信文化之間可以互相滲透,有可能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交流協商,邊緣文化可以不受歐美霸權壓制,世界可迎向多元的未來。

與此同時,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同期提倡的「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卻對未來提出南轅北轍的解讀。他相信世界終究是由不同的文明圈組成,如印度文明、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等,文明間互不相融,不能共享西方的普世價值,文明衝突在所難免,這意味著冷戰結束後,迎來的不會是和平盛世。

德里克指出,當時很多基進知識分子把「文明衝突論」視如敝屣,批評杭廷頓對異文化存在偏見,刻板的文明劃分既粗疏又經不起考驗。可是,歷史發展總是不經意幽我們一默,文明衝突與揉雜理論聽起來相悖,一邊廂帶有戰爭意味,另一邊廂是和平共存的許諾,但兩者竟然在某種意義上殊途同歸。

方面,文明衝突論把世界劃分為不同文明,強調文化之間的隔閡;另一方面,標榜消除隔閡的揉雜理論,在著墨多元文化互動交流時,也不經意強調各種文化內部的同質性 —— 像「華裔美國人」這樣的標籤,雖然描述了兩種文化身份的碰撞,卻又無意間把「華裔」和「美國人」視為兩個同質的文化實體,抽離歷史脈絡,漠視這些身份內部充滿不相容的矛盾衝突。

在實踐上,文明衝突與揉雜理論同樣把世界簡化為多個文化實體,令冷戰後的世界支離破碎。揉雜理論許諾多元文化未來,初衷確實不壞,但現實中未有為人類提供出路,還間接助長民族主義的興起 —— 在「尊重多元文化」說辭下,相繼有政權公然違抗普世價值,中國愛國主義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者都是佼佼者。

民族主義就是一種殖民活動

這些通過資本主義得益的第三世界強權,不僅在「文明復興」或「民族復興」口號下伸張自己的全球權力,也提出自己的霸權主張,否定歐美霸權同時,也否定普世價值。文明衝突與揉雜理論把「文明傳統」等同「民族文化」的傾向,終究也迎合了民族主義者建構「民族純粹性」的想像。歐美便時常片面把現代中國理解為「傳統儒家文化」的繼承人,孔子學院正是這種文化條件下的產物,以孔子為品牌滲透全球,背後正迎合外界對「中國文化」的天真想像。

德里克提醒,在歐洲殖民帝國退場以後,當今世界最頻繁的壓迫形式,其實是前殖民地崛起的民族國家,對國內少數族群的迫害,促成各種「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偏偏以批判殖民主義為宗旨的「後殖民研究」未有正視問題。究其原因,德里克認為是西方學院充斥著很多來自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他們自詡「左翼」,卻只關心批判歐美霸權,想要奪取西方「話語權」,又否定普世價值,對本土政治不加批判。

2019 年 12 月,印度有民眾上街,抗議政府推出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 圖片來源:路透社

本身出身自第三世界的德里克,對這類知識分子嗤之以鼻。他在訪問中批評,歐美學術圈在贖罪意識驅使下,往往對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有浪漫想像,給他們道德光環,但其實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根本沒有甚麼好自吹自擂」,當中有人有強烈批判意識,但更多其實是法西斯主義者,動不動就拿多元文化主義為政權暴行辯護。「我也是從第三世界的抗爭中冒出頭的…… 我人還在那裡時,就得一直對付這些傢伙…… 根本沒有甚麼好尊重的,他們就是一堆法西斯流氓。」

他又指出,在民族建構過程中,一旦面對國內存在的族群文化差異時,過程通常都難免有暴力征服和壓迫,這時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近親關係」便相當清楚。假如少數社群追求自主或獨立,國家鎮壓目標更可能是他們身份認同基礎,消滅這些群體的宗教和語言都是常見手段,這些歷史事實往往說明「民族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殖民活動」,甚至可以比歐美殖民手段更殘暴。

多元文化的揉雜理論,沒有為我們帶來開放的未來,政治趨勢更不幸被「文明衝突論」言中,而普世價值也在「尊重多元」藉口下失效,究竟當全球邁向四分五裂的戰爭邊緣時,人類還有甚麼出路可言?德里克認為,答案在於回歸普世主義。

雖然歐洲列強過去確曾借助宣揚普世價值、啟蒙理性與道德之名,為殖民擴張賦予意識形態的正當性,但其實全球各地的殖民地解放運動,也同樣催生自歐洲啟蒙運動的普世理念。即使當今歐美社會,啟蒙思想已幾近成為社會現實,但我們亦不應抽空歷史,把自由民主視為歐美文化與生俱來,要知道這是人民漫長抗爭得來的成果。當有第三世界國家以「文化特色」辯護、否定普世主義之時,不要遺忘其國內還有無數抗爭者,前仆後繼為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公理而犧牲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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