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4日星期日

周保松:做一隻有尊嚴的蛋

微思客:聽完老師上面的講述,還是不得不問一個困擾許多年輕人的問題,就是面對這樣教人無奈又無力的大環境,我們是否真的仍有理由,在這樣不公正的社會努力做個公正的人?我們這樣做,真的不是傻瓜嗎?

周保松:這是相當根本的存在之問。凡是認真對待生活,對世界仍有要求的人,我想都會在生命某個階段被這些問題折磨──無論最後活出怎樣的答案。這裏分享幾點個人體會。

第一,要活得有力量,能認真和較真地思考很重要。要思考,就得讀書,而且要帶著對現實的關懷去讀。我們許多時候覺得無力,甚至虛無,固然是由於外在壓力太大,但同時也是由於自己的知識和道德積累不夠深厚。

一時的激情容易,持久的堅持卻很難。要堅持,就須清楚知道自己為甚麼是對的,堅持的理由是甚麼,而現實中種種制度之惡為甚麼是惡,並在甚麼意義上踐踏人的權利和尊嚴。

這些問題,需要嚴肅認真地思考。我們想得愈深,理解得愈充分,便愈有信心守住自己的信念,不會那麼容易一遇到挫折便退縮,也不會被許多似是而非的大論述忽悠。在此意義上,認真對待思想,就是一種不妥協,就是一種生活態度,能夠給人力量。

第二,或許你們也知道,村上春樹在2009年那篇有名的「耶路撒冷獎」演講辭〈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中,有個雞蛋和高牆的比喻:「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 這個說法很鼓舞人心,卻也相當悲壯,因為雞蛋似乎註定粉身碎骨。我反覆思考過這個比喻,覺得個體與體制之間的關係,遠較村上的說法來得複雜,而且很影響我們的公共實踐。

微思客:村上春樹這個比喻確實經常被人引用。您可否多談談你的看法?

周保松:首先,我們要瞭解村上春樹這場演講的背景。我們都知道,耶路撒冷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聖地,也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長年衝突之地。就在村上領獎前夕,以色列的加沙地帶便有過千名巴勒斯坦平民在衝突中喪生,包括很多兒童和老人。

村上春樹在演講中提及,當時國內外激烈批判他接受這個獎,甚至有人發起罷買他的著作。他掙扎良久,最後決定:「我選擇來,而不是不來。我選擇自己看,而不是甚麼都不看。我選擇對各位說話,而不是甚麼都不說。」

由此可見,村上春樹選擇用高牆和雞蛋這個比喻作演講主題,是有特別用意的。

甚麼是高牆?第一層意思是指具體可見的暴力,例如轟炸機、坦克、機關槍,至於那些被擊潰、燒焦、射殺的無辜平民就是蛋。在這個對比中,我們選擇站在蛋的這一邊,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不過,村上春樹馬上告訴我們,這個比喻還有深一層的意思:

//請試著這樣想。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就是一個蛋。擁有一個不可替代的靈魂和包著它的脆弱外殼的蛋。我是這樣,各位也一樣。

而且我們某種程度或多或少,都面臨一堵堅固的高牆。這牆有一個名字:就是體制(system)。那「體制」本來是應該保護我們的東西,但有時卻獨立起來開始殺我們,並讓我們去殺人。冷酷、有效率,而且有系統地。

我寫小說的理由,追根究柢只有一個。就是讓個人靈魂的尊嚴浮上來,在那裏打上一道光。為了不讓我們的靈魂被體制套牢、貶低,而經常照亮那裏,鳴響警鐘,那正是故事的任務。 //

這是整個演講至為關鍵的一段。在這裏,高牆是體制,而蛋是個體。體制擁有權力,個體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並具有人之為人的尊嚴。作家的責任,是站在脆弱的蛋這一邊去守護人的尊嚴。

意思相當明確。村上是站在一種自由主義式的人道主義立場,來批判體制。他在這裏不僅譴責以色列政府,同時反對任何體制對個體的壓迫。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不僅是對作家的道德要求,也是對所有人的道德要求。

在這個比喻中,高牆和雞蛋是完全對立的兩邊。體制雖然由人創造,但卻有其獨立的權力運作邏輯,並會反過來壓迫人和吞噬人。既然如此,人的自由解放,便只剩下一途,就是所有雞蛋團結起來推翻體制。

可是一開始為甚麼會有體制?村上承認,體制由人創造,本意是用來保護人。既然如此,體制並非必然為惡。我們真正要爭取的,不是推翻所有體制,然後回到一個無體制的世界,而是推翻那些不義的壞體制,並建立公正的好體制,從而保護好每一隻蛋,並令每一隻蛋都能有尊嚴地活著。

這個概念區分相當重要,因為這牽涉到我們如何理解政治。如果體制代表政治,而體制本質是惡的,那麼人的自由和尊嚴,便只能通過否定政治來達成。這是接近無政府主義的想法。我不認為村上持有這種觀點。

如果我們同意,體制或制度,是人與人走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必要條件,那麼我們真正追求的,應是公正的體制。換言之,體制本身並非與個體為敵的高牆,不義的體制才是。沒有公正的制度,蛋會更脆弱,更易受到各種力量攻擊。

村上春樹又說:「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而體制卻沒有。」在這種想像中,體制是非人的,與人對立的,並以冷酷、有效率和系統化的方式去支配和宰制個體。

可是壞的體制由誰來運作?

答案是人。沒有人,體制便無法運作。雞蛋的一方是人,高牆的一方也是人。壓迫的本質,是某些人利用體制去壓迫另一些人。這些人就在我們身邊。他們可能是公務員、警察,或法官。任何一個組織嚴密和運作順暢的體系,必須有賴許多人在其中盡忠職守。

既然如此,為甚麼那些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會選擇加入體制並壓迫另一些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我們怎麼可能讓更多的人離開體制,又或更多的人不再加入體制?

這是村上沒有考慮而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道理很簡單,既然高牆由人來維持,那麼只有愈來愈多的人見到體制的惡,並選擇離開體制,牆才有倒的可能。正是在這裏,我們見到村上所說的寫作的意義。作家通過故事,呈現雞蛋的境況,揭示高牆的荒謬,從而為改變帶來希望。

不過,問題較此還要複雜。我們這些活在體制外的人,由於無權無勢,似乎自然只能是蛋。可是人有不同的社會身份。例如,一位在工廠打工的男性,是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下的蛋,可是一回到家,卻可能立刻變成父權體制的一份子去壓迫他的妻子;一位在家屈從於丈夫的女性,卻又可能是教育體制中壓迫學生的一位教師。權力關係及社會身份的複雜性,遠超雞蛋與高牆這種簡單二元的對立。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白人、男性、工人、基督徒和同性戀者,因此既是雞蛋,又是高牆。

最後,高牆不僅豎立在外面,也生於人心。體制為了維持其統治,不僅需要武力和人力,還需要觀念。這些觀念形成一套迷人的、有系統的「大話」(grand narrative),並以此合理化體制的存在。這套大話往往喜歡以偉大民族復興、國家長期穩定、社會整體利益之名,要求個體放棄個人權利,臣服於集體威權。愈多人接受這類大話,體制便愈穩定。

為了確立這類大話的絕對權威,體制一方面會作出政治宣傳和思想灌輸,令個體不加反思地接受官方說辭,另一方面也會用種種方式箝制思想言論自由,使得人們無從接觸官方以外的觀點,久而久之,人們便會將體制那套語言和思維內化成自己的世界觀,因此明明是雞蛋,卻天天為高牆辯護。這是體制之為體制最厲害的統治手段。

微思客:謝謝您的分析。既然這樣,我們可以如何應對?

周保松:老實說,我也不能提供任何直接了當的答案。我這裏只是想呈現體制結構或體制邏輯的複雜性,讓大家明白即使想要反抗,也不是簡單的站在哪一邊的問題。

瞭解這點,我們便要常懷謙卑和警惕,意識到要走出人壓迫人的制度,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不是簡單的how的問題,更是複雜的what和why的問題;也不是善良個體對抗不義體制的問題,更是個體如何充分意識到體制以不同方式形塑、影響、支配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行動的問題。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發展我們的反思意識和道德意識,深入了解人性和社會構成,並在公共實踐中逐步形成共識。這是艱難而漫長的學習過程。我早已不再幻想,一場突然而來的革命,便可以將高牆推倒,然後大家便進入美麗新世界。即使眼前那堵牆倒了,如果無形的牆仍然在文化和人心盤踞,那麼新的牆還是很快會出現。

不過,我們也不要過於悲觀。既然維持高牆的是人,而人就其本性而言,是能獨立思想、有同理心和是非心、脆弱但獨一無二的個體,那麼只要愈來愈多人意識到這些本性且重視這些本性,然後聯結起來,體制便有機會出現裂縫。

人的自主意識和道德意識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也會頑強生長,並努力守護人的尊嚴。

村上春樹在演講最後說:「牆太高太堅固,且冰冷。如果我們有類似勝算的東西,唯有來自我們相信自己和彼此的靈魂是珍貴且不可替代的,從聚集那溫暖所產生的東西。」

人的善良本性,是黑暗中的光。

用我經常說的話,我們活在世界之中,而不是世界之外。我們認真生活,執著對錯,身體力行,我們就在完善自己,同時在改變世界。這些力量看上去雖微弱,但只要有光有水有泥土,某個時刻,水泥地上也能長出花。

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


* 文章節錄自:周保松,《我們的黃金時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

  
——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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