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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 |
赵国君2013-11-22
倘无古老而缄默的山岩即命运横亘于前，心灵的波涛便不会如此壮丽的飞溅起来而化为思想。——荷尔德林
镇江茅氏乃周公后裔，到了茅谦这一代依然家族兴旺。茅谦是清末举人，参加过"公车上书"，办过报，办过学，曾任河南知县，孙子辈里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茅以升，即中国现代桥梁的奠基人。茅以升的名声几乎士子皆知，茅于轼是他的晚辈子侄，原本是科技工程世家里的普通一员，名声应该不会超过二伯，但在一个常识沦陷特权横行的国度，茅于轼却名声大作，甚至比"技术派"的伯伯更盛，他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也被极端的反对者斥为"汉奸"，备受争议的背后到底为什么？
一
早就认识茅老了。
早，比现在这些名士都早，还是在税务局工作的时候，不是因为税务工作与经济学的联系，而是因为阅读，按图索骥的和茅老就接头了。第一次读他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以为是谈道德，却说的是经济，或经济伦理，观点新颖、朴实，登时被吸引。父辈的道德观是红旗下的句句格言，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说得动人，也很伟大，可在舍弃一切人权的条件下谈道德只会让某些人成了道德的收税员，把所有的道德汇聚一身，为所欲为却人格分裂，其实他们直至今天仍然低于普通人的道德水准，而普通民众除了操练熟悉的道德话语，或生不如死，或做戏表演，只能是虚伪、失德，道德之谓，徒成装饰而已，呼唤自由回归，为此道德应该复位。茅老一针，神话气球爆裂，真实的人性平淡呈现，那感觉如皇帝新衣里的孩子般坦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经济学根底的人，读书杂，也很浅，茅老的著述深入浅出，平白如话，很容易为人接受，受益匪浅，洵非虚言。
继续看他的《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经济学白话》，我得承认，我的经济学常识来源于茅老处甚多。那时的我于经济学方面的阅读十分夸张，买了《国富论》、《经济学原理》等诸多经典，也有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之类的大部头，但大部分都读不进去，也读不懂，只记得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记述，具体的经济学原理一窍不通，是茅老的书让我开了窍，有那么一点感觉，在观察人事评点时政的时候多了一点点经济学的视角。
那时，他的天则所正在进行中，他的"幸福生活"被各路媒体放大，由此才始知其人。他的山西扶贫计划做得有板有眼，大爱心夹杂着小细节，对一贯喜欢宏大叙述的我来说，开眼，也有启发。由山西扶贫到北京的富平家政学校，茅老的爱心计划一步步推进着，我也认识了富有爱心的茅老，那时的我并没有今日的见识，只被他的善良感动，并钦佩大学者的实践精神。原来，扶贫不是表面解渴的慈善，更不是简单的爱心表演，而是循序渐进的项目推进，是穷人亦有尊严与章法的公民训练。也第一次明白，好事好难办，那些说上去很高尚的事业落实起来可能更难，资金来了，怎么管理，怎么落到实处，又怎么监督？一点一滴的，全是细节，在习惯了表演性公益的国度里值得反复思量。改变贫破的心，却壮大了人的精神，真是了不起。
应该是天则所公布电话了，不知怎么就联系上了茅老。第一次通话，激动。他话虽不多却透着不设防的信任，激动变成了感动。
那时，我对税务生活的堕落、无聊早生厌憎，茫然失措又不知前途者何。工作之余的电话联系，谈的多与税务有关，比如税款监督、税收成本等等问题，他很感兴趣，一次还提醒我可以与天则所合作，做一个有关税收问题的项目。当时，并不知道做项目是怎么回事，只是强烈地希望加入他们的工作，摆脱生活的死水微澜，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嫁接，延伸了逃出税务部门的想象，仿佛某种希望。
就这样的求问再三，叨扰不断，一来二往间，竟成苦闷世界的精神补给。他在京城，我在外省，于万千读者相比，不过其一，甚至在他的记忆中也不甚了了，但其鼓励、影响已渐上心头，早已引为神圣，谬托知己了。
二
到北京后，除了法大校园，北大法学院与天则经济研究所成了思想来源的两个重镇。北大是贺卫方老师的课堂，天则是它的学术双周和各种讲座。
那时的天则还在离法大不远的五塔寺，环境清幽，才俊过江。讲座一个连着一个，除了思想界的各路豪杰，天泽所的茅老，张曙光、盛洪也轮番开讲，关于经济的、政治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荟萃一堂，非常活跃。记得在美丽的五塔寺，讲座开讲前的一段时刻，不约而来的听众们虽素不相识，却友好地搭讪，渐渐熟络，围着石桌就是闲聊，竟慢慢滋养出日后经年的友谊，有卫生部的博士，维权律师的中坚和心怀异志的各路好汉，内心里总是收获满满的。
同宿舍的师弟，好玩的朋友没少被我拉到天则听讲。一边听讲一边近距离向茅老讨教，他从来是有教无类，甚至对我提出的一些观点怀有好奇。记得一次惯常的讲座后，追着茅老到办公室已是夜深，我兴奋地谈论着《城市收容遣送条例》废除后的情形，为废除恶法叫好，他附和着年轻人的激动，但又提醒我看看一个叫许向阳的人写的文章。"他的文章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着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茅老只是点到为止，我却十分好奇，立即找到了文章，许先生不是从法律的角度简单谈废止，而是做了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指出："收容遣送制度所抑止的社会邪恶非但依然存在而且正在加剧"，提出一个新的收容保安制度来应对城市外来人口。在一边倒的叫好声中，第一次看到如此理性的相反论调，学者所言的思想多元，兼容并包才真正有些意思。
其实第一次见茅老是2003年4月间的"李慎之追思会"，我是慕名由河北辗转过来参会的。在天则会议室里也是第一次见到徐友渔、吴思、刘军宁、崔卫平、王学泰诸先生，大家悼念刚刚离世的慎之先生，自印了一本纪念文集，茅老作为主持人一个个地发书，眼见了我，简单的一句：你也来啦，就继续工作。我也眼见着一个个高人发表见解，似懂非懂，但情绪激动，因为我是他们的读者，第一次的近距离接触确实感觉不一。
到北京后的接触就顺理成章，翻开那时日记——
2003年8月25日
给茅于轼发E-MAIL，谈了三个问题：
1、税收成本：电算化成本谁来承担？准备写一篇文章。
2、"降低税率，严格征管是税务改革的方向"，有必要立项调查。
3、劳动教养应该废除。
8月26日
茅老发来电子邮件，认为"意见很好"，相约三天后电话联系，见面谈谈。
9月3日晚
天则经济研究所。听茅于轼讲座：《不完全竞争与垄断》。
讲座完聊我们约定话题，鼓励我写《谁来承担？》，谈论税收成本问题；
关于降低税率的那个想法，他觉得有深入调查的必要，要我造预算，在天则所立项，不过要等。
劳动教养废除问题，茅老举了美国轻罪与重罪的区分，很反对这个不伦不类的劳教制度，认为是恶法，当废。
关于税收问题，他热心地推荐我去找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著名财政专家贾康，当场给我写了个引荐的纸条。
10月15日
天则所听讲座。
......
天则所是真正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其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风气对求学问道我来说大有益焉，也让我闻到了理想的"北京气味"。
起初向茅老求教的多与税务相关，慢慢就扩大到了经济现象、法律制度、人权社会等广泛的话题，我是一边学一边练，仗着锐猛的无知问了许多问题，毫不怯场。现在想来不过培育了敏感多思的习惯，好像有价值的问题并无多少。后来，我的那篇关于"税收成本谁来承担"的文章险些被报社毙掉，没人敢发表，是茅老直接找报社才发表的，因为他是报社的顾问，算是一次"特权干预"。这篇文章很为我看重，觉得为纳税人说了句实话，尽管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但毕竟喊了一嗓子，爽。
渐渐地沉入法律的世界，税收问题暂时搁置，但茅老依旧是个求教交流的朋友。几次到他家拜访，都是无事的闲聊。还记得我和晓东怎么在三里河他家门口一带盘桓，商量着给老先生带些什么礼品的情景，不过是一捧花，一栏水果，临走时却总能收获他的赠书。赠书时他工整地写上时间和我们的名字，很正式。于是，书里就埋藏着一张时间表，见证着我和先生的交谊。
三
转眼到了2006年初，"律师观察网"开张了。怎么做网络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重要的是以网络为平台搭建真正的言论空间，不负对宪法专业的学习，也深藏我以言论济世的理想。
我给论坛起了个名字：嘉言论坛，就是"嘉言懿行"的意思。
第一期的主题是关于纳税人诉讼的。熟悉法律的朋友知道，一般诉讼都是利害相关人、行政相对人或受害者方能提起诉讼，或获得国家公诉的权利，而纳税人是一个太过笼统的概念，缺乏法律规定的相关性、直接性，往往不被司法实践接受。于是，纳税人诉讼涉及到了公益的概念，也涉及到了法律制度变革等重要问题。本来在业界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但社会上恰好就发生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一个叫蒋石林的湖南人以纳税人的身份把地方财政部门告上了法庭。蒋看到此部门用车豪华，涉嫌违反财政纪律，超过标准配置公务车辆，于是要行使纳税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多好的案例！论坛的内容有了。
马上请了北大的刘剑文、法大的施正文这样的税法专家，还有归国的博士，北京税务部门纳税人协会的负责人，自然也想到请茅老做嘉宾，惴惴间电话过去，他没有一点犹豫，爽快地答应与会，好惊喜。
法大图书馆二楼的会议室本不大，嘉宾听众挤得满满的，记得是春季快要过去的样子，仿佛萌动着一种异样的感觉，是论坛初办，还是话题新奇、茅老等嘉宾的独特魅力？
我隆重地介绍他是"经济学界的鲁迅"，他则谦逊地表示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言。
我们都在等着他的发言：
——任何一种服务行业，服务者和被服务者都是平等的，但是至少政府应该尊重纳税人的地位，但是我们这个国家，政府有意无意的不告诉大家纳税人和政府的关系，故意模糊了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很明显是一个有意的误导！
——最近一次司法改革中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就是要让法院的财政独立出来，不要政府干涉，但是这个改革没有得到通过，也就是说政府还是决定要把司法机关置于控制之下，法院就没有独立性了，中立单位变成一方了，导向一方了。两个对立方搞得没法调和了，没有人来主持公道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话不多，没有形容词，句句实情，非常耐听，把会议的主题升高许多。
税法专家论证，海归学者比较，税务实务部门专家作证，加上茅老的高屋建瓴，论坛开得异常成功，深入轻松互动中过后，已是夜深方散。
四
第一期论坛的成功举办为我带来了信心，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从此，"嘉言论坛"就各种议题展开讨论，有法律、时政、经济、公益等等话题，思想多元，言论自由，渐成业界一景。记得第二次请他做嘉宾已是这年的12月，一个有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金融制度安全的议题，电话里刚介绍完案件，就传来他简短的回应：你的事，我支持，去。
"你的事，我支持！"，这句感人的话至今难忘。
此后，但凡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公正等重大问题时，我都会请茅老坐镇，他是绝对的有求必应，且看茅老出席嘉言论坛的记录：
第一期：《宪政建设·公益诉讼·民权保障——纳税人蒋石林诉常宁市财政局违法购车案专题研讨会》
第六期：《谁在扰乱金融秩序？——由"赵燕平炒汇案"看金融管理制度》
第十三期：《土地！土地！-以"龙泉土地维权案"为例》
第十四期：《当民权遭遇强权——民营企业财产保护专题之一》
第十五期：《物权法实施与财产保护研讨会》
第十六期：《物权法实施与政府责任——以安徽芜湖茶城强制拆迁案为例》
第十九期：《劳动教养还在实行！》
第二十一期：《那使人"伤心"的是什么？——透视上海东方医院的人道灾难》
第二十八期：《集资案件中的政府责任与社会风险防范——陕西山川公司案件透视》
第二十九期：《当执法遭遇利益——"青岛金华海案件"透视》
自06年开始到如今，我们共举办了三十场这样的论坛，茅老一人就出席了十场！每期论坛，他打车来，打车走，没有一点客套，发言简单且入木三分，很受听众喜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关于"劳动教养"的论坛。
2007年，我们碰巧遇上了一个大新闻：洛阳某法院判某劳动教养案败诉！这是非常罕见的。我们觉得有抓住这个新闻"制造事端"的必要，于是新一期的论坛就是直面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问题。
江平、茅老、贺卫方、钱列阳、刘仁文等各路贤达悉数到会，借着事件本身，延伸到制度初衷与法律变迁，与会嘉宾讨论紧紧围绕着制度存废。
茅老的发言直接点题：
——劳动教养为什么不好，因为它没有公检法三个独立的不同机构参与，就是警察一方面说了算，对于证据的认定，律师的辩论，或者纠正错误的审查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样一个草率的做法却直接影响到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为什么这样？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越来越依靠公安部门用黑社会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个趋势才是值得我们密切的注意的。最近看了好几件事，就是对于主持正义的律师，把他绑票，完了把他打一顿，像类似的事非常地多。你要组织工会，不让组织又说不出来，就想个办法把你打一顿，你厉害，你不改吗？像这样的事，非常普遍。
——政府用黑社会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我觉得很危险。现在警察可以跑到随便哪家去抄你的家，而不用出示任何法律文件，可以把你抓起来，连家属都不通知，说人失踪了，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事，人失踪了。还有就是限制你的言论自由，行文自由，限制你的行动自由。凭什么，法律哪一条有这个权利？
茅老举了很多实例来说明要法治就不能有特权，无论是"依法"滥权，还是法外的权力都要不得，为此他又"现身说非法"：
"前两天我坐一个高级干部的小车，大家知道长安街上是不许左拐的，可他那个车左右拐不受任何限制，我不知道警察怎么认识他的车，这样的干部其实很多，就是特权，明目张胆地特权，警察不敢管的，管了，他把车窗摇下来，啐他一口唾沫。你警察敢管我吗？我是某某省书记，这就是特权。承认法制，就的取消特权。中国老百姓碰到问题，要上访，因为他相信特权而不是法律能够解决问题，他不相信法律，相信撤权，有个大干部帮他说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这种情况恐怕是中国的特殊。共产党说解放老百姓，到现在什么话都说过了，反特权没说。"
滥权、特权都是法治的敌人，劳教教养制度就是法治制度上的一个"特权"，是人治专断的主要工具。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劳动教养制度是完全违法、违宪的，所以，劳动教养根本不是什么完善加强的问题，而是应当立即废止！为此，我们联名签署了一个公民建议书，清晰严正地表达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立场，并将此建议书投送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会后，《南方周末》第一时间以《69公民联署公民建议书废除劳教》为题做了报道，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为推动恶法的废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会议的留言纪念簿上，嘉宾各有题签，茅老写的是：反对特权，公平法制。
五
一个个论坛下来，我们已不满足它的揭露与批判，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社会问题背后的文化处境，拟邀请各路嘉宾纵论中国传统与西方普世价值等等话题，力求于文化思想上再造新民，培育社会文明的土壤，为制度确立提供得以展开的空间。于是，2007年3月，一个面向民间的百家讲坛——"博闻讲坛"开讲了。
发起词化用了殷海光先生的思想，表达着讲坛的立场：
无论我们喜爱不喜爱，传统在失去它对一般人的思想和行为支配力量以前是一种真实的力量，也是一种真实的基础。
如果只热心介绍民主制度而不去努力改变不合民主制度的旧传统，那么结果不是民主制度放不稳，便会变得有名无实，易被不诚实的风云人物利用，结果难免于极权。
空谈自由主义乃是自由主义致败之处，我们要实践自由主义必须顾到它所在的社会文化情境。
我们的口号是：认识我们的传统、弘扬我们的价值。
具体什么是我们的传统，什么是我们的价值并没答案，我们相信自由的言说，相信思想的多元带来的惊喜。
由吴思做第一讲开始，徐友渔、张鸣、刘军宁、周孝正、秦晖、傅国涌都是座上客。
自然，也少不了茅老，第七讲的嘉宾就是他，他演讲的题目一点都不意外：《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到今天，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着比较好的人权，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人权上都存在问题，问题大小不一样。我们的问题小一点，有的国家问题非常大。越是人权问题大的地方越是穷，我们国家这么富，表示我们国家的人权有很大进步，而且现在还在进步。"
"但是我们如果从全世界的角度看，人权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人权就是以人为本，我们共产党也提出以人为本。什么是不以人为本，那就是以官为本，或者说以国为本。以国为本跟以人为本或者说以民为本应该不矛盾，但是也有矛盾的时候"。
平白的叙说中茅老"越过了界"，深切的家国之忧溢于言表，完整地表达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公共情怀与社会责任。这也是我第一次完整地领略他的思想。众所周知，他们这一代人饱受人权匮乏之苦，各种欺骗、打压，甚至丧命的代价才换来了今天可怜的一点点"进步"，对社会的责任感与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与生俱来。好在是"民国的遗腹子"，第一口知识的奶吃得好，历尽劫波也偏差不多，仍能够于时代动荡中抓住问题所在。
他说："市场制度是和人权的发展同步的。当今世界上，讲究人权的国家都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蔑视人权的国家都在经济上遭遇困难。"
不仅如此，他还将人权的理论做了划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过去国家的执政者总是拿人民的利益偷换成国家的利益，又进一步把政治家的利益代替国家的利益。老百姓上当受骗几千年之久，现在到了纠正的时候了。"，但是，他又不忘提醒："这几千年的谎话已经变成了真理，纠正绝非易事" 。
六
茅老就这样成了我的坚强后盾，默默地支持在着我们的每一项活动。他的话缺少修饰，绝不煽情，出奇简洁透着立场坚定，常常"语出惊人"：
社会上贫富差距之大令人难以忍受，他却说："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认为，没有富人，社会生产就会停滞，穷人失去工作机会，就富不起来。过去我们把富人打倒了，全世界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可是把富人打倒了，一小部分穷人变成了富人，世界上还是分穷人和富人，然后历史重新再来一遍，但是我们过去是造富人的反，全部人都变成穷人。
他当然指的是诚实竞争的富，而不是贪污腐化的富，当然坚持的是财富在增进人类福祉方面的正当作用，当然要把过去那种充满戾气与粗暴的观念纠正过来了，但社会囫囵吞枣，人们浅尝辄止，何尝理解他的用心？
最近，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人们纷纷捋袖揎拳、义愤填膺，唯恐爱国表演落后，他居然说：钓鱼岛只是荒岛 丢掉了于我何干？太忤逆人情的话了，可背后道理呢？他从来都是讲得仔细：
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天怒人怨"的实话啊。
还有那句："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只说工农创造了财富，很少说企业家也创造财富，甚至还灌输企业家是剥削者的说法，说"工人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的依据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人农民累得要命，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但是财富没有创造出来，原因是没有市场，特别是没有企业家，而改革后我们的劳动减少了，财富反而增加了，有没有道理呢？
还有一次是我亲自经历的简洁，更让人叫绝：
2006年11月26日，我国律师界的老前辈，"中国律师第一人"的张思之律师执业50周年暨八十华诞庆祝活动在京隆重举行，社会各界贤达纷纷向老英雄致敬，茅老也参加了庆祝会。
会上，大家对张老愈老弥坚、奋争到底的法治精神热烈赞誉，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律师执业异常艰难严峻的时刻，纪念张老其实就是为中国律师打气，场面的高潮一个接着一个。轮到茅于轼先生讲话了，他恭恭敬敬走上前台，平静地脱口而出：
"主持正义的人必快乐，快乐的人必长寿，我祝张思之老长寿！"
然后，鞠躬，然后，下台。
没了，就这么一句，简简单单，清清楚楚。
从早期他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开始，一直到后来的点点滴滴，他始终坚持着一种清明理性，一种坚定的市场自由的观念，人权至上的观念。他的话表面上令人惊骇，仔细想来，全不过基本常识，多是美好社会应该具有的基本底线。不过对于"敢向王权说不"不同的是，他的敢向民众说不才是最大的不讨巧，民众那里太温暖，太有力量感，谁要是站在民众这一边，起码口头上站到了这一边，就非常受用，可他偏不！而这，才是知识人真正的独立精神。
在待人上，他是那样的和蔼、友善，充满爱心。那些对他为富人说话不解的人们可曾了解，从山西扶贫，到开办北京富平家政学校，他是实实在在地为穷人办事，默默无闻地为穷人办事，可曾有一点取巧和欺瞒？
任志强说：茅老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
七
一次，我请他到清华演讲，本来是要马上去重庆的，他推掉了机票准备成行，谁知临到会场，蹊跷下流的理由使演讲取消了，他安之若素，习以为常，没有一点埋怨，在我邀请他的各种会议中，他常常只问主题，不问其他，坚决支持到底。
易中天说，谁对茅于轼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
这是挺他的。
孔庆东说：茅于轼这样的人能够活的非常逍遥自在，这本身就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这是否他的。
在他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时，《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直指他破坏国家团结，这家臭名昭著的报纸以惯常的"环球体"左拐右绕地说："茅于轼先生是朝着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顾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茅和他的同伴跑得越猛，影响越大，牵制他的力量越需要出现。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懂得团结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茅于轼先生以其80多岁的见识，体会更深，做得更尖锐，在今天的中国已很容易。帮助国家团结却常常又累又落埋怨。希望茅先生敢于携自己对民众的影响，加入到这个行列"。
这是何等混乱与凶狠的文字？开篇意思是对茅于轼这样的自由派有国家管制的必要，否则"中国就会是在山区下坡路上制动失灵的危险卡车"，借以把批评尖锐的知识分子视为潜在敌人，权力大棒随之挥舞，影影绰绰的，狠下流。
而团结是什么？就是众口一致，千篇一律地唯命是从？不同的意见表达乃至批评不正如暴风雨对大自然一样正常吗？何况，没有谁可以随便宣称自己是爱国一方，观点相反的异议者就是不爱国的，那样的立论太廉价，恰恰相反，在一个不义遍布的社会里常常是尖锐的批评者更接近爱国，而不是那些口头上的恭顺者或糊涂虫，如果说不是阴险的帮凶的话。
其实，对他的捧与杀从来就没停过，我们见识了狼奶遍布社会如何荒蛮，目睹了真正的窃国者与祸国者怎样的谎言欺世。面对茅老如此"超前"的观念自然反应不一，"少见多怪"，也属正常，而对待误解乃至各种人身攻击，他很清醒："讨厌我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贪官污吏，一种就是不明白的人。我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却以为我在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样的人是不明白的人，是糊涂人，这种人应该说是相当多的。"。
他早就说过：孔子讲以直报怨，我非常赞成，就是以符合道德的方法对待错误。既要有批评和惩罚，又要出于善心。
不过去年，一批反对他的人甚嚣尘上，不但大骂其汉奸，还找上门动武，先是到单位，没有找到，然后扬言到家里，害得茅夫人不得不找到当地警察要求保护。
"儿女不在身边，真遇到粗人，怎么办？"，老太太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仔细想来，社会上依然存在着因观念不同敢肉体消灭的人，这群人心智荒芜与野蛮到了什么地步？！文革离去了么？
八
这次，我的"艺术独立论坛"又开"名家讲坛"，邀他到天津讲演。破天荒地，他谈了个条件：要带八十多岁的夫人一同来，因为年岁实在太大，一个人出门不方便，有担心了，身边需要有个伴儿照顾。
当然没问题，对着天津的工商界人士，茅老的"生活经济学"徐徐开讲。我注视台下的茅夫人赵燕玲女士，眼里充满柔情，尽管她也抱怨茅先生的迂，茅先生的直，但能看出眼里的欣赏，她佩服这个人一辈子了！
夫妇俩恩爱如初，演讲之余给我们讲了许多前尘往事，特别有趣，听来让人忍俊不禁。
话说大饥荒年代，茅老下放山东，饿得要死。房东大妈念起忠厚，烙了一块面饼悄悄塞到他的被窝里，以期收工后"被发现"，让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独食疗饥。谁知，收工回来，打开被子，大饼呈现，茅于轼同志惊讶地举起大饼向全世界高叫：这是谁的饼？这是谁的饼呀？
也是困难时刻，那年代好像没有不困难的，他和新婚不久的赵燕玲女士去王府井东安市场下馆子。
排队间，茅先生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面一个人剩下的一盘菜，那人没动了几口就扔下了，茅同志与新婚妻子说，我们少买一份吧，他那份能吃。
啊？赵女士可是大家出身，起码还是讲究个干净卫生，坚决反对该项意见，觉得太丢人，甚至扬言不吃了，敢吃离婚云云。
谁知，茅同志毫不所动，拿起来就吃了个精光！
茅老说，我险些被饿死，肚子浮肿得弯不下腰，系不上鞋带儿，是靠吃蝗虫活下来的。
"知道怎么烤蝗虫吗？把蝗虫放入信封中，信访烧完了，蝗虫也就可以吃了"，讲话间，老人家脸上带着得意。
一次，他说，我一直想把饥饿这段历史写出来，饥饿太可怕了，一辈子也摆脱不掉的记忆。
所以，这个在计划经济时代险些死命的人，对旧体制有着深刻的认识，于是，在呼吁市场经济的自由理性与文明之光时，比其他人更显坚定：
"计划经济的分工不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因为它搞不清楚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时候，出口了很多该进口的东西，最明显的是三年灾荒的时候还出口粮食呢。为什么呢？因为搞不清楚谁该生产什么，不能够自发地把每个人分配到他最适合的岗位上去。
而市场经济通过交换，它能够把人的优势给发挥出来，通过市场的比较，我知道我该干什么。这些道理其实是再简单不过了，我觉得这就使社会科学里面的'牛顿定理'"。
八十三岁了，说真话，做实事，一股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头，在一个浮华躁动而又令人深感不安的时代尤其宠辱不惊，温良如玉。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纳斯。尤纳斯以一种特殊的小额贷款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业界上很多人认为这个奖项多少应该颁颁给中国的茅于轼更合适，因为，山西扶贫行动就是茅先生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所在。
茅老的基本思想，人说主要有三个：不遗余力地主张市场经济，坚持市场自由至上，永远反对国家的过多干预；特别强调社会道德和信用，还有，反对特权。2008年年底《中国企业家》杂志评选出了"30年最具贡献的10位经济学家"，茅于轼名列其中。于今，弗里德曼自由奖也颁给了茅老，在兹证明他对这个时代的重要。
九
其实，茅老还是贵族。贵族本是一个神圣的词，在无神的所在，有圣存焉。圣，是一种抛却了国家强制的家族自律，是一种内心确信的道德传承，除了帝王将相的一时之圣，民间的贵族多是耕读传家的所在，仗着艰辛的发迹，努力的求学而渐渐扎根，或读书入仕，或自治乡里，延续文化命脉，维系一地平安，实为社会结构支撑，文明流布的中坚，可惜，成王败寇的历史就是贵族家庭的不断毁灭与重聚。"旧时王谢"到朱门世子在激进的意识形态下全被打倒，不但妖魔化为不正确的"剥削阶级"，甚至还是革命的对象，命都不保。好在社会漫步走入正轨，有产者出现了，市场经济也来了，钵满盆满的先富人群"衣食足而知荣辱"，对贵族气派驰念深思，意欲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立心了，那些曾经在舞台中央的"帝王将相"们，那些占据党史教科书的英雄俊杰、民族救星又怎样呢？因为命运所系，茅老的贵族气概就显得特别突兀，特别有思想。
当别人说经济学追求的是财富最大化时，这位"对民主有用的贵族"却说，不，是幸福最大化，快乐最大化。如是，我们因财富增进而快乐，而幸福，也为世上有茅老这样的蔼然长者而幸福，而快乐。
201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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