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灵敏
来源：FT中文网
陈志武认为，我们应该从历史角度看待此次贸易战。当下全球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过去两次世界大战间所发生的事非常相似。
贸易战的历史回声
赵灵敏：您前面提到了1920、30年代的关税战，它以贸易保护主义始，以二战的血腥冲突终。考虑到那时的历史经验，您认为当下的贸易战最终会导向何种结果？会很快结束还是会长期化？如何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陈志武：我们确实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此次贸易战。当下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似，这是蛮让人害怕的。1929年10月美国的股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再上升为19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接着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最后升级为军事危机，也就是二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社会危机-军事危机，这是当时危机演变的"四部曲"。
回过头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积累多年的全球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之后，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不断渗透蔓延，演变成2009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意大利今天选出信奉"意大利优先"的总理等新情况。这和20世纪30年代中期差不多。两相对照之下，我们目前相当于已经走到了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政治社会危机阶段，离军事冲突只是一步之遥。
我希望这一次不会重复那次血腥冲突的结局，不过如果各个国家的决策层不注意的话，重复上次全周期的概率还是有的。
现在有利的方面是，有了二战的前车之鉴，各个国家会有意避免这种结局。另外，有了互联网，各个国家的资讯和意见都能在全球范围迅速得到传播，这样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误判的可能。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信息革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革命，给予民粹主义政治和机会主义政客更大的空间和舞台去利用民意，做出偏激的举措，例如特朗普利用推特公布政策，而不是通过传统渠道讲出来。
互联网也使得当下的民粹主义比20世纪30年代的民粹主义危险性更大，真正理性、理智的政策更难传达，智囊和专家说服国家领导人的机会和时间反而变少，这是因为事情在不断快速变化之中，以前政策专家、学者、智囊有很多时间去说服一个领导人，现在时间和客观情况已经不允许，政治家需要不断应对新发生的事。
可以说，阻止和加速危机的因素同时存在。就我自己的判断，我们恐怕很难避免某种形式的"第四阶段"。
赵灵敏：但时至今日，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有刹车的迹象，各国还在往前面冲。
陈志武：因为人的本性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大家都不会刹车。
贫富差距很难被根本遏制
赵灵敏：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民粹主义、对外示强在一些国家是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的，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全球化过程中的失意者越来越多，他们需要代言人和出气筒。
陈志武：确实是这样。贫富差距扩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分化和对立，这是很糟糕的。而更糟糕的是，贫富差距扩大可能是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
2017年12月有18位考古学家在《自然》杂志联合发表一篇论文，论文想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人类从一万一千多年前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过渡到半农耕社会，到全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到底是越来越平等还是越来越不平等？这18位学者通过对遍布全球的63个考古遗址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到晚期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每次技术创新都使得人类财富差距拉大，这是一万多年以来的大趋势。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每次技术创新都加大了人类社会不同人之间的差距，每个人天赋和人力资本不同，而每种新技术是有的人能掌握并利用的，但其他人不会，这就让有的人收入大增。原始社会只需要体力，只要你个子高大，像姚明一样，那你去打猎、采集果子就有优势，你的收入财富就更多；如果你像马云一样个子不高、没那么强壮的话，就只能做人下人。但随着技术的革新，收入的水平跟原始体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而其他的能力则越来越重要。到了今天，马云之所以能成为富豪，不是因为个大体壮，而是因为比别人更有情商，更能把握互联网带来的机会。相比之下，对那些连电脑和手机都不会用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抓住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机会。
所以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会有人被进一步甩在后面，都会将不同人的收入距离拉大，从而在社会内部积累不满和怨恨，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或大规模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加以释放。
赵灵敏：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税战和这次的贸易战，背后也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在作祟？
陈志武：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了，到一战之前的140多年里，工业革命和那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上升，到一战时达到顶峰。其后续影响，通过危机的四个阶段表现出来，最终以战争的方式将一百多年积累的压力释放出来。从一战开始，一直到1970年左右，发达社会的财富差距总体上下降。从1980年代开始的电脑革命、新一轮全球化到现在，发达社会的贫富差距又进入了持续上升的周期。
以美国为例，从新技术、从新一轮全球化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华尔街、跨国公司、财团的高管和股东，因为只有这些精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玩得转，他们能利用电脑技术与互联网最大化自己的财富。但在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等各地，大部分人甚至没有护照，一辈子从来没有去过世界其他地方，连加拿大、墨西哥都没去过，甚至也不对电脑或互联网有兴趣，他们能利用全球化、利用新技术发财致富吗？恐怕很难。
但我们不能因此怪罪全球化或新技术，不能怪精英们抢占机会，现实情况是这些州的普通老百姓自己不愿意、也没有意识去学习别的语言，了解国际事务、商务、法律、文化，学习新技术；而精英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人力资本做了很多投入，得到了各方面的通识教育，包括金融通识和历史通识，他们的天赋、好奇心以及父母的引导，让他们能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这个时候更应该怪的，是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以及意大利支持极端民粹政党候选人的投票者，这些人自己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但很遗憾，没有领导人和精英敢于直接把这些话讲出来。
而能抓住全球化机会的精英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他们之间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大，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同样需要释放。这就是人性的本质。
赵灵敏：贫富差距扩大既然是历史趋势，那么是否意味着做什么都没用，只能坐等危机和冲突到来的那一天？传统上，政府一般通过征税等方式进行二次分配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您觉得这样做有用吗？
陈志武：这些年我花不少时间推动量化历史研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真正能够降低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手段是什么？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不管哪个国家、在哪个时期，主要是两大类事件能真正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第一类是大规模暴力事件特别是大规模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富人失去的财富更多，比如唐朝末期的黄巢起义、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类是大规模的瘟疫，例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人口大幅度减少后，会造成劳动力稀缺，雇人就需要付出很高的工资，就产生了财富转移、收入差距缩小的社会效果。
很多左派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征税、二次分配来拉平收入差距，但有很多理论研究发现，征税的效果有限，只要财富税率低于100%，只要资产回报、资本增值速度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财富分配还是会往最有能力的少数人手里集中，这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这一现实，政策制定者不应像以前一样把注意力只放在财富分配结构上，而更应该放在调节消费分配结构上。在经济学中，至少会有3种不同的经济不平等维度：第一种是财富分配结构的不平等，第二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第三种是消费分配的不平等。前两种差距一直在扩大，而围绕着消费分配差距的研究结果是比较乐观的：从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美国、欧洲、中国以及日本的消费差距，与半农业社会和全农业社会时期的消费差距，基本上差不多，没有很大的变化。
这是因为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都吃三顿饭，每天穿一套衣服，睡一张床，富人的生活品质可能更高一些，但和穷人之间的消费差距仍然是有限的；医疗条件的进步，也使得人们之间的寿命差距跟个人财富的关系没那么大了。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关键是要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需要，只要消费方面每个人都有基本保障了，财富差距大了，后果也不会那么严重，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赵灵敏：对于此次的贸易战，国内很多人将之归咎于特朗普的任性，认为他发动贸易战只是商人在抬高要价。您怎么看？
陈志武：千万不要认为中美贸易纠纷与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是特朗普一个人造成的，这是错误的，也是他一个人做不到的。事实上，由于中美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强硬对待中国、遏制中国崛起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美国朝野上下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对中国不利的法案很容易在国会高票通过。漫说特朗普不一定连任不了，即使两年后他没有连任，如果下一任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在对华政策方面也会有很大连续性。有人说中美已经掉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赵灵敏：还有另一种乐观的看法是，中国不怕贸易战，因为中国的体制更有抗压性，关键时刻老百姓会和政府站在一起，而美国是利益集团政治，中国的反制措施会让美国社会产生分化，受损失的人会通过游说等方式逼迫特朗普改弦更张。
陈志武：你说的有道理，中国的体制有它的优越之处，但美国那样的体制也没有想像的那般脆弱。这里举一个例子：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王权被制约得很厉害，议会掌握征税权和政府预算开支的控制权，而同期法国国王的权力不受限制。按理来说，由于法国君权不受制约，政府应该能够收更多的税、发更多的国债、融到更多的资金，但实际情况是，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英国人均交税比法国要高两倍左右。另一个案例是，中国清朝皇帝的权力更加远高于英国国王的权力，但在乾隆时期和19世纪多数时候，英国人的税负几乎是中国人均交税的40倍！英国人均税负160克银子，而中国人均交4克银子。
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在研究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怎么应对风险挑战、危机挑战的？人类大致上已经发明了四大类应对风险的手段：（1）最早的一类是基于血缘的家族支持体系；（2）超越血缘的宗教组织，基于共同信仰而产生互相支持，中国原来的佛庙有这种功能，基督教教堂也是如此。（3）金融市场。个人通过机构、银行、保险公司，进行跨期收入交换，通过买保险、借贷等形式应对灾荒和危机带来的挑战。（4）政府福利，这是人类很晚才推出的方法。通过这四大类抗风险的手段组合应对危机，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已经很发达，但是在中国还比较欠缺，如今家族组织不成样子了，佛庙作用也没有了，政府福利有限，金融市场也没有到位。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赵灵敏：在贸易战爆发之前，中兴事件引发了全民性的讨论和关注，很多人强调中国以后要更加独立自主，在技术方面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陈志武：一定程度上的独立自主是必须的，前提是国内方方面面的技术要发展，而这个过程，离不开和西方世界的技术交流。今天世界上各个行业技术那么多，中国虽然有13亿多人口，有很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但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技术。如果中国的各个产业都与世隔绝，今后就很不好办了，那只会阻碍而不是推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独立自主。
中国过去40年之所以能所取得巨大的成就，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一是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们讲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这个环境最最核心的就是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在之前是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的世界贸易体系，在18-19世纪，那时候要发展外贸，就必须有强大的海军为商船保驾护航，否则派出去的商人、运出去的货物很难到达目的地。
20世纪初美国开始致力于建设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秩序，特别是二战后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为中国在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今天一说要开放，明天就可以做出口制造，很快就能实现发展，完全受益于这个自由贸易体系，没有这些，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很多人说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中国在1830年时占世界人口40%，1913年占30%，现在占20%，如果单看人口红利，那1830年比现在要大多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出现中国奇迹？这本身就说明和平的世界秩序是过去40年中国奇迹所依赖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今天这个必要条件面临很大的威胁，这对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二是非常成熟的、可随时随地移植的工业技术，这使得工厂设在哪里都行。中国要发挥人口优势，如果没有成熟的工业技术是没用的。南通有一个很大的造船厂，2007年左右创办，一年多的时间就雇佣了2万多人，制造几十、上百万吨位的巨轮，接收到的订单可以让他们做10年。这让我很佩服，我问他们的创始人是怎么做到的？他说现在太简单了，因为造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产业链分工越来越细，只要招到员工，把从韩国、日本进口过来的配件焊接组装起来就可以了。
如果中国因为种种原因把国门关起来，没有办法享受这么多简单可复制的工业技术所带来的机会的话，中国就很难保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改革和开放是必须坚持的方针，我们也需要继续为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努力。
——格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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