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曾说过，您当时为了闹革命，把父母丢弃一边，让党性吞没了人性。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党史中并不罕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党性和人性?您认为党性和人性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又是什么造成了党性吞没了人性?
党性和人性互不相容
李洪林：我入党是在上大学时，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耐心教育下，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从思想上有了一些认识的结果。不过把党性和人性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清楚，我还没有这个水平，所以只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在常识范围内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的知识面很窄，只在共产党的文献中看到"党性"。而被划入其他阶级的人，好像没有谁自称属于什么"阶级"，更没有谁炫耀自己具有什么优越的"党性"。所以"党性"应该属于共产党所专有。
按照马克思主义， "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已经一无所有，所以没有私利需要保护，因而最大公无私，革起命来也毫无顾忌，所以革命性最彻底。又因为工人所从事的是最有前途的现代化的大生产，所以最有远见，最有前途，而且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也是我年轻时之所以能够"六亲不认"，舍身入党，并以能够从事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自豪的原因。
当时正是有了这种"觉悟"，我才能把父母抛在一边，把个人安危和得失抛在一边，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
其实为了某种神圣目的而献身，本是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它属于一个人内心的情操或道德自律，不是外来的命令或纪律。而"党性"则是共产党这个组织的纲领、策略、组织纪律、指导思想、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的总和。至于共产党员的"党性"，简单地说，只有六个字："个人服从组织"。所以对于党员来说，"听党的话，跟党走"就够了。"党性"和他的内心情操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
然而，不管是内在的道德操守，还是外来的组织纪律，都应该有个大前提：它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为它献身值不值得?而衡量这个意义的唯一标准，恰恰就是"人性"。"回顾所来径"，只是经过几十年的风霜雨雪，我才发觉自己恰恰没有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过问题。我的头脑太简单了。
人性是区分野蛮与文明的底线
人是什么?人是"万物之灵"。不管是"生物进化"也罢，"上帝造人"也罢，反正人是地球上万物发展的最高成就。人之所以成为"人"，因为已经从野蛮进入文明。所谓"人性"，应该是"人"的特征之总和。但是生物都有"返祖"现象，是否与保有祖传基因有关，我不懂得。但"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或"一半是人性，一半是兽性"的说法，却已经为事实所证明。
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是一个过程。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是人性的第一要义，也是文明的起码标准。和它相伴随的，是对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的尊重，因为没有这两项，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便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生活的意义，而只能沦为牲畜或奴隶。作为普世价值的人权，正是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这三个基本条件，即生命、财产和自由，做为生而具有的三项天赋权利，给以法律上的保障。
人性的含义当然不止于此。生命要延续，生活要维持，便产生了人类的血缘和非血缘的社会关系。从而衍生了亲情和友情，并且交织成千丝万缕、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什么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论在古今中外，都能打破时代和国界，同样激动人心呢?就是因为它的情节里面描画出真正的人性。我们怎样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怎样评价一种主义的价值，又怎样评论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或者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呢?归根到底，是看它对人性的态度和作用，也就是看它究竟是保护人性，促进人性发展、提升人性水平，还是压制人性、扭曲人性、摧残人性、消灭人性?或者简单地说，是促进人类社会进一步走向"文明"，还是使之倒退回"野蛮"?
人类社会至今都免不了战争，战争就要死人。但我国古人造字，以"止戈"为"武"，就显示了不崇尚杀戮的人道主义精神。《孙子兵法》是专讲打仗的，但也强调对开战要谨慎，因为"兵，凶器;战，危事"，所以主张"攻心为上，攻城为下"，都是为了少流血或不流血。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看，最初的部落战争，把俘虏直接杀掉或吃掉，所遵循的还是野兽间的丛林法则。后来把俘虏当做奴隶，不再杀掉，便是向文明前进了一大步。所以现在谁要杀害俘虏便是犯了战争罪。日本战犯不但在战争中滥杀无辜，而且直到现在，他们的当权者还把战犯的牌位供在靖国神社，并且坚持年年参拜，这就表明日本这个民族还没有摆脱野蛮阴影的笼罩。已经享受人类文明生活的日本人，应该为这种野蛮遗迹感到羞耻。
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共产党的"党性"
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性集中表现的"党性"，多年来都被赋予最高尚的品格。其实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把它美化了，事实不是那样。
先说"一无所有"和"革命彻底性"。共产主义"经典"鼓励无产者起来造反的名言是："你们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其实中国民间早有一句俗语，表达了这种意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连鞋子都没有的人，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所谓"革命彻底性"，就是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肆无忌惮的加以破坏。也就是"以革命的名义"，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在做人上可以没有底线，在政治上也可以没有底线。原来还说只是流氓无产阶级没有底线。其实《共产党宣言》早就代表产业无产阶级向全世界宣告了，他们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就是要和一切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要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既然人类一切文明传统都要砸成"废墟"，还有什么值得珍惜，还有什么底线可言呢?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彻底革命"的样板吗?
再说无产阶级因为在现代大工业生产中劳动，所以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因而"最有前途"，也"最有远见"。这也是共产主义"经典"和小册子最大的误区之一。大工业里是有很多工人在劳动，但大工业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脑力劳动的产物。
脑力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它使人类最终告别了动物界，从野蛮进入文明。当然，人类也为这个分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大多数人承担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使一小部分人解放出来，升入脑力劳动的殿堂，专门从事文学、艺术、科学、教育以及组织生产、治理国家和传布宗教等等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这个分工的由来，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产品有了剩余 ，而群体中个体的差异和公权力的存在，又酿成实际上的不平等。能够挤入文化殿堂，靠别人生产的剩余产品生活，专心致力于脑力劳动的，总是比较精明或握有公权力的少数人。因此，这个伟大的分工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成为阶级矛盾的伴生物，甚至脑力劳动都成为掌权者和富人的特权。而广大的体力劳动者中间，只有极少数有天分并有机会的人，有幸成为脑力劳动者。不知有多少天才幼苗，都在广大的草根阶级当中被埋没了。
但是，不管社会为这个分工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不管这个分工伴随着多么大的不合理，脑力劳动者在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都是不能抹杀的。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人类文明的，只能是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知识就是力量"，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翻开人类的历史，没有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发明家，怎么能有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也正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社会各界的精英和领导者，必定出于知识分子。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高贵，而是因为他们是人类文明传统的"载体"。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片面地只承认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而把脑力劳动排除在外，认为一切脑力劳动者都是依附于资产阶级，参与瓜分剩余价值，也就是属于剥削者。而农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毛泽东又用一知半解的俄式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人划成了他所说的各个阶级，把知识分子贬为"皮上的毛"。更极端的是，他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美了流氓地痞的野蛮、无知和下流，而批判了人类文明的传统"温良恭俭让"。等到他一手策划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喊出"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时候，人类文明的价值标准在中国就完全颠倒了。这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年轻一代的毒害最为严重，它充分唤醒并激发了他们潜意识中的"兽性"，让残忍、凶暴、邪恶的腥风血雨横扫中国大地，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一下子倒退到野蛮时代。
作为这种吞没人性的兽行之典型案例，是文革时一个孩子向当局"揭发"他母亲反对毛泽东，要求处死他的母亲。当举行"公审大会"并真的当场枪决他母亲时，这个孩子居然亲自出席观赏!应该说，这时的中国，已经比野兽世界更野蛮了。"虎毒不食子"，野兽都有与生俱来的母子之情，连这种最原始的亲情都被 "党性"颠覆了。
第一个从内部批判"党文化"的思想家
已故的中共原宣传部长朱厚泽，是当代中国第一个从根本上对共产党的"党性"作出深刻批判的思想家。他把共产党的"党性"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把它叫做"党文化"。这种"党文化"不仅限于党员的个人修养，而且是这个党用来改造社会摧毁人性的强大武器。
朱厚泽指出： "党文化"的特征是以"党"的名义、"集体"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垄断一切权力，消灭一切个性和自由。它在经济上就是以"社会"的名义消灭私有制，并实行计划经济;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党专政;在文化上就是钳制全社会的思想，消灭一切异议。
这种"党文化"的根源正是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原教旨共产主义要和一切文化传统彻底决裂。它要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上建造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由共产党集中操控的"大机器"，所有的人都是它的零件和螺丝钉。用党的语言，就是"党领导一切"。这种社会不可能容忍个人自由和独立个性的存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也就是作为一个"人"的特点或品格，这正是概括起来叫做"人性"的那个东西。所以"党性"和"人性"的关系，不是谁大谁小或谁高谁低的问题。它们是互不相容的。作为一个党员，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人，所以必定有人性，有良知，这是与生俱来的。至于党性，这是后加的，当他入党宣誓时，便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支配了，否则便不配作党员。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要求党员必须作"党的驯服工具"，这就是"党性"的最高境界。但是党员的人性又不能自动泯灭，所以二者的矛盾便一直存在。他如果能用党性克服人性，就是"党性很强"，否则就是"党性不纯"。一个党员身上这对矛盾的消长，对他的人生轨迹起着决定作用。
胡耀邦的光辉人生和悲剧结局
开辟了当代中国历史新篇章的胡耀邦，也是在"党性"和"人性"的矛盾运动中，达到自己光辉的顶点又走向悲剧结局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耀邦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人性光辉的领袖。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无畏精神，为历年冤案平反昭雪，从而使"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及其家属(大约牵涉到一亿人)，一下子摆脱了长期遭受凌辱、可以随便被人"踏上一只脚"的悲惨境地，能够抬起头来重新获得"人"的尊严。这是当代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搬开 "党文化"的重压，使亿万人的"人性"得以复苏的创举。
在解放这些"贱民"的同时，胡耀邦又领导了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从意识形态源头上，对"党文化"给以沉重的一击。因为 "两个凡是"就是毛泽东作为传家宝留给中共的"党文化"——包括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的片言只字，还有他在纸上画的圈圈——所有这些，全党和全国都必须照办。其实，正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党文化"统治了中国三十年，才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到崩溃的边缘。难道还要让中国人继续在这种"党文化"的愁云惨雾里讨生活吗?洞彻中共所面临的困局，胡耀邦毅然举起思想解放的旗帜，勇敢地和"两个凡是"宣告决裂，这才为当代中国历史转折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创造了思想前提。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胡耀邦解放了"党文化"奴役下的亿万"贱民"，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那条经典"党文化"的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上改革开放的大道，从而使中共度过了严重的统治危机，重新获得人民的拥护：换句话说，胡耀邦之所以能把党挽救过来，是因为他冲击了"党文化"。
一场大梦
1946年6月30日晚饭后，我和李殿成在西北农学院校园里散步。谈到当前政局时，我焦急地问他："不知哪里能找到共产党?"他说："我就是。"当时我大喜过望，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天天给我讲革命道理、指导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好友，就是我一直寻觅的共产党!原来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来的一个特委书记，已经考察了我五六个月，认为我已经具备入党条件，于是当即批准我入党，没有"候补期"。他还着重叮嘱我两点：一，今天是我"政治生命"开始的一天，要记住这一天，要一生忠于党。二，要"灰色"自己，就是注意隐蔽，以免引起敌人注意。万一被捕，务必保守党的秘密，绝不暴露身份。
当时我们俩既是最好的朋友，也是上下级关系。所以他所要求于我的"党性"，既是党的组织纪律，也是我的道德自律。我觉得把此生献给党，也就是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很长时间都未曾觉察有什么矛盾。所以从那时起，确实是把自己完全交给党了。1947年全国大学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六二大罢课"时，我一面组织本班同学参加罢课，一面给指挥部起草罢课通电。同室同学黄琇是三青团员，反对罢课，但我们私人关系很好，他告诉我小心点，因为三青团正在"注意"我。但我并没退缩，因为此时我的领导人李殿成已经离开学校，我和他单线联系，自己是独立作战，与学校的地下党没有横向关系，不怕当局"注意"。因为他们所能看到的，我不过就是一个"左倾"学生罢了，不可能从我身上找到什么"组织关系"。所以我不但继续参加罢课指挥部的工作，还在自己主编的《农经通讯》上，在头版用通栏大标题报道了西北农学院参加全国"反内战反饥饿大罢课"。
我是学农业经济的，毕业时，台湾糖业公司给学校来函，要聘用一名毕业生。那时学校没有拉关系走后门这一套，而是把糖业公司的来函直接贴出，接受所有毕业生的报名，然后按学业成绩录用。我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台糖又是全国有名的大企业，待遇优厚，本可以去台糖就业，不但个人有个好工作，还可让父母亲改善一下贫苦生活。但当我向李殿成请示时，他指示我不要去台湾，而要我到陕西郿县乡村师范(相当于中专)去当教员，以便在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该校条件艰苦，工资极低，每月只有140万元法币，光是教职员食堂的伙食费就要138万元。但我毫不犹豫地到郿县去了。
现在流行的"入党做官论"，不管是赞扬还是挖苦，它反映的都是共产党掌权后的事实：要做官就必须入党。我那个时候入党，和现在是两个时代，不但无官可做、无钱可捞，而且自己还要贴钱。我的领导人李殿成在西北农学院毕业后，有几个月没找到工作，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为了维持他的生活，我把父母珍藏多年、也是全家仅有的一枚金戒指，作为党费交给了他。
我上大学时享受全公费，又常给报纸写稿有稿费，所以买了不少三联书店和重庆《新华日报》出版的进步图书。我去郿县乡村师范时，把这些书全部捐给学生，成立一个地下图书馆。书都分散在学生手中，作为他们个人的书，互相私下传阅，所以学校当局根本不知道。不料学期快结束时，一个学生把一本苏联小说放在课桌上，被国民党派去的教导主任(是个特务)发现了，说是此书"左倾"，拿去进行审查。那些书虽然都没有我的名字，但他迟早一定会追出来源，所以我必须立即离开，于是马上以"待遇太低"为借口辞职。校长无奈地说："我们浅水养不了大鱼啊!"其实我生活虽然很苦，但却真舍不得离开，因为那些学生对我太好了!我临走时，全班同学团团围在身边深情地望着我，有几个孩子小声啼哭。我真难以面对这些淳朴的孩子，更不敢看他们闪着泪光的眼睛。这时一个学生哭着问道："李老师，你啥时回来呀?"看着他明知无望却又充满期待的眼神，我的眼泪也忍不住了。
我这一生，经历过无数次离别，唯独这次离别的情景，至今还在眼前，从未被岁月冲淡。如果说入党可以得到什么报酬的话，那么，郿县乡村师范那群学生发自内心的深情，就是我此生为"革命"献身所能得到的最可贵的回报。
从"游子回家"到"娘打孩子"
至于我反思"党性"和"人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原来做地下工作时，那是国民党的天下，必须时刻提防被捕，精神总是紧张的。说是"出生入死"，并不过分。记得1948年十月，我刚刚闯过封锁线，进入华北解放区泊头镇时，真是心花怒放!因为解放区是共产党的天下，自己好像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好不容易到家了!"
当时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就驻在泊头镇，安排李殿成和我住在一个老乡家。我们长期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因此特别能睡，几乎每天都是日上三竿才起床。所以房东的小女孩就笑我们是"睡不醒"。我曾有诗《赠殿成》追忆我们当时情景：
喜尝泊镇梨，笑对儿童喧。
常年不眠夜，化作一梦酣。
但是这种"游子到家"心情，在党夺得全国政权之后就逐渐淡薄了。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叙事文，叫做《右倾和左迁》，记录五十年代以后的坎坷人生。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排座次都是右为上，左为下，"左迁"是遭到贬斥。我因为1957年以后时常被批为"右倾"，所以就经常"左迁"。有一种"娘打孩子论"，用来给挨整的人宽心。但我根本想不通：我并没有错，为什么老挨打呢?而且这个 "娘"的心怎么那么狠，打起来怎么那么疼呢?所以我离开"党性"越来越远。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浩劫不必说了，连我最尊敬的彭德怀都被害死了，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1979年前后，这个距离曾经拉近，但是后来又远了，等到后来，我终于看透"党性"和"人性"的关系了。
为子不能尽孝，使我痛悔终生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胡耀邦在党内起主导作用的时候，我对改革的前途和党的事业又有了希望。特别是1979年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候，我有机会亲自观察和体验他充满人性的伟大胸怀。在这样总书记的领导下，极大地缩短了我和党的距离。就像当年我在地下工作期间奋不顾身一样，我为自己又能投身到党的改革开放事业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并且甘愿献出一切。刚粉碎四人帮那几年，是我平生写文章最多的时候，当时一概没有稿费。我父母双双病重在床，他们没有公费医疗，我们夫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到二百元，要养活老人和孩子，根本无力给老人看病，所以他们只能在家卧床拖着。而我那时简直成了一个工作狂，除了白天上班以外，夜以继日写文章批判左毒。
我母亲自知来日无多，总是盼望我在床前多陪她一会儿。她每天下午都把家里的小闹钟拿在手上看时间，等候我下班去陪她坐一会儿。可是我下了班也不曾在床前坐多长时间，和她多说说话，而是略微问候问候，就钻到小屋子里写文章去了。想起这些，我真是后悔无及!母亲茹苦含辛把我抚育成人，在她永远离开世界之前，我连一天假都没请过，都不曾仔细问问她有什么遗言要叮嘱我，我实在是辜负了慈母心!如今已经永远不能弥补了!
但这种忘我工作没有持续多久，我就被胡乔木和邓力群列入"与党分道扬镳"的名单之中。改革的形势也迅速逆转。胡耀邦不但眼看着我遭到整肃而无力保护，最后连他自己的总书记职位也被宫廷政变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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