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管见：习近平的戊戌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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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之年，习近平如愿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然后如愿连任国家主席，而未来再次连任或多次连任，也已没有体制性障碍。

同时，也一如人们所料，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他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似乎是遵从"七上八下"之潜规则。不久，他以一个普通中共党员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引起广泛注意。此后的事情就没什么稀奇的了──全国人大开会，他进入大会主席团，成为全球媒体镜头焦点，而在习近平连任后，他当选国家副主席。

此外，还有国家监察委员会，用来和中共的中纪委一起，对抗腐败。

这戊戌之变，体现中国共和之路的坎坷，同时，也体现"党天下"自身矛盾之新进展。

■党权之侧也须容国家权力安睡？

修改后的宪法，追随"文革"中宪法的精神，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正文，标志着"党天下"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势头。

然而，恰在此时，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连任限制，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王岐山以普通中共党员之身当选国家副主席，在体现习近平的耀眼成功的同时，看来也显示出，表面之下潜藏着另一种倾向。

先前，在苏联的改革中有过一些变化，曾经以其苏联方式，显示过这样的倾向。

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共产党推动改革，走得十分艰难。渐渐地，他萌生出似乎不大寻常的念头，要以新的方式，寻求更大更集中的权力。他在苏共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然后在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目标，他的意图，是实行总统制。终于，在苏联的（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苏联首任（也是末任）总统，成为第一位兼任手握行政大权的国家元首的苏共党魁。

此前，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曾拥有类似的权力，但他们兼任的是部长会议主席，而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中央决定，党的领袖不再兼任政府首脑。勃列日涅夫等人兼任过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那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而戈尔巴乔夫，要的是实权。通过实行总统制，他剥夺苏共党机构的经济决策权，将实权转移到政府首脑及各部首长手里，而他自己是国家元首，政府执行他的决策。这样，就可以绕开党内保守势力，在人民支持下推动改革进程。

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之际，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叶利钦当选为人民代表，并进入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然后，他宣布退出苏共，在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一年多之后，他经历俄罗斯民众普选，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

这样两位总统出现，实际上已经显示，苏共或俄共正在失势，新的政治过程正在展开。

习近平当然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完全不同，他也还没有表明要在中国实行总统制的打算。不过，现实生活中的客观规律，自有其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它可以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而显示其存在。

■在全球政治中施展权力

中国的国家主席，依照五四宪法的规定，有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的名义权力，到后来，这个权力没有了，这个职位就更为虚化。因此，可以认为，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连任限制的规定，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但是，习近平看来不这样认为。

通常，付出如此的努力，执意忍受形象的损失，毕竟要有所求才对。倘若不修改宪法，而习近平要在连任两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之后继续连任下去，那么，他很有可能如愿连任，而且也成功连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但必须卸任国家主席，由另外一人担任国家主席。这样，就无法再维持所谓"三位一体"局面。

无论是否担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力在国内基本不受影响，然而，人们察觉到，习近平在国际间活动，身份的改变，对他毕竟是有很大影响，因为他作为中共党魁和中国军队统帅，缺了国家行政领导人的身份，就不那么适合代表中国出席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事务的场合。

观察人士直言不讳：若无法继续连任国家主席，对习近平与中共的"全球野心"，有实质性影响。

"全球野心"，意味着中共的权力欲望在膨胀，而在其背后，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影子。

而无论如何，这都要求，中共的领袖不仅要有党内身份，也要有体现国家行政权力的身份，才能充分展现其国际影响力。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一方面在苏联默许之下，企图将亚洲纳入中共的势力范围，为此，不惜以领土及相关利益为代价，从笼络邻国越南、朝鲜甚至印度入手，换取亚洲各国的支持、拥戴；另一方面，他雄心勃勃地试图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不惜与苏共撕破脸，不仅以理论、政论交锋，而且也用枪炮威慑，进而对峙、交火。不过，他发动"文革"，虽然默许所谓"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赞颂，在国际上，大体上还属于防御性的政治运动，因为他发觉，内部的政敌及其所谓"修正主义"对他更具威胁，而他晚年发誓不当国家主席，显示出他在党内权力斗争，特别是接班人问题上，已是头破血流、心力交瘁。他在对外援助方面仍然习惯性地显示大方的姿态，却难以再度展现"全球野心"。

毛泽东身后，中共要从"文革"惨败的境况中走出来，操心改革开放之事，到情况好转而再露峥嵘，则遭遇民间反抗，酿成八九民主运动，于是悍然撕破伪装而动用军警大规模镇压。不料，此举成为反面样板，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敢步中共后尘再冒天下之大不韪，致使"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中共举目无亲，只好缩起头来"韬光养晦"，一时间也就谈不上"全球野心"了。

好不容易，历经二十几年，这样夹起尾巴作人的尴尬状态似乎熬到头了。经过改革开放、享受到市场化的巨大好处，江胡两代党魁之后，习近平的底气十足，野心再度膨胀。

与毛泽东当年一样，习近平掌握权力时也是年近六十，但与毛泽东不同，他得到权力，但缺乏长期政治与军事经历的磨练，学识与阅历都有明显缺陷。他的雄心，他的胆魄，他的焦虑，他的恐惧，搅和在一起，而"普通一兵"雷锋的那句名言，对他似乎更有极其现实的意义——须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之中。

冷战时的苏联，已是世界性强国，尽管经济活力愈益萎缩，毕竟政治、军事以及科研，实力堪称雄厚。一方面，苏联领导人习惯于在国际舞台上活动，另一方面，受欧美政党政治影响，党政之间有分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领导其相对独立的行政系统。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寻求党系统之外的行政权力，乃因为那样确实可以有所突破，可以打开局面。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寻求行政权力，是着眼于内，而非"全球野心"。

习近平则不同。人们普遍认为，连任国家主席，对习近平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样的看法有其意义，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就有其局限性，而习近平，显然更看重这连任举动对其"全球野心"的作用：他不仅要在国际舞台上公开活动，还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引领全世界的发展。

这很狂妄么？当国家权力在手中开始变得实际，真正有了价值，那就不一样了。

又一个"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正在冉冉升起。

■国家党化的波折

然而，这也意味着，全球化逐渐展开，中共"党专政"的某种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中共取得国家权力，逐渐显出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党的国家化，一是国家的党化。

这两个方面，没有明显的界线，甚至相互重叠，但是仔细观察，还是有必要加以区别。

中共成为执政党，它自身的国家化进展很快。中国有长期的专制历史，官僚机器相当发达，国家与官僚的意识在社会意识中根深蒂固。共产党人夺取了权力，当了官，尽管理论上、名义上要"为人民服务"，是所谓人民"勤务员"，或曰"公仆"，而现实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就当官作老爷了。

国家的党化，就复杂得多，缓慢得多。党员再多，也不过千万之众，而且应该是多为出类拔萃之辈，而国民，则是几万万之众。况且，社会中有多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要完全党化，并非易事。

更为复杂的是，党权向国家权力扩展，或覆盖国家权力，"横看"是党的国家化，"纵看"却是国家党化。王岐山"曲线归来"，国家监察委员会形同中纪委之下"翻版中纪委"，以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际中宣部、统战部等党机构的权力伸展，此类变化，似可视为两种变化之中间地带，或曰"党政合一"，就很是微妙。

那么，"共产党领导"，就是党的国家化及国家党化的同义语，其实质，即储安平先生所谓"党天下"。

国家党化，亦即"党天下"，它的显露，有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

最初，共产党国家的经典表述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亦即，工人阶级领导，而非共产党领导，是工人国家，或工农国家，而非党国。

曾几何时，这是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常识，如今，已恍若隔世。

无论共产党的国家化，还是国家党化，都意味着官僚化的发展。对此，毛泽东深为不满。他隐藏起"虎气"，"猴气"十足，发动"文革"，鼓动群众造官老爷的反、小官造大官的反，此即原因之一。但是，"文革"风暴席卷一切，党和国家都受到猛烈冲击，毛泽东很快也看到其中的危险，就不能不显露"虎气"了。先是不同意上海夺权者建立"上海公社"而改变国家体制，继而派工人和军人占领一些全国性武斗中影响较大的学校，毛泽东力挽狂澜。当时响彻全国的口号，叫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大肆宣传的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而"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在局势稳定之后，才逐渐响亮起来的。

这表明，共产党的国家化已成现实，但是国家党化，难度大得多，在一定的时候，还必须高唱"工人阶级领导"的调子。这样当然不行。

"文革"中的两部宪法，都在正文里规定了"共产党领导"，成为"工人阶级领导"转变或蜕变的信号，而"文革"之后，一方面，邓小平提出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突出"共产党领导"，修改后颁行的宪法，则在正文里删除了这样的内容。如此这般，折射着现实中的矛盾。

现在，"党领导一切"再度高亢，"党领导"再度进入宪法正文，同时，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国家主席连任的宪法限制，习近平下大力气动员力量将其删除。这位不识"宽农"而念曰"宽衣"，不知"格萨尔王"而叨念"萨格尔王"的饱学领袖，如愿获得了原先限制之内的国家主席第二任期，更多任期尚在远方，还只是依稀可见，而中共十九大上似乎"裸退"的王岐山，则以普通党员身份当选国家副主席。

这显然不象是俄国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故事，而是有几分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故事，尽管习近平和王岐山显然都敌视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促使苏联解体也未必有什么好感。

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可以让人们看到，共产党倚仗着国家权力，塑造其自身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滋生出难以遏制的腐败之势，而习近平大张旗鼓地反对中共自身的腐败，其手段，则是不受制约地运用党权。这样展开的博弈，到了矛盾尖锐化的地步，还是要在国家监察委员会名义下，直接运用国家权力。

党权纵然强大，甚至背离"党政分开"而"党政合一"，表象之下，终究只是国家权力演绎出某一变种，如此而已。

■国家党化遭遇"增长的极限"？

市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有深刻影响，其经济崛起，改变着世界的格局。

不过，中共很小心，一般只提"经济全球化"，谨慎地防范市场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更广泛的全球化进程，特别是小心地避开或抵制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国际趋势。不过，它渐渐地看到，不无兴奋地感觉到，它可以更多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多元化的机会与空间，甚至可以在抵御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同时，创造性地为其威权政治全球化开辟道路。

自信之心油然而生，内里还是有深深的恐惧，因为，市场经济之本性桀骜不驯，市场力量可以变幻出各种形式，甚至将政府控制力量为其所用。不让它自由地展现其本相，它会衍生出奇怪之相，或魔鬼之相，党政官僚羽翼下的权贵之尾大不掉，即为明证。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面前，狂妄大胆地展开计划经济及其体制的实验，没有塑造出马克思学说理论判断的社会主义，却蜕变为新型专制社会的命运。不过，那时候，共产党国家化、国家党化，都还算是以"计划化"为其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意味着市场化进程成为主导，而经济基础如此变化，国家党化必然显露出它维持过时上层建筑的实质。即使在国内，它也导致矛盾尖锐化的趋势，在国际社会，更难行得通。

但是，中共自有其办法应对。

在国内，中共力图控制市场化进程，即使面对最富于自由、个性之现代生产力，即互联网经济，它也祭出所谓"网络主权"，竭力对抗其自由发展的本性。中共对其承诺的改革无所作为，15年期限一到，即毫不脸红地要求"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似乎这种地位与其承诺之间毫无关联。

在国际间，集大成者，即习近平倡导的所谓"一带一路"。它借重国家之力而忽略市场主导，以金钱开辟道路而回避通行的市场规则，为自己的过剩产能寻求单向疏解渠道，大规模输出煤电企业而严重威胁人类治理气候变暖的努力，美其名曰"合作共赢"。

昔日，"社会主义阵营"曾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运作长达数十年，以"国际分工"为名扩张苏联模式，促进成员国之间交流的同时，加强苏联对其它成员国的控制，形成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共的作为，所谓"一带一路"，很象是"经互会"在21世纪的翻版，中共在国内实施的市场控制，再现于国际市场。

显然，国家党化，如同一件紧身衣，力图实现共产党的党政官僚机器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这件红色衣衫，当它比较粗线条的时候，似乎还很有些韧性或弹性，而当它编织得越来细致、越来越严密，看似天衣无缝之际，社会就难以忍耐。"紧身衣"终究力不从心，或者崩裂而一定程度上恢复某种粗线条状态，或者厉行"编织"之志，直到它最后崩裂为一堆破烂布条。

这件"紧身衣"要穿到国际社会身上，本来就嫌小。习近平志向远大，非要长久地担任中国国家主席，非要在国际舞台中央抖一抖这件"紧身衣"的威风，看来已是谁也拦不住了。

■"风烟滚滚来天半"

戊戌之变，其意义不仅在于"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又有复活之势，而且在于，"全球野心"驱使之下，权力运用上要寻求突破。

当年毛泽东对国际性权力的争夺遭受挫败，但这争夺本身，对中共有其意义，也就不论毛泽东人还在不在，中共之心，终究不死。习近平处在"崛起"的氛围之中，他要做大事，就要求有大权，而党权、军权，其实都是从国家权力变幻而出──行政权力被压抑于党权之下，或党权凌驾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实乃三权无法分立之际，国家权力只得幻化为党权之身出现。

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总统，着手制定苏联作为国家联盟的新规则，于是图穷匕见，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而抗争。危急之时，身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振臂一呼，得到响应，显示出民众的力量，更显示出加盟共和国的力量。联盟的权力本来来自于加盟共和国。联盟钻进牛角尖，加盟共和国站出来，发出声音，联盟随即解体。

同理，共产党将国家权力塑造为党国之权，越是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越是到"领导一切"的地步，就越是会出现崩裂的迹象。

习近平悍然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连任限制，实现连任而欲再展宏图，王岐山卸任中共高层职务而就任国家副主席，以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等各种花样，党权扩张的势头不可谓不凶猛，不经意间，也显露出另外的倾向。

一手导演了戊戌之变的习近平，身边聚集着王岐山、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刘鹤等人，还有陈敏尔、蔡奇以及李鸿忠等一大批干将，或许让他有了当年曹操百万大军下江南的豪迈感觉。

"新时代"的大戏，理所应当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