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余英时(右一)以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及同情流亡异议人士著称。图为他与太太陈淑平(右三)2000年6月出席天安门学运领袖李录(左一) 、与新娘李节(右二)在纽约的婚宴时合影。(曾慧燕摄)
拨通电话，第一串振铃声传来，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想马上挂断电话，因为我可以想象，这串铃声会像逮捕令一样，把一个老者从书桌边拘来，他接完电话回去后，还能不能接上被我刚刚掐断的思绪，还很难讲；即便接上了，会不会有个疙瘩？但我还是克制住了冲动，铃声像一条蛇，一只镣铐，向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栋公寓楼爬去。台北联经出版社催我太急，非要这几天拿到余英时教授为我那本书写的序言不可，言下之意，我的书能不能出版，就看有没有那篇序言了。
“Hello,”听筒里传来我意料之外的女声，有点风霜，但依然柔缓。
“对不起，我找余英时教授，”我听得出自己匆忙的声音里裹着羞愧。
“哦，您是哪位？”那声音以一种乡音般的亲切送来鼓励。
“我是吴稼祥。”
“呵，我知道你，你的那部手稿就在余先生的书桌上，我是他太太，您有什么事吗？”声音似乎是从深闺里传出来的，幽深里，渗出些许娴静。
“我……” 我欲言又止，心里想，序言可能没戏了，遇到“门卫”了，没有哪个名人的夫人不替自己丈夫挡驾的，况且，余先生是世界级学者，几乎所有海外华人学者都想跳他 这个龙门，而我，于他们家又那么陌生，我只在一次学术会议的餐桌上见过余先生一面，至于余夫人，则从未有缘拜见。虽然没有把我乱棍打出电话线，或许她已达 拒绝功的上乘境界，太极推手？
大概是听出了我的迟疑，余夫人轻轻笑了起来，汩汩地，像一股热水冲进茶杯：“您是不是想问余先生为您写的那篇序言是否完成了？”
“是，是的……”我松了口气。
“真对不起，他去台湾出席科学院院士会了，不过，他临行前说，您如果来电话，让我转告您，您的书稿他拜读了一半。我把您的书稿摊在他写字台上，他一回来，让他先写您的序言，好吗？”
还能不好吗，我连声感谢。一周后，我的书稿和余英时先生写的序言寄到了波士顿。
那是2000年秋天的事。
一 个多月前，安徽工业大学教授王健来京，聊天时，我说到上面的故事。他说，他去年作为安徽教育访问团成员去美国，见到了余夫人。本来，访问团请人带话，想知 道他们是否有荣幸，拜会并宴请一下他们引为自豪的老乡余英时先生。结果，余先生自己设宴两桌，请代表全体成员就席。席间，余夫人一直微笑着听大家谈话，既 不说话，也不吃东西，在这张桌子上坐坐，又到另一张桌子上坐坐，座位改变了，始终不变的是脸上的笑容。
“夫人不吃点东西吗？”一位团员忍不住问道。
余夫人没有开口，余先生替她回答道：“真是对不起，她今天上午刚拔了两颗牙，医生交代最好不要吃东西，可以喝点流食。”
说罢，只见余夫人依然微笑着合掌朝众人拜了两下。
2008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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