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 月某日,青岛港口旭日初升,霞光万道。一艘即将启碇北航的客轮舷边栏杆上,坐着一位英姿飒爽的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他含笑望着镜头,眉宇间充溢着喜气和期 盼。几只白色的海鸥自由自在地飞翔在他身前脚下,似乎也受到这位远方来客昂扬奋发的气息感染。波光粼粼的海面一片静谧安详,整个画面黑白分明,基调是催人 向上给人希望的,正与新生的共和国的氛围相得益彰。
这位俊朗结实的 青年便是我大哥,出生于1924年,即父亲从北大本科毕业那一年,故名‘成学’。他是我爷爷一门三房‘成’字辈十名男孙的第三位,也是备受亲友喜爱`才华 横溢的好男儿。照片是他当年从香港千里迢迢北上东三省途中拍摄的。作为著名的中央大学电机系47年的毕业生,他满怀报国赤诚,一心要在重工业中心所在的的 北国施展抱负,服务人民。
然而,29年后 他却在哈尔滨的监狱中一病不起,素以体健称的他竟因区区感冒,孤寂地永辞人世!他的妻女远在青岛---29年前他曾留影于斯的海滨城市;67岁的老母则于 更远的南方原籍东莞农村被监督劳动;身为他幼弟的我,正处新疆兵团劳动,身份是‘摘帽右派’,类似于《水浒》中林冲`杨志等配军!
套用林教头一句口头禅,叫做‘天可怜见’。上帝慈悲,我一母同胞四‘成’尽管厄运重重,却未至全军尽丧。幸存的三兄弟中,又以我最富戏剧性,大起大落,柳暗花明,竟能于大哥瘐毙37年后,前来寻访他昔日留下的痕迹,雪泥鸿爪,令人感叹唏嘘。
他是因曾在台湾 被捕这段‘历史问题’而遭殃的。本来,1955年大陆‘肃反’时已有审查结论,说与本人交待相符,‘没有隐瞒’---据说,那是公安部门通过台湾的内线查 核的结果。因为,49年冬他一到东北,就向组织交代历史,此乃惯例。大哥既非特务,又无叛变,证据确凿。奇怪的是纵使如此,肃反后仍将他定为‘内控使用 ’。他是电机工程师,却不让他在工厂工作,把他调到技工学校教数学。不过,校方还能根据学历将其定为一级教师(50年代中期月薪101元,相当于大学讲师 待遇)。但后来书也不让交了,再调到图书馆,负责给外文图书杂志编目录,以免他接触和影响学生?
文革风暴一起,公检法砸烂,肃反结论不作数了。他被逮捕关押,罪名为‘特嫌兼叛徒’,时在1966年9月。
如果仅仅如此, 还只是我大哥一人倒霉。最匪夷所思的是,因他人缘好,群众威信比某些‘人民代表’还高,结果被栽上一个‘反革命集团首脑’的吓人名号。该集团被官方称为 ‘中华民族救国军’,株连上万人,遍及黑龙江省内外,直至西北`中南等省区。举凡他的学生,同事,同宿舍者,同乡,老同学,老朋友,等等,都被当作该集团 成员。
时光流逝,清者自清。1980年哈尔滨市召开万人大会,为该案平反。‘中华民族救国军'纯属子虚乌有!!!
不过,往事并不如烟。2006年8月28日晚8时,我访问大哥旧同事罗老师。他仍心有余悸,不愿多谈当年那桩冤案,态度显得非常冷淡,甚至拒绝让我进屋,只是在楼下空地说了几句。话语中隐约含有某种敌意,天晓得怎么回事!
我心灰意冷,真 想就此放弃采访,次晨离哈。好在一觉醒来,晴空万里,天朗气清。无意中碰倒两位退休老师,都姓刘,认识大哥,但不熟。他们向我提供了线索,让我访问余老 师。遂于晚饭后前去余的住处,受到热情的接待。余自称47年16岁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与朱镕基同届。他其实和大哥也并不很熟,只不过在同一栋宿舍楼居 住。不料竟受猜疑属‘救国军’骨干,被单独关牛棚达十年之久。直到80年才得以平反,是遭遇最惨的一个。他现在孑然一身,看上去外表硬朗,实际上心脏病严 重,全因长期在校内从事重劳动,把身体累垮了。所以二刘曾叮嘱我,千万别让余太激动,以免发生意外。但他跟我畅谈一个多小时,精神矍铄,一再盛赞大哥‘人 缘好’,丝毫没有埋怨自己无辜受株连之意。二刘过虑了。
从余老师家出来,沿着黑沉沉的小径走回住处。这是大哥生前走过的一段老路。我不禁想起电影《苦恋》中的一句台词: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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