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方石先生
在“民主论坛 2007-10-10 新闻与评论”中，看到署名方石的一篇《悲剧人物宋庆龄——阅读相关材料有感》，因为我刚刚在台湾《传记文学》2007年8月号发表过一篇封面文章《宋庆龄与共产国际》，自然对于方石先生所说的“相关材料”抱有兴趣。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方石先生仅仅依据他自己几次重读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内容提要》，就极其肯定地给出了道德层面的正面评判：
“宋庆龄是个正直、勇敢，一心想救中国的政治活动家，本可大有作为；可惜后期误上贼船，成了毛记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饰品。她无法解脱，悔恨不已，临终前说：‘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她痛感作了错误选择，愧对中山先生。其实，她不必如此自责。她从未违背自己的政治良心。是中共利用她的理想主义和政治责任感，使之充当了助毛反蒋的政治工具；后来又因为她不肯违背政治良心‘跟党走’，毛对她越来越不耐烦。……我不由大胆设想：如果中山先生不死，可能也会上当的。”
且不说宋庆龄是不是当真“正直、勇敢”；所谓的“一心想救中国的政治活动家”，本身就是以特殊材料自居的党人所习惯的一种极其原始野蛮的价值判断。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一颗自救救人的脑袋，凭什么宋庆龄就是“一心想救中国的政治活动家”呢？有哪一个中国人通过程序正义优先的选举程序或授权程序给予宋庆龄“救中国”的特殊材料之权力了呢？！
笔者细读了方石先生提供的“1994年11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支部委员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从中确实发现了宋庆龄晚年“无法解脱，悔恨不已”的一些人性火花。
诸如55年11月她给毛写信：
“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诸如57年她又写信给党中央：
“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800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诸如宋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
“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证明宋庆龄“是个正直、勇敢，一心想救中国的政治活动家，……从未违背自己的政治良心。”
中国古人早就知道“知人论世”，评论宋庆龄这个人，自然需要知道她公开的和秘密的政治身份。方石先生所提供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内容提要》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宋1950年3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所谓“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指的是宋庆龄在中国共产党的母党即苏联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中担任秘密成员的那段历史。
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纪念文章《我的回忆之二》，其中介绍了他自己于1933年5月被保释出狱之后，在他的母亲何香凝家中与宋庆龄的一次秘密对话：
“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她只说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我本人在明镜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一书中，还引用过伊罗生的一段回忆：1934年，一心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美国年轻记者伊罗生，在遭受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排挤打压之后，不得不选择离开上海。他在与共产国际秘密成员宋庆龄告别时，宋庆龄特别提醒他要注意安全：“我不是指国民党。”伊罗生问：“你是说共产党？”宋庆龄回答说：“是的，不错。注意安全。你不了解这些人，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宋庆龄在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中国国民党与更加邪恶的苏联共产国际之间自愿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是基于她与邓演达、陈友仁想依靠苏联人的财力和武力重新夺取政权的政治野心的。把这样一个甘心投靠苏联帝国主义的女人连同她的更加不择手段的丈夫孙中山神圣化，与把毛氏伟人神圣化一样，是基于一种政教合一的邪教心态。宋庆龄在公共事务及私人生活方面的某些不可告人的人性污点，才是导致她死心塌地地与狼共舞的最为直接也最为根本的原因，单纯解释为她被骗上了“贼船”，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退一步说，一个长脑袋的人被另一些同样长脑袋的人欺骗了，除了谴责骗子们缺乏良知和道德之外，总还需要追问受骗人：“你对得起自己长的那颗脑袋吗？你自己难道不该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吗？！”
单从学术上讲，方石先生仅仅看了官方的一份内部资料就草率写作，是很不负责的一种写作态度。两年前有一位叫葛陵元的朋友抄录了一大堆二手资料，然后一再质问我写历史为什么非要查第一手文献资料，问得我哭笑不得。我想方石先生不会是又一个葛陵元吧？
写历史当年要刨根问底去寻求历史真相。历史真相只存在于一系列最为原始的第一手材料所形成的证据链条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以论传讹的传奇演义之中。文化大革命中数亿中国人众口一词高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领袖当真万岁了吗？数亿中国人异口同声恶骂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当真是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吗？！
学术研究与体育比赛一样是讲究公平竞争也就是鲁迅所坚决拒绝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前提条件就是程序正义优先的比赛规则。在体育场上，一个重量级的拳击手是不会与轻量级的拳击手浪费时间的，一个足球健将也不会与花样滑冰的选手同台比赛的。这就是我一直对葛陵元先生不予理会的原因所在。
2007年10月11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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