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两篇作品在民间和网上流传，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及两个附件。这份“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有五六万字，两个附件分别介绍俄罗斯、东欧和台湾的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分别有六七万字、三四万字，这就已经是一部沉甸甸的专著了，此外还有十个分报告和一篇附件尚待完成发表，那将会是一部关于中国宪政改革的鸿篇巨著。另外一篇是由170人（绝大部分是离退休干部）联署的致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十七大各位代表的公开信，全文约三万余字。
自去年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后，网络和报刊上就民主问题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讨论。进入2007年后，《炎黄春秋》第2期刊登了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接着，2月15日，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有3274人联署的致全国人大并报党中央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人大做出决议，坚决纠正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行为。谢韬的文章，引起了民间和理论界的巨大反响，几个月来，赞赏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赞赏者和讨伐者壁垒分明，甚至出现短兵相接的局面。张博树的研究报告和170人的公开信虽然没有正面交锋，但实际上也是两种对中国发展路径的不同观点的对立，因此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关切。理论讨论的渐趋活跃，是值得高兴的。
2007年的这个现象不是偶然地、突然地出现的，它一方面是前几年甚至是十八年来人们反思探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政治改革缺位和经济改革歧途化所激起的理论反弹。这几年来，探讨中国社会前途的民间舆论不断发展，与官方媒体因随舆论导向的指挥棒而表现的千人一面的情况相反，民间舆论却呈现出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局面，各种不同观点争相展露。与热中于追逐财富而对社会发展漠不关心的人相比，这些民间舆论的参与者——从毛派到自由派，都是关切民族命运的爱国者，无论他们的观点如何，爱国精神总是值得肯定的。
近几年理论探讨的日益活跃，是有它的社会背景的。权贵和奸商相互勾结，残酷地掠夺人民财富，普通老百姓的自由权利遭到践踏，贫富两极分化，贵贱等级森严。这种社会现象，使得所有关切国家命运的人士，加深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并通过各种民间渠道，包括互联网，表达自己的见解。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几份万言书，曾经反映出毛派人士对改革状况的忧虑和不满。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社会不公的进一步扩展，更加大了这种忧虑和不满。今年9月的170人的公开信，正是他们的忧虑和不满的集中表现。需要指出，从九十年代的万言书到170人的公开信，他们一以贯之地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指导思想，把一切违反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言论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认为改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复辟”，主张恢复到毛泽东时代，这自然是不可取的。向毛式社会主义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对照这些毛派言论，谢韬、张博树等人的观点表现了一种前进的取向，尽管他们的见解各不相同，路径选择也大异其趣，但有着共同的主题词，那就是民主、自由、宪政。现阶段的中国，只有向着民主、自由、宪政的方向发展，才能解决贫富贵贱两极分化、社会极度不公等问题，中华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但无论是毛派的公开信，还是谢韬、张博树的文章报告，他们都对执政当局寄以希望。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共同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执政当局是选择社会发展路径的决定性因素，各种民间力量都希望执政当局采纳自己的见解，自在情理之中。面对纷纭复杂的种种建言，执政当局究应作出何种选择？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方面，他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承认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这个层面而言，他们应当更多地考虑谢、张等人的民主主义主张。但另一方面，他们毕竟是在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思想上充满了斯大林主义的偏见，理论上则为斯大林主义的惯性所左右。这就是说，在他们的思想上，既有民主主义的一面，期望着建立民主的中国，又因与毛派有着同一渊源，而局限于毛式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的一面。所以，尽管他们志在复兴中华，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却不能不深受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在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摆脱不了毛式社会主义的老思路、老框架，迈不开步子；同时，也无法应对毛派人士的责难。这个困境不但难倒了执政当局，也使体制内的改革派理论家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既难以苟同毛派的理论，又不能超越舆论导向所容许的范围来进行答辩，于是便只好噤声不语。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民主主义舆论就显得更加可贵。
对于处在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夹缝里的执政当局来说，究竟应该坚持斯大林主义，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还是抛弃毛式专制主义的理论思想，转向彻底的民主主义？要破解这个难题，其实并不复杂，执政党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而要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完成民主革命。只有经过民主、自由、宪政的民主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不论是对于执政当局，还是普通老百姓，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实现这个转变，都是十分困难的。它需要一个探讨思考的过程、自我教育的过程，一个群众性的启蒙运动。而这个启蒙运动的开展，又要求言论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只有言论和新闻出版有了充分的自由，才能为社会发展路径的研究、探讨和辩论，提供广阔的舞台，才能为思想的活跃和理论的繁荣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机会；只有全社会的思想活跃和理论繁荣，才能为执政当局提供更广泛的选择自由和更宽阔的选择余地。新闻出版自由——理论繁荣——正确的路径选择，这是一条合乎情理的发展逻辑。在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下，不论是毛派人士，还是民主主义者，都有足够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经过充分的争论驳难，真理就会愈辩愈明；在异彩纷呈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披沙沥金将不是难事，执政当局可以从容研究，选择最佳的社会发展路径。
各种不同的理论思想在2007年更加活跃，这当然是好事。这个现象出现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客观上反映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不同期待。当然，希望十七大作出某些重大的政策转变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期望，十七大至少可以为转变提供可能性和一些基本条件。2007年的理论活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理论繁荣。面对张博树的研究报告和170人的公开信，我们有理由乐观地展望未来。
2007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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