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2日星期六

綦彦臣:回不去的列宁,或两种新阶级

耘余闲墨(7

上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政治伦理指向是「回到列宁去」,尽管未使用该口号;过了三十多年,戈尔巴乔夫也试图以「回到列宁去」给改革找出路,但结果是回不去了。赫戈二氏,所受的文化影响在暗中起作用,「回到列宁去」是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回到康德去」哲学思维习得无疑。回观戈氏被体制内主流思潮推动的政治哲学之抉择,还能证明戈氏失败是表面的,列宁主义失败是深层的。列宁主义所说的与所做的几乎完全相反。比如戈氏坚持说社会主义是群众活生生的创造,「这是列宁说的」,而事实上,不但群众被完全虚化,而且活生生绝对不允许。对列宁主义的危险早有人洞察,罗莎·卢森堡在监狱里写作(书稿)时,指出:「托洛茨基和列宁发现的拯救办法是对一般民主的废除,是比得到控制的弊端更糟的东西。」不惟罗莎尖锐反对,当列宁主义被继承并发展为斯大林主义时,哲学思潮之差异与冲突变成了同质国家政权之间的外交龃龉。苏联从来没能协调好同质政权之间的外交关系。
在那个时代,南斯拉夫顶尖级异议人米洛万·吉拉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权实践体系进行的系统化批判,产生了著名观点——「新阶级」。新阶级是体制内的,是由革命时期的领袖集团中知识分子转化来的。吉拉斯说:「构成这个进行统治的官僚集团(或者,用我的术语讲,这个新阶级)核心的知识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实际上,那是一群的官僚,或者说政治官僚。」这些人在党权中是宣传官员,是组织官员,是同质政党间的联络官员,是对内进行「协商」的统战官员,等等。就算列宁主义完全正面化,它也对付不了新阶级。从吉拉斯原教旨性维护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招牌之愿望出发,他痛心且沮丧地指出:共产党只是新阶级的傀儡,新阶级把党腐蚀成了一个空壳;新阶级越强大,共产党就越虚弱,「这是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都不可逃避的命运」。吉拉斯原教旨情结深重,戈尔巴乔夫受其影响程度不知,但戈氏在前苏联展开的社会主义政权史上最庞大的改革,本质上是为解决吉氏所痛斥的新阶级问题。就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的苏联情况看,体制内学术精英发起「回到列宁去」的思潮使列宁再度被神化,斯大林当然也被再度「妖魔化」。但真实的斯大林不仅继承了列宁主义,而且在未掌握最高党权之前受尽了列宁夫人的颐指气使,以至于对该女人大爆粗口。列宁夫人官位仅在副部级,按党的工作程序没有教训斯大林的资格,但她「代表列宁」。列宁本人在政权建立后是政府首脑,不担任苏共中央职务,但他又实质性地主持苏共中央与政治局的工作。后来分身乏术,才权宜性地设立「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出任。这个时候,总书记是苏共中央书记处的秘书长,是对列宁负责的最大的「小跑儿」。斯大林表面粗鲁,内心精计,所以,在列宁死后把总书记弄到「总党魁」的名实。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斯大林的再度「妖魔化」不经意间涉及到了另一个「新阶级」问题,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农民成份。苏共是名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但里面有太多的农民,而农民对高级权力的崇拜与盲从又是俄罗斯的不易传统。发现这一弊端的人叫亚历山大·鲍文,新闻兼评论职业出身,职位干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鲍文当然无法与吉拉斯的地位与影响相比,吉氏曾干到副国级。更主要的原因是吉氏的批判发生在社会主义政权运动鼎盛时期,而鲍文则是在运动衰败时期发言。一个曲突,一个烂额,如此者也!戈尔巴乔夫没能回到列宁去,但他的夫人赖莎倒是有点回到列宁夫人的意味。尽管赖莎尚未至敢对戈氏的重量级同僚颐指气使的地步,但在「八·一九政变」参与者的波尔金(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眼里,她是浮夸、奢华的女人,爱出风头、爱穿华丽衣装,等等,总之,是一个令有些修养人的不堪亦不齿的无品位女人。赖莎和戈尔巴乔夫是大学同学,都不是「工农兵学员」(好像苏联也没这玩意儿!),而且日后赖莎取得了大学教授学衔。但令人困惑的是,这么一个正牌的老大学生、资深教授为何非把自己弄成「戏子」一般的玩意儿?老套地说,权力太腐蚀人了!戈尔巴乔夫没弄什么在职硕士、博士之类,但是,他为何笨蛋到辨别不清斯大林主义就是对列宁主义的继承与扩容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老套地说,装蛋,权术而已。以历史逻辑看待赖莎这个人,她的「戏子」做派好像是受了中国的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影响。还可以类比的是,江青作为第一夫人也受了列宁夫人的影响,所以,在政治做派上极为嚣张。毛列二氏更有一比:毛以党主席之绝对权重废掉国家元首,虚空此位,其权能与列宁以政府首脑本职而实控党权可谓异曲同工。但同工如此,而绝无「之妙」可言。
所有共产党政权,不管是死掉的还是苟延残喘的,都没法解决最高权力的获得之程序化与正当性问题——总是不该当的,偏偏混上了;还有,不愿意当的,很可能就被哄上去而弄到(体制角度的)身败名裂(在中国,胡耀邦、赵紫阳都是例子)。既然最高权力之获得充满极大不确定性,那么,等而下之的各级党权分子的选员在任命制下,当然也是那些「不该当的」,当然也「偏偏混上了」。这样的政治制度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那真地是鬼推磨了!如此之类的政党要想管束好自己的成员,那真地是白日升天了!没有鬼推磨,没有白日升天,但那些被排斥的能量分子、那些还有些头脑的普通百姓绝对不会认同现存体制。即便他们不言,也是看不起它。斯大林被两度「妖魔化」,社会政治心理原因恰在于此。列宁夫人曾试图将斯大林从总书记(最大的「小跑儿」)位置上赶下去,但没有成功。这段历史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被高度正面化,其实呢,列宁夫人与斯大林「没有一个好玩意儿」。所以,在斯大林的时代里,不但「妄议」不行,而且沉默不语也不行,因为后者在各级当权者看来更危险——不知道沉默者在琢磨什么,或许在谋划一场颠覆。沉默往往被那个时代看成是睥睨一切,睥睨一切比汹汹「妄议」更能产生藐视各级党权分子的效果。用中国鄙俚来说,那叫「我不尿你」。想想看,在远离莫斯科(或北京)的高加索(或云南边陲)有个在当地人看来傲慢到不跟任何党权分子客套乃至连眼神都不过的人,那种「不尿」的含义会让莫斯科(或北京)顶尖级权力分子们有多难受?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初稿;十二日晚,改定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1 条评论:

  1. 不存在杨巨峰西联我的事实!
    綦彦臣

    我已经彻底淡出异议政治,不再参与任何该方面活动。现在,只是抽出一点时间来澄清一些关键误读。其中,杨巨峰先生使用西联汇款而暴露行踪,算是一大公案了。
    发出此信息者是否别有用心我不做猜度,但它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质疑。当然,我在推特上做过一些解释。由于考虑诸方关系,我很快删掉那些推文。目前,我的推特账号处于被暂时冻结状态。它暂时它的,我不会申请解封。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海外中文媒体在作恶,帮助恶势力打压我。此话打住,留给历史书写。
    回到主题,简洁而言:
    第一,杨巨峰只向我转账一笔,金额人民币18700元,用于一个公司平台开办,主要开支是房租(1.2万元);
    第二,杨巨峰委托国内一位关系人使用农行卡(或者其他银行卡)向我的农行卡转账此笔,杨的代为转账人到非洲后,杨以非洲货币偿还;
    第三,以上操作不是我们两个人的私下约定,是组织程序批准的。
    至于杨巨峰曾给我二十万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美元的事情实在不值得一驳,但是,有下面三个关联问题要向历史作证而与个人恩怨无关:
    其一,我与杨巨峰确实有矛盾,最初原因是他给我介绍专业咨询业务(我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但是,他叮嘱我不要向组织正职领导人汇报,我觉得不妥,做了汇报。这样,咨询业务没做成,我还搭进对我来说是数额不小的差旅费。
    在这个事情上,我为什么谨慎?这是有教训的——我出狱后,彭明在缅甸被抓前,有人从泰国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两个合作重振中发联。简言之,踢开彭明。
    其二,关于独狼行动,我是明确反对的,尽管我主张人民有使用暴力的权利。我尤其反对针对在国外的贪官二奶的独狼行为,因为对妇女采取极端暴力是我道德底线所不能接受的。我希望杨先生自己公开解释清楚独狼行动,杨对此反唇相讥。这在推特上是公开的,不多说。
    所谓的“綦彦臣公开与杨巨峰切割”,是我遭遇组织内部排挤的重要原因。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因为按程序我已经做了检讨,且组织正职领导人公开签署文告声援杨巨峰——组织规定正职领导人有最后拍板权力,其他领导成员绝对服从。问题算是了解。而后,某位领导层成员突然采取“二合一”手段合并我切割杨、私自募捐问题,建议对我采取记过处分。随之,组织正职领导人在内部暂停了我的副职职务。
    多说的是,最初约定且有公开视频为证——只要綦彦臣不投共,在国内有充分的自主权。我不相信所谓“私自募捐”(一分没筹到且及时终止)等同于投共。
    其三,作为组织领导成员之一我明确知道杨巨峰在失踪前就已经不是执委成员,他自己在内部宣布退出领导层。简言之,那个组织文告里的“执委杨巨峰”是不准确的,应该加一个“前”。
    往者不追,来者不谏。不过,我要说明的是,我的主动退出组织行为在技术上,是由于有人处心积虑挑拨我与组织正职领导人的关系。整个事件给历史留下了两大疑问:1.“綦彦臣公开切割杨巨峰”事情已经程序了解,何以旧话重提,以致出现“二合一”?2.我的自由裁量权力是组织赋予的,何以最后全都成了“破坏行为”——以至于我被组织正职领导人斥骂为吃美元的“狗”?
    我不想揭开这两大疑问,但是,它们是我对海外民运彻底失望的根本原因。我确实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从污泥浊水的老民运里面可以拉出一只新队伍,最后,我失败了。我认败,所以,决定完全淡出异议政治。【适当时机,我会全面回顾这一年的起伏跌宕,或将写成一本小书。欢迎有酬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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