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嘉偉 | 堅毅的女聲：三個不同時代、國家和背景的女性作家共同的哲學理想

作者：潘嘉偉

央廣 Rti 2026-10-17

可能沒有人會把英國作家Virginia Woolf（維吉尼亞．吳爾芙）、中國作家張愛玲和香港大律師和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放在一起，但我覺得她們畢生各自在追求的價值是共通的。

維吉尼亞·吳爾芙透過她的書信和其他文學作品表達對女性權利的關注，張愛玲把她對愛情的想像投射在她的小說裡，幸彤把她對民主人權的追求在她的獄中書信透過其朋友幫忙管理的臉書專頁和Patreon的帳號和大家隔空交流。

維吉尼亞．吳爾芙於1925年發表的代表作《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意識流的寫作手法在文壇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戴洛維夫人熱衷舉辦派對，刻畫女性在社會中的既定角色，與女性以隱晦的方式反抗，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舊社會一些對性別定型的期待仍舊沒有改變，戰爭帶來的傷痛引發了對精神病和抑鬱症的探討。

張愛玲在現實中與胡蘭成的敢愛敢恨，在戰亂、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抵抗外敵和文化意識博弈紛亂的時代背景尤其具傳奇色彩，很多文學評論認為張愛玲筆下寫的經典角色，其實是寫她自己，相識與別離，充滿悲痛與無奈。雖然家世顯赫，她深具個人特色和獨立思想，在香港與上海兩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大都市，她的作品和風格充份反映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皇軍在中國及其他國家引起的戰亂情況，但充滿時代氣息，有些評論認為她表現出反共，但亦有認為她的政治立場並非那麼純粹。

鄒幸彤身處表面和平的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面對沒有戰亂的華人社會但在中共極權表面看似繁華盛世的大時代，她作為劍橋大學畢業高材生作出的抉擇，令只看功利的人大惑不解，為甚麼在就讀關於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的時候放棄，回香港做關注勞工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在職期間讀法律，繼而成為大律師，代理人權個案，其後更積極參與香港支聯會，她面對的時代是在原來享有言論自由的後英國殖民的香港，作為高級知識份子的女性，她顯示出比Virginia Woolf時代和張愛玲時代的女性更獨立、更不受一般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和看法。

維吉尼亞．吳爾芙身處的年代是維多利亞女王晚年和愛德華七世，19世紀末、20年紀初的英、美、歐洲處於世界各地有殖民地但又有逐漸有殖民地獨立的年代，社會充斥著各種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分配現象。維吉尼亞·吳爾芙以她在作品和其他文字表達對女性權利的關注。 張愛玲的年代是華人社會剛受西方文化薰陶的年代，鄒幸彤身處的年代，原來是一般會覺得思想和政治制度理應進步很多了，女性的聲音和權利也應該比一百多年前的英國或幾十年前的華人社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但雖然維吉尼亞．吳爾芙、張愛玲和鄒幸彤都是著名大學畢業，女性是能有高學歷，而維吉尼亞．吳爾芙和張愛玲都成了著名作家，她們在文學上的地位，並沒有讓她們的思想在仍由男性主導的文化領域中得到足夠的重視。鄒幸彤成了香港著名的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行使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卻被政權以所謂「國安法」的惡法起訴，在法庭的精彩陳述和在網絡上寫給公眾的文章，單看法庭對她的態度，她的言論並沒有得到重視。

她們都是時代造成的人物，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堅持，但都被時代忽視她們想追求的東西。 

作者》潘嘉偉 作者為蘇格蘭聖安德魯大學前訪問學者丶日本明治大學丶東京大學前訪問研究員丶國際特赦組織前中國研究員丶亞洲律師網絡理事丶人權衡量倡議組織東亞負責人，旅居日本香港人權工作者丶前記者。

刘军宁：今天的中共到底是不是一个反党集团？

刘军宁  X 
@liujunning · Oct 30, 2026

今天的中共到底是不是一个反党集团？

如果中共不是反党集团，为什么长期地、系统性地、巨大规模地整肃本党政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原376人，五中全会出席仅279人，出席率74.2%，为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最低。同一次会议确认开除33人（军方16人），创改革开放以来全会单次最高纪录。中央军委从七人清洗到仅剩两人。正战区级二十五席抓了三十八个，同一把椅子清空不止一遍。2026年前九个月已处分约68万人。自2012年以来累计数百万。当本届中央委员会超过四分之一、政治局多个席位、军委绝大多数成员被清除或缺席时，这已不是普通反腐，而是有力地证明了中共在整体上是一个反党集团

如果中共不是反党集团，为什么用反党语言把干部定义为敌人？

官方文件对党政干部的指控高度标准化：理想信念丧失、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热衷政治攀附、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以及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家族腐败、生活腐化等。这些表述几乎逐条对应《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违反政治纪律”的条款。2026年《求是》刊发的文章更直接警告“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口口声声讲政治忠诚和“两个维护”，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随时准备“跳船”；思想上自由主义、政治上投机主义、组织上宗派主义、工作上本位主义。凡此种种“对党的事业、党的形象危害极大”，换届必须“擦亮眼睛，决不让两面人蒙混过关”。这里的态度和语言都是用来针对反党分子的。

如果中共不是反党集团，为什么一再发誓要刀刃向内，全面从严治党，重典治乱？

官方反复强调“刀刃向内”“坚决清除那些对党不忠、阳奉阴违、以权谋私的人”。若这些指控成立，被清除者已是党的敌人；若指控主要服务于权力巩固，清除本身构成对党的组织与干部的系统性敌对。两种解释都不支持“中共不是反党集团”的前提。

如果中共不是一个反党集团，胡春华为何要携带党章出席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闭幕画面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委员胡春华桌上放着一本明显经过反复翻阅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此举并非普通备查，而是把党章从“服从核心的工具”重新拉回“约束所有人的根本规范”。这一动作直接挑战了当前把党工具化、把干部敌人化的逻辑，因而可被论证为反党行为。它既符合官方对“两面人”的定义，也符合系统内部从合作转向对抗的制度后果。

结论，目前的中共也许不是一个反共集团，但肯定是一个反党集团，并将被长期清洗、整肃！

（@baotiantimes）

背景资料：https://x.com/baodiantimes/status/2115820254324728165

 

吴祚来：从胡春华携带《党章》想到刘少奇手执宪法

吴祚来  X 
@wuzuolai · Oct 29, 2026

《爆点周刊》通过对中共官方公布的会议视频及现场照片进行分析，发现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竟然携带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出席中央全会。

可能吗？不真实吗？

我立即想到的是文革之时，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执宪法，向红卫兵抗议的情景。毛泽东在宪章之上，在党章之上，毛泽东的红卫兵们就拥有了上方宝剑，动用无产阶级直接专政的方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胡春华携带党章出席党的五中全会，也许是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最后的警示，或者是他自已最后的一份抗议，他在提醒党中央，文革不远，一个人的极权高过宪法与党章，国家将重蹈灾难。

从二十大胡锦涛被架出会场，到后来历次胡春华出席中央高层会议，我们都看到他的一副另类的面孔，写满失败感与无奈感，写着无法表述的愤懑，无法掩饰的悲怆。

他不是代表他一个人，他代表一个派系，他见证了党内寡头共和与平衡时代的结束，见证了另一个人的权势崛起。

按照邓小平确立的隔代指定的党内潜规则，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结束后，将总书记大位交给胡春华，以实现权力的和平移交，实现党内不同派系的政治力平衡。这是非民主制度下，避免党内无规则的内斗内卷、为争夺最高权力恶斗的一种实用方式。最重要的还有，譬如一个人通过集权，像毛泽东那样实现极权，会导致文革灾难又一次出现。当然，一旦个人极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导致中共政权脆断。

因为时刻准备着接班，所以胡春华当政过程中，难有严重的违规行为被查实，这使他成为团派中仅有的留在高层的孤臣，都知道他是老大的眼中钉，都知道他承接大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都知道他内心的失落与悲愤，但又不得不坐在一起，开大会，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胡春华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习近平会怎样的容忍他的持续存在，成为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标志性的存在，而爆料周刊报道的胡春华携带中国共产党章程进入会场，讨论这个话题是有意义的。

我们要继续看，习近平会对胡春华怎么办？

胡春华的韧性或忍辱负重还能坚持多久，难道仅仅是为了体面退休？

借此机会，我们一起阅读中国共产党党章，看看一百多年，这个党，它的党章哪些在改动，哪些坚持不变？

根据中共百年党章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党章因领导人不同，而不断修改，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又是如何规定与异变的呢？

以下为中共党章的资料综述：

中共党章关于集体领导的规定，经历了确立、削弱、恢复及重新强化核心权威的异变过程。

民主集中制确立，已有百年：

1927年修章明确民主集中制，并完善中央政治局等组织设置，为委员会领导奠定制度基础。

1945年七大党章进一步规定党内民主与集中统一，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也使组织制度与领袖权威同时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东方红唱响，整风运动整人，都在向个 人集权发展；

1956年八大党章强调集体领导，要求通过党的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体现执政后防止个人专断的制度取向。1957年反右，知识分子与政协精英遭受重创，国内与体制内，没有了平衡毛泽东威权的力量；

然而，1969年九大党章删去多项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规定，将林彪的接班人身份写入总纲，使领袖意志压倒组织程序。1973年十大虽删除林彪，仍延续文革路线；

1977年十一大恢复部分民主集中制规定，却未彻底清理其理论基础。

1982年十二大完成关键恢复：取消中央主席、副主席，明确委员会集体决策，禁止个人崇拜，反对任何领导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此后历次修章总体继承这一框架。

习近平时代修改党章则出现新的重心变化：

一方面反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却要党内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反个人崇拜是虚，搞个人极权是实。

2017年突出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权威，2022年将“两个维护”列入党员义务。集体领导条款并未取消，但维护特定领袖的要求得到强化。由制度文本看，这是集体领导原则的延续与核心权威强化并存；其实际效力，取决于集体讨论、监督和不同意见能否真正约束最高领导人。

@baodiantimes

附：AI整理的资料，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中共党章的历次修改，既记录政治路线的变化，也反映组织与领袖之间权力关系的调整。其演变并非不断完善的直线过程，而是在革命动员、个人集权与制度约束之间反复转向。

1922年二大制定首部正式党章，重点规定党员资格、组织层级和纪律。此后几次修订逐步完善候补党员、基层支部等制度；1927年明确民主集中制，1928年进一步确认共产国际的领导。这个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纪律严密、能够开展革命的组织。1945年七大增设总纲，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突出群众路线，标志着中共形成以自身革命经验和领袖权威为基础的政治体系。http://12371.cn

1956年八大党章适应执政后的建设任务，强调经济发展、现代化和集体领导。1969年九大则发生逆转：肯定文革及“继续革命”，删去党员权利和多项集体领导规定，取消监察委员会，甚至将林彪的接班人身份写进总纲。1973年十大删除林彪，却保留文革路线；1977年十一大恢复部分组织制度和现代化目标，仍未摆脱文革理论。党章由此显示：它既能约束权力，也可能被改造成确认领袖意志的工具。http://news.12371.cn

1982年十二大是另一重大转折。党章取消中央主席、副主席，只设总书记；明确集体领导，禁止个人崇拜，反对领导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并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些条款试图把文革教训转化为制度约束，但仍属于一党体制内部的自我限制。http://fuwu.12371.cn

此后至2012年，修订主要围绕改革、发展和扩大执政基础展开。1987年完善选举等组织程序；1992年突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市场经济改革，取消顾问委员会；1997年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2002年写入“三个代表”，扩大党的代表性和吸纳社会阶层的范围；2007年写入科学发展观，2012年将其升为行动指南，并充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与历届领导人理论的制度化同步推进。http://12371.cn

**习近平时代的关键变化，应把2017年与2022年连起来看。**2017年已将以在任总书记姓名命名的思想列为行动指南，明确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并把军委主席负责制写入党章。因此，这些并非2022年首次出现。http://12371.cn

2022年的突出变化，是进一步把政治集中转化为党员的明确义务：第三条新增“两个维护”，将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与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相结合。它使服从组织的要求，更直接地关联到特定领袖。须区别的是，“两个确立”受到修章决议强调，但这一提法并未直接写入党章正文。http://dangjian.people.com.cn

政策上，2022年充实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斗争本领，以及反对和遏制“台独”等内容；组织上强化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及监督责任。由此可以判断，其重心是以更强的政治统一和组织控制，应对发展与安全问题。http://sdcourt.gov.cn

**与1982年相比，2022年的深层区别是权力约束与核心权威之间的重心移动。**禁止个人崇拜、集体领导等条款仍然保留，但维护特定领袖核心地位的要求更加突出，两者形成制度张力。也不能把习近平第三任期解释为2022年党章取消了总书记任期限制：党章原本就没有连续两届的上限。其变化主要在政治权威的集中，而非这一任期条款的删除。

林保華：台日菲三點一線，處於反共最前線

作者：林保華
自由時報 2026/11/04 

中共五中全會結束，雖然目前中共的最大問題是經濟的長期低迷，但是戰略部署卻是如何延續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因此台海問題似乎尚未迫在眉睫，然而一旦習近平的統治出現危機，在台海或周遭製造事端，仍是習近平製造政績與轉移視線的最佳辦法。

美國雖受伊朗局勢牽制，仍一再表示未放棄對台海的責任，然而事實是美國的彈藥已經大量損耗，對台灣與烏克蘭的軍售不得不推遲，這點對中國和俄羅斯都是機會。烏克蘭有無人機與歐盟支撐戰局，台海呢？

美國這次期中選舉，不論哪一黨得勝，最重要的是擴大新式武器的生產，包括軍機、軍艦及彈藥，全世界民主國家都要依靠它防止共產國家的侵略，至於先進晶片，盟國的非紅供應鏈確保無虞，不必掛在心上。

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最主要並非台積電，台積電不可能永遠領導全球的半導體；台灣的重要性在於它的戰略地位，也就是麥克阿瑟將軍所說的「不沉的航空母艦」，它是無法取代的。

航空母艦需要護衛艦，才能組成戰鬥群，台灣的護衛艦就是日本與菲律賓。美日安保條約早將台灣囊括進去，但是對台灣南翼的菲律賓不夠重視，雖然美國有軍事基地，但不穩固。幾個月前中國的御用學者就聲稱位於菲律賓最北端、靠近台灣的巴丹群島在地理上是台灣島的延伸，也是中國領土。菲律賓也成為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駐菲律賓大使已揚言如果中國使用武力，「可能輕易就能取勝」，導致中菲關係日趨緊張。

即使對日本，中國也一直策動沖繩的獨立運動來分裂日本。不過今年沖繩知事選舉中原先親中知事已經敗選，此事稍有緩解。高市首相的「台灣有事論」鞏固了日台關係，即使面臨中國的巨大政經軍壓力也不收回；政府修訂安保文件沒有稱中國是國安最大威脅，而是最大戰略挑戰，避免關係進一步緊張。然而安保措施一點都不馬虎，一是自行製造先進武器，不用全靠美國；一是加強西南諸島的國防，在接近台灣的地區駐紮軍隊與部署設施。

菲律賓以前對台海問題並不關心，直到中國不斷入侵菲律賓海域島礁，才覺得同病相憐，然而小馬可仕總統態度仍然猶豫，副總統則是前親中總統杜特蒂的女兒，還好國防部長鐵歐多洛堅決反中。

近年來，美國、日本都加強對菲律賓的援助，日本還贈送艦艇，並聯合開展軍事演習，菲律賓對中國強硬起來。但菲律賓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經濟，在東南亞主要國家中最落後。這是對外資限制過嚴與內部腐敗的問題。菲律賓有一億多人口，八成以上是天主教徒，通用英語，平均年齡廿六歲，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只佔六％，絕佳的人口紅利無法發揮。美國、日本、台灣應該協助菲律賓內部改革，否則菲律賓可能因中國的經濟利誘而動搖。菲律賓堅強起來，台日菲三個國家才能夠成為第一島鏈上無法剪斷的反共鏈條。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林兆彬：預言者在獄中，荒謬在人間

文/ 林兆彬
追光者【Pulse 快評】2026-11-2

宏福苑大火11個月後，「獨立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政府隨後召開記者會宣布多項所謂「全面改革措施」，包括成立「樓宇維修支援及服務局」、修訂《建築物條例》大幅提高違規罰則等。翻開9年前、即2017年的立法會會議紀錄，便會赫然發現，林卓廷等民主派議員早已在議事堂提出過類似建議。

2017年6月8日，立法會就林卓廷動議的「打擊圍標，捍衞業主權益」議案進行辯論。當時林在發言中提及，自己在廉署工作的最後兩年，主要任務正是參與打擊樓宇維修圍標的調查。他曾帶隊拘捕黑社會背景的圍標集團首腦，亦曾因揭發圍標而屢被恐嚇，外出時要背著背囊以防範背後揮刀襲擊。

在那場辯論中，林卓廷提出了五大針對性建議：堵塞《建築物管理條例》漏洞、加強執法、加強宣傳教育、提供專業支援，以及成立法定的「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統一監管業界操守與維修質素。

當時的發展局局長馬紹祥如何回應？官員在議事廳內大放厥詞，聲稱成立監管局是「救不了近火的遠水」，執法部門與市建局的「招標妥」機制已經足夠，另設機構只會增加小業主負擔。

林卓廷當時在議會內痛陳：「最初這火是如何點起的？是政府迫令小業主進行維修，卻不加以監管所致，原本只是小火，卻越燒越大，燒至遍地火頭！你說是遠火，政府卻把它變成近火，卻不撲救！」

九年過去了，林卓廷今日身陷囹圄，而當年被官府視為「遠水」、拒絕考慮的「樓宇維修監管局」建議，卻被李家超等官員冠以「樓宇維修支援及服務局」的新招牌粉墨登場。宏福苑耗資3.36億港元的維修工程，正正是2017年立法會辯論中所揭露的所有圍標黑幕、工程造假與監管失效的總集合。

調查報告揭示，大火由一根未熄滅的煙蒂點燃平台紙質雜物起火，但之所以演變成慘絕人寰的火災，全因總承建商宏業與顧問公司鴻毅為了削減成本，違規採用價格僅為阻燃網一半的非阻燃安全網與塑膠帆布。這些非阻燃物料在高樓外牆形成長達31層樓的垂直燭芯，引發火勢蔓延。

房屋局獨立審查組（ICU）在兩年間接獲46宗居民有關發泡膠板、易燃網及施工安全的投訴，竟然全數輕信承建商片面之詞而不作實質調查；甚至每次巡查前均預先通知承建商，讓不法商人得以作假蒙混。獨立審查組連一張日期標示為2024年的偽造阻燃證書都未能辨別真偽。這應驗了林卓廷在九年前警告的「不法業者一條龍包辦，小業主求助無門，官府監管形同虛設」。

｜被處分的良知

人禍過後，民間的良知並未泯滅。中大政政系學生關靖豐去年發起「四大訴求」聯署，但警方國安處以涉嫌「煽動」罪名將他拘捕。之後，中大紀律委員會在他未被法庭定罪的情況下，以在聆訊中「態度不禮貌」、電郵「字眼具侮辱性」及「洩密」等名目累計記過三次，將他開除學籍。

把今日政府的改革藍圖，與一年前的「四大訴求」放在一起對比，兩者是否同出一轍？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政府便設立了陸啟康法官主持的獨立委員會； 要求「重新審視工程監管制度」，政府便宣布修訂《建築物條例》、重組屋宇署與成立新管制組； 要求「追究監管疏忽」與「官員問責」，獨立委員會報告便批評獨立審查組、屋宇署與消防處等部門缺乏危機意識、規管疏漏，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也請辭下台，公務員敍用委員會正調查部門首長等有否失職。

關靖豐當初提出的建議，全部都是正確的。那麼，差別究竟在哪裡？差別只在於身分。平民提出這些建議，就是「煽動」、「以災亂港」、破壞社會安寧；而高官將同一套建議寫成政策文件發表，就變成了「大有為政府」、「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在文明社會，政策的對錯應取決於其是否符合公眾利益與客觀事實。但在今日香港，權力不容許民間擁有解釋災難的權利，更不容許民間搶先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當關靖豐在街頭派發傳單時，他觸犯的是官府的尊嚴。政府不能承認學生的眼光比文官更銳利，於是體制必須動用警察逮捕他，將其踢出校園，藉此維持「只有政府才是唯一救世主」的虛幻權威。

戰國末期，屈原屢次向楚懷王進諫，指出朝政腐敗、聯齊抗秦的必要。結果他被陷害，流放江南。屈原在流放中目睹楚國衰敗，投汨羅江而死。後人為他包粽子，紀念的正是那份「民間良知」。想不到，在二千多年後的今日，香港竟然也要紀念「民間良知」。

#宏福苑 #特區政府 #獨立報告 

何曉清 |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寫於流亡兩周年

文 / Rowena He 何曉清
Substack  11月 02, 2025

兩年前的今天，午夜時分，我在德州暫居的一個狹小的房間裏，收到了香港入境處電郵通知，工作簽證正式被拒；一天多后，中大歷史系副教授的職位也被即時終止。從2022年夏天申請簽證續期到2023年被正式流放，在不停地搬家不斷的等待后，終於塵埃落定。 作爲書寫《天安門流亡者》的研究者，我最後也因為記錄這個歷史的傷口而成為一名流亡知識人。

以上這開篇文字，是在上個周末開始下筆的。那天我坐在剛剛搬進到的斯坦福大學宿舍的地板上，用紙和筆為兩周年留一個儀式的記錄。過去兩年時時在腦海裏與大家對話分享，這個“大家”，包括許許多多素未平生卻在遠方默默支持祝福我的朋友們。例如去聽了黃耀明演唱會，回家後很多天都在心裏哼着《邊走邊唱》。一位朋友講《邊走邊唱》會讓人想到白樺的《苦戀》，我覺得更讓我想到崔健的《一無所有》。我在 少女時期聽達明一派沒有太特別的感覺，畢竟八十年代的香港歌壇太陽光燦爛。那天聽到黃耀明在台上的演繹，不能自已。「是我對你不起 /沒法與你一起/ 但叫我遠走的偏是你/從你眼裡出發/ 從你兩臂出發/矛盾永遠只得你明白/是我對你不起 /是我愛你不起/ 但放棄我的始終都是你/其實我太留戀這禁地/ 而必需出走都只因為你」

”崔健的“你”與林夕的“你”，如此遙遠又如此接近，以至於我這個講廣東話的内地人一生中在1989年與2019年兩次經歷了這個“你“。好想寫一本書，就叫《一起走過的日子：我的香港故事》。我要把這本書送給我的好朋友也斯。多年來，也斯一直鼓勵我回到香港。過去不明白為什麼上天要那麼早就帶走秉鈞。後來想大概是不忍讓他見到自己心愛的香港要經此一劫。

2019年離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從當年為逃離納粹德國的愛恩斯坦提供避難所的研究院到了錢穆先生等新亞先賢避秦而來創立的中大校園。余英時先生在為劉再復先生《西尋故鄉》作的序中寫到漂流「是古今中外無數知識人的命運」。余先生提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第三次被貶逐時，不但「親賓故人」都為他餞別，外郡的詩人也道義聲援。因此，「放逐是中國知識人的光榮」。 先生也用范的故事來說明：「可見專制皇權的威力并不能壓倒士大夫的公論。」

只是從今以後不能回到自己深愛的中大校園，與同學們山上山下同行，與大家圍爐，與香港人一同守住維園不滅的燭光。過去兩年的路漫長艱辛，恍如隔世，疲於奔命，為生計，更為少年時許下的諾言，為1989年那些為自由付出生命的年輕人。過去兩年做了數十場講座，在機場與機場之間穿梭，見到許許多多沒有放棄的普通人。有一次在大學做講座，一位香港媽媽帶着三個女兒來聽；又有一次一位中大畢業的同學，工工整整地寫了一段話，在一張香港女孩子很喜歡用的那種漂亮的信紙上，等所有人都離開後，害羞地上來送給我，謝謝我的堅持，希望我不要放棄。還有我的同學們，上過課的，sit過堂的，香港同學内地同學美國同學，用各種方式傳遞問候，大家都知道我不定時吃飯不按時睡覺的壞習慣，孩子們就像母親那樣叮囑我要好好照顧自己。有兩位朋友聽過到我的一次講座後，兩年來風雨不改的機場接送. 這樣的故事太多太多，讓我一路走來，活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萬苦千辛。情義無價。

對於一個從來不用社交媒體，沒有Facebook沒有Twitter的人來說，用Substack用Patreon，是大躍進。若不是同學幫忙，趕鴨子上架幫我創建並開啓了賬戶，我一定就又不了了之。我甚至不知道應該用美國常用的Substack還是香港朋友慣用的Patreon，更糾結於到底是用英文寫作還是中文寫作; 用廣東話還是國語。寫作的表達本身就是看心情的：想家的時候是用廣東話，英文表達又是另一種思維。在一些特定語境裏，言語是蒼白無力的。另外也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總是想等自己有一張書桌有一張凳子再開始，但又想想其實人生從來都沒有準備好的時候，歷史往往就在我們沒有準備的時候發生，讓我們措手不及。

就這樣，在地上，我開始了這篇文字的寫作。過去兩年，一有機會到胡佛研究所，就去檔案館看林昭。我們生死相隔，卻猶如忘年之交。她在那個暗無天日的牢獄裏，用自己的鮮血書寫。在一篇題為“破碎山河破碎家”的獄中文字裏，林昭提到如今她與媽媽，還有在她被捕一年後自殺身亡的父親天各一方。她對親人的思念，我感同身受。經歷了那麼多，女兒有淚不輕彈。好幾次在閲覽室忍不住落淚。我時常為有機會在中大課堂講授林昭而感恩。2019年在同學們即將面對他們一代人的“星火”前，我們就已經瞭解當年蘭州大學有那樣一群大學生, 以及後來的厄運，為他們準備了即將到來的風雨飄搖。

過去一個多星期都在生死時速中活著，白天各種研討會，工作到深夜錯過了校巴，在黑暗中拼命地奔跑到火車站卻發現看錯了時間表又或者看反了方向。這些時候總是想起19年剛到中大時總是迷路，晚上又拼命地追趕最後一班校巴下山，同學們總是用Whatsapp陪伴，讓我不覺得在“孤身走我路。” 這一周每天早上睜開眼睛就想着：現在是香港的晚上了，快點起來把文章寫完發出去，卻又開始一天的工作忙碌。梳洗過後又去趕火車。 就這樣日復一日過了一個禮拜。今天充滿期待滿心歡喜，因為訂的電腦臺凳終於要到了，結果又沒有送到。大失所望，幸好如今有了床，不用坐在地上了。

有很多年，我在深夜寫作的時候，總會想到我大學時期背誦下來的一段文字，出自北大校慶合輯《精神的魅力》，作者是北大校友。這段話是這樣的：“許多感覺都麻木了，憑着一種生命的本能我摯愛着也仇恨着。在深夜的孤燈下我思考並且開始寫作，在最需要良心和聲音的時候我拍案而起。”這位決意「在最需要良心和聲音的時候」「拍案而起」的作者叫李書磊，現任中宣部長。2019年我就和同學們講，多年後他們會發現，人真的是會背叛自己的青春以及青春所承載的理想的。

每晚我在黑夜裏背著電腦狂奔到車站卻懊惱地發現又錯過火車后，坐在路軌旁等待下一趟車的來臨時總有一種天蒼蒼野茫茫的感覺。黑暗里看著路軌難免會想到89年3月臥軌山海關的海子。提前結束生命的他在天國一定慶幸自己逃過了碾碎理想主義的濃墨的歷史篇章。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一代人的密碼，讓自己記住當年那些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目光，以及如今生生不息的民主渴望，在監獄裏，在花果飄零中。

兩星期前，我把書本從德州的書架上一本一本取下，再一本一本地放到箱子裏，然後把它們搬到郵局去，又到了斯坦福，他們就這樣跟著我流浪。從美國到香港，又從香港運囘了美國。因爲書太多，放不下，只能選最常用的上架。那天我一本一本書的跟它們講話，抱歉自己不能給它們一個安定的架/家。但人在旅途的我們又回到了校園，重生。感謝主。

過去一周，雖然Substack和Patreon是空白的，但每天都在内心和大家對話；或許這就是流亡生涯的日常。千言萬語卻只能留白。或許這也是我們面對的處境，千愁萬緒只能留白。但我知道大家都在那裏。兩年前，在我最艱難無助的時候，大家成千上萬的留言，讓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無權者的權力就如此在日常的細微中彰顯。特別感謝在沒有見到片言隻字就登記了我的賬戶的朋友對我的信任和支持。盡在不言中。

魯迅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今，雖然我們看不到光，但是因為大家的同行，我們守住了内心的光，一如香港人在89年后守住了維園的燭光，我們也最終會守住了屬於這個時代的榮光。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香港人，加油！

附：

顏純鈎：圖窮匕現整黨整一把手，習近平意在削藩防割據

 作者臉書  2026-11-2

五中全會結束，果然在政治路線與高層人事上都無大事發生，但全會公報中卻透露一個新政治動向，便是這一次整黨志不在反貪，而是整治「一把手」。

全會強調黨的民主集中制，要求黨委一把手不搞一言堂，不得層層要求維護一把手的個人權威，要完善同級監督制度機制，領導班子相互監督，健全重大決策終身負責制。

為什麼中共突然針對一把手？顯然，在內外困局之下，習近平察覺到黨內存在一種危險的分離傾向。因為中央財困，中央轉移支付的能力嚴重不足，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明顯削弱了，地方政府要自己張羅財源，要隨時面對本地的危急狀況，很多施政難題得不到中央及時的指示和幫助，只能因地制宜，由一把手相機處理。

但長此以往，一把手的權力將變相膨脹，同級官員很難在決策上與一把手相抗衡，客觀上造成一把手權力集中，這樣等於為一把手建立獨立王國創造了條件。

地方一把手權力長期高度集中，政策由他拍板，人事由他主導，其他同級官員只成了他一家一姓的「家丁」，這樣很有可能助長地方一把手的政治野心，在中央大權旁落的情況下，形成一種地方割據的局面。

幾乎所有個人獨裁者都有權力流散的焦慮，老毛當年因大饑荒讓出部份權力，結果黨內形成不同利益集團，老毛深感被邊緣化的危機，因此發動文革。文革一起，老毛斥中宣部是「閻王殿」，罵北京巿委「針插不進，水潑不入」，先撤了中宣部長陸定一和北京巿委書記彭真。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在崩潰之前，都經歷一個時期的藩鎮之亂，地方諸候趁中央弱勢而崛起，培植私人武裝力量，與中央分庭抗禮，以至最終兵戎相見，導致改朝換代。這種終極的恐懼，是末代帝王的通病，習近平也不能免。

習近平整治一把手，即是鼓勵地方同級官員協助中央監督一把手，既然要行民主集中制，同級官員便可質疑一把手的決策，懷疑其必要性與可行性，又可監督一把手在施政中的不當循私行為，又可抵制一把手安插自己親信、無視黨的幹部任免準則、建立個人獨裁的可能性。

一把手的權力膨脹，是分薄中央的權力基礎，地方對中央的政策指令，可以陽奉陰違，大打折扣，消極躺平，等於政令不出中南海，等於習近平的個人獨裁權力被攤薄架空，那正是對習近平政治地位的嚴重威脅。

為此，中央給地方同級官員一把上方寶劍，便是民主集中制，便是「領導班子互相監督」，同級官員有權反對與不執行一把手的決策，隨時可以將一把手的不當言行向上舉報。結果是，一把手的權力被分薄了，一把手搞獨立王國的可能性被削弱，而中央對權力邊緣化的焦慮也可以得到緩解。

習近平的權力焦慮是他當前最大的心病。因為個人能力有限，思想內涵欠缺，對局勢的研判每每出錯，喊空話當食生菜，做實事只為擺樣子，政策左右搖擺，項目爛尾成常態，因此可以想像，習近平在黨內中高層風評很差，地方因此對中央政策，都缺乏積極回應的主觀能動性，導致習近平覺得黨的機器運轉不靈。

整治一把手當然有助「削藩」，避免地方形成獨立王國，抵制中央的內政外交政策，但因為鼓勵同級官員與一把手分權對立，在政策執行上，效率與效果都將大打折扣。自此之後，一項重大政策的推行，都會在齟齬與爭吵中被延誤，搞到不死不活，而那些迫切的經濟民生難題，都會因為得不到及時解決而產生更嚴重的社會惡果。

中共官僚體制，是金字塔形一級級往下散開，省巿一級一把手有難，縣區一級以至鄉鎮一級也難免，因此形成整個中共官僚體制的身心麻痺，各級黨政一把手都「官不聊生」，其餘的同級官員也不會因此多得什麼好處，內鬥甚於外鬥，黨的戰鬥力自殘，政府的運作與威信都將嚴重受損。

這一類負面因素，習近平不會不知道，但地方諸候的威脅，比起地方政府的失能，對習近平的影響更大，前者是個人的，後者是黨的，相較之下，前者的損害更切身。

自習近平上台後，個人崇拜死灰復燃，習近平恬不知恥自吹自擂，又在組織上重用黨羽，排斥異己，形成自毛澤東以來空前的個人獨裁。這種個人凌駕於黨之上的現象，即使在鄧小平時代也未出現過，老鄧當年還有陳雲和「八老」，彼此平起平坐，老鄧也不能一言九鼎。

除了在黨刊上沒完沒了地吹噓自己之外，習近平還破天荒地建立一套政治局委員向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書面述職」的制度。在2017年十九大後，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首次明確規定，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每年必須向黨中央和總書記述職一次。

整黨是老毛的發明，延安時代就整過，腥風血雨橫掃幹部隊伍，但即使在文革最瘋狂的年代，也沒有中央政治局委員要向老毛「述職」的制度，老鄧時代也沒有，胡趙、江朱、胡溫都沒有。中共現任政治局委員，每年一次，要將個人一年工作得失、個人立場和態度，畢恭畢敬、誠惶誠恐，向習近平誠懇交代，然後聽習近平耳提面命逐一評述，那情形就像一群小學生在聽班主任訓話。

習近平渴望個人獨裁的地位，基於他對自己黨內聲望與治理能力的心虛，自他執政後，黨媒無休止的吹捧，將他拔高到繼老毛之後無人可以企及的地步。因為他參政大半輩子，不論在什麼崗位上，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毫無政績可供標榜，因此除了概念化的拔高之外，他並沒有在黨內建立起足夠的聲望。

即使如此，習仍大言不慚搞個人崇拜，在中央政治局搞一言堂，同時卻不準地方一把手有足夠的權威去推行政策，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行徑，必然引起黨內中高層的反感。整治一把手，雖然可以避免藩鎮作反，但也會導致黨的機器進一步癱瘓，香港話說：不作不死，他是嫌中共崩潰來得太慢嗎？

當此內外交煎之際，越發顯得習近平支應得很辛苦，經濟民生都無望，外交又仇敵環伺，黨內又弊端百出，補了東墻又壞了西墻，前無去路又後有追兵，做這樣的獨裁者，日夜都坐在火山口，正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陶傑：當文明的末班車已經開走

 作者臉書 2026-11-3

中港同颷「季候風」，有如電影「北菲諜影」的咖啡舘，聽到一首激昂的樂曲，人人站起來的著名場景。

聽見一首歌、看見一面昇起的旗幟，當這個城市正在訓練小學生集體學習人工製造的「感動」，正巧Weeknd演唱會現場，萬千人聞彼曲而流淚。其歌聲高吭中有七分淒厲，有如在荒野飛幡的招魂；有三份血氣，有一種在囚車法場路上拒絕認命的不屈。

國泰航機降落的舊啟德，霓虹燈閃爍的灣仔旺角，歌者挾一陣旋捲的法拉利紅，不但跨越了維港，微訊瘋魔，抖音迸裂，還衝破更遠的邊界。

原來還叫Hong Kong，不是Xianggang 呀？對，聽好：而王菲的英文名叫Faye Wong，不是漢語拼音的Wang Fei。於是大陸的網絡捲起一陣狂歡。

曾經隔得那麽近，像在金門島的望遠鏡裏看見大陸，在勒馬洲的草樹間看見深圳，卻原來一曲將盡處，是在奈河橋的煙霧中看見前世和今生。

當文明的末班車已經開走，越來越遠，流在臉頰的都是孤星淚吧。此時方知道原來那條隧道裏有無數的你、我、她，繁星如夢，落紅如訴，季候風吹醒了一園舊時種下、今夜怒開得如此血紅放肆的杜鵑花。

陶傑披藏：https://patreon.com/tokitchannel

附1：

附2：

舊時香港 臉書

【季候風】潘源良、王靖雯重塑台灣曲 再吹進Hong Kong

一首三十三年前的廣東歌，近日隨着The Weeknd的新曲Hong Kong，再次吹進樂迷耳朵。他在香港演唱會首次公開這首新作，裡面加插了王靖雯（後用回真名王菲）《季候風》的原聲副歌，讓九十年代的香港歌聲，與今日的R&B相遇。

《季候風》的源頭其實在台灣。原作是張瓊瑤於九十年代初唱出的《有一天我會》，由陳小霞作曲、楊立德填詞。國語版寫的是對改變與未來的盼望。到了一九九三年才改編為廣東歌，由「浪子詞人」潘源良重新填上粵語歌詞，收錄於當時仍以「王靖雯」藝名出碟的王菲專輯《執迷不悔》，變成一段明知應該放手，卻又無法抗拒的感情。旋律相同，故事已是另一個。

這首歌當年大熱，鑄成一代人的回憶。它登上商台903專業推介及無綫勁歌金榜冠軍，也獲選為一九九三年《勁歌金曲》第一季季選金曲。王菲清亮而帶着疏離感的聲線，把潘源良筆下來去無常的愛情，唱成不少香港人的青春記憶。

旋律背後的陳小霞，也是陳奕迅《明年今日（國語版：十年）》、莫文蔚《他不愛我》等名曲的作曲人。她沒有停筆，二零二五年仍推出個人創作專輯《老翅膀》，以七十歲的人生體會繼續寫歌。原詞作者楊立德則兼擅攝影與廣告創作，《奉獻》、《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也是他的詞作，但他已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辭世，享壽七十三歲。

至於把這段旋律寫成香港故事的潘源良，人稱「浪子詞人」，留下《最愛是誰》、《誰明浪子心》、《憑著愛》等作品。近年他定居台灣，二零二六年成立「應該出版」，把創作延伸至出版事業。

三十三年前，當聽著「你似季候風，抵擋計劃全也無用，然後是場空，加上不死的心痛......」之時，你的光陰如何渡過？

註：《有一天我會》最初資料列陳小霞作曲、楊立德填詞，但環球唱片提供的《季候風》官方數碼音源，把陳楊兩人均列為Composer，填詞維持註為楊立德。

李承鹏：颤抖吧，“铁帽子王”，不要以为你手里有“丹书铁券”

李承鹏（大眼哥） X 
@dayangelcp · Nov 2, 2026

颤抖吧，“铁帽子王”，不要以为你手里有“丹书铁券”。

在《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有一句重要的话：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决不允许有“铁帽子王”、“丹书铁券”……

查了一下，这是第一次把“铁帽子王”“丹书铁券”写进中央全会这么高级别的会议正式决定里，过去只是出现在党媒评论和纪委文件里。而这第一次把“决不允许有铁帽子王、丹书铁券”写进中央全会的决定，肯定不会是随便写写，真有大动作吗？

谁是铁帽子王，我不太懂，是要上演什么大戏吗。高手们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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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大眼哥）
@dayangelcp

@grok 在这个语境里啥是铁帽子王, 丹书铁卷? 有没有对应的案例人物?

Grok说：在这语境里，这两个词是反腐比喻，源自历史。

丹书铁券：古代皇帝赐功臣的铁质免罪凭证（俗称免死金牌），可豁免一定死罪（谋反除外），象征特权保护。

铁帽子王：清朝可世袭罔替、永不降爵的12家王爵，帽子（爵位）像铁一样稳固，永不摘除。

中共官方（习近平2015年起多次引用）用它们强调：反腐无禁区、无上限，任何人无永久豁免权、无“刑不上大夫”特权。

对应案例：周永康（首破“刑不上常委”）、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等落马“老虎”，官方反复以此警示。海外有人猜更高层，但无官方点名。

刘瑜：时代巨轮调头的时刻

作者：刘瑜
原载《南方周末》旗下“弎聲” 20220722

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

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虽然专业背景是中国古代史，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使其“管道疏通”工作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史领域。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秦晖先生总是能三下五除二，一方面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警惕矫枉过正，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

他的作品是其将知识梳理能力运用到清末民初史的一次尝试。表面而言，是一个大杂烩式的文集，综合了秦先生对清末到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分析与评价。仔细阅读，会发现“大杂烩”背后，有清晰的逻辑与层层递进的追问。

成功还是失败

追问的第一层，是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更确切地说，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的表现，到底有没有、有多少“成就”可言？

以往的看法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没有能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导致革命成果被军阀们攫取，造成连年的军阀混战。这个逻辑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今天中国人看到“军阀混战”四个字，不用交代时间地点，往往会本能地联想到“北洋时期”。

对此，秦晖老师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追问，并从经济、外交甚至政治几个角度做出分析。就经济而言，秦晖先生通过横向的国际比较以及纵向的历史比较，试图说明大陆时期的民国其实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乱世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乱世往往伴随着人口剧减，幅度常常高达人口规模的一半左右，但是民国时期，除了抗战阶段，人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乱世增长”。

更详细的论证，是在外交领域。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国始终被外敌——尤其是日、俄两国——虎视眈眈，尽管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背负着各种沉重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民国的各种军事和外交努力使得中国从义和团时期列强眼中的排外“怪兽”变成了二战结束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正确站队”，华盛顿会议开启的“废约修约”行动，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等，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所谓“半殖民地社会”部分“站起来了”。如果说还有没“站起来”的地方，应该说是苏俄通过雅尔塔体系给中国主权投下的长长阴影，从东北到蒙古，再到新疆，这道阴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慢慢消退——其中一些则成了永久的伤疤。

即使是政治上，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失败了。清末民初的各种乱象，在秦晖先生看来，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中的一个周期。民初的军阀割据与混战，某种意义上来看，和东汉末年、晚唐、北朝后期军阀混战的机制类似，与其说都是“军阀”的罪过，不如说是积重难返的王朝巨轮转身时掀起的风浪。事实上，相比历史上人口动辄减半的周期性灾难，民初的这一次转身的“水花”已经压得很低了。

1945年6月，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中华民国派出了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图为代表团成员、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会议上发言。

启蒙为何失败

这就引出了的第二层追问：清末民初的启蒙为什么失败？

在分析“什么原因”之前，秦晖先生花费了相当笔墨分析“不是什么原因”。一种常见的观点，也是保守主义者常常持有的观点，就是“革命过于激进论”。根据这种观点，如果清末民初中国人选择了“改良”而不是“革命”，采取了君主立宪而非共和革命，也许后面的悲剧能够得以避免。对这种观点，秦晖先生表达了不同意见。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大多发生在“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中（比如西北欧各国），而官僚集权型专制（比如俄罗斯、奥斯曼、中国）往往只有依靠革命才能挣脱其深厚的专制体制。也就是说，不是“革命过于激进”导致了转型失败，而是转型僵局导致了“激进革命”。更何况，如果以变革是否暴力来区分激进与否，那么革命未必激进，而改良未必温和——辛亥革命本身流血并不多，而确立“君主立宪”的日本明治维新则伴随着相当规模的暴力战争。

另一种常见的看法，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这是对启蒙失败的民族主义解释。根据这个观点，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尤其是日本的入侵，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从而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精神。秦晖先生同样质疑了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一种启蒙”压倒了“另一种启蒙”，确切地说，“日式启蒙”（国家主义）压倒了“西式启蒙”（民主主义）。时间上来说，也不是抗日时期的民族主义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而是新文化时期的“日式启蒙”压倒了清末的“西式启蒙”。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衰败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

什么叫“日式启蒙”，什么叫“西式启蒙”？用秦晖先生的语言体系来说，“日式启蒙”就是个人打破小共同体（家庭、社区、社团、亲缘关系等等）的束缚，但是投入到“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怀抱当中——这种“六亲不认”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一种个性解放，实际上成为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共谋。而“西式启蒙”，则是一种以大共同体（国家、政府、皇帝）为主要抗争对象的个人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生长出真正的宪制精神以及宪制主义赖以生存的民间组织资源。秦晖说，清末民初，由于大量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他们深受“日式个人主义”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冲破“礼教束缚”，积极反对小共同体意识强烈的“儒家”，却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投奔了国家主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清末的“反法”到民初的“反儒”，构成了历史的倒退。

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中国启蒙的失败，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可以说道出了启蒙凋零的核心机制。不过，这种危险倾向的来源是日本还是“本地土特产”，则可以争议。毕竟，中国自身这种“扬大共同体、抑小共同体”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商鞅、韩非时代就已经登峰造极，恐怕无需“引进外资”。儒家思想（秦晖笔下的“古儒”）被法家狙击或吸纳，也不是从新文化时期开始，而是中国历史的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因此，民国初年此类思潮的兴起，与其说是吸收了错误的外来思想资源，不如说是没能克服自己的历史遗产。说到底，知识群体对外来思潮的选择性吸收，国家主义启蒙压倒了民主启蒙，并非偶然发生，恰恰因为外来的“国家主义”与传统中“欲为其国，必伐其聚”的“国家主义”一拍即合，才能够实现成功对接。

逃离历史的“诅咒”

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可以这样总结秦晖先生的观点：从文化回到制度。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民初这100年左右，知识分子们把太多精力花费在“中西文化之辩”上了，对此，秦晖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你爱打篮球我爱打乒乓球，游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不能说乒乓球还是篮球更“优越”，但是游戏规则却有优劣——如果一个游戏规则只让一方有发球权、让裁判同时担任运动员、让一方六个人上场另一方三个人上场，不管用在篮球还是乒乓球上，显然这是一个劣等的游戏规则。

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辨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显然，太平天国引入“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而义和团狂热地排外反基督教，两者似乎构成文化的两极。然而，看似两极化的文化选择，其实共生在“秦制”的制度框架中。太平天国在基督教的外衣下，藏着法家“焚书坑儒”的灵魂，而义和团似乎披着捍卫本土文化的外衣，却难逃“跪着造反”的跪姿。也就是说，任何文化，如果不能摆脱传统的专制框架，都不大可能有自由生长、各美其美的空间。即使是所谓“古儒” “真儒”，也只有摆脱了“法儒”“伪儒”，才可能恢复其被抑制的优雅与舒展。

因此，转型之难不在于如何在“中西文化”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尊重“底线自由”的制度来呵护多元文化的生长。不过，当秦晖先生小心翼翼地将“文化”与“制度”剥离时，似乎策略性地忽视了这一事实：对很多人来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制度的理念。也就是说，对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的要旨并不是爱吃饺子还是三明治，爱穿旗袍还是西装，爱打篮球还是爱打乒乓球，而是到底要建构一个以“秦制”还是“周制”、“西式个人主义”还是“日式个人主义” 为基础的制度。显然，如果文化包括关于公共生活如何组织的政治理念，而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偏好的生活理念，那么，“制度有高下”必然推导出“文化有高下” ——那种尊重“底线自由”的政治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蔑视这一“底线自由”的文化观念，那种认为裁判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认为裁判可以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知识分子追求“共同的底线”固然很重要，但是从政治上而言，“秦制”爱好者和“周制”爱好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底线。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冲突中理性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所谓“制度底线”的前提是一定的“文化共识”（至少是“政治文化共识”）。

建设这种“政治文化的共识”，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所能着力之处。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边界——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政治地”解决，另一方面，仍然倾尽全力去构筑公共理性。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韦伯曾说：政治是对硬木强劲而缓慢的击打……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实一点，除非一个人试图抵达“不可能的世界”，他将无法实现“可能的世界”。秦晖先生所坚守的，或许正是这种在“不可能”面前不断开拓“可能”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