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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运动发展成为"雨伞革命"，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到意外。但是，当我看到"雨伞革命"的主体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一样，主体是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这场运动后面有更深刻的全球背景，也就是全球性的中产阶级革命。
去年年中，在土耳其和巴西发生大规模示威之后，福山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新兴国家的麻烦：中产阶级革命？" 。文章对我们理解当前香港学生的抗争运动及其对中国大陆未来政制发展的关系，有很大启发意义。
http://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3_07_06_156206.shtml
福山指出，从埃及"阿拉伯之春"以来，世界上接连发生的抗议浪潮"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全球性崛起"。
福山主张"用教育背景、从事职业和资本资产来界定中产阶级更为合理"，"因为以上三方面能更好地预测其潜在的政治行为。许多跨国研究，包括皮尤研究中心（Pew）近期的一些调研和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显示：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所要求的社会民主度和个人自由度就会越高，人们对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追求，也会随受教育水平而提高。中产阶级期望的不仅仅是家人的安全，还有更多属于自己的选择和机会"。
福山还指出，"无论是专制政权还是民主政权，中产阶级始终站在反对滥用权力的第一线上。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示威抗议转变成持久的政治变革、如何树立国家组织机构的新风貌，以及实施全新的政治决策" ..."虽然这些抗议、起义和短暂的革命通常是由新晋的中产阶级成员领导，可他们很少能够凭借本阶层引领长期的政治变革"。
在这里，福山既指出了中产阶级率先反抗权力腐败的必然性，也指出了中产阶级革命的脆弱性。现在，我们从台湾和香港已经见证了这种反抗的必然性，问题是，21世纪这场全球性的中产阶级革命是否一定是脆弱的？福山在评论中说，历史经验如此，而土耳其和巴西也不例外。那么中国呢？中国的中产阶级革命会不会表现出一种福山料不到的韧性和持久力？
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主要理由有这样两个：第一是文化方面的。中国文明有一个明显的传统，就是社会流动性比其他文明高，也就是说，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对贫富差距会更敏感，对争取自己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坚决。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主要来自农民阶级，也就是说，他们与中国社会的底层有天然联系，比较容易结成政治联盟，而不易被分化。
第二个理由，与当前智能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有关。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指出，目前在新技术推动下的新财富增长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就是不创造多少就业机会。这样一个技术进步特征，将中产阶级打压到与底层阶级同样的经济困境中。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的收入比农民工强不了多少，台湾情况也类似。也就是说，现代技术进步的性质，为中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动力。
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不可避免的中产阶级革命，会不会像上世纪的那场无产阶级革命那样血腥？这正是许多人最担心的问题。同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在评论香港占中运动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史实，在人类十个最血腥的事件中，有两个是西方文明难辞其咎的世界大战，但在其余八个中，中国文明占了5个。无论从规模还是频率，中国内部的大规模屠杀，都让其他民族难以理解。19世纪的太平天国杀了两千万，接下来发生的"回乱"，又杀了八百至一千两百万。20世纪的中共革命，死于非命者又有两、三千万。文章隐含的问题是，这一次中共为了保政权，中国又会有多少无辜者送命？
《经济学人》的文章表达了许多人的共同愿望：何不让香港人试一把真民主，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将从中受益。我不认为《经济学人》在危言耸听，因此，在这个历史性的关头，习近平若不能做出智慧的选择，很可能会成为历史罪人。当然，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制度性的，政治文化也有很大问题。因此，我希望《经济学人》的文章，也能在这个时刻敦促所有中国的朝野精英，认真反思中国的政治文化。至少隔岸观火者，不应替港人做出这是"最后时刻"的判断。
去年年中，在土耳其和巴西发生大规模示威之后，福山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新兴国家的麻烦：中产阶级革命？" 。文章对我们理解当前香港学生的抗争运动及其对中国大陆未来政制发展的关系，有很大启发意义。
http://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3_07_06_156206.shtml
福山指出，从埃及"阿拉伯之春"以来，世界上接连发生的抗议浪潮"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全球性崛起"。
福山主张"用教育背景、从事职业和资本资产来界定中产阶级更为合理"，"因为以上三方面能更好地预测其潜在的政治行为。许多跨国研究，包括皮尤研究中心（Pew）近期的一些调研和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显示：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所要求的社会民主度和个人自由度就会越高，人们对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追求，也会随受教育水平而提高。中产阶级期望的不仅仅是家人的安全，还有更多属于自己的选择和机会"。
福山还指出，"无论是专制政权还是民主政权，中产阶级始终站在反对滥用权力的第一线上。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示威抗议转变成持久的政治变革、如何树立国家组织机构的新风貌，以及实施全新的政治决策" ..."虽然这些抗议、起义和短暂的革命通常是由新晋的中产阶级成员领导，可他们很少能够凭借本阶层引领长期的政治变革"。
在这里，福山既指出了中产阶级率先反抗权力腐败的必然性，也指出了中产阶级革命的脆弱性。现在，我们从台湾和香港已经见证了这种反抗的必然性，问题是，21世纪这场全球性的中产阶级革命是否一定是脆弱的？福山在评论中说，历史经验如此，而土耳其和巴西也不例外。那么中国呢？中国的中产阶级革命会不会表现出一种福山料不到的韧性和持久力？
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主要理由有这样两个：第一是文化方面的。中国文明有一个明显的传统，就是社会流动性比其他文明高，也就是说，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对贫富差距会更敏感，对争取自己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坚决。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主要来自农民阶级，也就是说，他们与中国社会的底层有天然联系，比较容易结成政治联盟，而不易被分化。
第二个理由，与当前智能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有关。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指出，目前在新技术推动下的新财富增长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就是不创造多少就业机会。这样一个技术进步特征，将中产阶级打压到与底层阶级同样的经济困境中。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的收入比农民工强不了多少，台湾情况也类似。也就是说，现代技术进步的性质，为中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动力。
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不可避免的中产阶级革命，会不会像上世纪的那场无产阶级革命那样血腥？这正是许多人最担心的问题。同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在评论香港占中运动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史实，在人类十个最血腥的事件中，有两个是西方文明难辞其咎的世界大战，但在其余八个中，中国文明占了5个。无论从规模还是频率，中国内部的大规模屠杀，都让其他民族难以理解。19世纪的太平天国杀了两千万，接下来发生的"回乱"，又杀了八百至一千两百万。20世纪的中共革命，死于非命者又有两、三千万。文章隐含的问题是，这一次中共为了保政权，中国又会有多少无辜者送命？
《经济学人》的文章表达了许多人的共同愿望：何不让香港人试一把真民主，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将从中受益。我不认为《经济学人》在危言耸听，因此，在这个历史性的关头，习近平若不能做出智慧的选择，很可能会成为历史罪人。当然，中国的问题不仅是制度性的，政治文化也有很大问题。因此，我希望《经济学人》的文章，也能在这个时刻敦促所有中国的朝野精英，认真反思中国的政治文化。至少隔岸观火者，不应替港人做出这是"最后时刻"的判断。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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