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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尼泊爾的歷史中觀照當前的動盪，很難不產生一種宿命感。暴動、抗爭、協商、破裂，彷彿一齣舊劇的無盡重演，歷史的腳本一再翻拍，只是角色和場景略有更替。對這個夾處中印之間、山河縱橫的小國而言，民主從來不是穩步推進的線性過程，而是一場制度幻覺與現實斷裂交織不斷的政治輪迴。
尼泊爾近代政體的演變可謂多次劇烈轉向，從軍政寡頭到君主立憲，從無黨派專制到多黨民主，再到毛派內戰與共和實驗，每一次轉型都帶著歷史的創傷與權力的深層拉扯。
1846年「科特政變」後，尼泊爾事實上落入拉納家族的長期專制統治，國王淪為傀儡，國政由首相世襲控制，國家亦實質淪為英國殖民勢力的邊陲附庸。直到1951年，大會黨聯手王室推翻拉納體制，國王特里布萬才重新奪回象徵性權威，開啟短暫的君主立憲試驗。然而，1959年首次民選政府尚未站穩腳步，即遭馬亨德拉國王以「維護穩定」為由強行解散。
接下來的三十年，尼泊爾陷入無黨派「潘查雅特體制」的虛假民主。政黨遭禁、王室集權，政治代議成為空殼，治理依賴地方菁英與階層網絡維繫，卻無法真正吸納下層社會。1980年代末，社會壓力逐漸累積成反撲能量，1990年的第一次「人民運動」終於迫使比蘭德拉國王讓步，重新開放政黨與選舉。但恢復民主並未帶來穩定，反而陷入政黨碎裂、內閣更替不斷的混亂局面，政治效能低下、經濟改革停滯，成為毛派武裝崛起的溫床。
1996年，「人民戰爭」正式開啟，毛派游擊隊與政府軍進入長達十年的內戰泥沼。
2001年的皇室血案進一步削弱王室正當性，王儲迪潘德拉殺害十餘名皇室成員後自戕，成為制度全面潰敗的象徵。而賈南德拉國王趁勢復辟，則如同專制的回光返照，不但無法回天，反而加速了王政的終結。
2006年第二次「人民運動」爆發，在國內壓力與印美干預下，王權徹底瓦解。
2008年，尼泊爾正式宣告成為聯邦民主共和國，一場被期待為「歷史轉捩點」的制度革命，在掌聲與疑慮中登場。
然而，民主的名目並未孕育出真正的共治機制。新誕生的共和制度從一開始就背負著深層的矛盾與妥協。王權雖亡，權力真空卻未填補，族群裂解（120多個族群）、政黨林立與地方主義迅速填補了原本中央集權留下的空位。聯邦制成為包裝政治協商的語彙，比例代表制的設計則放大了族群間的張力，導致國會癱瘓、施政失靈，選舉頻繁卻無穩定政府，民主看似落地，實則踟躕不前。
族群政治成為尼泊爾制度困局的核心。婆羅門與切特里等高種姓印裔族群長期壟斷國家資源與行政體系，在表面平權的制度下仍握有實權；而居於南方平原、與印度語言文化相近的馬德西人，則因長期遭排擠而反覆發起抗爭，要求政治代表權與省級自治；藏緬裔的山地民族——包括夏爾巴、塔芒、古隆與新亞人——雖在內戰期間被毛派動員，戰後卻依舊邊緣化，被政黨當作選舉籌碼，卻未真正納入治理核心。
在這樣的架構下，政黨操作族群認同，將政治動員視為權力分贓的工具，民主制度淪為競技場上的舞台布景，而非凝聚共識的制度設計。
治理困境更進一步削弱民主的實質意涵。政府無法維持持久內閣，總理頻繁更迭，政策朝令夕改。當自然災害如2015年大地震重創國土，或當疫情與糧荒來襲，政府的回應無力讓民眾失望至極。此時，國際NGO與外援組織反成實質上的「平行政府」，國家主權與治理能力形同虛設。
而地緣政治的角力，則讓尼泊爾在中印之間始終無法自主。中國透過「一帶一路」與基礎建設深入山區，印度則在語言、宗教與貿易依賴上緊緊掌控平原。每一次政權更替或政策轉向，都被兩大鄰國放大檢視，任何一方的過度傾斜都可能引發外交施壓與國內反彈，使國家政策難以自主，主權成為一場持續上演的幻覺。
進入2020年代，尼泊爾面臨三大風險同步擴張。其一，是經濟與財政壓力的不斷攀升。大型基礎建設債務逐步浮現，青年失業率持續攀高，抗爭與街頭動員幾乎成為常態。其二，是聯邦制度在落地過程中引發的治理摩擦，地方自治與中央權限界線模糊，資源分配不均導致治安真空與地方武裝勢力滋長。其三，則是地緣議題的高度敏感化。每一次邊界談判、通商協議或安全合作，稍有偏斜便可能牽動政局震盪。
在這樣一個高度碎裂、多元難整的政治現場中，尼泊爾的故事早已無法套用傳統的「民主進程」敘事。這不是一段從專制走向開放的光明歷程，而是一場制度幻覺與現實碰撞、改革語言與治理失靈不斷交錯的政治懸疑劇。
王權雖已落幕，真正的民主卻尚未抵達。制度設計固然更新，但文化結構依舊陳舊，族群裂痕依然深刻。在這個語言與信仰交錯、族群與地理分裂的共和國裡，所謂「民主」更多是一種遮蔽失能的政治語彙，而非解決治理難題的實質機制。
最終，尼泊爾所面對的並非制度技術的失誤，而是共識的缺席與國族想像的解體。民主拼圖尚未拼成，碎片已散滿地，等待的不是另一場選舉，而是一次真正結構性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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