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齊邦媛先生曾給我寫過一封電郵，感謝我寄去她堂兄齊振武的志願軍戰俘審訊紀錄。她最後寄語：“如今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史一定有很多豐富的、可作的計劃，但願歷史有最終的公平，中國人永不再重歷當年的苦難與幻滅。”
常成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激流者》是一本獨一無二的書，讓抗戰研究者驚喜讚歎，同時也令歷史學者汗顏。賴恩典，這位1982年出生於福建漳州的獨立攝影師，沒有上過大學，卻以一己之力，堅持十五年，完成了任何學術機構、民間團隊都未能實現的壯舉。他走遍中國大江南北、海峽兩岸，遠赴美國、新加坡，訪問了170位抗戰老兵、親歷者，包括兩名女兵和一名“慰安婦”倖存者，錄製了740個小時的專業級口述影像。在各地關愛老兵志願者的協助下，他整理出一百多萬字的口述紀錄。自2013年以來，他在微信公眾號“一起抗戰口述歷史”上已經發佈25位受訪人，共約50萬字的口述訪問紀錄。
2022年，賴恩典與壹嘉出版社合作，在美國出版《逆流者: 抗日殺奸團成員口述歷史實錄》，詳盡紀錄七位在北平、天津淪陷區參與地下組織“抗日殺奸團”的男女中學生的完整人生。2025年是抗戰勝利八十週年，他繼而推出《激流者：陸海空抗戰老兵口述》，紀錄五位抗戰老兵激流勇進的人生。這五位老兵都是陸海空、傘兵及軍事情報單位的專業人員，他們豐富多元、往往高度機密的經歷是現有抗戰口述少有觸及的內容，是價值很高的珍稀史料。
梁家佑（1922–2014）是西南聯大從軍八百學子之一，1944年2月加入孫立人部任翻譯，參與緬北反攻，後隨砲兵連配屬英軍，收復緬甸中部。
新加坡華僑黃錫驥（1926–2023）在珍珠港事變前夕，年僅十五歲時回國投身抗戰，入學貴州桐梓海軍學校；1948年在香港添馬艦接受英國海軍訓練，學習電羅經等航海技術；1949年“重慶號起义”，他將該巡洋艦從上海吳淞口領航至渤海“解放區”。
楊勤槐（1927–2020）是中國第一支傘兵部隊“陸軍突擊總隊”（代號鴻翔部隊）第一隊成員，抗戰勝利前夕傘降廣東開平，奇襲日軍。
陳炳靖（1918–2022）是嵌入美國第14航空隊（其前身為“飛虎隊”）第23大隊的中國籍戰鬥機飛行員，1943年10月護航美軍轟炸機空襲越南海防港，被日機擊傷後跳傘，野外逃生數日，最終被俘。他被日軍囚於上海江灣美軍戰俘營、南京老虎橋監獄近兩年，歷盡折磨。
五位受訪人中唯一健在者李健平生於1927年，1944年被美軍第14航空隊與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簡稱OSS）招募進無線電訓練班，1945年8月卻因同事逃跑而被美軍囚禁；內戰中，他在滇軍第60軍人事課任課員，經歷慘烈的長春圍城、“起義”及漫長的思想改造。
《激流者》涵蓋五位受訪人的完整人生，從家庭背景、成長教育，到戰爭及戰後經歷，直到老年，內容巨細靡遺、豐富生動。因此，這本口述史不只是抗戰史，更是五位老兵的生命史，亦是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紀中國軍事史、社會史、政治史，以及中美關係史。賴恩典沒有受過學術訓練，但他投身口述歷史後邊做邊學，其口述歷史的真實性、忠實性、完整性、公開性完全符合學術界對口述歷史的最嚴格定義，令人驚歎。
讀者或許難以相信，這樣一本抗戰口述歷史，竟出自一個非學術界年輕人之手。在三年前出版的《逆流者》中，賴恩典就已展現出高度的求真精神和學術自覺。該書將32萬字的口述紀錄與原始檔案及其他文獻交叉比對，並注明資料來源。相較於主題集中的《逆流者》，《激流者》視野宏大，涵蓋國軍陸海空三軍以及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和戰略情報局等秘密作戰單位的跨國歷史，其考證難度、強度也高很多。
《激流者》把五位受訪人共計70小時的採訪，轉錄為71萬字的逐字稿，再整理編輯成近40萬字的口述史，並盡可能地多重考證口述中縱貫百年、包羅萬象的內容。最終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激流者》，附有463條注釋、135條來自美國國家檔案館、台灣國史館和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史料室的原始檔案、291張史料照片、歷史老圖片、受訪人訪問現場照片、訪問手記、以及精心製作的地圖與索引（地圖與索引在大多數學術著作中都付之闕如），其學術嚴謹程度遠超任何現有的抗戰口述史。
在中國大陸，儘管諸多學術機構或民間團隊擁有龐大的經費和資源，據稱訪問了更大數量的抗戰老兵，但他們鮮有公開出版或公佈相對完整的口述歷史，供公眾檢視、參考。一些號稱抗戰口述歷史的出版品並不符合口述歷史的規範，而且往往僅聚焦抗戰，忽略受訪人的戰前、戰後經歷。
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研究所自1950年代末即在首任所長郭廷以的推動下，啟動口述歷史計劃，迄今已出版111冊本口述歷史訪問紀錄，以及17期《口述歷史》期刊。受訪人從最初的民國軍政要員，擴展至不同領域、階層的人物，包括婦女，但幾乎沒有基層抗戰老兵。在香港，中學老師袁梅芳帶領學生訪問遠征軍、駐印軍老兵，出版了兩卷本的遠征軍口述歷史及訪談錄，比較詳盡地紀錄了28位老兵的戰爭及戰後經歷。[1]
我是學院內的歷史研究者，雖然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但美國主流學術界並不提供口述歷史課程。我和賴恩典一樣，都是邊做邊學的實踐者。我從2007年開始訪問志願軍戰俘，迄今已經在海峽兩岸、美國、南美訪問101名戰俘、兩名翻譯及一名美軍看守，其中11人曾參與抗戰；此外，我還訪問過十名中美雙方的長津湖戰役老兵，八位抗戰譯員以及11位其他抗戰老兵；錄入的逐字稿已經超過150萬字。
雖然我和賴恩典在2023年前素未謀面，但我們的理念不謀而合：與新聞記者那種直奔主題、直接要答案的採訪方式不同，我們試圖完整地記錄受訪人的生命史。但他的專業精神與成果令我自愧不如。賴恩典的採訪提綱通常長達數萬字，最長甚至超過十萬字，著實令人歎為觀止。我迄今只在中研院《口述歷史》期刊上發表過一篇志願軍戰俘張一夫先生的口述紀錄。而賴恩典已經出版《逆流者》與《激流者》兩本口述歷史集，並在其公眾號公佈了25位受訪人的訪問紀錄，其中鴻翔部隊譯員徐希民和傘兵楊勤槐的口述紀錄與我的受訪人楊樹芝的口述高度互證。
2023年，我終於有機會結識賴恩典，並邀請他來香港科技大學演講。2024年1月我們一起去美國加州訪問抗戰、韓戰老兵，我也向他學習如何改進攝影、佈光和收音。過去十幾年裡，賴恩典到各地拍攝口述，總是呼籲當地志願者拿起攝像機，他承諾提供技術培訓指導，但應者寥寥。而我從2008年開始用佳能5D II相機記錄口述訪問，完全靠看YouTube自學技術，十五年後終於找到老師，成為賴恩典唯一的學生。
2024年夏，賴恩典告訴我《激流者》寫作計劃，並邀我作序。對我而言，作序就等於為其學術價值背書，就必須投入相當的精力來考證口述內容。與新聞記者、一般學者的“拿來主義”不同——他們只是摘用口述訪問的部分內容，甚至隻言片語——口述歷史對真實性、忠實性和完整性的要求使得考證工作極其龐雜而艱巨。我擱置自己的寫作計劃，投入相當時間來考證口述中提到的成百上千個重要的信息點。我通過反復閱讀逐字稿和經整理的口述紀錄，查閱各種相關文獻，並仔細爬梳多年來我從台灣、美國蒐集的原始檔案，對這些信息點的可信度做出判斷，建議賴恩典在註釋中列出參考文獻，加以分析。對存疑處，說明疑慮；對被證偽的內容，說明受訪人可能誤記。
我一直景仰賴恩典的口述歷史工作。為了從學理上說明他的獨特貢獻，我仔細閱讀了游鑑明、羅久蓉、張力、丁東、邢小群、黎煜、陳墨等專家對口述歷史理論與實際操作的論述。[2]結合自己的實踐，我反復思考：什麼是口述歷史？為什麼要做口述歷史？口述歷史與普通歷史學者和新聞記者所作的口述採訪有何不同？我最後歸納出口述歷史的八個特性：真實性、忠實性、完整性、公共性、不可復製性、個人經歷的獨特性與普遍性、第一人稱視角的鮮活性、平民性。賴恩典的口述歷史工作高度體現了這幾個特性。
什麼是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有悠久的傳統。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寫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時就倚重戰爭親歷者口述，而漢代司馬遷寫《史記》時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現代口述歷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有其嚴格的定義。美國口述歷史協會採用歷史學家唐納德•里奇( Donald A. Ritchie)在其廣受歡迎的《大家來做口述歷史》一書中的定義：口述歷史訪談通常由準備充分的主訪人(interviewer)向受訪人(interviewee)提問，以錄音或錄影形式記錄訪問對話(interview)，以收集具有歷史意義的記憶與個人評論。訪談錄音、錄影經抄錄轉為逐字稿（transcript）、製作摘要及索引，儲存於圖書館或檔案館，供公眾研究之用（general research），或經摘錄後用於出版、紀錄片、展覽、戲劇演繹或其他形式的公眾展示。錄音、錄影、訪問紀錄、目錄、照片及相關文獻資料通常也會上傳至網站供人查閱。[3]
由此可見，口述訪問不等於口述歷史。訪問僅僅是口述歷史的第一步。口述歷史並不是簡單地記錄受訪人的敘述，而是主訪人與受訪人共同完成的對歷史的追憶與探尋。中國現代口述歷史的先驅唐德剛（1920–2009）認為：“口述歷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寫就能完成的，而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學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學術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4] 他感歎，除了訪問前的案頭準備工作與訪問過程的不易，訪後的錄音“‘回放’（play back）、謄清、校對、節刪、增補、考訂等等，麻煩是搞不盡的”。唐德剛的第一個受訪人胡適“試了一下，便說這是個professional job（專業性的工作），不是個amateur（非職業或‘玩票的’）可以承擔得了的”。[5]
訪談結束後，主訪人必須將錄音、錄影和筆記轉為逐字稿。即使是有經驗的主訪人或對該段歷史有相當了解的錄入者，仍需要六小時將一小時的錄音轉為文字。如果遇到難懂的口音、方言或外語，則需要更多的時間。然後，主訪人在不改變受訪人原意的原則下，再將逐字稿整理編輯成條理通順、具可讀性的訪問紀錄。整理過程中，主訪人還必須對受訪人口述中涉及的人（who）、時（when）、地（where）、物、事（what）加以必要的考證。在理想的狀況下，主訪人還應該回訪受訪人，並請其確認口述紀錄。完成了這一系列的工作後，口述訪問才轉化成為口述史料，最終存入檔案館或圖書館，或以出版及其他方式公開，成為公共歷史資源。
為什麼要做口述歷史？
歷史學家傅斯年（1896–1950）於1928年創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撰文指出現代歷史學的根本在於“史料”，而非傳統的“著史”：“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他強調：“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 因此，現代的歷史學者不是書齋中捧讀經史子集的傳統文人，他們必須“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的史料”。他提出一個在當時有些驚世駭俗的觀點：“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6]
其實在此前一年，傅斯年歐遊七年後甫返國，就已經提出：“我們要打破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學術界上的一切成見！我們要實地蒐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 [7] 在傅斯年眼中，理想的歷史學者是走入田野、深入民間的實踐者。
近百年後的今天，傅斯年關於打破偶像、屏除成見、深入民間、到民眾中去尋找材料的吶喊依然振聾發聵。如果我們相信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一分材料出一分貨”，踐行“用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的史料”，我們就沒有理由獨尊某一類史料，而偏廢其他史料。
研究現代史，我們如何能夠片面依賴書面史料，卻忽略親歷者的聲音？又如何能夠口口聲聲說要研究“底層”的歷史，“給無聲者聲音”，卻只是依賴官方文獻或精英書寫，而無視每天都在逝去的活生生的歷史親歷者？
口述歷史作為一種與文字史料並行的研究方法，正是傅斯年史料學精神的現代實踐。口述歷史絕非可有可無的補充材料，而是我們研究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今時今日，沒有歷史學者會質疑檔案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但對口述歷史，卻仍有諸多質疑。在下文中，我將首先探討口述歷史最受爭議的第一個特性——真實性問題，然後分析其他七個特性，以此說明口述歷史為何重要，而且必要。
口述歷史的八個特性：1真實性、2忠實性、3完整性、4公共性、5不可複製性、6 個人經歷的獨特性與普遍性、7第一人稱視角鮮活性、8平民性
一．真實性
正如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所說：“即便是最天真的警察也知道，不能盡信證人所言。同樣的，眾所周知，對歷史證據不能照單全收。” 里奇強調：“口述歷史的可靠性，或不可靠性，與其他史料無異。沒有任何資料是完全可信的；所有資料都必須與其他證據相互比對驗證。”[8]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1898–1968）在1946年斷言：“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為歷代的統治者都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好話說盡，壞事做完。但是有了瑣言一類的雜史，則民間言語……最為可信。”[9] 此言顯然矯枉過正，但也提醒研究者必須對任何史料都保持警覺。正如中國當代著名口述歷史專家邢小群所說：“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 [10]
口述歷史面對最常見的質疑就是對其真實性的懷疑。人們常問：“怎麼能保證這麼老的受訪人說的都是真話呢？” 其實這是外行的問題，提問者顯然沒有做過口述歷史。首先，人們常常低估老人的記憶力。也許他們記不清或原本就不知道事件的準確日期，但往往記得人名、地名、事件過程細節，而這些信息往往可以與其他材料互證，最終得以確定日期。譬如，陳炳靖回憶，日軍曾將其從上海江灣戰俘營移送至南京老虎橋監獄。在獄中，他沒有日曆，也不能寫日記，並不清楚轉移的準確日期。2024年10月，我到東京的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史料室查檔案，在閉館前半小時打開當天申請的最後一個卷宗——《上海俘虜收容所全俘虜名簿》。厚厚名簿的最後一頁赫然出現“Chen Ping Ching”（即陳炳靖）和他從上海移送至南京“支俘監獄”的日期：昭和18年（1943年）12月5日（第378頁）。此案例說明，口述內容常常在訪問後的查證過程中或出版、公開後被其他研究者證實或充實。
本書的五位受訪人，受訪時都已年逾九旬，但從訪問紀錄的細節程度可見，他們的記憶力依然驚人。賴恩典充分的準備和詳盡的訪問提綱，更有效地激活了受訪人的記憶。在我的一百多位受訪人中，最年長者是1919年出生的抗戰譯員洪光煃。他2023年受訪時已經103歲高齡，但他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誦《古文觀止》首篇《左傳•鄭伯克段于鄢》，準確講出遠征軍強渡怒江戰役中美軍顧問的姓名，並清晰描述戰後在錢塘江維修河堤、1949後在大西南修建鐵路的技術細節。這樣的受訪人可謂“天選之人”，其記憶力勝過許多年輕人。口述工作者的主要挑戰，是及時找到這樣的受訪者，而不是先入為主地質疑老人的記憶力。
如前文“什麼是口述歷史”所述，從口述訪問到形成口述歷史史料，必須經過訪前準備、訪問中追問、訪後考證、整理與編輯等多個嚴格步驟，其真實性應該有相當的保證。與死的文獻史料相比，由活著的親歷者與歷史研究者共同探尋、經考證而成的口述歷史，其可信度反而可能更高。中國電影人口述專家黎煜強調，“由於口述對話現場對質的特性，具有歷史背景知識的采訪人同時充當了檢驗員……他既是對話者，也是歷史事件真偽的第一個甄別者。”[11] 可以說，具備史識、史才的主訪人能有效地辨偽、勘誤，從而提升口述歷史的準確性與價值。
黎煜把口述中常見的不真實內容分為四類：“偽”（故意造假）、“誤”（記憶錯誤）、“虛”（基於事實基礎上的誇張誇大）、“隱”（隱瞞或不願討論某些問題）。首先，受訪人會不會故意造假、撒謊呢？黎煜相當肯定地回答：“他不敢。” 面對有備而來的主訪人拿著“長達萬言”的訪問提綱，在對談中表現出對史料的充分掌握，受訪人“不敢亦不會在采訪人面前實施道德欺騙”。[12] 假如受訪人故意撒謊，在主訪人的追問下很容易被戳穿。在此情況下，主訪人也應當終止訪問，因為故意摻假的口述還不如沒有口述。
2023年，賴恩典臨時訪問一位老兵，沒有準備提綱。此人大談孫立人在緬甸槍斃日軍戰俘，但經不起賴恩典追問細節，只能顧左右而言他（見自序）。於是賴恩典禮貌而堅定地關機，結束訪問。在本書中，孫立人部譯員梁家佑的口述有力地證偽“孫立人殺俘”一說。賴恩典還追溯出這個謠言的起源，又如何經央視軍事頻道節目升級為“孫立人活埋1200名日軍戰俘”的離譜神話（第114頁）。
在我訪問過的一百多人中，還沒有遇到過故意造假的案例，僅有一次受訪人知難而退的經歷。2013年我到台南榮譽國民之家（簡稱“榮家”）訪問赴台戰俘，榮家主任擬定時間表，三天訪問六人。主任稱其中一人見過陳雲和鄧小平，還曾與毛岸英共事；我心想遇到李鬼了。第二天下午，該戰俘沒有如約到會議室受訪。我到戶外健身區找到他，他低著頭，一言不發。我猜想，他了解到我對其他戰俘的深度訪問，與以往記者的蜻蜓點水式採訪完全不同，因此他不敢受訪，以免自己吹牛的“威水史”被戳穿，自取其辱。
第二類不真實屬於“誤”，不是故意造假，而是記憶或認知錯誤，比如時空錯誤、人物張冠李戴等。第三類現象“虛”，則是指在事實基礎上的誇張誇大。這兩類問題可以通過充分的訪前準備、訪談時追問、訪後多方查證，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可在訪問紀錄中用注釋校正。以李健平為例，他回憶1938至1940年間，衡陽駐有美軍第14航空隊，與日機空戰。但第14航空隊直到1943年才成立，李健平顯然誤記。賴恩典就此在注釋中做了詳細的考證（第419-420頁）。李健平講述自己於1944年由第14航空隊招募，接受無線電及跳傘訓練，跳傘的標準高度是6000公尺（第444頁）。但鴻翔部隊傘兵楊勤槐則回憶訓練跳傘高度是千把公尺，實戰跳傘高度就只有兩三百公尺（第265頁），該說法與另一位傘兵李漢勛的描述接近（第447頁），也符合軍事常識。李健平很可能把英呎誤記為公尺。
雖然李健平的記憶有不確之處，但這些都不屬於造假，並不減損其口述的可信度。反而，其口述中不少關鍵信息可得到機密檔案和文獻的證實。1943年夏，李在重慶被第14航空隊軍官饒世和（即Malcolm Rosholt）招募進入無線電訓練班（第434頁）。但直到抗戰勝利後離職，他才知道自己服務的單位是美國戰略情報局OSS（第470頁）。
李對其服務單位的敘述看似矛盾，但可從美國在華情報體系的複雜演化中找到答案。根據余茂春的專著《OSS在中國》，1944年春，OSS背著戴笠主持的中美合作所，開始與陳納德的第14航空隊合作開展情報工作。[13] 正是此時，李健平被第14航空隊軍官招募至OSS服務。李對其受訓過程、教官的描述與美國國家檔案館館藏之OSS的機密檔案高度互證。譬如，OSS文件清晰記錄文職僱員Lee Chien Chiu （李劍秋，後改名為李健平）於1945年8月5日從西安被送返昆明，簽名者為Eldon Nehring，即李健平所述南寧上尉（第466頁）。倘若李不是親身經歷，他絕無可能編造出一些只有在美軍機密檔案中才出現的人和事。
第四類不真實是“隱”，指受訪人囿於各種原因隱瞞或不願談論某些時段、某些方面的經歷。丁東指出：“人都有自我美化的傾向，記憶也有選擇性……願意說過五關斬六將，不肯說走麥城。”[14] 主訪人只能盡力爭取受訪人的信任，同時適當地展示自己對歷史的掌握，激發受訪人講述、回應、討論的慾望。
另外，受訪人為了保護自己或他人隱私，避免產生爭議，也可能避談某些議題。在《激流者》的五位受訪人中，梁家佑、李健平、楊勤槐對1949後在大陸的經歷描述得相當詳細，黃錫驥的描述則相對簡略；反而是去往台灣、再移居香港的陳炳靖對1949後在台灣和在加拿大、菲律賓擔任武官的經歷避而不談，堅稱“這些歷史有太多和政治有關的秘密，說多了會給自己和別人帶來麻煩”（第391頁）。賴恩典兩次遠赴香港錄口述，老先生都守口如瓶。在這樣的情況下，主訪人只能尊重受訪人的意願。
口述歷史工作者將口述與其他文獻資料、其他口述對照考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辨偽、勘誤，盡量接近史實。但一個深入豐富的口述訪問，其內容不可能百分之百與現有材料互證，有的內容屬於孤證，有的內容與其他史料矛盾。面對這樣的挑戰，我很認同黎煜的方法：尊重史料取信原則（而不是輕易的否定口述）：
· 事件參與者比事件轉述者更可靠；
· 兩人以上陳述的比孤證更可信；
· 離事件發生時間、地域越近的史料一般越可靠（即傅斯年所說“近人的史料”）；
· 與所敘人或事越沒有利益關係的陳述越可靠；
· 經查實後，證明該受訪人所述事件的真實性比例越高，其公信度也越高，以此類推，他所言，哪怕是孤證也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15]
最後一條特別重要，假如受訪人所述信息點被證實的比例很高，那麼那些孤證的可信度也越高。研究者必須用自己的“史才”作出判斷，孤證亦可立，至少應當完整保存於口述紀錄中，供大眾和學者檢視，未來或可被證實或證偽。由此可見，出於對真實性的追求，口述工作者亦應當完整而忠實地保存口述資料，而不能擅自刪去自己暫時不能核實的內容。
二．忠實性
唐德剛有“中國現代口述第一人”的美譽，但其方法卻因“忠實性”問題而遭人詬病。1957年，唐德剛加入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項目，隨即開始訪問旅居紐約的胡適和李宗仁。唐德剛認為“非學術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因此，他將李宗仁“所說的大事，凡是與史實不符的地方，我都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16]
黎煜認為，唐德剛考證史實的精神可敬，但其結果卻“改變了李宗仁身份的原始面貌，是採訪人的越權行為”。另一位電影人口述歷史學者陳墨也批評唐德剛“把口述歷史的受訪人當做了歷史信息的工具，而在有意無意中壓制了受訪人的主體性”。[17]
事實上，唐德剛自知有此問題。他在《李宗仁回憶錄》後記中講述訪問與寫作的滄桑，他坦承：“在治學的基本原則上說，我今日對這部稿子，除掉改正少數筆誤之外，我是不應易其一字的。改寫和潤色，都為治學常規所不許。” 但因為李宗仁於1965年悄然離美返國，所有文件遭哥大封存十二年之久，直到1970年代末，中、英文版書稿才相繼成型。唐德剛生活在美國學術體制與複雜版權關係的夾縫中，不禁哀歎：“這點實在是我們華裔知識分子在海外以中英雙語治中國史，無限辛酸的地方。這也是筆者要向《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讀者道歉，並請逾格體諒的地方。”[18]
因此，《李宗仁回憶錄》的書名用回憶錄，而非口述歷史，署名則為“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胡適口述自傳》的口述史料比例更高，但書名只是自傳，亦非口述歷史，其中文版署名為“胡適口述、唐德剛整理/翻譯”。而《張學良口述歷史》的口述比例很高，因此書名為口述歷史，署名“張學良口述、唐德剛撰寫”。很顯然，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項目工作，很清楚回憶錄、自傳與口述歷史的不同，因此他採用不同的書名和署名方式來區隔忠實性程度不同的口述作品。
儘管唐德剛的某些方法受人非議，但是其口述訪問的原始錄音、逐字稿及整理稿都完整保存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可供公眾檢視，因此完全無損其口述工作的忠實性、完整性、公開性。這從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哥大口述項目嚴格完善的標準操作流程（SOP）。1948年，美國記者、歷史學者阿蘭•芮文斯（Allan Nevins）在哥大創立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口述歷史中心。最初，他用速記法作紀錄，但效果不佳。同年，開盤式錄音機（Reel-to-reel tape recorders）進入商用，使得口述歷史進入錄音機時代。1963年，卡帶式錄音機、錄音帶進入商用。[19] 唐德剛訪問李宗仁之初，就使用笨重复杂的錄音機，但因為頻繁訪問，加之海闊天空閒談時間過長，遂改用筆記。[20] 而胡適時間緊張，訪問多安排在哥大辦公室，以錄音記錄。[21] 正因為哥大口述項目樹立嚴格的口述學術規範，胡適、李宗仁、顧維鈞、張學良等歷史人物的口述紀錄才能完整、忠實地保存下來，供公眾檢視。
錄音記錄是現代口述歷史的一個核心特徵，因為這是口述歷史紀錄完整性、忠實性、可靠性（真實性）的基礎。里奇強調：“訪談要成為口述歷史，必須是經過錄音甚至錄像、經整理後保存在檔案館、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或以近乎逐字稿的方式出版。……口述歷史工作者通過保存訪談的影像聲音紀錄和逐字稿，力求留存盡可能完整、忠實且可靠的紀錄。”[22] 在中國大陸，至今仍有學者認為筆錄可替代錄音錄影。但筆錄受限於速度，不可能是完整的、忠實的。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正如錄音替代筆錄，錄影終將替代錄音成為主流的記錄方式。賴恩典作為攝影師、導演，有天然的優勢。最重要的是他的專業精神，他對構圖、燈光、收音近乎嚴苛的自我要求，保證了影像、聲音的極高質量。他的口述拍攝從最早的攝錄一體機到電影機，畫質分辨率從1080P高清到4K，到最後的6K，最大可能地、最忠實地記錄最多的信息，這體現了一個口述工作者對忠實性、完整性的不懈追求。
三．完整性
完整性與忠實性緊密相連，忠實的口述也應當是完整的。但要做到完整，其實很不容易。記者和學者利用訪談來收集資料，但他們的作品極少符合口述歷史對完整性的定義。里奇指出：“就此而言，記者與一般學者並無不同。學者通過訪談蒐集材料，摘取訪問的部分內容用在書或文章中，卻不會公開完整的逐字稿或訪問紀錄。書或文章一旦發表，原始的口述資料就被束之高閣或置於地下室。”[23]
極少有記者和學者完全依照口述歷史的嚴格規範來完整公開資料，其原因不難理解。首先，口述歷史對於資料的真實性、忠實性與完整性有極高要求，從前期準備、實際訪談、到訪後的查證與整理，工作量都極大；而鮮有記者或學者具備足夠的經驗、精力、時間與經費來完成口述歷史的完整流程。另一方面，口述歷史雖然算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但並未獲得主流歷史學界的充分認可。口述歷史成果甚至不被當做研究成果，對學者的生存、升遷幾乎毫無幫助，甚至被視為不務正業。無論中外，在現有學術體制下，口述歷史工作都是只有投入而沒有回報的苦差事。若從商業角度看，更是無利可圖。
口述歷史是一項投入與回報完全不成比例的無私工作。唐德剛投身口述訪問與研究長達三十餘年，他坦言：“在這個商業習氣極大的社會里，由於為人作嫁，後來幾陷我於衣食難周、啖飯無所的難堪絕境。” 他感歎：“我個人那時不能入境從俗，而害了我國傳統文人的‘沉溺所好，不通時務’的舊癖，這樣對一位寄人籬下的海外流浪漢的謀生養家、奉養老親、撫助弟妹來說，可能是件一言難盡的絕大錯誤吧。”[24]
投身口述歷史工作的人，其動力只有一個：出於對歷史真相和歷史細節的追求，他們總是想知道更多，想問得更細、更完整。
2016年4月5日，賴恩典在山西太原訪問原西南聯大從軍八百學子之一、傘兵鴻翔部隊翻譯徐希民。他打開攝影機，說：“開始。我想從您小時候開始聊，就是編年體的口述，從您小時候出生家裡的情況到您讀書、參軍，最後內戰、文革等等一直到現在。” 當時93歲的徐希民有些吃驚，“我要是那樣錄起來，我的事可多可多了，都說不完，而且都很精彩，你知道吧？” 賴恩典答：“就需要這樣。”那次訪談持續了整整三天。2023年受訪的李健平則創下最長的訪問紀錄，前後六天，總時長25小時。他告訴賴恩典：“其他人來都是一兩個小時完事，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也說不了什麼。你這次的採訪百年一遇，千載難逢，你今天能把我這些歷史記下來說出去，我心滿足了，明天死了，我都高興！”（第576頁）
賴恩典雖然沒有受過任何口述歷史或學術訓練，但他想要了解並記錄受訪人完整人生的樸素想法，其實與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口述歷史計劃的理念不謀而合。張力自1984年入職近史所，即開始口述工作，四十年來訪問了數十位台灣軍政人物。他強調，口述歷史是關於受訪人“一生的訪問”，通常包括家世、學歷、經歷三大部分。“雖然受訪者成年以後的事功或經歷是訪談重點”，但他“頗注重誘導受訪者對其家世環境和早年家居生活的敘述。” 因為“從‘講古’開始，可以增加談興，有利訪談之進行。” [25] 易言之，從受訪人的兒時經歷講起，還有一個實用的功能，即破冰效果（icebreaker），可以讓受訪人放鬆，逐漸與主訪人建立信任。
四．公共性/公開性
公共性或公開性，與真實性、忠實性和完整性一樣，是口述歷史的核心特性（defining feature）。里奇強調：“口述歷史的核心定義在於：可供公眾研究、重新詮釋與驗證。”[26] 然而，若要忠實、完整地公開口述史料，不但工作量驚人，而且需要克服人性的自私。記者追求獨家報道，學者則崇好獨佔史料。現實中，記者與學者雖然採用口述的方法與材料，卻鮮少整理原始口述資料並完整公開。因此，嚴格而言，其作品難以稱為口述歷史。
近年來，諸多學術機構和民間組織獲得大量資金，進行口述歷史訪談，但鮮有公開訪問紀錄。他們往往借“已簽署保密協議”為由，不公開成果以供公眾檢視、參考。沒有公共性、公開性的訪談，其實與口述歷史的精神相悖。
誠然，受限於出版環境，完整出版或公開口述歷史確有困難。然而，公開部分內容，並非全然不可。假如，文革相關內容不便公開，但抗戰口述卻仍有出版或公開的空間。受訪人既然願意受訪，就有不同程度公開其經歷的願望，不可能要求數十年內絕不公開其口述的任何內容。
學術乃天下公器，口述歷史尤為如此。公開，是口述歷史之本義。
五．不可複製性
理論上，一位受訪人的敘述是可複製的，文字敘述尤其如此。然而，口述歷史是主訪人和受訪人共同完成的對歷史的追憶和探尋，雙方的互動是獨一無二的，可能激發不可預測的記憶火花和情感流露。如上文所述，有的受訪人是“天選之人”，但一個優秀的主訪人也是“天選之人”，二者的相遇是奇妙的機緣，會產生獨一無二的口述訪問。
面對一個耄耋老人，主訪人是直奔主題、拿到想要的答案就走，還是耐心、專心地傾聽老人的人生經歷？受訪人其實能感受、分辨訪問人是否真誠地關心自己的經歷。一旦他們信任訪問人，他們就會講出許多從未與人——甚至家人——分享過的經歷。
2023年，賴恩典在香港訪問海軍老兵黃錫驥的第三天，黃老告訴賴恩典：”我心裡憋了幾十年的東西沒說過，要好好跟你說說。”（第226頁）這次訪問持續了四天。一年後，黃錫驥老人逝世，終年97歲。
2020年，天津抗日殺奸團成員王文誠寫道，“我的口述歷史承賴恩典先生把它記錄下來，我覺得很舒服很痛快，我這一生和所做的事有交代了，死而無憾。”（《逆流者》，第278頁）2022年，王文誠在台北逝世，終年102歲。
2016年，空軍英雄陳炳靖在訪問結束後告訴賴恩典：“我很喜歡你，你問得很細緻很專業，不像其他人隨便對付兩句就完事了，所以咱倆的合影得握著手拍。”（第389頁）2022年，陳炳靖在香港逝世，終年103歲。
2013年，鴻翔部隊傘兵楊勤槐告訴賴恩典：“你這次來找我錄口述，我們也因此成了忘年之交，我和你們二三十歲的人在一起聊過去的歷史，很知心，也很不容易。”（第286頁）2020年，楊勤槐在貴州逝世，終年93歲。
“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這句名言提醒我們，主訪人對受訪人的每一次訪問都是獨一無二的，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
六．個人經歷的獨特性與普遍性
里奇強調，從事口述史的理由，就在於“問一些從來沒人問過的問題，蒐集一些若不採訪就會消失的記憶…… 今天的口述歷史學者，正為未來的傳記作家和研究者做前期工作，只盼他們將來不會為我們今天沒問的問題而扼腕嘆息。” 未來的歷史學者希望從今天的口述歷史中讀到什麼？里奇指出，他們希望看到前人“從第一人稱視角對大事、小事的觀察，和他們如何理解這些事件”。傳統史料通常能提供人（who）、事（what）、时（when）、地（where）等基本信息，但是口述歷史卻能解釋“為何”（why）和“如何”（How），尤其能幫助我們理解人物的動機和抉擇。[27] 這正是官方文獻所缺失的。
每個人的境遇、動機與選擇都是獨特而複雜的。官方文獻注重結果，往往無法也無意紀錄個人經歷和心理過程；即便是個人回憶錄，也會有意無意地過濾掉內心衝突與掙扎。因此，基於官方文獻、書面文字的傳統史學，常常演化成“沒有人”或“沒有人味”的政治史、組織史、機構史，難以像文學作品那樣直擊人心。
文學批評家劉再復曾說，偉大的文學作品的靈魂，在於探究個人在道德困境中的掙扎、反思與懺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天人交戰，閻連科筆下的人性困局。而口述歷史，以第一人稱視角，呈現個人經歷的獨特性、複雜性，同時映照普遍的人性困境與道德兩難，使口述歷史超越個人獨特性，使讀者產生普遍共鳴。
以楊勤槐的回憶為例：抗戰勝利前夕，傘兵第一隊空投廣東開平，奇襲南江口。激戰中，戰友施明映頭部中彈，“滿臉滿頭都是血……呼吸非常困難……他眼睛一眨一眨的”，看著戰友楊勤槐。楊明白，“他是希望我們不要走，或是幫他找個地方隱蔽下，或是希望我們找個醫生來，又或是找個擔架把他抬回去”。但此時敵軍已經開始反攻，大部隊已經撤退，只剩楊勤槐一人面對奄奄一息的戰友。他無力施救，只能忍痛撤離。此事成為楊勤槐一生的悔憾。六十八年後受訪時，他仍潸然落淚。（第？頁）
楊勤槐的敘述真實可證。美國戰略情報局檔案清晰記錄第一隊從昆明起飛到空降廣東的精確時間與人員名單，包括楊勤槐、施明映。楊勤槐還存有當年日記。（第？頁）後來成為著名醫生的楊勤槐，終生思索當初是否應當補戰友一槍，以結束其痛苦。這樣的靈魂拷問，沒有正確答案，卻正是口述歷史所獨有的心靈坦白，遠比小說更令人動容。
每一個口述歷史都是獨特的。然而，當口述觸及人的生存困境與道德兩難，就已經超越個人記憶，轉化為對生死、責任與選擇的普遍反思。
七．第一人稱視角的鮮活性
在過去幾十年，歷史學界經歷了各種運動，從以大人物為中心、自上而下的宏大敘事，轉向以平民為中心、自下而上的史（bottom-up)或底層的歷史（subaltern）。同時也經歷了各種“轉向”，如情感轉向，感官轉向……不一而足。然而，唯一沒有發生的轉向，是史料來源的轉向。史料來源仍未走出以官方文獻、精英書寫為主的窠臼，而錯失親歷者口述、平民書寫所提供的鮮活歷史素材。
美國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描述英軍登陸景象：“殘陽如血，冉冉西下”（the sun went down in a blood-red glow）。[28] 有讀者讚歎她妙筆生花；她卻告訴讀者，該句引自一位英軍軍官的文字。塔奇曼慧眼識珠，再經中國譯者借毛澤東《憶秦娥·婁山關》中“殘陽如血”四字，使之成為名句。
在《激流者》中，李健平只有高中文化，卻以口述與文字，描繪出更加真摯動人的歷史意象。2007年，李健平致信侯健存，追憶1945年在雲南昆明、開遠接受美國戰略情報局（OSS）訓練時，與侯健存、侯競存兄弟的戰友情誼：“憶及崗頭村、開遠，宛若日昨。雨中洗澡，共游紅河。當弟奉命開赴抗日前線，不及辭行，健競二兄速跑三公里趕來車站送行，擁別之時，已是淚汗全身。嗚呼！此情此景，距今已是六十二個春秋。”
侯健存回信寫道：“1945年開遠的瞬間相聚，已是六十餘年前的故事。我們都是為了愛國、抗日救亡、雪國恥的共同目標走到一起的熱血中華兒女，我們兄弟般的團結奮鬥情景令我懷念至今！”（第458-463頁）然而，他的弟弟侯競存，早在四十年前的文革中，不甘受辱而自殺身亡。
侯競存原為華西協合大學醫科學生，抗戰時期自願從軍，與兄長侯健存一同被分配至OSS特別行動組。日本宣佈投降後，他作為譯員隨代號Flamingo“火烈鳥”的特別行動小組空降歸綏（今呼和浩特），與傅作義接洽受降事宜。假如沒有李健平的口述和書信，我也不會從幾年前蒐集的OSS檔案中，找出這些塵封八十年的文件，更無從辨認出 Intptr Hou Chien Tsun或 Mr. Lee Chien Chiu 這些陌生的名字（第459，466頁）。
在重建歷史的過程中，口述歷史的第一人稱視角常常提供關鍵史料。口述，不只是對檔案文獻的補充，更能激活檔案文獻，賦予檔案生命。
八．平民性
口述歷史，不僅是記錄過去，更是民主理想的實踐。歷史不應只屬於帝王將相、權貴精英，而應屬於每一個人。
“歷史學是一門關於人的學問。” 已故歷史學家高華（1954–2011）曾疾呼，“研究當代史應該高度重視普通人的敘述，而這個方面是我們的研究者所忽略的。” 他常引用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話：“經常受到世界史浪潮衝擊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絕不是那些高官顯爵。”[29] 普通人是社會的主體，也是歷史苦難的主要承受者。然而，他們的聲音卻長久以來被主流歷史書寫忽視，甚至也被口述歷史工作者遺忘。
口述歷史的對象，應該是精英，還是普通人？這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在西歐，口述歷史一直由社會學者主導，他們關注勞工階層的普通人；而以芮文斯創立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中心為代表的美國口述傳統，起初只關注政、商、社會名流，普通人難入法眼。曾有軍史家直言，“我只訪談將軍。”直到1970年代，美國歷史學者才開始轉向關注平民，使口述歷史變得日益包容。[30]
然而，對99%的口述工作者來說，這場“精英 vs 普通人”的辯論，其實是毫無意義的偽問題。首先，絕大多數口述工作者沒機會訪問名人。知識精英多能自行著述；政商名流則有資源請人代筆，著書立傳，甚至為其歌功頌德。更嚴重的問題是，由於地位不平等，權貴精英往往難以與口述工作者平等對話，不願接受對質與追問。為了維持其既有公共形象（或謂人設），他們往往堅持固定敘述，即使該敘述經不起推敲考證。政商名人、明星的“口述”，多半淪為商業化的傳記代書。其真實性、忠實性與完整性，也因此大打折扣。
反之，普羅大眾人數眾多，卻往往缺乏資源、時間或能力來記錄自身經歷與觀察。他們的歷史是獨特的，也是普遍的，更需要搶救與保存。
梁家佑雖是大學教授，但僅留下一篇印緬戰場回憶錄；陳炳靖僅自印一本簡略的抗戰回憶錄。黃錫驥、楊勤槐、李健平在受訪前都沒有寫過回憶文章。賴恩典的出現，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通過錄音、錄影和文字，為他們的歷史留下忠實而完整的見證。
不為權貴唱讚歌，只為蒼生錄人話
作家柏楊（1920–2008）曾言：“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31] 而賴恩典的口述歷史工作之精神，或可謂“不為權貴唱讚歌，只為蒼生錄人話”。
對歷史工作者而言，“權貴”不只是政商權貴，更包括學術權貴或權威——那些主導學界論述的“大佬”或期刊主編。純粹的歷史工作者，應如傅斯年所期許，以求真為唯一圭臬，“打破一切權威”，拒絕盲從西方理論——無論是德國理論、俄國理論還是法國理論、美國理論——或任何理論。唯有回歸歷史的本體：人。
口述歷史工作者，肩負忠實、完整地記錄受訪人生命史的道德責任，也承擔著查證事實、確保嚴謹的學術責任。這樣的重擔，常令人視為畏途，望而卻步。
口述歷史不僅耗費心力，更幾無經濟回報。即便躋身美國最頂尖的哥大口述項目，唐德剛亦曾哀歎，因為投身這項“默默無聞、薪金低微、福利全無、對本身職業前途有害無益的苦差事”，他“犧牲掉甚多所謂‘華裔旅美學人’一般所認為最理想的轉業良機”。[32]
口述歷史是追求真實性、忠實性的基礎工作，不是追求創新詮釋與理論建構的顯學。在訪前準備、訪問和訪後考證過程中，口述歷史工作者投入創造力，但在最後的口述訪問成果中，卻隱身其後，默默無名。
學術界重視理論創新，因此口述歷史這樣的基礎性工作往往不計入學術成果。而中文的口述歷史成果，在英文主導的學術體系中，更難以獲得承認。
然而數十年後，唐德剛，這位世俗意義上的失意者（還有黃仁宇這位失敗者），卻成為華人世界最知名的歷史學家。反觀當年那些在藤校、名校風光一時的華人學者及其著作，早已隨潮流退去，煙消雲散。而唐德剛的口述工作成果，卻已成不朽。
最基礎的，往往是最根本的，生命力也是最長久的。
高華以《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而聞名，但他真正關心的，並不是高層權力斗爭，而是經延安整風形成的制度，如何在四九後普遍應用在普羅大眾身上。《紅太陽》之後，他轉向關注“小人物”在四九後“被清除、治理和整頓”的過程，材料主要來自正式、非正式出版的個人回憶錄。可惜天不假年，高華於2011年辭世。當時抗戰口述歷史方興未艾，他沒能看到多年後陸續出版的口述歷史成果。我相信，《激流者》正式是他所倡導、期盼的歷史書寫：“小人物、大歷史”。[33]
寫大人物，固然有其價值，卻多屬錦上添花。
寫小人物，揭示大歷史，使無名者名垂青史，這才是歷史工作者的真本事。
幾十年後，幾百年後，未來的人們想要了解抗戰史、二十世紀中國史，他們會打開這本《激流者》，他們還會讀到梁家佑、黃錫驥、陳炳靖、楊勤槐、李健平的名字。
未來的人們不會在意那些久遠的政府機構、組織的沿革，卻會關注這些個人在困境中的奮起、掙扎與反思，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
******
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第一頁寄望讀者對中國歷史抱有一種“溫情與敬意”。翻開這本《激流者》，我們可以感受到賴恩典對抗戰老兵深深的“溫情與敬意”，這也是對中國歷史與中國人的”溫情與敬意”。
有了這樣的感知，我們或許才能開始理解一個人如何能有如此的動力與毅力，將自己青春最寶貴的十五年，投入到一項完全沒有經濟回報的持續行動中，因此失去不少商業拍攝工作。他是“一個人的劇組”，成年扛著、拉著大箱小包的攝影、燈光、錄音器材，走南闖北，尋訪八九十歲的抗戰老兵，為世人搶救下不可再生、不可複製的珍貴歷史記憶。
抗戰“激流者”獻出的是熱血與生命。為了紀錄他們的歷史，賴恩典付出十五年的青春。而我為這篇序言付出的只是三個月的時間。
感謝賴恩典的口述歷史工作，我得以與八十年前這些激流者的生命產生連接。這是殊勝的因緣，也是奇異的恩典。
******
2015年春，齊邦媛先生曾給我寫過一封電郵，感謝我寄去她堂兄齊振武的志願軍戰俘審訊紀錄。她最後寄語：“如今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史一定有很多豐富的、可作的計劃，但願歷史有最終的公平，中國人永不再重歷當年的苦難與幻滅。”十年後的2025年，齊先生已經逝世，而世界卻變得更加動蕩不安。我不能確定中國人是否能“不再重歷當年的苦難與幻滅”，但我們可以做的是：紀錄二十世紀中國人所經歷的苦難與幻滅，提醒今人、後人拒絕遺忘，警惕強權。
米蘭·昆德拉寫過：“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然而，記憶何來？唯有紀錄，才有記憶，才能對抗遺忘與扭曲。
謹以此文，致敬那些在八十多年前挺身而出、投筆從戎的熱血青年——“激流者”。
也致敬今天仍然腳踏實地走在民間、搶救歷史記憶的紀錄者。
也呼喚更多的年輕人走進田野，走入民間，成為記錄歷史的行動者。
常成
2025年4月於香港清水灣
[1] 袁梅芳、呂牧昀編著，《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香港：紅出版（青森文化），2015）；袁梅芳編著，《中國遠征軍II：老戰士訪談錄》（香港：紅出版（青森文化），2017）。
[2] 羅久蓉、游鑑明、瞿海源訪問，《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游鑑明，《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當代上海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來自海峽兩岸的探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黎煜，“對話過去、當下、現在：口述與歷史撰寫”，《當代電影》2012 年第3 期，第69–75頁；陳墨，“史學之謎：真實性、口述歷史與人”，《當代電影》2011年第3期，第96–103頁。
[3]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 8. 常成譯。為了突出訪問人的能動性與重要性，筆者借鑒游鑑明的譯法，將interviewer譯為“主訪人”。
[4] 唐德剛，“文學與口述歷史”,《傳記文學》第45卷第4期，1984年，第12頁。
[5] 唐德剛，“歷史是怎樣口述的”，《胡適雜憶》（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1），第205頁。
[6]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第253，262，264頁。
[7] 傅斯年，“《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發刊詞”，原載《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一集第一期，1927年11月，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第12-13頁。
[8] 轉引自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9. 常成譯。
[9] 翦伯赞， 《史料與史學》（北京出版社，2005），第 46頁。
[10] 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2期。
[11] 黎煜，“對話過去、當下、現在：口述與歷史撰寫”，《當代電影》2012年第3期，第72頁。
[12] 黎煜，“對話過去、當下、現在：口述與歷史撰寫”，《當代電影》2012年第3期，第72頁。
[13] 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5–156.
[14] 丁東發言稿，“關於口述史的八個問題”，歷史百人會第四期線上沙龍“記憶與遺忘：口述歷史的虛與實”，2015年。
[15] 黎煜，“對話過去、當下、現在：口述與歷史撰寫”，《當代電影》2012年第3期，第75頁。
[16] 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第822頁。
[17] 黎煜，“對話過去、當下、現在：口述與歷史撰寫”，《當代電影》2012年第3期，第70頁。
[18] 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第821頁。
[19]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p. 5, 45.
[20] 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第814–815頁。
[21] 唐德剛，“歷史是怎樣口述的”，《胡適雜憶》（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1），第205頁。
[22]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8. 常成譯。Candid多被譯為“真實”，此處應為“忠實”。
[23]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8. 常成譯。
[24] 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第819–820頁。
[25] 張力，“軍政人物的訪談經驗”，《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第165頁。
[26]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8. 常成譯。General research常被誤譯為“一般研究”。
[27]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p. 33–34. 常成譯。
[28] Barbara W.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Bantam Books, 1989), pp. 320, 525; 巴巴拉•W• 塔奇曼著，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翻譯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第233頁。 “殘陽如血”原出自毛澤東於1935年創作的《憶秦娥·婁山關》。
[29] 高華，《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第299頁。
[30]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p. 4–5.
[31] 柏楊，“再版序”，《柏楊曰》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序言第4頁。原文為：“不為君王唱讚歌，而只為蒼生、為一個‘人’的立場和尊嚴，說‘人’話，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歷史”。
[32] 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第819–820頁。
[33] 高華，“小人物、大歷史”，《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第300頁。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