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芳銘 上報 2025年08月09日
全球正經歷一場新的地緣政治、全球安全、貿易與貨幣典範轉移，並走向「確定變遷中的不確定年代」。（美聯社）
美國總統川普激進的政策議程正拉開一個全新時代的帷幕，新的地緣政治、經濟與金融格局，可能將深刻影響未來數十年全球政治經濟秩序。
同時，川普正在瓦解自二戰以來，已延續80年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美國在全球的信譽大幅受損。由美國主導並支撐起二次戰後國際自由貿易秩序和全球化的進程中，美國金融業無疑是最主要的受益者，並成就美國金融霸權的霸業。不過，川普對全球無差別攻擊的加徵關稅，正在使得美國信譽流失，不僅動搖長久以來主導全球金融市場的「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更可能動搖美債的避險地位，以及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核心角色。
川普是首位公開承認「世界已不再是單極格局」的美國總統。川普坦誠的直白，但這問題是怎麼發生的？
美國霸權的式微，包括美元地位與經濟實力的消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既有債務太多、新增債務來的速度又太快，且政府必要支出、資本市場和經濟成長深度依賴於不斷膨脹的巨額債務來提供支撐力。
過去20年，美國債務大幅激增約2倍達到約37兆美元，每年光支付利息就高達約1兆美元。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辦人達里歐（Ray Dalio）形容美國的債務問題「就像一艘駛向岩石的船」。
嚴重的收支不平衡，債務負擔沈重外，卻還不斷透過舉債來滿足其財政支出及過度消費，甚至已對債務上癮難以戒除；另一方面，是債權人如亞洲國家長年持有過多債務資產，並依賴向債務國出口商品以維持本國經濟。債務的巨大壓力要求對大失衡困境進行糾正，並且在川普2.0諸多政策的劇烈衝擊下，進一步造成貨幣秩序的裂變。
現有的全球貨幣以及經濟秩序，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導致的結果。它既是全球生產分工形態日益網絡化、複雜化與生態化的融合體現，除表現為一種新型的產業治理模式之外，也決定在價值鏈與供應鏈中，誰擁有控制權以及價值和財富如何分配的權力。
日益複雜的全球價值鏈與供應鏈，呈現一體兩面的互為矛盾性，一方面大力加持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和競爭性，另方面也異化為脆弱性的根源，其發展和深化導致「吉爾平困境」（Gilpin's Dilemma），在幫助先進國家跨國公司擴大全球市場規模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製造出未來的潛在競爭對手。
「吉爾平困境」源自美國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對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的分析。該困境描述當霸權國家在維持國際秩序中，發揮領導作用時所面臨的長期挑戰，體現在霸權國家為維護全球公共產品（如國際安全、自由貿易、全球金融體系穩定等）而承擔巨大成本，但隨著時間推移，如果維持這一領導地位的成本超過了它所能獲得的收益，就會導致霸權國的經濟實力與其承諾之間出現差距。在這種情況下，霸權國通常會面臨如何平衡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國內資源約束及國際貨幣體系的權力轉移的困境。
美國霸權已顯露出統治成本超過收益的窘況，導致霸權走向式微衰落的路上。在這個背景下，透過增強經濟自主性來降低在全球供應鏈中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度，成為美國在新地緣政治經濟時代的戰略選擇。
從1990年後的2組數據，可窺見美國霸權實力的下降和力不從心。其一是GDP（國內生產毛額）：2001年，美國和全球非美國家的GDP差距只有7.4％，是近25年間最小落差，如今擴大至14.7％，成長近1倍拉大距離。另一個是國防預算：在2005年時，美國與全球非美國家的軍事支出相差20.7％，為近25年來最大差距，到當下已縮小到5％的最小落差。可見，全球的格局已稍然發生變化，美國相對地位下滑。
在全球力量此消彼長的多極化格局下，美國在相對地位下滑的趨勢中，調整國家戰略實屬必然。相較於以往的寬容姿態，如今川普改祭極限施壓的強硬手段，揭櫫保護主義，即使犧牲他國甚至傳統盟友的利益也在所不惜。這是川普倡行的「美國優先」及「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邏輯及滋長興起的環境，為維繫或為霸權續命，從逆全球化自由貿易到地緣政治的戰略收縮，到盟友產業經濟、巨額投資與採購、復興工業與重建供應鏈，關稅武器化、投資與採購如同課徵特別稅抵減關稅，以及增購軍事武器的保護稅等，只會層出不窮地降落附加在傳統盟友及貿易夥伴身上。
美國的戰略收縮、孤立傾向及世界格局多極化的趨勢下，正在系統性地背離國際自由貿易秩序，可能引發三大長期趨勢，並從根本上重塑全球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格局。
一、全球安全秩序的重構
隨著美國逐步削弱或退出其對全球安全的承諾，地緣政治局勢正在變得更加動盪，國家間衝突的發生頻率將顯著上升。自1980年代晚期，國際間的衝突或戰爭頻率從高峰的18件，到2013年間都保持低於此水準，平均值約在每年8件，但自2014年起國際戰爭衝突加劇呈現仰角陡升，2020年達到37起的新高，凸顯出美國霸權期間世界較少戰爭，2014年伊始向多極化轉型期，呈現成長勢頭的國際戰爭局勢，讓世界顯得震盪而不平靜。
在叢林法則逐漸取代規則導向的舊有國際秩序之際，國家之間激烈的安全競爭已不可避免。長期依賴美國軍事保護的國家，將成為戰略調整的直接受害者。預計未來將有更多傳統美國盟友仿效德國的做法，透過增加財政支出厚植國防實力。近期歐洲、日本和韓國的軍工類股票大幅上漲，或正預示著這一長期趨勢的開啟。
同時，美國在重拾孤立主義收縮安全承諾之際，還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製造更大的自主與結盟空間。尤其，世界見證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戰略收縮，以及對烏克蘭支持態度的反覆與猶豫之後，正在為美國戰略競爭的對手，推進地緣利益和提供戰略議程的重要契機。新局勢為中國深化周邊外交、擴大全球影響力創造新的空間與時機。
二、全球貿易秩序的重塑
川普已不再願意以本國產業競爭力為代價，吸納全球的過剩儲蓄。
從美國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及推動全球化的推手角度看，過往經濟全球化是建立在美國持續擴大經常帳赤字，並以此吸引全球資本流入美國的基礎上。全球化除助力強化美國金融霸權之外，也附帶諸多結構性的副作用，包括美元估值被長期高估、製造業空洞化日益嚴重、中西部等傳統工業區域陷入長期困境等，埋下「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號召能量。
面對社會分化日益尖銳、全球地緣局勢不斷升溫，以及在多極化格局中重建供應鏈的需求，川普用市場准入武器化來解決全球貿易體系失衡結構，其主要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是增強本土產業供應能力，二是擴大國外市場對美國產品的需求。
為了復興工業，美國必須提升國內製造的相對吸引力，使企業留在美國比將供應鏈外遷更具經濟合理性。從這個角度出發，關稅不唯是談判中的籌碼，更可能是長期的武器。唯有長達數年持續加大國外生產的相對成本，才能真正推動製造業回流美國，進而重塑本土產業鏈的目標。
推算加徵關税後，若在國外生產的成本仍較在美國生產呈現顯著優勢，就不足以驅動企業回流美國本土重構供應鏈。大白話就是：關稅稅率必須夠高，才能推動製造業回到美國。川普放話對晶片與半導體課徵100％關稅、對鋼鐵鋁加徵50％關稅等高關稅，是此邏輯的產物與策略性關稅實施的必然，以遏制他國競爭優勢，逼迫外國對美投資或美國企業回國重建供應鏈。
這也是川普無差別攻擊、極限施壓與堅決認定「關稅是字典裡最美麗的詞彙」的根本邏輯，並將其視為不可讓步的戰略支點，甚至關稅只是揭開序幕的前菜，投資、採購、產業標準、轉運限制、投資審查、實體清單⋯等，或將繼續上場，為「讓美國再次偉大」高歌猛進。
此外，為擴大外部需求，美國還可能續以「232條款」調查與施壓等方式，促使順差國家調整其經濟政策、提升本國內需、安全審查與同盟及擴編國防預算等方式，為美國製造出口商機。在此背景下，關稅更多地扮演著談判籌碼的角色。如果對美順差國家透過提升消費、減少儲蓄，實現成長模式的轉型，美國的外部失衡問題也會得到緩解。
另外，由於川普對歐洲的安全承諾態度曖昧，暴露出安全脆弱性，近期德國的動向釋出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根植於地緣政治的影響，德國打破「債務剎車」規範，翻轉過去的財政保守政策，擴大財政支出的歷史性轉向，反映出在當前動盪的多極格局中，應對處在全球經濟與地緣戰略中被邊緣化的深切擔憂。
諷刺的是，從全球貿易再平衡的角度看，德國的轉向反倒與川普的政策目標一致，在於財政寬鬆有益於削減德國長期存在的經常帳順差。在與美國存在巨額貿易順差的國家中，德國的失衡程度亦頗為突出。
對美國來說，要看見全球貿易體系的真正再平衡，中國無疑是最關鍵的變量。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貿易順差在規模上遠高於其他國家。與德國相比，中國在當前階段對貿易調整節奏有其自身考量，並未表現出相同的緊迫感。因此，華盛頓可能認為，維持對中國的關稅政策，是促使北京加速經濟結構轉型與推動中國經濟再平衡的有效外部手段。若是如此，川普預計將繼續祭以關稅及其他非關稅工具，策進北京以更大力度支持釋放國內消費的潛力。
此外，美國也可能構建一套相對獨立於中國的「平行貿易體系」。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提出的「區域化經濟與安全結構」構想，以及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Stephen Miran）所主張的對北京設立「關稅長城」策略。川普劍指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中國，透過經濟、貿易手段與經濟安全同盟，遏制或限制中國出口，防止中國實力持續擴張。
由於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和中間品貿易處於核心地位，美國可能建構「雙層關稅體系」，對中國商品徵收40%至45%的高額關稅，同時對其他大部分國家課徵10%至25％關稅。為確保雙層架構，華盛頓配套系統性的追蹤核實機制，識別並封堵可能繞道第三國進入美國市場的轉運中國商品。此策略將促使供應鏈加速向非中國新興市場遷移，重塑全球製造業供地應鏈格局與生態。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檢視，此路徑對美國而言具戰略合理性，可降低全球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也將為其本國產業發展帶來新風貌。如何壯大國家競爭力是每個國家的追求，在川普宣布「解放日」前，越南、巴西和印尼等國已對部分中國產品採取反傾銷措施，晚近墨西哥對中國環氧大豆油開徵反傾銷稅，反映新興市場之間在貿易利益上的競爭態勢。川普的關稅戰在裂解全球貿易秩序的同時，也在裂解中國的全球供應鏈優勢，除為「美國優先」服務外，也外溢至具供應鏈轉移優勢的新興市場，此等現象是全球供應鏈的新風景。
對中國而言，這種變化必然是嚴峻挑戰，如何藉力使力促使經濟結構更加均衡，以及升級與轉型更具附加價值，是重中之重的當務之急。中國近年來經常帳順差顯著成長，埋下結構性轉型的壓力。諸如從強化消費和服務業發展、產業升級、逐步縮小產業結構性差距以及內需與外銷比例等，完善中國內部經濟的再平衡。
三、全球金融與貨幣秩序的重塑
美國對全球安全承諾的收縮與主導貿易格局的重構，正同步削弱其金融霸權，已對美元與美債形成挑戰。
若美國成功主導全球貿易再平衡，並持續削減對盟友的安全承諾，全球金融與貨幣體系將迎來變革。誠如米蘭指出，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催生對美債等美國資產的剛性需求。但剛性需求是全球貿易結構長期失衡種下的惡果，貿易順差國不斷積累的外匯儲備，正是美元資產的持續買家。
一旦貿易失衡格局被打破，各國對美國金融資產的需求，尤其是對美債持有的意願，很可能出現結構性下降的後果。亦即，如果美國得以如願外部再平衡，而其財政赤字規模卻依然龐大，則美債市場將陷落嚴峻困境。川普與貝森特將財政赤字列為政策優先事項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透過穩定幣的立法與發行來支撐美債巿場，只因為美債仍是維繫美國金融霸權的根基。一旦根基掏空，美元霸權的維繫，也將面臨挑戰危機。
過去10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美國政府債務的擴張速度，已遠超過全球外匯儲備對美債的新增持有。而且，自2010年起，美債急速激增，持續拉大與全球外匯儲備的差距。這一趨勢是對「外國儲備需求是驅動美國財政擴張關鍵因素」觀點的打臉，凸顯華盛頓濫用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資產發行國的獨特地位，更多是為了刺激本國經濟，而非滿足外資的需求。
因此，美債與外國儲備需求的結構性供需缺口，是一顆美國潛在的核彈。一旦海外順差大幅收縮，或外資對美國信用產生系統性動搖，這顆核彈就會被迅速引爆。歸根到底，川普推動全球再平衡的政策目標，將使美國政府面臨一個根本性抉擇：到底是要接受結構性更高的利率水準，還是要承受美元貶值的系統性風險。
一旦全球貿易再平衡導致外國順差持續收縮，外國將無力如過往繼續大規模購買美國金融資產，尤其是美債。美債在失去外國買家之後，填補融資缺口的壓力將轉向聯準會（Fed）或美國企業。這一轉變自2015年已開始顯現，外國機構持有的美債開始持續下降。
如果持購美債需求責任轉向美國國內的私人投資者，他們對利率的要求將遠高於外匯儲備管理者。而私人投資者的需求更具彈性，通常取決於各類金融資產的相對吸引力。因此，可能導致美債的期限溢價大幅上升，從而要求長期利率走高。
若美國政府繼續透過聯準會貨幣化其財政赤字，最終可能重啟收益率曲線控制（YCC）政策壓低美債利率。然而，持續的低實際利率將降低美元資產的吸引力，可能觸發資本外流與匯率貶值。如此一來，美國經濟與金融體系將更具新興市場特徵，迎來美元危機上升的風險。
從歷史視角檢視，美國當前的處境與20世紀60年代存在高度相似性。當時，美國亦優先滿足國內財政需求，導致全球美元供給遠超出實際儲備的需求，直接引發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對「美元的過度特權」的質疑，最終導致1971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終止美元與黃金掛鉤，進而引爆美元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隨之瓦解。
全球刻在經歷一場顛覆性新格局的轉變與重塑，新的地緣政治、全球安全、貿易與貨幣的典範轉移，正在走向「確定變遷中的不確定年代」，革命性的新常態已在路上，繫好安全帶上路吧。
※作者為政治經濟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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