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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中共的制度下，沒有人「不恐懼」，然而以「恐懼」為理由的西方避難、庇護原理，只是針對普通人的，尤其今日大量中國人已經將避難變成一種謀利行為，再回到西方原理上來，就變得荒誕起來，中國人，尤其是受了高等教育的「留洋階層」，顛覆了西方「庇護法理」。】
一、張愛玲、馬思聰、達賴喇嘛皆逃離中國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我的驚訝，不止在寫盡十里洋場脂粉氣的這位「海派祖師奶奶」，筆下竟也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這樣大氣的文字，還在於當年她是以難民身份從香港申請來美國的，也就是說，一直被視為抗戰十年躲在上海孤島摹寫癡男怨女、淒涼喧囂的張愛玲，後來是一個躲避共產制度的政治難民，只是張傳的作者們，彷佛有默契地不去聲張這一點，好像它有損於張愛玲隆重的身後盛名。其實張愛玲的小說，和她的淪陷區經歷，以四九後中共的邏輯來看，無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實際上，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從中共統治下逃逸到西方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歷來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後，就有上百萬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尋求英國人的庇護，是標準的政治難民，這些人後來成為香港社會的中堅，也不少人偷渡時就被邊防軍警射殺。音樂家馬思聰的出逃，並在美國尋得庇護，也在這其間。五九年西藏事件爆發，達賴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尋得庇護，則是舉世震驚的大事件。
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後，美國移民局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護案件，無論申請人數還是批准人數，中國都名列第一，而且從一九九九年起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即江澤民政權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這期間也有少量異議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等走上庇護道路。
不過，中國人在美國申請庇護的政治原因明顯擴大，如計劃生育政策、因強迫拆遷、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請者，不少人也獲得了批准，甚至攜款外逃的中共各層貪官，也以回國將被「迫害」（清查）而申請政治庇護。經由偷渡管道來海外的打工者，偽造被迫害材料申請政治庇護，一時成風。
記得二十年前我寫《河殤》時，曾經受到社會上一種恐懼心理氛圍的刺激，我稱之為「逃離沉船」的集體潛意識——躁動的一九八八年是個「龍年」，人們搶購商店裏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平安逃離」），那大概就是中國逃亡潮和避難潮之濫觴，由後來的六四屠殺和法輪功迫害兩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對國際社會殃及魚池，產生諸多中西理念衝突，涉及文化、社會、政治各領域，政治庇護也是其一。
無疑，中國是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六十年裡「大饑荒」和文革兩次災難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計就有三、四千萬之巨，說它是「人間地獄」毫不過分。所以，中國人投奔怒海、背井離鄉，以「恐懼」為理由「桴海避秦」於西方，是再自然不過的一種人性選擇。但是別忘了，中國有十二億人，這麼一個人口大國興起出國潮、流亡潮、避難潮，對於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歐美）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但這還在其次，中國人往西方的逃亡，攪亂了他們那裡的「庇護法理」，則是更要害的。
二、肉食者謀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看邓小平一针见血："他属于《旧约全书》那种人，一位不怕付出流血代价的革命家。"
但是他的老板布什总统，却给这位"六四屠夫"发去一封含情脉脉的长信。6月3日晚，军队开始进攻北京，布什即去电邓，但没有找到人；也有一种说法，邓根本不理他。翌日（六四）上午，布什受到国会强烈声浪的冲击，要求总统立即同北京断交，召回驻华大使，并采取总统所能做到的最严厉制裁措施。前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也从北京发来电文："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已消失了"。可是6月23日，布什致长信给邓，信中充满了感情与恭敬措辞，表示他本人不愿介入中国内政，并尊重两个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差别。布什表示愿意作为朋友般展开谈判解决纷争。
随即布什秘密派遣斯科克罗夫特将军(Brent Scowcroft)和伊高贝格访问北京，并煞费苦心，为了瞒住媒体，对通信和专机作了严格保密措施，两人自带报务员，乘坐经过伪装的C-141，像一架商用运输机，空中加油，中途不停，二十二个小时直飞北京，7月1日到达。他们向邓小平解释布什所受到的压力，要求邓合作，并强调美国的制裁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并非永久性的。邓小平的态度是我才不勒你们那一套呢，极其强硬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二十二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就是打了二十五年仗，牺牲了两千多万人，才赢得胜利。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内政不容忍何人干涉。中国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住。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我们希望中美关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发展。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中国却别有深意地发表了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举杯祝酒的照片，对美国舆论产生重大影响，比如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中，就说布什跟北京屠杀学生的人合作，令布什付出了代价。当年布什还批准出售四部波音757客机给中国。
然而肉食者之间也是要掐的。
舆论说布什有一招老谋深算，即送"六四绿卡"给中国留美学生，将中国近二十年来被训练成功的极少数人才大多留在美国——邓小平恢复高考，十二亿人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充其量不过一千万，百分之一；这中间的百分之一即十万人，由西方正规训练出来的，其中十分之一即一万人，乃是中国精英里的精英，全数留在美国，这笔买卖邓小平是赔得精光，中国资源匮乏、人口膨胀，算下来只有人才是唯一剩下的资源，还让人才最丰富的美国掘走了。邓小平输在文明落差上，你可以蛮頇，但是美国也不能跟你玩这一套野蛮的。
三、中國沒有「庇護所」概念
Asylum 這個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護、避難所、精神病院，後來才轉化出「政治避難」的意思。十八世紀的歐洲，一向指「瘋癲」為獸性、殘酷，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現「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並作研究和治療，最初稱為「瘋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倫敦南郊的貝休恩（中國也譯作「白求恩」）皇家醫院。所以，「瘋癲庇護」擴展為「政治庇護」，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義——沒有一個正常人願意假裝瘋子被送進「瘋人院」。
庇護原理由「瘋癲」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無疑是人道主義在西方的一種提升，但是，對於既無「庇護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現代中國人來說，這一切都變成一個有利可圖的機會了，這或許也可算作文革之後中國人的「改革開放」思路之一。
但是，以「恐懼」為理由的圖謀，就把問題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提供的證據是假的，誰又能判斷你的「恐懼」的真假呢？況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維持的一個專制國度裡，誰又是不「恐懼」的呢？於是，「庇護」又從政治領域退回到「精神」領域、甚至道德領域——最後只剩下一個誠實的問題，而這是整個西方系統對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失去判斷的地方。相比之下，來自美國後院拉丁美洲的更為龐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卻鮮少有人使用這種手段，雖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懼一點也不遜色於中國。
獲得「庇護」乃是「佔便宜」，同樣也只有在「無庇護」文化中，才成為一種爭議、攻訐，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謂「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間，有近十萬之眾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學者，以「恐懼」的名義向美國政府遊說成功而獲得長期合法居留，並衍生出一場爭辯，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別借用了魯迅著名的「人血饅頭」的象徵符號，把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種病態的中文語境裏去，折騰得面目全非。
但是，這場爭論也揭露了「六四綠卡」個案對西方「庇護法理」的褻瀆，是荒誕的、雙向的：在「庇護」層面上，許多人是由中國政府支付其留學費用、並繼續領取國內工資；在「恐懼」層面上，他們後來又踏上「海歸之路」，回流到據說「迫害」他們的國家去做貢獻，此間最大的一個貓膩兒，據說「留學階層」盜竊西方技術最成功，它甚至是「中國崛起」的訣竅，也成為川普政府驅逐中國留學生的重要理由。
再回到三十前鄧小平與老布什的那場博弈，究竟誰贏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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