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開文本作為得體的表演
下級者的謙恭是維持社會秩序所必需。——塞維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
他身為主人是無法自由的。─盧梭（J-J. Rousseau）
公開文本的價值與代價
支配關係同時也是抵抗關係。一旦確立，支配本身的勢力不會永久持續。支配因為牽涉到違反受支配者的意願，利用權力去榨取勞動、生產、服務、稅金，會造成相當嚴重的摩擦，而且唯有透過不斷努力鞏固、維護和調整才能延續。維護支配地位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透過展示和實行權力，將支配象徵化。每次外顯可見的利用權力─每道命令、每個服從行為、每次列表和分級、每種儀式秩序、每次公開懲罰、每次使用尊稱或貶低的稱謂─都是支配的象徵性舉措，有助於彰顯和強化階層秩序。要長久維持任何模式的支配總是困難重重，可能有人會問，若考慮到會出現抵抗支配的情況，那麼需要付出多少心力才能鞏固支配─需要多少毆打、監禁、處決、祕密協議、賄賂、警告、讓步，以及尤其需要多少次公開展示顯赫地位、懲戒性懲罰、慈善、崇高正直等等，才足以維持支配？
我希望能在這章中先粗略快速地識別出公開文本所代表的政治工作。肯定、隱瞞、委婉化、汙名化，以及最後的全體一致表象，似乎是此處分析的幾種支配的演出方法核心。詳述全體一致的概念後，我接著主張，支配的菁英試圖在公開文本中將社會行動比喻和描繪成一場官方遊行，因此透過忽視來否定從屬者自主社會行動的可能性。實際自主發起集會的下級者往往會被描述成暴民或烏合之眾。最後，我將回頭處理第二章結尾所提出的問題：這些表演實際的觀眾是誰？
有些事件本來就是規劃來以論述肯定特定的支配模式。俄國紅場（Red Square）的勞動節遊行（May Day parade）是階層體系和權力的大規模展示，從閱兵台上的級別高低排序，到行進隊伍的秩序，再到蘇聯（USSR）軍事力量的展示，都創造出一種強大和團結的形象，目的是同時讓黨員、公民和外國對手感到敬畏。然而，多數的論述肯定不僅僅是為了展示。一個農奴或奴隸的工作組在農田裡被騎馬的監工監督，這既是對權力關係的論述肯定，當然本身也是物質生產的過程。遠更頻繁發生的小規模「儀典」作為支配和從屬的日常體現，可能更具說服力。當農民在地主或官員面前脫帽，當奴隸主召集他的奴隸來見證一頓鞭打，當用餐的座位是按照地位或身分來安排，當一家之父取走大盤上的最後一塊肉，便已表達出階級和權力關係。因為每次肯定都會顯現出一座階層金字塔，而菁英位處頂端，自然會在這類的肯定上投注最多的政治資源。
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在他位於英國新拉納克（New Lanark）的紡織工廠引進的「無聲監控器」（silent monitor）是個顯著的例子，試圖讓權力和評價關係一直都可為肉眼所見。歐文認為無聲監控器是工廠「檢查下屬行為最有效率的方法」，那是一小塊四面的木塊，每面都塗上不同的顏色─黑色、藍色、黃色和白色─並且附有鉤子，好讓某一面可以面向外頭。每位員工─大概只有廠長兼經理除外─都配有一只無聲監控器，在工作場所顯眼地展示出來。外露的顏色代表他的主管對他前一天表現的評價─黑色代表不佳，藍色代表一般，黃色代表良好，白色代表優異。可以對監督者的評價提出上訴，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如此一來，歐文或任何其他人穿過工廠時，都可以立即具體看見每位工人昨日表現的指標，而透過同樣的標誌，每位工人實際上都在他或她的脖子上掛著管理階層的評價。為了賦予這個制度歷史的深度，每個顏色都有編號，而每天的評價都記錄在歐文所謂的「操行冊」中，只要員工仍在他的工廠工作就會持續記錄。歐文認知到這個方案和聖彼得（St. Peter）的傳說名冊─書中完美無誤地記錄人的品行─之間的相似之處：「在操行冊中記下編號的做法─永不抹去─可能可以比擬為據說負責記錄的天使在替可憐人性的好壞行為做記號。」在這個地球上的計畫中，上帝的位置被工廠廠長取代，而罪孽的作用則被根據某人對生產和利潤的貢獻所做出的評價取代。歐文的制度賦予支配者對他們從屬者工作成果的評價一種正規且公開的形式；公開文本變得肉眼可見且無所不在。這條偉大評價鏈的階層結構，就消滅其他關係和評價標準的能力而言，幾乎符合歐威爾主義（Orwellian）。
想像一下歐文方案的翻轉版本可能造成的象徵性影響。也就是說，想像一座工廠，裡頭每個主管脖子上都掛著下屬每日強制評鑑他們行為的指標，這個準則往上延伸到連歐文本人也適用。當然，若要完整翻轉，我們也必須想像制裁權力的翻轉，因為歐文操行冊裡一連串的壞記號不只是公開羞辱，更無疑會導致降職、減薪、或甚至解雇。
一如其他的權力儀式，歐文公開展示支配和評價的做法不僅描繪出一套自己身處頂端的階層制度，也將任何對生產關係的非傳統看法擠下公開舞台。然而，有某些展示、某些儀式比其他的更精巧，且受到更嚴密的控制。任何崇高神聖的機構似乎都尤其如此，他們聲稱獲得認可和有權支配的主張，大多都是以其與過去歷史延續和忠誠的連結為基礎。因此，王室加冕典禮、國慶日慶祝活動、戰爭烈士的紀念典禮似乎都經過精心設計，以避免意外發生。或許針對我們稱之為禮節或禮貌、較小規模的日常儀式，也可以冒險提出同樣的歸納。禮節的規範畢竟代表著某種社交的語法，由品味和禮儀的捍衛者強加實行，讓這種語法的使用者可以安全遊走在一大群陌生人之間─尤其是有權有勢的陌生人。不過就算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如皮耶．布赫迪厄所述，表演也充斥著權力：「禮貌的讓步總是包含政治的讓步……是個人應繳的象徵性稅金。」當沒有遵守禮貌規範的舉動被視為不服從行為，便是其中所涉及的政治讓步最顯而易見的時刻。我們很容易就會將權力的展示和儀式視為某種使用強制力的廉價替代方案，或視之為試圖利用早已被削弱的原始權力或正當性來源。有效的展示藉由傳達掌握實權和行使權力意願的印象，可以節約使用實際的暴力。舉例來說，想像一個高度階層化的農業社會，地主剛剛取得強制力，可以可靠地發現和懲罰任何違抗他們（例如透過盜獵、租金杯葛、請願、叛亂等方式）的佃農或勞工。只要他們保有顯眼的儀式表象、揮舞他們的武器、頌揚過去的壓制事件、維持嚴厲果決的氛圍─而且只要他們壓制的實體象徵仍存在，比如監獄、警察和公開威脅等形式─他們就可能發揮令人生畏的影響力，遠遠超過當代菁英實際擁有的權力。只須小小表現出地主的力量，就足以讓權力的瘴氣瀰漫好一陣子。在沒有任何顯現地主弱點實例的情況下，他們的權力可能許久都不會受到挑戰。
成功傳達權力和權威會帶來許多結果，因為這有助於形成某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從屬者相信他們的上級者十分強大，這樣的印象會幫助他自己也如此認知，並且反過來強化他實際的權力。表象確實有其重要性。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提供了我們這項見解最令人恐懼的版本：「人不能單靠力量統治。的確，力量很關鍵，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擁有某種心理素質，馴獸師要成為他野獸的主人也需要這種素質。必須說服他們，我們才是勝利者。」我希望能夠在後文說明，為什麼我們應該質疑許多支配的菁英能否用這種方式「自然化」他們的權力。然而，到目前為止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展示的觀眾不只有從屬者；菁英也是他們自己表演的消費者。
我們會猜想，支配群體的成員是在社會化過程中學會權威和自信地表演的本領。對世襲的統治群體而言，訓練往往一出生就開始了；貴族學習如何表現得像貴族，婆羅門要表現得像婆羅門，男人要表現得像男人。對於那些地位不是透過繼承取得的人而言，則需要在職訓練，來讓他們扮演的老闆、教授、軍官、殖民官員等角色具有說服力。展現優越的表演表面上是為了讓從屬者留下印象而演出，但同時也讓統治者挺直腰桿。一如歐威爾在〈獵象記〉的其他段落所觀察到的，在當地人面前表現出殖民官員的樣子可以成為有力的鼓勵：
群眾看著我時，我不像一般定義的那樣害怕，不像我獨自一人時那樣害怕。白人絕對不能在「當地人」面前受驚；因此，他大致上都不會受驚。我腦中唯一的想法是，如果出了什麼意外，那兩千名緬甸人就會看見我被追逐、趕上、踩踏，變成一具齜牙咧嘴的屍體，就像山坡上的那個印度人。而如果這件事發生的話，很有可能有些人會哈哈大笑。那可絕對不行。
歐威爾在幕後的所作所為─可能是他的隱藏文本─是一回事，但他在當地人面前的舉止必須體現殖民支配藉以公開正當化的概念。在這個例子中，這意味著公開使用他優越的火力，來保護緬甸居民，而且行動時的態度要暗示這種優勢是殖民官員天賦的一部分。他深知此一規則，以致於他似乎和害怕死亡一樣，害怕可能發生的嘲笑。
身在從屬者面前的舞台上，會對支配者的行為和言論造成有力的影響。他們有座共同的劇場要維護，而且經常會變成他們自我定義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他們時常感覺自己是在一群極度挑剔的觀眾面前表演，這些觀眾懷抱熱切的期望，等待著演員演技不復以往的任何徵兆。美國內戰前南方種植園生活的敏銳觀察者曾注意到，奴隸主的言論和舉止會在黑人僕人進房間的那一刻改變。印尼東部的荷蘭人發現，托拉雅人（Torajan）中有蓄奴和沒有蓄奴的氏族行為舉止的差異頗大：「拉給族（To Lage）和安達艾族（To Anda'e）總是必須留意要對他們的奴隸保持崇高的聲望，藉此養成了高度的自制，因此他們在外國人眼中留下比佩巴托族（To Pebato）更文明的印象，佩族人對這種壓力一無所知，比較會表現出真實的自我，比較自由放縱。」雖然統治群體所維持的外表可能令人印象深刻，但這樣的表象既是要引人敬畏，也是要掩蓋某些事物。
隱瞞
警察局長：他知道我戴假髮？
主教：（對法官和將軍竊笑）他是唯一一個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的人。─惹內《陽台》（The Balcony）
在惹內的小說《屏風》中，背景設定在阿爾及利亞（Algeria），當一位歐洲監工的阿拉伯女傭發現他會把腹部和臀部墊厚，來讓自己的外表更有氣勢，他所監督的阿拉伯農場工人便殺害了他。一旦他恢復原來的身材比例，他們就不會再怕他了。儘管這則寓言看似荒謬，但確實捕捉到某個關於權力表演方法的重要真相。
透過控制公開舞台，支配者可以創造出某種表象，理想上接近他們希望從屬者看見的狀態。他們所策劃的欺詐─或宣傳─或許會讓他們的身材更有分量，但也會隱藏任何可能會減損他們顯赫程度和權威的事物。因此，比方說在盧安達（Rwanda）畜牧的圖西族（Tutsi）是務農的胡圖族（Mutu）的封建領主，他們會對外假裝自己完全靠牲畜產出的液體─奶製品和血─維生，從不吃肉。他們相信，這個說法會讓他們在胡圖族眼中顯得更令人敬畏、更有紀律。事實上，圖西族確實喜歡肉，有機會時就會偷偷吃肉。只要他們的胡圖族僕人當場逮到他們正在吃肉，據說他們就會要求僕人發誓保密。如果胡圖族人在他們自己的宿舍，不曾以嘲諷他們圖西族領主飲食習慣的虛偽為樂，那我們才會大吃一驚。另一方面，重要的是在當時，胡圖族人不會冒險公開宣告圖西族人會吃肉，公開文本會繼續維持下去，彷彿圖西族只靠液體維生。
在高種姓印度教徒和賤民之間的公開關係中，也可以看出類似的模式。官方上，雙方的來往是受到相對潔淨和汙穢觀的精細儀禮所支配。只要維持這種公開的現實，許多婆羅門似乎在私下就毫無拘束地違反規範。因此，某位賤民皮條客以設法讓他的高種姓顧客和他一起用餐、穿他的衣服為樂，而只要這些行為是發生在幕後的隱蔽場域，他們就會顯得相對泰然自若。如同圖西族的例子，這些違背官方現實的事蹟在從屬者間廣為人知似乎無關緊要。真正要緊的似乎是這類行為不會被公然宣告或展示，否則可能會公開威脅到官方說法。只有在自相矛盾的情況被昭告天下時，他們才必須公開為此負責。
在極端的例子中，某些事實儘管人盡皆知，但可能從不會在公開的情境下被提起─比如在戈巴契夫（Gorbachev）開放政策（glasnost）前的蘇聯強迫勞動營。此時就出現了要將幾乎無人不知的事實從公開論述中抹除的問題。在這類情況下，可能會發展出來的幾乎是種雙重文化：充斥著機靈的委婉表達、沉默和陳腔濫調的官方文化，以及非官方的文化，後者擁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學和詩、自己的辛辣俚語、自己的音樂和詩歌、自己的幽默，還有自己對短缺、貪腐和不平等的認知，這些事儘管也同樣廣為人知，但不會被引入公開論述之中。
偶爾有人會主張，官方的權力關係與其說是普遍支配狀態具象徵性、對外公開的一部分，反而更像是隱藏自己失去權力、保全面子的策略。蘇珊．羅傑斯（Susan Rogers）將這種邏輯應用到一般農民社群和特定法國洛林地區（Lorraine）中的性別關係。文化傳統和法律賦予男性權威和威望，他們幾乎占據所有官方職位，然而鄉村地區的女性權力「較為有效」，但同時也是隱蔽且非正式的權力。她主張，只要男性權威沒有受到公然挑戰，而且他們仍因管理事物而獲得「讚揚」，男性就會接受這項事實。然而，如果因此總結出實際的檯面下現實讓男性的權力只是表面虛飾且無實質意義，那就是忽略了象徵性讓步也是「政治讓步」的事實。這類的女性權力只能在禮儀的帷幕後行使，這些禮儀再度肯定了男性以掌權者身分的官方統治，這有助於男性持續掌控公開文本─儘管她們不是發自內心想這麼做。要以另一陣營的名義行使權力總是有其風險，正式擁有頭銜的群體可能會試圖重新要回權力的實質和形式。
作者為美國當代政治人類學大師、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諳法文、馬來語／印尼語、德文、緬甸語。
現為耶魯大學史德林政治學教授、人類學教授與農業研究計畫主任，同時也是收成平平的兼職農夫與養蜂人。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農業社會比較發展、霸權與抵抗理論、農民政治、東南亞、階級關係與無政府主義理論等。重要著作有《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支配與抵抗的藝術》（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不受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等。
書名：《支配與抵抗的藝術：潛藏在順服背後的底層政治，公開與隱藏文本的權力關係》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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