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整理旧信时，发现了一封母亲在抗敌演出九队的好友徐炜的丈夫吴淞在2001年5月12日写给我的一封信，摘录其中一段如下：
南央：你好！
你4/28寄来的杂志和复印件被海关扣留了。将短信和扣留凭单一纸与你写的信封寄来。凭单开列：《当代……》杂志壹本和《耀邦……》复印件16张。令人厌恶。都21世纪了还有这种事！只希望有一天解禁，将原物寄还表示道歉。盼着吧！
这是我从美国寄往上海，由程晓农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研究》和自印的小册子父亲李锐所写《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被上海海关没收了，同时客气地将我写给吴淞伯伯的短信和海关的扣留凭单一并塞进我的信封按收信地址寄达与他。着实恶心了老头子一把。
又看到吴淞伯伯在2002年12月18日寄给我的另一封信，这一回是他从上海寄往洛杉矶的一位忘年交，请她转寄给我一本国内出版的书，在出中国海关时被拆开查验了。
你朋友的表妹是我们的忘年交，曾在上师大音乐系毕业，也住加州。书是我寄给她的。她收到的很迟，书已被弄脏。她估计是这边被检查过的！这是我们年青时代常发生的事，仍然延续到了新世纪！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隆裕，代表年仅6岁的皇帝宣统发佈了逊位诏书，内陈：
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位共和立宪国体。
宣统退位于今已整整112年，他和平让出的“统治权”并无“公诸全国”，只是从国民党的手中转到了共产党的手中，“共和立宪国体”仍在虚无缥缈之中。
徐炜阿姨和吴淞伯伯都是“七七事变”前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按照现在的规定，属“红军级老干部”。他们当年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厌恶国民党的“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专制，但是他们“干革命”的抗敌演出九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我的母亲即是那个演出队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演出队的顶头上司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是共产党员郭沫若。如今看来很是匪夷所思吧！？这就是储安平当年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但是有着如此清晰认知的储先生却因为对国民党的憎恶，做了将国民党赶到台湾的共产党的盟友，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对于共产党员徐炜和吴淞来说，他们熟悉且厌恶的国民党对言论的监控，由他们自己的党发扬光大。吴淞伯伯离世前，没有盼到海关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本月1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签发出我状告海关案的第27次“延长审限通知书”。我不会像吴淞伯伯那样，只是“盼着”海关归还《李锐口述往事》，我会继续“跟进”。“李南央状告海关案”的主审法官贾志刚先生也未放弃，他每隔六个月发出一封“延审通知”，是一种态度。对此，我保持尊重。
赘述一句：隆裕太后明晓大意“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中国的“当今”与112年前的“封建帝后”相较，实实令人汗颜。
202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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