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智官：莫言“宣言”——我是犬儒我怕谁？

作者：喻智官

 

莫言非“莫言”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给死乞白赖的中国文学扎了一针鸡血，连负责严控文化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都高调出面祝贺，二零一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成了中国文学的嘉华年会。

中共不会看错人，莫言是值得褒奖的，他历年的表现早已记录在案，有目共睹。二零零九年法兰克福书展上，戴晴等异议作家发言时莫言毫不犹豫地退席；二零一零年，被问及如何看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获刑时，莫言以闭口“莫言”作答；今年受邀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慨然应允挥笔抒情。综上所说，莫言党性过硬，经得起考验，是称职的作协副主席。莫言还写过“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赞美薄熙来，如果薄熙来哪天翻盘回潮，莫言照样政治正确，更会文运亨通。

许多人据此调侃中国的“莫言”得奖了，欣喜若狂的莫言不以为意，开始滔滔不绝地给予回应。他深知用诺贝尔奖（奖励有理想倾向的作品）评比标准衡量，自己一身软肋，处处污垢，就心虚又沾沾自喜地宣称，“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自己得奖“是文学的胜利”。可惜，说这话时莫言忘了，十年前另一位华人异议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政府谴责评委会是“出于别有用心的政治动机”，他所在的中国作协指责颁奖“有其政治目的”，当时他怎么不站出来反驳，“这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更有甚者，莫言还借机为中共的新闻出版管制张目，鼓吹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可以自由言说的时代”，并奴性十足地说“绝对自由出不了好作品。”此谓一举两得，既为中共治下的绝对不自由辩护，又通过肯定创作环境嘉许自己作品的价值。

谁说他“莫言”，他为主子圆场的话说得十分乖巧，可见，莫言非“莫言”。

 

在颁奖礼中继续为中共代言

 

莫言这样言说并不意外，十年前，他在接受凤凰台记者的采访时就坦言，“我走上文学动机不纯，想写本书卖了,能一天三顿都吃饺子,没想到过要替人民说话。”如今他当上作协副主席，是党给了他能天天吃饺子的厚禄，他理当为党说话。

也许在得意之际忘了形，莫言不慎失言，漏出一句出格话：“希望刘晓波早日出狱”。有人善意地对此过度解读，以为过去莫言为吃体制饭，不得已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如今得诺奖了，不在乎政府的压力，将在颁奖典礼及未来籍自己的独特身份勇敢发声了。

然而，人们高估了莫言的良知，殷殷的期待落了空。莫言在颁奖活动中的表现毫不含糊地昭示“你们看错了人！”他还是那个作协副主席，还要保持自己的原有本色，秉持自己的坚定立场，不辱维护党国利益的使命。

在回答记者的各种提问和演讲中，莫言有备而来侃侃而谈。为撇清得到中共高层赞扬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给个人的荣誉，不是颁给中国文学，更不是颁给一个国家。话音未落，他在答谢词中又承认，“如果没有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这话正好合上李长春的调子，“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面对中国是否有言论自由问题，莫言说，“你去看看中国的网站，你就会知道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他假装不知有人仅因几篇网文被判重刑，还说中国的新闻出版审查是必要的，好比出国“申请签证”和“坐飞机安检”，故意把为包括被检者在内的旅客安全和为党国安全的新闻出版审查混为一谈。莫言还自欺欺人地说，不知道有作家受刑，忘了上月刚说过“希望刘晓波尽早出狱”，再以作家也会因行窃和杀人坐牢为例，顾左右而言他地否定中国作家因言羁縻的现实。

莫言偷换概念强词夺理，听上去十分“机巧高妙”，却不过是耳熟能详的外交部发言人的辞令，他更像在大庭广众表演的政客，而不是在文学典礼上领奖的作家。

  

“我是犬儒我怕谁？”

 

对此，有人讥讽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展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话说对了一部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是受虐者对施虐者习惯性地依赖盲从，但莫言的问题还不这么单纯。

当记者再提身在囹圄的和平奖得主时，莫言断然回绝，“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要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干的。我该说话了，我自然会说话，别人逼着我表态的时候，我是不会表态的。”不知就里的外国人听了，这话说得牛气冲天，莫言是个多么特立独行的人！但明辨真伪的中国人没这么好蒙，无论他如何拿乔掩饰，不过暴露他的犬儒、乡愿本相。因为包括这番话在内，他在颁奖活动中的所有言说，恰恰是在掌握他仕途名利的中共有形无形的胁迫——说得好听点是训诫和教诲——下说出的，而他大胆拒绝不受“胁迫”无惧得罪的，都是对他的利益纤毫无损的无权无势之辈。

莫言这话，好比受赵太爷欺压的“下人”请阿Q评理，阿Q盛气凌人地冲“下人”说“你有什么资格逼我表态？你愈逼我，我愈不说！”阿Q自身也是赵太爷的奴才，哪怕戴上桂冠披上燕尾服，外观道貌岸然了，但怯懦的内心并无改变，听到赵太爷的名字腿就软了，哪里能挺直腰杆为“下人”说话。但他毕竟是“华夏第一人”了，面子总是要的，不敢对赵太爷说三道四，还不敢训斥“下人”吗？所以就有了“不听别人胁迫”的气势。当然，事与愿违，他说得愈大义凛然，他的懦夫形象凸显得愈鲜明。

从某种程度上说，莫言确实不受“胁迫”，因为他总是事先就揣摩好“上意”，所以，他主动抄写“讲话”。得诺奖后莫言非但不反躬自省，还坚称“绝不后悔抄毛著”，因为他根本不屑介意“下意”，还泰然回敬草民的批评说，看到“包括在网络上很多对我的议论和批评，我也感到很生气。后来我渐渐感觉到，大家关注议论批评的这个人，跟我本人没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在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塑造着另一个莫言。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来围观大家对莫言的批评与表扬。”

好一副“我是犬儒我怕谁”的嘴脸！

事实上，莫言并非无视批评，而是耿耿于怀。他在答谢词中迂回隐晦地编了三个故事回击。第一个故事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言下之意，我就是一个面对灾难不哭的人；第二个故事是：有时过于敏感较真做“英勇的斗士”是错的；第三个故事的“寓言”更深，出现多种解读：或是群起攻击我的人不定哪天遭天罚；或是民主不过是多数人的暴政等等，总之，是不是好话，你们自己去理解吧！

丧失良知的莫言，不用诺奖赋予的勇气去直面权贵，反而杀个回马枪奚落质疑者，话里有话地透出骄横狂妄——我犬儒了这么多年不是照样得奖？为什么要顺从你们的意见改变自己？尤其是那些令我难堪的异见人士，让我站在你们一边——没门！

 

中国作家进入歌德人格时代

 

其实，莫言早在三年前就表明了这样的立场，他在法兰克福书展的演讲中引述歌德和贝多芬的故事说，“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莫言评说，“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好一个自圆其说的奇谈怪论！坚守自尊不媚王权“并不困难”，向国王卑躬屈膝倒“需要巨大的勇气”！如此赞誉弄臣美化犬儒的论调，除了侏儒人格谁说得出？在暴政面前犬儒卑怯情有可原，虽然怒其不争，尚可哀其不幸，但犬儒卑怯还要为犬儒卑怯写颂词，就使犬儒变成了犬奴，卑怯滑向了卑鄙。

可悲的是，莫言的表白代表了中国主流作家的心态，也反映了当下中国知识精英整体犬儒化的生态。有趣的是，有自恃和莫言旗鼓相当的作家，在名曰“祝贺”实为不服时，自夸说“莫言应该得奖，但中国至少还有十个作家够格。” 这话说的不错，无论和莫言比作品水准还是思想境界，中国的主流作家半斤八两。他们的写作共性是，“形而上”地揣摩诺贝尔奖评委的好恶，在形式上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同时，“形而下”地瞄准商业市场，俯就大众读者的低级趣味，还要把持一个原则，所书内容绝不跨越中宣部的禁域，这是主流作家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幸中国永远不缺供他们发挥的素材，于是，西方现代派技巧+“没原因”的中国人的苦难+“没来由”的乡村愚昧组装成的三合一作品源源不断。

如今，这样书写的莫言成功了，应了鲁迅近百年前的“预言”： 瑞典诺奖评委“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授奖），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今日更“坏”到鲁迅无法想象的地步。中共托庇莫言受奖，自满之情溢于言表，“中国崛起”终于赢得了西方的认同接受；主流作家暗下兴奋，既然不避讳御用犬儒也可以成为世界级“大作家”，他们为什么不继续莫言的道路，尽兴享受歌德人格风靡的时代？

 

原载香港《争鸣》2013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