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中國醫學革命與國醫運動
中國醫學革命
很少中國現代史學者聽説過「中國醫學革命」，原因很單純：那場革命原本的目標是要廢止中醫，結果不僅徹底失敗，更在相反的方向造成革命性的後果，極為反諷地催生了支持中醫的國醫運動。在陳志潛眼中，那場革命留下了一個極其不幸的後果，使中國的醫療領域自此分裂為中西醫並立。藉著聚焦於中國醫學革命與國醫運動這兩起歷史事件，本章將追溯中、西醫師如何陷入長達十年的集體鬥爭，從而深遠地形塑了中醫的現代形貌。
中國醫學革命是余巖首創並大力倡導的概念。當他在一九二八年聲稱自己倡導這場革命已有十年之久時，他指的是他在一九一六年出版的《靈素商兌》一書。問題是，直到他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余氏醫述》為止，該書所收錄的四十多篇文章裡，卻完全沒有任何一篇的標題含有「醫學革命」一詞。但是當余巖在一九二八年發表了〈我國醫學革命之破壞與建設〉一文之後，「醫學革命」就成了他最喜歡的口號，在他後續的著作裡一再出現。在《余氏醫述》出版四年後的一九三二年，他更將該書的書名改為《醫學革命論文選》，並在次年以同樣的書名出版續集。鑒於他採用這個概念有一個如此明確的起始點，我們有理由相信醫學革命的靈感來自國民革命的政治情勢。
余巖曾明確指出，他的醫學革命概念源自創立社會醫學（social medicine）的德國自由主義病理學家魏爾肖（Rudolph Virchow；一八二一—一九○二）。余巖引用魏爾肖的著名口號：「醫學是一種社會科學，而政治就是規模比較大的醫學。」藉此倡導「醫學社會化」與「政治衛生化」。就這一點而言，余巖的取向並不特殊，反而是當年東亞與東南亞殖民地常見的現象。如同安德森與波爾斯（Hans Pols）最近的發現，魏爾肖的社會醫學在亞洲殖民地啟發了許多本土醫師，鼓舞他們把觸角伸展到臨床診療之外，甚至自居當地的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正是為了在中國實現這種同時包含醫學與政治的願景，余巖才長期獻身於廢止中醫。
余巖在一九二八年左右突然高舉醫學革命的旗幟是有原因的。一九二八年底，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終於結束軍閥割據，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一部分是因為國民黨宣稱要建設現代國家，另一部分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國民黨決定在新都南京建立一個衛生部。由於這些發展，包括余巖在內的若干西醫師開始擔任國家醫政官員。新取得的權位使余巖得以用比攻擊中醫學理更有效的手段來壓制中醫。於是，余巖和他的同僚把他們對中醫的攻擊，組合為實現中國醫學革命時不可或缺的一環。他指出：
是故吾人近來之所以大聲疾呼，提倡醫學革命，垂涕而告國人者，豈有他哉？痛舊醫之不由科學、醫政之不統一、衛生設施之多窒礙，而東方病夫之誚不能滌除。
如此一來，余巖構思的醫學革命，就把廢止中醫納入其核心任務，而與建設國家醫療基礎設施以及解決「中國欠缺」衛生現代性（hygienic modernity）問題等量齊觀。中醫問題一旦被視為一個國家層次的問題，余巖便可提議使用「政治手段」予以解決。
中醫學校合法化的爭議
由於此時西醫師已經發展出「以國家力量普及西醫」的策略，中醫師也逐漸學到把中醫與國家連結的重要性。中醫師第一次學到這個教訓，是由於政府在一九一二年為現代學校頒布了一系列法規，其中卻完全沒有涉及中醫。由於以往沒有中醫學校，因此所謂的「國家教育體系忽略中醫」並不必然代表是一種反對中醫的官方政策。不過，這個事件促使中醫師首度發起抗議運動，在上海召開一場有十九省的代表參加的會議，迫使政府接受他們的請願。這場會議也促成後來十幾所中醫學校的成立，包括最具影響力的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建校於一九一六年。
另一場規模更大的運動發生於十年後，起因是備受敬重的中華教育改進社於一九二五年在太原召開一場全國教育會議。在會議中，江蘇中醫學會提案要求把中醫學校納入國家教育體系。雖然中華教育改進社向來以提倡現代教育而知名，但大會卻決議通過傳統中醫這項提案，並將決議提交教育部。
中醫師非但沒有抗拒國家介入醫療，反而要求國家負起一項史無前例的工作，就是認證他們新創立的中醫學校。這項不尋常的要求絕非孤例，而是反映了民國時期的一個大趨勢。如同巴斯蒂（Marianne Bastid）以深刻的洞察力指出的：「相較於其他領域，教育這個領域十分獨特。在帝制時期它是不容民間染指的場域，但當革命推翻滿清而將之開啟之後，教育卻變成資產階級、仕紳階級與前立憲派人士最有能力進佔的場域。這個場域，就是國家機器。」
正如資產階級與仕紳階級，中醫師也認為教育是他們入主國家機器的新管道。很明顯地，中醫師發起運動的關注點並不在於醫學本身，而在能否獲取由國家新創造出來的權益。
無怪乎中醫師居然和西醫師抱持類似的看法，也強烈批評中國政府沒有認識到醫學的重要性，所以遲遲未能充分介入醫療事務。為了強調中國歷史已有開明政府的先例，他們盛讚宋朝（九六○—一二○○）提倡醫學的不尋常表現。有人更進一步主張，中醫之所以在近代落後於西醫，就是源於宋代以後政府投入的衰退。有一名抱持此一觀點的中醫師指出：「以醫一端言之，歷代鄙為方伎，社會視若僱工，政府既未之提倡。此醫學積輕之故，非醫術不精之咎也。若國家高視醫科，如西醫之設校傳習，而許以種種權利，當不致寖銷寖滅，至於斯極也。」
對於中醫師而言，相較於看出西醫的「優越性」，他們更容易注意到西醫師享有他們從來不曾得到過的特權、職業利益以及政府支持。與其頑抗國家將觸角伸入醫療領域，許多中醫師很早就看出一個關注醫療的「非傳統國家」可以為他們帶來許多權益。
這項追求中醫學校合法化的運動，激起西醫師的危機意識，而在一九二五年成立上海醫師公會，其中匯集了最積極發聲也最堅決批判中醫的人士：余巖、汪企張（一八八五—一九五五；他也是大阪府立醫學校的畢業生）、龐京周（一八九七—一九六六；畢業自德國創立的同濟大學）以及范守淵。中醫擁護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對立在幾個月後又進一步激化，原因是全國教育聯合會在一九二五年十月於湖南召開大會。在那場大會上，兩個省級教育協會再度提案把中醫學校納入學校體系。再一次，大會投票決議支持這項提案。
在此同時，余巖於一九二六年發表了〈舊醫學校系統案駁議〉，逐一駁斥提案中關於中醫學校應該納入國家學校體系的每一個論點。與他先前批判《黃帝內經》時的情形截然不同，余巖的這篇文章立刻引起中醫師們強力反擊。反應雖然如此不同，但這篇〈駁議〉裡反對中醫的論點其實與先前的《靈素商兌》大同小異。最重要的是，此篇文章與《靈素商兌》都還沒有把中醫當成推動醫學行政與公共衛生的「障礙」，但當余巖於一九二八年開始提倡「中國醫學革命」後，這就變成他主張廢止中醫的關鍵論點。
一九二九年的廢止中醫案
一九二九年春，國家終於採取了不利中醫的行動。衛生部成立五個月後，中央衛生委員會於二月二十五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在那場會議上，委員會全體通過將中醫納入管理的提案。中央衛生委員會的成員全都是受現代醫學訓練的西醫師，包括劉瑞恆（衛生部副部長暨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顏福慶（上海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伍連德（防疫事務總處處長）、胡定安（南京衛生局局長）以及余巖（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分會會長）。會議通過的提案採用了余巖草擬的內容，但也予以修正，要求中醫執業者必須向政府登記，並且參加政府認可的進修教育課程，才能繼續執業。根據這項提案，登記期限至一九三○年的最後一天為止，而且進修課程只提供五年。中醫不得設立學校，也不得在報紙上發表推廣文章。由於余巖的提案清楚說明政府只會舉行一次登記，其終極目標顯然是全面廢止中醫。
在這份名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的提案裡，余巖詳細說明了應當廢止中醫的理由。他絕不是第一個對中醫提出這些批評的人，但由於他是中央衛生委員會的成員，他的論點就形塑了此後中西醫長期爭議的主題，是以值得我們仔細地考慮。以下我先引用這份提案的內容，然後再逐一分析他的四個論點。
況在今日，治療醫學進而為預防醫學，個體醫學進而為社會醫學，個人對象進而為群眾對象；今日之衛生行政，乃純粹以科學新醫為基礎，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義者也。
今舊醫所用者，陰陽五行六氣藏府經脈，皆憑空結構，全非事實，此宜廢止一也。
其臨證獨持撓動脈，妄分一部分之血管為寸關尺三部，以支配藏府，穿鑿附會，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緯候之學，與天文分野，同屬無稽，此宜廢止二也。
根本不明，診斷無法，舉凡調查死因，勘定病類，預防疫癘，無一能勝其任，強種優生之道，更無問焉。是其對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計，完全不能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廢止三也。
人類文化之演進，以絕地天通為最大關鍵，考之歷史，彰彰可按。所謂絕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虛玄而尚實際也；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廢毀偶像，以謀民眾思想之科學化，而舊醫乃日持其冬傷于寒、春必病溫，夏傷于暑，秋必痎瘧等說，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學化，此宜廢止四也。
要而言之，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
雖然余巖的前兩項論點只是重述他先前對中醫理論的抨擊，但他這次的論述卻高舉具有目的論的醫學發展觀。如同他在提案開頭所寫的：「況在今日，治療醫學進而為預防醫學，個體醫學進而為社會醫學，個人對象進而為群眾對象。」此外，由於他認定以「群眾」為對象是醫學演進的方向，醫學發展便勢必要結合科學醫學知識與現代政治理論。余巖的主張顯得頗具說服力，因為他陳述的正是西醫師們為了建立國家與西醫之間的連結而致力推行的策略。
我們可以從他的第三項論點開始看起，這也是他提出的第一個新論點，其中斷定中醫在因應「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計」這一點上全然無用。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余巖試圖證明中醫「無用」，他還是避免明確否認中醫治療個別病患的療效。如同第四章探討過的，他曾經自問自答「中醫的學問，是無根的草木，是靠不住，何以也會醫好病」這個問題，並且提出四項詳盡的解釋說明為何中醫能醫得好病。值得注意的是，那時余巖和西醫師們都極力反對從治癒個別病患的效果這個角度來評價中西醫的優劣，因為這正是余巖以為落伍的「個體醫學」的決定性特徵。
在余巖眼中，中醫的無用之處在於「舉凡調查死因，勘定病類，預防疫癘，無一能勝其任，強種優生之道，更無問焉。」不過，何謂「有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評估的人。在余巖和其他西醫師的眼中，「調查死因」與「勘定病類」無比重要，因為他們負有建立「國家生命統計數據」的責任。這種特定資訊主要是對國家醫政官僚有用，也只有他們能夠取用。説「中醫無用」，是對已掌握國家機器的他們而言「無用」。
余巖的第四個論點聲稱，中醫不僅對醫學行政無用，更糟的是，對於努力使民眾「思想科學化」的政府而言，更構成巨大的障礙。毫不意外地，余巖大力抨擊中醫不符現代科學的理論，像是「冬傷于寒、春必病溫」，而宣稱這些理論導致民眾抗拒傳染病防治與細菌學說。鑒於中醫師在滿洲鼠疫時的表現，余巖論述這點時當然有理由義正辭嚴。為了正當化政府行使「四千年來未經見之極慘忍政策」，國家有強烈動機與西醫聯手壟斷一切具有合法性的醫學知識。用余巖的話來說，這種排他性的壟斷就叫做「民眾思想之科學化」。
第三與第四個論點體現了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稱的「國家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of the state）。在西醫師進佔國家醫學官員的位置之前，他們對疾病分類與死因的觀點只是醫學領域裡許多相互競逐的觀點之一而已。但等到國家根據他們的知識頒布一系列的法規定後，西醫即可不戰而勝，因為此後國家運作的規範中已經內建了他們的知識，像是標準化後的疾病與死因分類。從此之後，中醫對抗的就不再只是另一種醫學知識傳統了，而是國家認可的官方知識。很自然地，對國家而言，中醫不但顯得無用，更變成了「醫事衛生之障礙」。
西醫師沒有與中醫師進行任何深入辯論，就成功轉變了醫學事業的重點事項、重新界定了醫學問題的優先順序，並且把他們的學理轉變為國家的官方知識。這一切之所以可能，都是藉著余巖所謂的「以科學新醫為基礎，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義」而形成的結盟。在這兩者聯盟的威脅之下，中醫領導者旋即理解，中醫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當有政治之眼光」。
三一七抗爭
包括中醫師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想到中醫師竟然能夠阻擋醫學革命的時代潮流。就在余巖和西醫師們熱切迎接國民革命軍之時，有些中醫師已意識到國家的統一可能意味著中醫學校的終結。余巖的提案公開後，同樣積極批判中醫的汪企張寫下一篇措辭強烈的文章〈促學習舊醫的青年自決〉，公開警告中醫學校的學生考慮改行。汪企張相信余巖的提案將會勝出，是有道理的。首先，南京政府顯然致力追求現代化，所以衛生部內的官員絕大多數都是西醫師。此外，即便是在先前的軍閥割據時期，中醫師企圖影響國家政策的努力絕大多數都是以失敗收場。
先前中醫師從事的政治運動大半會失敗，主要有兩個因素：他們既沒有基礎組織，也沒有體現共同利益的願景。此外，日本明治政府在一八七○年代藉著施行醫學執照制度而成功打壓漢醫的歷史經驗，想必縈繞在每個人的心頭。有鑑於此，許多中醫師都不認為與政府打交道是個好主意，更遑論積極追逐由國家創造的權益。之前部分中醫師發起將中醫學校納入教育體系的政治運動之時，他們的許多同僚都只是隔岸觀火。為了避免中國政府仿效日本政府的策略，經常有人提議中醫師應該抗拒政府介入醫療，理由是「依據四千年（醫學）學術，素未行執照」。簡言之，中醫師在政治運動方面之所以一直不太成功，就是因為許多人都不認為連結中醫與國家符合他們的利益。
反諷的是，余巖的提案為這兩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立即的解方。由於中醫師本就焦慮於重蹈日本漢醫的覆轍，因此立刻將余巖的提案視為徹底廢止中醫。是以動員一切力量以組織一個全國聯盟來阻止此提案，立刻成了他們共同的目標。
余巖提案目標是消滅中醫群體，但其實那時中醫師尚未建立一個能夠讓他們形成群體的溝通網絡。雖然他們過去曾經為了政治運動而集結，卻一直難以組織永久性的全國協會。一名傳統醫師哀嘆埋怨道，「取締之聲稍起，便紛紛入會；取締之聲暫歇，即烟散雲消。」因此，上海中醫師試圖動員群眾抗議這項提案之時，他們幾乎必須從零開始。
最先發起抗議活動的是神州醫藥總會，它先前曾為了將中醫學校納入教育體系在一九一三年發起過運動。這次運動的許多籌辦者都來自於副會長丁甘仁的人脈，包括他的同僚、老師與學生。舉例而言，三一七示威的發起人之一陳存仁（一九○八—九○），就是丁甘仁次子丁仲英（一八八六—一九七八）最信賴的學生。陳存仁回憶指出，他原本不曉得該怎麼向全國各地的中醫師發送訊息，呼籲他們參與這場群眾集會。所幸，陳存仁主持一份醫學週刊，而另一名發起人張贊臣（一九○四—九三）則是中醫期刊《醫界春秋》的編輯。陳存仁與張贊臣檢視他們的訂戶名單，從每一個縣裡隨機挑出兩個人，把訴求寄給這兩個人、請他們把這份文書交給當地的中醫協會，如果當地有這種組織的話。
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後來由上海總商會所支持的三天大會，竟有一百三十一個組織的兩百六十二名代表參加。由於清末以來，上海總商會就是中國商業菁英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總商會對中醫的支持令西醫擁護者感到格外地失望與懊惱。兩千多名中醫師休診半天以示支持，全國知名的胡慶餘堂也強烈抗議。各大報紙都刊登支持的全版廣告，甚至散播一項謠言，指稱外國藥廠以六百萬美元賄賂余巖提案。這個由中醫擁護者發起的示威活動被描述為國民黨終結軍閥以來最龐大的群眾運動。在中醫師聚集開會的禮堂裡，牆上懸掛著兩副巨聯，分別寫著：「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以及「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為了爭取各界支持，中醫師不僅訴諸文化民族主義，更訴諸國貨運動。
國貨運動興起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主要是鼓勵人民購買國產商品以支持國家經濟獨立。藉由全體一致的經濟行動來回應國恥，國貨運動標誌了一種新式群眾運動的興起。於是，政府官員與新興的中國資本家共同努力把愛國精神與購買國產商品連結為一。藉著把中藥轉譯為「國貨」，中醫支持者不止可以爭取到中藥業者，更可以爭取到原本並不關心中西醫之爭的國貨運動的人士。結果證明這是一項非常成功的策略。除了中醫藥業者本身之外，全國商業聯合會、國貨維持會以及藥業職工會（主要是藥業工人）都立刻表態支持示威抗爭。實際上，中國的藥業協會不僅從一開始就加入這場抗議活動，而且還接待了來自上海以外地區的代表。
在第一天結束之前，杭州中醫協會的一名代表說出了所有與會者的心聲：「全國中醫藥團體之團結，與此次之全國代表大會，為空前未有之首舉。我中醫藥界，受人摧殘，至於如此，實堪痛心。今日為我們代表大會開幕之第一日，我中醫藥界同人，應以今日為紀念日，亦即『三一七』為我們今後永久之紀念日。」他的提議獲得熱烈鼓掌通過，於是三月十七日就此定為「全國醫藥大團結紀念日」。與會者最為感動興奮的一點，就是目擊彼此以全國大會代表的身分齊聚一堂，從而見證了中醫是一個全國性的團體。這個目標當然不可能僅靠一次聚會達成，而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為期三天的大會裡討論並且通過了一百零五項議案。除了反對余巖的提案之外，中醫支持者也決議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全國組織──不只代表中醫執業者，也代表製藥產業──藉此「集中力量，以禦外侮」。
許多代表提議借此機會為中醫業與中藥業建立起永久的結盟關係。於是決議建立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其中包含中醫界團體、中藥界團體，以及藥業職工團體。
此處必須釐清的是，大會與會者刻意避免提及「中醫」，反而在他們的總聯合會與次聯合會名稱當中強調「全國」一詞。這麼做顯然是為了製造他們代表中國大多數醫師與藥師的印象。在總聯合會之下，也設有各省、各縣與各區域的分會。面對被廢止的威脅，中醫執業者踴躍加入。在三年內，分會數目就從兩百四十二個增加至五百一十八個，包括在香港、菲律賓與新加坡的分支機構。為了回應余巖提案的威脅，史無前例的跨國中醫網絡開始逐漸成形。
大會中最戲劇性的一刻，就是當與會代表要為他們的專業「正名」之時。代表們不僅排斥「非科學醫」與「舊醫」這類帶有貶義的名稱，而且令人意外地，也決議拒絕「中醫」之名，儘管有些人已經如此自稱好一陣子了。郭適（Ralph Croizier）關於中醫的開創性研究的結論指出，國醫運動的主要動力是一種心理認同的需求，源於支持者希望能在文化鉅變下保有獨特的中國認同（uniquely Chinese identity）。如果這真是最主要的動力，實在難以想像其支持者為什麼捨「中醫」而偏好「國醫」之名。
作者為臺灣大學化學學士、芝加哥大學化學碩士、科學史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合聘教授，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創刊成員及副主編 （2016-2020）。
曾榮獲國際東亞科學、技術與醫療史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所頒發的竺可楨青年學者獎（2005）、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2006）、科技部傑出研究獎（2016）。
所著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榮獲美國醫學史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所頒發之William Welch Medal （2016），以及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2015）。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成員（2013－14），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2004－05）。
書名：《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
編者：雷祥麟（Sean Hsiang-lin LEI）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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