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習近平全面掌權的歷史偶然
我們要了解習近平統治的政治策略與思維之前，必須要先了解習近平的歷史任務，從時間軸來看，習近平強化獨裁地位的開始，可以說是從2017年發動修憲開始，直到2018年修憲成功最為關鍵，中華人民共和國取消了國家主席連任一次的限制。
鑑往知來，第二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德國納粹政權希特勒，以及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俄羅斯總統普丁，都是用取消任期制來鞏固獨裁政權，這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是做為檢視一個國家開始走向或強化獨裁的重要指標之一。
現實的必然：習近平強化極權統治
2022年底，中共進入二十大階段，習近平的政治報告中，高呼2049年要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然而，就現實的生命曲線來看，2049年時的習近平已高齡九十六歲，基於生命的不確定性，所以他又提了一個中程的目標，要在2035年落實「社會主義現代化」及「共同富裕」目標，這兩個新的概念，可以視為是習近平強化獨裁地位的統治思維。
端看習近平所提出的遠大目標，他立論的基礎從何而來？因為習近平的史觀認知，一再展現出百年必有世界大變局的發生，1900年的八國聯軍占全世界當時ＧＤＰ五成，2000年八大工業國（G8）ＧＤＰ也有五成，只是把八國聯軍奧匈帝國換加拿大。但2018年時，G8的GDP佔了全球的下降到34.7%，而中國就佔了16.8%，代表東升西降，又舉例來說，中國的人均所得如果能達到美國的一半，那中國的經濟總量就會是美國的兩倍，因為中國人口數是美國人口數的四倍，進而推論中國的影響力假定會高出美國的兩倍。
歸納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是要打造「東昇西降」的態勢，而且中國作為世界最大市場的能耐，必須透過「2025年中國製造」及「2035年中國標準」等思維來實現。那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又有何不同？從習近平的視角來看，中國施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凸顯出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差異，中國認為西方的現代化已不可行，過去三百年的時間，西方的現代化僅有12億人口的高收入國家，只佔了全球的15.8%，但是，反觀中國的現代化卻可實現全球18%人口的高收入，顯然，習近平打造強國的思維中，不斷強調人口、經濟總量來區別與西方的不同。
事實上，中國皇權時按血統分配，中共取得政權之後，採取計劃經濟按勞分配，在改革開放之後部分的人先富，部分的區域先富，而決定誰先富或哪區域先富，上層是按照權力分配，中層是按資本分配，而最下層才是按勞動來分配。因此，中國官場的權力一直都很大，改革開放之後放任資本主義發展，習近平把資本家的權力收回，這就是按資本分配的用意，這也對應了過去一甲子中國經濟發展所累積的分配嚴重不均現象。
從中國已固性化的分配架構，習近平要在2035年實踐「共同富裕」的目標，必然會面臨到三個陷阱，包括「毛澤東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及「修昔底德陷阱」，其中特別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此外，中國要達到「共同富裕」必須先解決國內目前面臨的三大困境，包括東西部發展不均、所得發展不均及城鄉發展不均問題。
以習近平打擊補教業為例來看，「雙減政策」名義上是減輕父母經濟和小孩學習的壓力，但是，本質要解決是階級問題世襲的固化，因為高所得的小孩勢必能享受更多社會資源，而習近平壓縮補教業的發展，達到平等的表徵下，反而卻是凸顯社會不公平的現象；習近平的雙減政策，卻是讓收入處於最後10%的家庭，小孩進入高中的概率卻是低於平均9.3%，教育開支因而漸少了21%，學習時間也下降了9.19小時；相對於收入前10%的家庭，其小孩收入高中的概率上升了5.3%，教育開支增加了高達67%，每周平均學習時間則是上升10.37小時。
單就習近平推出的雙減政策，事實上並沒有帶來社會平等的效果，反而讓兩個極端階層的差距愈來愈大，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中國社會開始瀰漫著「讀書無用論」的氛圍，甚至教育機構將英文課程改為習近平思想的洗腦課程。除此之外，中國內部經濟也同時爆發潛在的房地產危機，當前在中國擁有房地產的人幾乎都是負債累累，許多中國民眾反映出教育無法讓低所得的人翻身，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又持續攀升，甚至許多省分為了解決青年就業問題，走回計畫經濟時期的作法，提出了青年下鄉政策，這都凸顯出習近平執政的荒謬。
極權衍生「習近平停滯」的經濟問題
習近平的統治壓力又有著難解的地方債務問題，中國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針對中國地方債務的研究，他認為GDP升遷指標、「城鎮化」、「基建」是造成地方債嚴重的主因，過去政府推動城鎮化的政策根本是本末倒置，該研究提出正常的城鎮化發展，應該是自然而然所形成，而不是以政策及計畫性目標來推動城鎮化，這樣所帶動的經濟成長是短期，且成為地方政府表現政績的工具，而卻累積了地方債務不斷增加的事實，2020年全中國的地方債已高達90兆人民幣。
由於地方官員為了達到GDP成長的目標，「公共投資」及「基礎建設」是常被中國政府拿來促進經濟數據增長的手段，因此，改革開放開始，地方不斷爭取來自地方的政策挹注，彼此間也相互競逐，「諸侯經濟」不斷投入推動許多效益不高的基礎建設資源，而「城鎮化」就成了提油救火的措施，進而讓地方債務黑洞不斷擴大且深化。
中國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對於中國地方債務問題，他提出了三個解決方案，首先，地方債務由中央來承接其中的20%，而習近平確實也在今年（2023年）十月時，提出了一兆人民幣的特別國債來試水溫緩解債務危機，習近平的假設是，如果這藥方有效就會繼續進行且擴大，倘若如此，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極有可能大量發行國債；其次，是採取「延期債務」的做法，從原本十年的債務償還期限拉長延至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第三個建議便是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可用的資產，形成新的金融工具進一步讓政府有能力來促發經濟發展，而這也是為何有傳出企業被追稅及要求收回土地的傳聞，許多在中國投資的台商曾反映，在中國設廠的土地被地方政府追回。
無論如何，從地方債務的現況來看，一旦中國對內的基礎建設出現風險，政府的投資力道不如以往，那必然會直接影響到地方的GDP表現，進而蔓延至對社會就業的問題，這都顯示出習近平目前內政急需解決的問題，而也會是他第三任期內的重中之重任務之一；換言之，習近平在強化獨裁的同時，他的統治問題會跟著浮現，而出現所謂的「習近平停滯」現象，倘若中國在今年以經濟成長5%為目標，在中共二十大時期，又一直維持低速且緩步下滑的成長趨勢，那麼要解決高失業率、經濟停滯的狀態將更為困難。
小結：面對中國 台灣更要與全球友善同盟
由於中國正面臨著內外交迫的壓力，國際社會泛起對中圍堵與去風險的氣氛，中國內部又陷入經濟低迷難以復甦的現實挑戰，習近平的統治思維勢必會因為接踵而來社會經濟問題，進而開始轉向統治模式，而這從2023年11月在美國舊金山所舉辦的「拜習會」便可窺知，習近平似有向拜登示弱、放軟的跡象，這也可以視為中國在走向強國的路徑上，會有「策略轉向」及「步驟調整」的意味。
但中國的政治生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瀰漫著「向黨中央看齊」的自我約束，以及以目前中央強壓地方跟黨走的做法，已不同於過去「以經濟發展為硬道理」的狀態，地方政府想要招商，但中央可能會有所限制，而習近平又強調「安全」的重要性，就算商業部門想要吸引外資進入，但國安部門的管控力道成了反作用，類似這樣矛盾狀況已是當前「中國的常態」，且一直存在。
基於此，習近平在外部環境不佳的考量下，改善國際關係或調整美中互動並非首要之務，反而會利用民族主義的情緒，讓經濟不好的壓力轉嫁在美國對中圍堵使然，進而對內進行宣傳及訴求。對台灣來說，必須思考如何利用「習近平停滯」來創造往後可能八至十年的發展願景，善用有利的國際情勢，並融入全球的產業鏈重組趨勢，這並不是與中國脫鉤，而是與西方國家有著「去風險」的共同意識，台灣產業能鏈結國際，並搭上全球「友善同盟」的列車，是我們需要努力及推進的方向。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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