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左）与巫宁坤夫妇
56年前的1957年8月4日，正当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个热诚地向共产党提了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时，《人民日报》忽然发表了一篇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立即有人敏锐地感觉到，这是英明领袖想出来的惩治右派分子的一个聪明办法：面子上"宽大为怀"（不判徒刑），实际上"狠加打击"（关进监狱）。手续简便到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单位填一张劳教申请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带走。
我们就这样成了中国实行劳教制度的第一批劳教分子。
一
巫宁坤先生是1958年4月17日由他任教的国际关系学院（当时归中联部领导，对外属保密单位），开了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到半步桥监狱看守所的。
我恰好在第二天，4月18日进来。我们就这样成了同命运的难友。
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劳动教养就是进监狱。巫先生上车时还天真地以为"是送我去一个农场参加体力劳动"，谁知是停在一个装有铁丝网的高墙下的大铁门前。接着他就被推进了一间挤满了劳教分子和摆着一个大尿桶的臭气熏天的囚室里。他离家前夫人只为他收拾了一个小衣袋，顺便塞进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原版的《哈姆雷特》，一本是冯至编的《杜甫诗选》。没想到这两本书后来竟成了他囚徒生涯的精神伴侣。那年他37岁。
对于右派知识分子来说，进了劳教收容所，就如同掉进了另一个世界，虽然这只是劳教的第一步。
从1958年2月春节过后，各单位就开始处理右派。成批成批的右派送进了劳教所。2月、3月进来的，都已分批转送到了茶淀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劳教。到了4月，送来的人越来越多，收容所已感到人满为患的压力，而这时"大跃进"已在全国兴起，公安工作的"大跃进"就是坏人抓得越多越好。收容所不够用了，连著名的"雍和宫"的一个偏殿，也暂时用作了劳教收容所。农场也装不下那么多劳教人员了，决心在遥远的兴凯湖畔开辟新的分场。我们这一批人就在半步桥看守所里等待了两个月。
40年后，老年巫宁坤在美国含泪写下了半步桥日子的回忆："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在通往苦难的道路上，半步桥会引我走多远。一日两餐，吃的是同样的东西：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玉米糊、一片咸得发苦的腌萝卜。头两天，我实在无法下咽，就把我那一份送给左右的难友。'不用过多久你就会吃不够的'，难友们预言。他们说对了。关在监房里，闻着我们自己的尿的臊味，天天'交代罪行'，'认罪守法'，我们也用当初人家批斗我们的方式相互展开批斗。除了每天轮流下楼倒尿桶，我们不时到大院里打扫卫生。我们终于捱到了不憋死在这臭屋里，可以到荒原的阳光下劳动，可以吃饱肚皮了。6月里的一个深夜，关在看守所的800名劳教分子，在荷枪士兵的押解下，乘上从北京开往密山的'专列'，三天三夜，再转乘大木船，才运到了目的地——兴凯湖畔沼泽遍布的八分场。"（《一滴泪》第四章）
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又将承受怎样的一种劳役？当我们刚刚搭起了一个三角形帐篷，可以躺下歇口气的时候，管教干部立即把我们集合起来，他大声地警告我们，不要有任何想逃跑的念头，这周围都是沼泽，又叫草垫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来从重判刑。然后就宣布，对于你们这些人，只有通过强迫劳动才能改造成新人。从明天一早起，就要开始沿湖修筑一条导流堤，阻挡湖水，开垦荒地。
这才是劳动教养的真正开始。未来将会怎样呢？我们都在惶惑中。
当管教人员警示我们这是什么地方时，巫先生仿佛听见了哈姆雷特那一声"丹麦是一座监狱！"的呐喊在荒原上空回荡。果然，30多年后，刘元先生记下了这一天晚上发生的可怕的事："大家正在熟睡，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把大家惊醒，队长在门口出现，他说：'都睡觉！没事。'次日早晨传出消息，一位难友因越过警卫线被打死了。他睡得迷迷糊糊，黑夜走出去越过了线，我想起我见过这个人。他40岁出头，戴一副深度近视镜，他出去找厕所走错了路。"（《历劫不悔》177页）
到这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了处境的险峻和劳动教养惩罚的严酷。
二
巫宁坤先生是怎样从一位英国文学史的教授沦为一个劳教囚徒的呢？
1951年新年，他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忽然收到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的急电，请他回国接替一位因朝鲜战事而离开中国的美籍教授。接着他又收到了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聘函。他的心中激荡起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热情，决定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国任教。为他送行的是芝大的同学李政道博士。他劝李政道也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回答惧怕共产党洗脑。
巫先生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时，迎接他的是燕大西语系主任赵萝蕤教授。她是艾略特著名长诗《荒原》的中译者，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早年是"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后来这一对夫妇的政治命运令人悲叹不已。陈先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自杀。赵先生饱受磨难，晚年精神失常。
满腔热情回来的巫先生，寄居在赵先生家里。没教几天学，就赶上了院系调整。燕大撤销，他被调往天津南开大学。所幸他在南开遇见了李怡楷女士，结为夫妻，后来在患难中相依为命。没两年他又被调到北京一所"干校"（后称国际关系学院）任教。
1955年，他遇上了"肃反运动"。积极分子们开始审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觉得很奇怪。再问他"为什么选在1951年回来？"他开始领略这问话里含了一点别的意思，再到气势汹汹地逼问"回来有什么目的？"他这才发觉自己竟被怀疑是美帝派来的特务。天哪，这就是对他"满腔热情，不远万里，报效祖国"的回报！
然后是1957年党的整风。他沉默。领导一再动员他"说几句"。他说了。于是"落进了他的'阳谋'罗网"。他被扣上右派帽子，遭受批斗。然后送进了看守所。
他先在兴凯湖畔的黑土地上承受"大跃进"苦役的磨砺，接着又遭遇了"大饥饿"的恐怖。他饿得浑身浮肿，然后骨瘦如柴，气息奄奄。饥饿使他失去人性。他妻子的哥哥从天津一大早辛辛苦苦赶到清河农场探望他，给他送去食物，他却疯狂到把哥哥留给自己中午吃的几块大饼也抢夺了下来。老年忆及，他骂自己不是人。
1961年，正是劳改农场死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多亏了她的夫人的奔走、呼吁和请求，好容易才把饿得濒临死亡的巫先生从劳教队里救了出去。他后来就以"保外就医"的劳教分子的身份，跟随他的夫人下乡劳动，接受群众监督，千辛万苦地熬过了狂风暴雨的十年文革。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他才重见天日。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意味的事。他从报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回来讲学的消息。阔别28年，他俩在北京饭店重见。但他立即意识到了两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殍葬身一黄土……我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一滴泪》第十七章）
30年生命的代价，从希望到破灭，从梦想到醒觉，绕了一个人生的圈子。上世纪80年代，他终于偕夫人和儿女返回美国。
他将这30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令人读后感叹不已。
2011年夏，我忽然接到他从美国打来的一个电话。真是很高兴。他看到了有关我的档案的书，他说那些揭发检举材料外国人绝对读不懂。他说还记得我刚进教养所时的模样。他笑了："我印象里你很英俊。"我只有苦笑。我问他："你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他回答："还算平稳，不再恐惧。"
我为难友祝福。心想：他终于回去了。他不会再回来了。
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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