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算全面性的評論《余英時評政治現實》，而是談一個概念，且先從一則往事開始。
確切時間已記不得，但大概是96年台海導彈危機之前，「時報文教基金會」邀請余英時先生至報社八樓辦了場演講，講題我也忘了，大意就是評析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共動向。眾人皆知余先生一生反共，他罵起中共是絕不留情，在該次演講中，余先生痛斥中國共產黨是「滿洲黨」，我祇見站在我身旁不遠的中時創辦人余紀忠先生，雙手交叉於胸前，頭抬得高高，他對余英時的不以為然溢於言表。
我倒不認為余老闆純粹是媚共──雖然90年代以後，整個中時報系對中共政權的批判少之又少，透露出余老闆想西進的野望，阻卻了民主優位的奠基。我思考的是一整個四九年後移民來台的前後世代，到了90年代本土意識崛起後，他們之中不少人陷入返祖危機。余老闆如此，自由憲政捍衛者胡佛亦然，再年輕一些的所謂開明學者、文化知識人也逃不掉此一緊箍束縛。這種返祖現象於今猶烈，何以致之？除了傳統民族主義的召喚，也該有個更鮮明的詮解才是。
「羡憎交織」是大一統人士的共病
思緒再讓我回到1996年台海危機前後的言論天地。余英時先生當時先後给予《中國時報》兩篇長文極力解析中共政權的思邪走偏。先是〈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給了「時論廣場」，兩個月後局勢平撫，他給了「人間副刊」一篇更長的〈海峽危機今昔談──一個民族主義的解讀〉，兩篇都深刻剖析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而其中貫以一個極具意義的概念──「羡憎交織」（ressentiment），由於後文係由我經手編輯，特別有感、殊值一談。
按余英時先生的說法，「羡憎交織」係源於尼采的思想概念，意指企羡和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而又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地表達出來。當代社會學家格林菲德（Liah Greenfeld）借用來研究當代民族主義，認為上述那種心理是「落後民族對於先進民族的典型反應。落後民族自覺它的地位應該和先進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但在現實中卻高下懸殊，因此一方面效法先進而好像永遠追不上。另一方面則滋長著憎恨先進的情緒而想打倒它。」
在余先生筆下，俄、德是極好的實例。而「中國人一向以『天朝』自居，但百餘年來卻受盡各『先進國家』的欺壓。…『羡憎交織』的民族情緒使不少中國人期待中國變成帝國主義式的強國，在國際上耀武揚威，為自己吐一口氣，這是『羡』的情緒的表現。他們更願意看見中國用武力打敗西方強國。所以中共參加韓戰，和美國展然打得相持不下，他們引以為驕傲的，並以為中國的強大已得到了證明。這是『憎』的發洩。」看看去年（2021）中國拍製《長津湖》的用意，完全符合余先生的指涉。
這種「羡憎交織」心理和一般亞、拉、非第三世界標榜的反殖反帝不一樣，因為後者祇有平等、安居的渴望，沒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野望雄心。祇有像中國、俄羅斯、德國、土耳其、伊朗這些曾有過帝國榮光的今之「哀怨國度」才可能醞釀出嗆辣夠勁的「羡憎交織」。
當余英時先生在90年代中期提出這種解析，確實激怒了渴慕富國強兵、重振中華的所有大一統人士，當時的新黨紅人朱高正就讓其助理林深靖攜其手稿至「人間副刊」辦公室試圖踢館，遭「人間副刊」見拒後，就以〈而今舉國皆沉醉，何處千秋翰墨林〉為題轉登於《歷史》月刊。朱文大意就是余先生觀點盡是摭拾西方、美化台獨、醜詆中國。我也相信余先生這兩篇宏文的確觸怒了中時余老闆，據說他就此下了道指令──爾今爾後不再邀余英時文章。以致直到2002年4月余老闆過世，我們方才邀余英時寫悼文。
也許，在90年代中期中共政權尚屬韜光養晦，其軍經實力完全無法與美國相頡頏的條件下，「羡憎交織」的說法會予人過苛感受，且欠缺各種後設的排比。但余先生談的是本質，是綜觀中共歷史與剖解同情中共者心態所得出的病症說明。結果20年後看看如今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什麼戰狼外交、小粉紅肆虐、一帶一路、強控回藏、鎮壓香港、兵陳南海、緊束台灣……，俱屬「羡憎交織」的八方箭射。再次回顧余先生當日的讜論，祇能驚歎是先知之言。
學識之外，更得保持清醒心靈
余先生作為鴻儒，論史談經大概沒多少人有意見；但由於他堅定反共，所以他的現實論政文章就會招惹太多褒貶，且隨著「中國崛起」的滔天巨浪，余先生在被貼上「反華仇華勢力急先鋒」、「充當台灣當局領導人的教頭」之餘，恐怕更多已附和中共政權的人士會譏他「反共過激」、「反共無用論」。但這些附共成員似乎遺忘了30年代西方不少大知識菁英、文化雅士齊心歌誦獨裁、棄置民主的往事，以致今日一步步牢貼於「羡憎交織」的牌位，逐次走向為專制服務的永劫回歸而不覺。
「羡憎交織」結合中共「黨天下」思惟，對內專制、對外張揚，這些都是余先生論述中共政權與領導人的根本題旨。由於直指核心，使得余先生的觀點如滾石般鮮活，一點也沒過激、過時問題。更重要的是，余先生考察中國歷史得證，知識人就是在抵抗與馴化之間作選擇，余先生以其言教身教告訴了世人，祇要無欲、頭腦清明，站在抵抗專制一方是絕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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