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不是为了让我重复谎言……40年来，我们生活在道德被污染的环境中。
——哈维尔1990年新年致辞
总体来讲，1989年东欧民众反体制的四大基石：非苏化、私有化、非军事化、亲西方化，是有社会共识的，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20年的转轨，左右轮流坐庄，各轮了两三次，在这一点上没有动摇。也就是说，东欧人不喜欢被"代表"，他们的选举文化证明了自己对模式的偏好，这恐怕才是最真实的感受。
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说，"我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我反对的仅仅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一种僵化的非人性的社会制度"。苏联模式在东欧是移植过来，从来没有在本民族扎根，此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的团结工会都体现了这些民族的抗争。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它的民主化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所以有心理准备。
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说，"我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我反对的仅仅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一种僵化的非人性的社会制度"。苏联模式在东欧是移植过来，从来没有在本民族扎根，此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的团结工会都体现了这些民族的抗争。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它的民主化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所以有心理准备。
如果谈到经验，要说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除了经济转轨适应具体环境要具体考虑外，东欧各国认为有几点很重要：社会共识，社会建构，人文精神。
东欧这些国家认为他们是小民族，而小民族有一种世界性、普适性，现在西欧是稳定的民主社会，在文化上与东欧又有一致性，向西靠的结果一定会强于原来在苏联体制下时的状况，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不仅有安全保障，而且还有经济援助，促进所在国的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刻意绕开西方已有的经验，另辟蹊径的结果可能反而是一种新式的倒退。
其实这个主流文化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共识，有了社会共识，再难的转轨也能度过，就像波兰在剧变之前，共产党执政时期，物价刚上涨两位数，就罢工不断；而团结工会时期，物价上涨达到2000%，大家也咬牙顶了过去。这就是社会共识的重要意义。建立社会共识要有一个智慧的团队，要有民众认可的本国历史的核心阶段，要有一个道德偶像的关键人物，比如马萨里克、纳吉等等。
反观俄罗斯就有很大的不同，混沌的"国家思想"使他们整合难度加大，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跨掉以后，这个曾经"凭借思想联合起来的共同体"，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自从经历了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空场"以后，俄罗斯就面临国家认同和"国家思想"重建的迫切问题，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先后提出过"主权民主、东正教精神、欧亚主义和帝国学说"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方案，但是因为缺乏共识，都没有坚持下来。
所以俄罗斯处在一种摇摆当中，它直接影响到国家发展的均衡性和持续性。有人把这种状况归纳为"缺乏主导性特征"的"俄罗斯猜想"。说白了就是社会共识不足。归根结底一句话，有了社会共识再大的难关都能渡过，否则就会做成"夹生饭"。
千万不能忽视社会建构
第二条经验就是把"社会建构"放在重要的位置。有人说，新中国成立的60年是"前30年学苏联，后20年学美国的各种流派，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学欧洲。学习欧洲的多层治理，学习欧洲的社会保障，学习欧洲的和谐与道义，学习欧洲的社会现代化"。不管这个说法准确与否，但转轨国家积累的社会转型经验值得借鉴。人们往往注意到政治制度和经济转轨这些显性的因素，而忽略社会建构，其实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前者。
东欧已经从"社会-国家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下脱离出来，从转轨初期的工会不像工会、政党不像政党、公益组织不像公益组织发展到现在明确的"三分天下"。它改变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变"政治化的国家"为"社会化的国家"，使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变为相互依存的平衡关系，形成一种内在性的社会建构。在当今的社会，"国家无所不能"的时代结束，"强政府"时代结束，政府的频繁更换，使它从原来与国家重合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入盟后更带来了"国家虚拟化"、"国家弱化"和"去权威化"的思潮，国家的控制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都大大减弱。要想不出现"丛林化"和"无序化"的局面，让各类自治类型组织填补政府所承担的功能非常重要。
剧变以后东欧国家的NGO都在呈几何数般地增长，且资金来源复杂化和价值取向个性化。国家政治之外的力量强大，社会团体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它的自我建构、自我修复能力增强。别看今天游行示威，明天政府危机，社会的弹性机制良好，决不是我们想象的天下大乱局面，形成了社会的有机性和天然层级结构。东欧的社会是一种复合性主体，每一个社会结构都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由于自治社会存在，政治民主化的难度和风险要小得多。
市政广场的作用远远不止在举行公共庆典，更何况他们的公共庆典都是政府出钱来调解社会矛盾的重要补充。在东欧"公共庆典是社会的润滑剂"，这是从希腊罗马延续下来的传统。比如在佛罗伦萨，1899年政府就举行过一次为期9天的谢罪游行，让民众发泄不满；美第奇家族经常在公共庆典上大摆筵席，这是争取市民最好的手段，他们为"自己的财富来源有一部分不正当所得而痛心"，希望通过慈善和谢罪来减轻负罪感；另外也颁布各种名目繁多的"禁奢法"。
广场型文化，把广场作为民意的检测地，不但是娱乐和商业中心，而且是一个批评政府的地方、一个抗议的中心、一个民意的检验中心。它的开放性可以突破封闭状态，它的竞争性是个人展示的平台，它的创造性是人文和艺术大放异彩，增强凝聚力。
与国家层面的政治冷漠相反，社会层面的直接民主大行其道是目前的一个特点，即政党衰落，社会组织兴起。主要特点有：政党大多数党员对党内政治和决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政党的代表性不足；党派制度的狭隘性和意识形态说教性过时；政党与政党的差异在逐步缩小，有趋同的倾向；政党改革的原始动力不足，党内的领导怕政党改革动摇自己的领导地位，政党内部交流很少，在政治活动中忽视了党员的利益，开始走下坡路。而社区中依靠民间自身的力量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成为一种新气象。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靠参加某一个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单一的核心价值已丧失魅力。
反观俄罗斯，虚张声势的强大中有着脆弱的焦虑，俄国的强国家思维对社会结构的再造不利，长期以来被管制的社会是没有自愈能力的，社会的能动性很差，只有索尔仁尼琴等人看到了"管制社会"放开以后带来的人的"自主意识"和"自我负责"的水平存在很大的难题。1993年11月索尔仁尼琴回国后号召人民参与并发展过去的地方自治运动，并定期出版《地方自治通报》，叶利钦于1996年夏天签署了地方自治法令，但是一直成效不显著。
200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以后，俄罗斯又对NGO严加控制，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致使政府与社会呈现两种思维、两种话语。俄罗斯的NGO组织单一，主要集中在环保、慈善、残障方面，由于国家管制，它们在公信力、资源的使用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这类政府操纵下的非政府组织只不过就是政府机关包装下的资源转换的机构罢了，都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官方对它的态度十分功利，只想通过它们赈灾扶贫，吸引外资发展经济，而害怕它横向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团体只是一种垂直型的隶属结构，在社会建设中是以打压社会自主性为主的，导致社会越建越小。就如同没有臭氧层，阳光炙烤大地，而如果人们自主、自愿、自励、自律，从国家人变成社会人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剧变后的东欧总体来说并不太富裕，民众满意度也不尽相同，但是却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比如在物质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鼓励人们多花点时间思考：什么是"较高的生活质量"？对人类而言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人类具有一些共同的原始点，在权力与市场的夹击下如何做到增进团结、消除矛盾、协调社会？怎样提升公共道德？
对文明的思考说来也简单，那就是重现"人文精神、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然化的理论体系"，人不仅仅是物质的动物，它还追求意义，追求崇高，过度夸大和消费的带来的负面效应是：鼓励贪欲容易对人类价值形成误导；地球承载不了人类所有的欲望；罗马帝国的衰亡和中世纪黑死病都是对人类贪欲的惩罚。
东欧经济发展速度看似快于老欧洲，慢于中国，但是比较悠闲和均衡。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过去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国家强力，从人民剥夺财富、资源和自由来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现代化是错误的。而现在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将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它们的提法是，不拜倒在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旗下，坚持超越的信念，保留人类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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