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主政體就是這麼誕生的
在恐怖政治之後
歷經希庇亞斯的獨裁恐怖政治後，雅典人深切感受到必須建立一個能遏止僭主政體的機制，而西元前五〇八年的「克里斯提尼大改革」，正是這個想法的具體實踐。
在希庇亞斯流亡後的政權鬥爭之中，有一位廣受民眾支持而當上執政官的人物，那就是身負政治世家純正血脈的名門貴族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他的祖父是知名的西錫安（Sicyon，位於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ian）半島北部、科林斯西北的城邦）僭主，克里斯提尼自己則是相當於民主派系黨魁的存在。他施行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僭主再度出現、並且確立民主政體。
他首先解散過往有利害衝突的四大部族，再重新編成十個部族。「十部族制」可以提供更多人參政的機會，每一個新部族都包含舊的四大部族成員，讓組成更趨於平均。
然後克里斯提尼再以十部族制為基底，從每個部族各抽選五十人，建立了共計五百人組成的「五百人會議」（boule），視會議為討論國家實際營運事務的場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它防範獨裁的觀點：會議規定成員任期均為一年，且禁止連任，一生也只能再任職一次。
克里斯提尼還採用防堵獨佔公務特權、權利的方針（十人同僚制）。比如他為了避免將軍職（strategoi）獨佔功勳、受眾人擁戴，就改由各部族選出一人，共計十人來共同擔任將軍職。
而這一連串改革都是立基於新設的行政單位「區」（demos）。克里斯提尼統整自古以來已自成共同體的村落，將雅典統治範圍下的阿提卡（Attica）全區重新劃分成規模差不多的一百三十九個區。接著以這些區為基本單位編成十個部族，奠下了克服獨裁的民主政體基石。
各區由區長負責管理區民戶口名簿，只要是上面記錄滿十八歲以上的所有男子，都有參加公民大會的資格。再者，除了全體公民的「公民大會」之外，各區還會召開「區民總會」，在此談論日常生活課題。
不管人民現居雅典何處，所屬區均應歸於創設區域制度之時、其父系祖輩所登錄的區。是以在改革之前，大家原本習慣彼此互稱為「某某之子某某」，改革後就改稱作「某區的某某」了。
「Demos」一詞原指村落、或是在那裡生活的民眾，自克里斯提尼改革以降，便轉為堪當民主政體基石的行政劃分區域。於是「民主」（democracy）一詞就此誕生，意即由「民主式公民團體」（demos）來「統治」（cracy）。
用投票來流放惡人
克里斯提尼執行的各項改革中，最有名的即為「陶片放逐制」（ostracism）。這可說是克里斯提尼對獨裁僭主的防患未然機制，也象徵著他的民主政體目標。
「陶片放逐制」到底是怎樣的制度呢？那就是當雅典公民認為某個人物有化身獨裁者疑慮時，便能將他的名字刻在陶器碎片上提名。如果該名人選的提名陶片超過六千片，即可冠以動搖民主政體的危險人物之名，對他處以最長十年的國外流放。
「陶片放逐」是克里斯提尼改革的重點，似乎也可當成民主政體的代名詞。可是該制度在實際層面上反倒淪為政爭的工具：例如他們會把政敵領袖的名字刻記在陶片上，有時根本無關對方是否有成為獨裁者的危險性，只是單純不滿就在陶片上刻字提名，並且呼朋引伴一起投下流放票。因此陶片放逐制不一定能發揮正確的功能，也就是擔任從獨裁者手中守護民主政體的防波堤。
在現代的選舉，我們是要選出能夠代表公民的合適人選（假如有得選的話），但克里斯提尼想出的系統卻是要選出「應該排除的人」。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在於此乃不記名投票，無從知道誰是告發者，導致陶片放逐制度被利用於派系鬥爭，不是選出對國家有害的危險人物，而是要剔除自己的絆腳石。
這裡似乎又有我們應該學習的教訓了：現今的社群網路服務和網路上，到處充斥光憑真偽不明資訊來貶低討厭對象的言論。這就如同過去用來防範獨裁的陶片放逐制遭到惡意濫用一般，社群網路服務和網路似乎不見得可以導向優良的政治。事實上，關於陶片放逐制能發揮多大功用這點，多數研究者都是抱持否定意見的。
說起曾經被陶片放逐的案例，據傳包含波希戰爭的英雄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內共有十二人。其實克里斯提尼自己也吃過陶片放逐的苦頭，曾被流放了一年。
以上姑且不論，光就他們能刻下欲放逐之人名來投票這一點，即可顯示當時雅典公民書寫文字的狀況。縱使不是全員識字，也足以想像其識字率有多麼高了。說來說去，若是貴族或一部分的平民沒辦法解讀文字，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就無法成立。至於這些刻下公民政治發表意見的陶片（ostracon），我們今天可在雅典的「古市集博物館」（Museum of the Ancient Agora）中看到實物。
戰爭助長民主政體
民主政體起於梭倫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再使其前進了一大步。在西元前四六二年時厄菲阿爾特（Ephialtes）執行的改革中，又將歷史可遠溯自城邦草創時期的貴族委員會「戰神山議事會」的實權剝奪殆盡，改以「五百人會議」和「公民大會」取而代之。在那之後，最低階層公民也被賦予擔任公職的資格，直到西元前五世紀中葉左右時，雅典民主政體的制度終於大致完成。
但是，無論怎麼去整頓制度，只要身為主角的民眾缺乏政治意識，民主政體就難以運作。倘若包含下層公民在內的全體公民沒有萌生肩負國政、自己國家自己經營的自覺，那麼克里斯提尼苦心建構的民主架構也只能是紙上畫的大餅而已。
那麼，雅典究竟是怎麼完成具有真實意義的民主政體呢？其實就是靠「戰爭」製造契機，他們與進攻希臘世界的大國波斯開戰，亦即所謂的「波希戰爭」。
西元前四九〇年的第一次波希戰爭以馬拉松戰役為代表，主要是採陸戰形式。在戰爭中最活躍的正是以重裝步兵之身參戰的富裕公民。誠如前述，一個城邦公民必須身兼防衛國家的戰士，還能自備參戰所必須的武器、裝備。無力自備武器的下層公民，就算從軍也只能做後方支援，從事搬運物資、拉車程度的工作，不能瞭解前線狀況。他們對於波斯是何等強大的國家、本國到底處於何種危機並無實感，也無法提高對國事的興趣或關注，以及身為國家一員的意識。
直到第二次波希戰爭（西元前四八〇年），上述狀況才有了大幅改變。希臘城邦聯軍在馬拉松戰役好不容易取得勝利，而敗給小小城邦的大國波斯企圖一雪前恥，正虎視耽耽地等待機會。果不其然，十年後便爆發了第二次波希戰爭。
第一次波希戰爭以後，雅典為了應付往後戰役而打造戰船，這可歸因於雅典在近郊的勞里安礦山（Laurium）發現了銀礦，並藉礦業開採賺得豐沛的軍用資金。
還有當時的雅典領袖泰米斯托克利亦主張強化海軍力量──儘管雅典國內也有出現要求將開採銀礦所得財富分配給公民的聲音，不過泰米斯托克利告訴他們：波斯先前在陸戰吃了敗仗，接下來肯定會率領海軍再度攻來，所以增強海軍是我們的當前要務。
話雖如此，下層公民卻不知波斯的可怕之處，於是泰米斯托克利施了一計，他告訴大家：敵人就是隔著薩拉米斯灣（Salamis Bay）相對的鄰近島國愛琴娜島（Aegina），好讓民眾眼中看得到一個真實存在的敵人。泰米斯托克利靠著詭辯贏得民眾支持，其海軍主張也成功奏效，為希臘城邦聯軍拿下第二次波希戰爭的勝利。
雅典憑藉海軍力量獲勝這一點，對於完成民主政體來說至關重要。而其中關鍵就在於雅典所擁有總數約一百或兩百艘軍艦的船艦構造。
此時他們打造的雅典戰船叫做「三列槳座戰船」（trireme），船身最下層需要大量的人力來划船。戰船上方是以戰士身分參戰的貴族及富裕公民，無力自備武裝的多數下層公民就擔任下方划槳手。當民眾都成為保家衛國的一員、目睹戰爭現實的時候，他們就會萌生要用自己雙手來守護國家、創建國家的意識──這可是打陸戰時想都想不到的。
第二次波希戰爭的海軍主張成功助長了克里斯提尼所創造的制度，終於能讓雅典民主政體正式運作。我在本書第二部要談的羅馬亦是如此，「參加戰爭」是推動民主化的重大契機。
對現代日本人來說，自然是不願作為戰爭的一員。然而綜觀世界史，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種全面戰爭以前的社會，確實有些歷史案例是採用某種形式參加戰爭，經由擔任國防戰鬥之職來喚起人民對國政的關切，藉以形成公民自覺，並連結其權利主張。
「不苟言笑的男人」及其盛世
以雅典為首的希臘城邦聯軍兩度在大戰中擊敗波斯，雅典也在爾後的伯里克里斯（Pericles）時代確立了民主政體。
伯里克里斯於西元前四四三年的選舉獲選將軍職位，統領著西元前五世紀後半的雅典。他是創建民主政體規範的克里斯提尼姪女之子，也和繼承克里斯提尼改革並持續推進的厄菲阿爾特是好友。
有此一說，伯里克里斯雖是翩翩美男子，還有天生雄辯之才，卻是個「不苟言笑的男人」。關於雅典的民主政體理想目標，伯里克里斯曾留下一段演說，在此向大家介紹：
「我們的政體並非因襲鄰邦的制度，我們不僅追求一個理想，更要成為一個典範。這個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乃是因為權力掌握在多數人手中而非少數人。在我們的國家，當有私人糾紛發生時，依法規定人人都有平等發言的權利。不過一個人是否能以才能卓越出世，並不是依循毫無差別的平等，而是根據世人對其能力之認可，給予相應的高等公眾地位。就算出身貧窮，只要能成為對城邦有益之人，那麼貧困就不會造成他的阻礙。我們將盡情享有自由，且致力於公眾服務；我們無須活在日日相互猜疑的目光之下，可盡情享受自由的生活。即便鄰人追求他的快樂，我們也不會對此生氣，不會對於沒有產生實際損害的事情感到不快、冷眼相待。我的個人生活不會與眾人相互掣肘，然事關公眾之時，便深以違法犯禁為恥。我們總是追隨時任者，尊崇法律，尤其不忘尊重那些保護弱者的法律、以及能喚起眾人羞恥心的不成文規定。」
（修昔底德（Thucydides），《戰史（上）》，久保正彰譯、岩波文庫。）
世界最早的民主政體訴求如此高尚的理想，至今仍留存在我們這些現代人的記憶裡面。
雅典民主政體的光輝五十年
伯里克里斯這番演說的背景所在，乃是採取抽選制度的直接民主政體。雖然有一部分要職是用投票選出，掌管政治、行政的執政官還是由抽籤選出的九人組成合議制。任期以一年為限，不可再度重複擔任。
除此之外，為了能讓貧窮公民獲選民眾法庭陪審員、或五百人會議成員時，能夠安心專注於公務，伯里克里斯還導入了薪水制度。由於薪水乃公費支付，所以也制訂限制公民身分的法律，稱之為「伯里克里斯的公民權法」，規定往後只有雙親皆在雅典出生者才有公民權。但此舉又致使雅典公民權封閉，實際情形我們留到下一章再說明。
伯里克里斯擔任將軍職大約十五年，其前後五十年可謂雅典民主政體的全盛時期。此時已與波斯和解，並在國內實施民主，國力也相當充沛，同時建造了帕德嫩神殿（Parthenon）和海羅德斯阿提卡斯劇場（Odeon of Herodes Atticus）。
那麼，統領雅典民主政體的泰米斯托克利與伯里克里斯，他們跟受到民眾支持而成為僭主的庇西特拉圖，有什麼地方、或是怎樣不同呢？
如前所述，僭主庇西特拉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多數人」民眾的盟友，然而他吸取了「民眾的不滿」，趁勢當上僭主，換句話說，他的統治即因應民粹主義（populism）而起。另一方面，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里斯並未遇上民眾不滿的狀況，他們是明確表達「國家需要什麼」、藉以說服民眾，我認為這種政治手腕即使在世界史上也屈指可數。
庇西特拉圖的獨裁僭主政體也有好的一面，獨裁政體的強項就是高層可以判斷與決定任何事情。只要遇到一位真正賢明的僭主，就不會被民眾的聲音拉著走，可實行國家必要之大事。就像前面所提過的，雅典之所以能在庇西特拉圖的時代擴充國力，或許就是因為他身懷「足以實行獨裁的才能」。
說到底，領袖才能這一點在民主政體上亦同，如果有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里斯之流的領導者應該就是好事。只是一旦沒有他們，民主政體可能就會像溜滑梯下滑般走向衰敗。事實上，雅典在伯里克里斯之後的歷史足跡，就留給我們這樣的教訓。
最重要的是，不管獨裁還民主政體，若喪失優秀的領導者，接下來的有力人士一定會趁勢利用民眾的不滿崛起，釀成淪於民粹之危機。
我絕非忽視民眾的聲音，而是認為經營國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見識，關於這點我將在第二部詳細介紹。羅馬元老院貴族正是上述有識之士的集合，相對地，民眾可能與之匹敵嗎──這個提問從亞里斯多德開始，諸多智者也都做過討論。
作者為歷史學者，專長古代羅馬社會史。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早稻田大學特聘教授。日本的古代西洋史研究雜誌〈KODAI〉的總編輯。任日本西洋古典學會委員、地中海學會常任委員，東大退休後專職寫作。著作甚豐，已出版的繁體中文版有：《地中海世界與羅馬帝國》（八旗出版，2018）、《朕，都在忙什麼？帶你穿越時空讀歷史，一窺三十位君王的那些事兒》（2020）、《想讀通世界史，先讀懂羅馬史：教你快速讀懂長達一二○○年的羅馬帝國興衰史》（2020）、《爆笑世界史：潮讀45位名人反差，帶你一次上手世界史！》（2020）。
名：《獨裁的異議》
作者：本村凌二（もとむら りょうじ）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1年11月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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