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很抱歉，前面關於李澤厚的帖子，網友無法分享，我奉命再貼一個新的。我這種「網絡半殘廢」只能窮應付。李澤厚仙逝，跟余英時絕對不一樣，褒貶立見，我只能說，代溝好深，然而非議李澤厚「告別革命」的人，要么對中國近現代史還陌生，要么渴望「未來革命」而不容清算共產黨這場革命，基本上對「革命」這件事情尚很幼稚就是了。李澤厚「圓圈遊戲」之說，到今天已經顯得有點老皇曆了，但是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這麼明顯的一個大圓圈，不是被李澤厚又一次預言到了？他對中國和中共，從來沒有抱過希望，因為他知道中國還是一個農民大國，剛剛吃飽飯。重發便讓我有機會再說明，此文從《屠龍年代》第二章『燥龍』中抽出，亦讓我回想起來，當年那個焦躁的中國，清醒者無幾人，李澤厚恰是其中一個，而中國在專制底下又在釀造焦躁的新一代，天安門還會寧靜多久？】
『如果沒有韋石之變或當時的北伐，太平天國革命本可成功。當滿清皇帝的個人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時候，倘使光緒是另外一個人，戊戌變法未嘗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凱都短壽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將很不一樣。然而即使那樣，在有著數千年封建重壓而又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上，要邁進工業化社會和實現富強，也仍將百折千迴，歷盡艱險，決不會那麼一帆風順，筆直平坦的。所以，太平天國盡可揮戈直下北京，但仍脫不掉農民戰爭歷史規律的制約，而終於沒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這一規律所支配，是眼界狹隘，滿足即得勝利，停滯、腐化、分裂、爭權奪利等等封建的東西必然浮現的結果。譚嗣同不去找袁世凱，袁世凱不去告密，情況確乎將有不同，但改良派軟弱無力，最終只好依靠封建勢力，而封建反動派決不會輕易容許變法改良，在新舊勢力懸殊的關鍵時刻，「有維新之名」的政客、軍閥必然背叛，如此等等……。』
多麼迷人的歷史玄機！大概就是這些文字，誘惑我一九八六年去拜訪李澤厚 。那是他在文革後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裡寫的一段文字。八○代的人，常常並不迷戀思想，而是醉心「歷史的重複」，也即李澤厚一再感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
在那個時代，我們不是也會這樣問嗎：如果羅斯福派給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不是一個暴躁、尖酸刻薄的人，一九四九年中國或許不會江山變色。一九四七年六月，倘使國軍二十九軍軍長劉勘不是被胡宗南嚴令調開，他就在延安王家灣追上了毛澤東，那麼中國就出不了一個「大救星」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江西廬山的「美廬」，如果毛澤東那天沒有熬夜，而跟一早來訪的彭德懷見面並懇談，也許「廬山會議」繼續「反冒進」而不是突變為「反右傾」，中國就不會一下子餓死三千六百萬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果不是林立果用那架「三叉戟」載林彪、如果林豆豆沒有向周恩來報告，則林彪也許不會倉皇出逃，那麼後來的鄧小平及其「改革時代」，連同「天安門學運」、「六四屠殺」、「中國盛世」都將一筆勾銷……。
我當然知道，其實李澤厚並不在乎這些「如果」，他只是為了引出他那句思想史的結論：「歷史的必然總是通過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現的」。這是他的所謂必然與偶然的辯證法。這個必然，在黑格爾是「絕對精神」，在馬克思是「客觀歷史規律」；在李澤厚，則指明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就從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他在稍後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又提出中國近現代根本沒有自由主義發展的空間，其緣故都是經濟太落後、社會未發育；總之，「經濟基礎」決定其他。
清貧、抑鬱、羅曼蒂克
（李澤厚當時住在和平里9區1號第二棟樓，一層左手單元，我騎自行車去採訪他，而他居然也樂意跟我這麼個剛嶄露頭角的報告文學作家——而非學者——，聊了好幾天，輕微的湖南口音，苦澀的笑意，主要是談他的身世，那苦苦掙扎的少年和青年求學時期，一個家道中落、敏感左傾、極度苦悶的窮學生。）
『我是長沙人，出生在漢口。父親是郵務員，在江西吉安市代理郵政局長任上病故時，還不到四十歲。我隨母親扶靈柩回她的娘家湖南寧鄉鄉下，母親教小學養活全家。四九年春天，她病死在幾百里外教書的地方。父親、母親、祖母去世的時候，我都沒在身邊，創傷很重；還有個堂妹，才十四歲，從床上摔下來死了。所以我性格抑鬱，很少快樂。
『母親病故時，我從師範剛畢業，也失業了。四年師範是在長沙第一師範讀的，我原想讀長沙一中，但要交學費，只好上了一師。那裡比較保守、黑暗，訓導主任很壞。一中開化，有「小湖大」之稱，我就老去那裡借了不少進步書，米丁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翦伯贊的《歷史學大綱》，斯諾的《西行漫記》等，幾個朋友在一起痛駡儲安平的《觀察》 。自己思想上選擇了馬列主義。我們也想搞學潮，沒搞起來，卻被校長訓話、挨打。怕死了國民黨。
『四九年我教了一年小學後，考上武大、北大。我連去北京的路費都沒有，晚到兩個月，學校說「狀元」來了。我是第一名。但是我離家的時候，叔叔死了，留下三個堂妹，都給了人家當養女，我還要撫養其中一個，把三元錢積攢下來寄給她。我離開長沙時，祖母還活著，就買了許多米留給她。到了北京我也想找工作養祖母，找不到，後來祖母也死了。
『那時候樂趣很少。「五．一」、「十．一」，就到天安門廣場，守一夜，很冷，很餓，但是等來黎明，還是很高興。可憐的羅曼蒂克。要不就去東安市場、隆福寺的舊書攤，消磨一天。八分錢買一本英文的《費爾巴哈論》。
『我身體贏弱，在北大得了肺炎，被隔離。到五四年畢業時，肺炎也沒好，還惡化了，北大卻把我分配到上海，硬攆我上路。我在火車上還吐血。華東高教局不接受我，在旅館裡住了二十天，又把我退回北大。』
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
八○代的中國大陸，從思想、文學、藝術、習俗諸方面，皆豔羨西方，是一個思想上「西潮澎湃」、市井裡「港風台雨」斑斕而膚淺的時代。有人梳理學界，以「圈子」界定，李澤厚已被歸入較保守的「中國文化書院」一派，另有「『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和「『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等年輕的新潮派別，銳氣正盛。
但李澤厚「圓圈遊戲」的思想史說法，比其他新潮派更吸引我。大概因為它不太「思想」，更為形象，而且此說涵蓋到八○年代，甚至還會更長遠。他指出，近代史上，農民造反（太平天國）、改良派（戊戌變法）、革命派（辛亥革命），皆未成功，袁世凱復辟，回到封建帝制，是一個圓圈。辛亥革命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強調啟蒙、走出家庭、個性解放，很快被「民族救亡」所壓倒，國共兩黨分別又回到激烈的政治革命，又重復一個圓圈。
更諷刺的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解放」之後，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集體主義」，否定差別泯滅個性、政治上的家長制、排斥西方等等，實際上變成一場「農民革命」的勝利，封建傳統全面復辟。「四人幫」垮臺後，「人的覺醒」、「全盤西化」、科學民主等呼喊，皆回到「五四」當年，不又是一個更大的圓圈嗎？
他在近代、現代兩部『思想史論』中，已經為我們劃了三個「圓圈」。我這裡不妨再續一圈。七○年代末，鄧小平否定文革、「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未幾便「反精神污染」、「批自由化」，八○年代晚期激出學潮後，乾脆武裝鎮壓，此後高壓維穩、鉗制言論、封鎖網路、特務統治，中國大陸倒退至比「文革」前還要落後的體制。
這當中的種種「圓圈」，大圈套小圈，荒謬驚駭，試列舉如下：
政治上從「廢除終身制」倒退至「八老拍板」、「垂簾聽政」；從「幹部知識化年輕化」倒退至一口氣指定「兩代接班人」、「太子黨」掌權；從廢除「反革命罪」倒退至「秘密羈押」合法化。
在佔有制上，從全民所有制倒退至「權貴資本主義」；從四九年剝奪「一小撮」地主資本家，倒退至兩千年之後剝奪中國十幾億人民；從「解放」前抨擊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文革中毛澤東號召「打倒走資派」，倒退至毛的繼承人「八老」 家族的26個後代（紅色貴族）控制整個中國的經濟命脈……。
若再放大一點視角，這個「圓圈遊戲」，則是從毛澤東的「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倒退至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度」；而陳雲的所謂「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靠得住」，則不僅突破了毛澤東的「黨天下」，也倒退至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甚至就是滿清「八旗制度」的「族天下」。
李澤厚強調的「必然性」（經濟基礎），邏輯地延續到世紀末他強調的「經濟為本」、「大家不愁飯吃」、「不要關心政治」（與劉再復對談《告別革命》）。其實，不是連西方政治領袖（如克林頓總統）關於經濟發展必定給中國帶來「民主化」的預言也落空了嗎？整個西方的「現代化論說」，都套不上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之後，竟未能產生一個有政治訴求的「中產階級」，而全國三十萬個「千萬富豪」只占總人口的0.023%，貧富差距從改革初期的4.5：1擴大到12.66：1，基尼係數突破警戒線。「吃飽飯」與「基尼係數」，孰者保守激進？哪個更準確地描述「經濟基礎」？
下放、顧準、徐懋庸
『在北大，兩年的《聯共布黨史》 聽得煩透了，我開始反感蘇聯那一套，蘇聯專家大罵黑格爾，水平很低。大家爭當蘇聯專家的研究生，選不上就苦惱，我很開心，自己另找一套來研究。
『五四年從上海退回來，五五年才到哲學所，第一號工作證。七月份開始「肅反」，解放後第一次整知識份子，很厲害，我差點兒被打成「胡風分子」，禍從天降。後來公安局查證，我跟胡風沒有任何關係，但「思想反動」，我也寫了幾萬字的檢討，直到五七年反右前，才做結論。至今也沒給我平反。
『我在哲學所總是被下放勞動。五七年冬天是第一次下放，勞動一年，到河北贊皇縣，是太行山區，很苦，但鄉親們對我們很好，晚上給我們柿子、核桃吃。接下來又調到太行山腳下一個更遠的村子王家坪，幹活不知道偷懶，擔一百斤能走兩里地。工資十八元，老百姓問是一年還是一個月的？
『到五八年夏天大躍進開始了，別人都去大煉鋼鐵，我表現不好留在農村繼續改造。跟我一塊留下的還有徐懋庸 ，就是那位跟魯迅有過交鋒的雜文家，武大副校長，打成右派後放到我們哲學所來。還有一位顧準 ，八級幹部，也是右派，是經濟所的，一邊勞動一邊還在當地搞調查、做筆記。這次是最苦的，勞動太累就沒有思想了。也不能洗澡，棉毛衫被汗水結成馬糞紙一樣，那年我二十八歲。
『六〇年又下放到山東兗州，一個叫大雨居村的地方，離曲阜很近。這次真正嘗到了饑餓，一天吃幾個生白薯，比老百姓吃得都差，一身浮腫，白天還要人拉犁。我帶了幾本詩詞，晚上躺在秫秸上琢磨阮籍的詩，耳朵裡也傳來火車隆隆聲。離鐵路很近。撤回城裡的時候，連路都走不動了。
救亡壓倒啟蒙
『我進北大後，一年級就開始研究譚嗣同，後來轉向康有為，三、四年級寫成〈康有為和大同書〉；五五年六月，由任繼愈 推薦發表於《文史哲》。五○年代，文章能上《文史哲》、《新建設》很難的。』
李澤厚談起他的學術生涯，才開始眉飛色舞。他說任繼愈是他的恩師，把借書證給他用，一次能借三十本書（學生只能借五本）；有時候還接濟他錢，五塊、十塊的，他寄給長沙的堂妹；「我一生敬重他。」
五五年「肅反」中他挨整一年，卻寫出七篇近代史人物論文，五七年合集交上海出版，「當時哲學所很多人，連文章都沒發表過。」蘇聯漢學家齊赫文斯基有一本關於康有為的書，在序言裡提到「中國年輕的史學家李澤厚」，而他當時只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實習研究員」。儘管他的戊戌人物研究在中國已是最高學術水平，然而1958年召開的「戊戌變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他根本沒有資格參加。五○年代中國史學界，仍是范文瀾、吳玉章這些「解放區來的」史學家的天下。
李澤厚的思想史研究，顯然被限制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內，但他達至的那個著名結論「救亡壓倒啟蒙」，在中國大陸史學界則顯然是「石破天驚」。他起步就從康、譚 拎出一條線索，真真是激蕩近代中國百年的一個命脈——旅居美國的史學家余英時，也是從康、譚發端，梳理至「五四」以降，提出「中國近代以來的激進化思想」，在學界和民間均影響巨大。另一位旅美思想史家林毓生，從「五四精神」剝離出一個「全盤反傳統思想」，最終也追溯到康、譚。儘管李澤厚的「救亡」，在余英時那裡恰好是「狂飆激進」的淵籔；而他的「啟蒙」，在林毓生那裡偏又正是「反傳統」的肇因。
每次從李澤厚家出來，我跌進北京的暮色裡，蹬著自行車，隨著車流往家趕，卻不免心潮澎湃。我這一代中國人，剛剛經歷了短促的三十年閉關鎖國、饑餓貧窮、運動折騰、冤獄遍地，到八○年代天亮醒來，只覺得七十年前的那個「五四」，猶如一輪日出，乃是現代中國的一個清清亮亮的開端，卻被一撥又一撥軍閥、獨夫、梟雄輪番玷污、遮蔽了！在天蠻地荒之後，五四巨靈們又豈是我們可以望其項背的？這是我們唯一夠（搆）得著的歷史遺產。我們拒絕得了「五四」嗎？
正是從「五四」那裡，穿越七十年時間隧道，神秘地傳來一股感應，八○年代知識份子都開始談起「文化」來，隱隱地又彷彿是一種「救亡」的氛圍。而且，大家都覺得談「文化」正是一種「啟蒙」，啟「封閉」、「落後」、「病弱」之蒙，同時也是「救亡」，救文明之亡、人文之亡、人性之亡；不啟蒙才會「亡」呢！
這大概就是被稱作「思潮」的東西，但要到幾年以後，經歷了那次「文化熱」，以及接踵而來的一場政治流血，我才會明白。1986年，我寫了〈沉思在文明暮色中的哲人——李澤厚剪影〉，發表在《報告文學》雜誌6月號。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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